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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官方话语中认为“全球化”这一词汇的特征是：经济界定与机遇论。这种界定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完美契合，因此迅速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一面旗帜。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进程主要包括改革国内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WFO以及参与和引导区域合作等。这其中经历了波折，也存在不足。我们要注意平衡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政府 界定 实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05-05
关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研究文献已经很多，但集中围绕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界定及其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美国学者莫尔几年前进行过很好的探索。以此为启发，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官方话语中全球化这一词汇的特征，接着回顾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历程，并对之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评析，最后就未来的中国全球化界定与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语言中是在1996年，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到：“世界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一年后，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之后，在十五大第三次全会和第五次全会的公报中，“全球化”再次出现：“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次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是适时和必要的”。
上面几个场合的用法为全球化词汇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一位美国学者曾对1994—2002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统计，发现“全球化”在1996年出现过3次、1997年1次、1998年3次、1999年1次、2000年3次、2001年5次、2002年2次。另一位美国学者对1990—2000年的《人民日报》进行了统计，结论是“多极化”逐步让位于“全球化”。显示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核心词汇。
以2002年和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共四次使用全球化。在报告的开始部分，他说：“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在第四部分他谈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球化在第九部分出现了两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也出现了四次全球化，而且也都是“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第二次出现在第三部分：“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第十一部分，胡锦涛两次使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从上述这些重要文件和讲话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全球化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全球化仅指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具体而言，就是指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经济、科技全球化”。十五大后，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谷源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专论，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界定：“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所谓经济全球化系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使国家间的经济关联性和依存性不断增强。它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后，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全球化的代名词，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均使用“经济全球化”。此外，笔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上“外交动态”栏目中的50次“重要讲话”(2006年9月到2008年2月)进行了检索分析，发现其中的22次都提到了“全球化”，含“全球化”字样8次、“经济全球化”43次。而8次的“全球化”之中，3次有间接的经济界定。也就是说，在51次“全球化”的使用中，46次都指“经济全球化”。
第二，突出经济全球化是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退一步讲，它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潮流。这种机遇论存在于全球化词汇的使用之初，即便是在“全球化新时代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江泽民仍然强调它对中国的正面作用及其不可避免性：“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潮流，经济全球化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任何国家也不能回避。……我们必须坚定实施开放政策，跟上全球化，有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外交部长唐家璇也称：“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中，经济日益全球化，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就必须采取开放政策……作为一个崛起的巨大市场，中国将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列，甚至更要积极地向世界开放。”同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其中说道：“我们只有在向外部世界开放的环境下发展这些工业，捷径是利用外资以及与拥有充分资金和技术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变成这些公司的外国生产基地，并成为他们全球生产线以及国际销售系统中的一环。……这种机会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所没有的。”在2000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再次表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不可避免的结果”。十六大报告同样明确声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呼吁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文件还称之为“历史潮流”。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机遇论之说在近几年有所调整，即在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指出其双刃剑作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四次提到经济全球化，三次都在强调如何抓住 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回避其消极影响。他坦言：“经济全球化，既给各国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回顾整个过程，全球化的经济界定和机遇论之说仍然是两个突出的特点。
二、中国的全球化实践
为什么以经济界定和机遇论为主导的全球化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核心词汇?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成为官方话语之前，中国政府早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实践，而全球化只不过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归纳和总结。有学者就指出，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有着其内在的全球化逻辑”。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总体战略下，以全球化这一词汇进入官方话语为分水岭，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实践是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与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的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期全球化经济界定与机遇论之说的思想源头，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就此全面拉开：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进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
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为对外经济体制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是降低关税和鼓励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的法定平均关税是56％，到1985年降为43％，20世纪90年代末降至15％；在对进口商品的管制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一半的进口商品都需要配额和许可证，1992年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15％，90年代末再降到10％以下；拥有外贸授权的公司在1978年只有12家，1985年增至800家，以后逐年增加，1998年高达2.3万家；关税收入占进口额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1978年是15％以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快速下降，到1994年降至3％。通过不断改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年增长，1978年为206亿美元，1989年增至1028亿美元，1994年突破2000亿美元，到1998年已高达3239亿美元。在利用外资方面，由于国内政策与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到1994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总之，由于外贸体制的持续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不但融入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方面。据有关学者的分析，从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间，中国在各种正式的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从21个增加到52个，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资格从71个剧增至1163个。美国学者江忆恩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上从实质性地孤立于国际组织变成了参与80％这些组织的状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小二乘回归法，他测算出中国应当参与国际组织的标准(预期参与量)，通过与实际参与率的比较，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参与率尽管持续上升，但却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整个90年代则显著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中国在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与军控、民族自决以及人权等五项主要国际规范中的表现逐一对比后，他的最终结论是“中国看起来比过去更多地遵守现存国际社会(规范)”。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日益接受并遵守相关国际规则是对外开放的要求，反过来，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对外贸易活动所带来的利益又增加了中国对开放战略的信心与动力。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和规范变化是两个相互加强的机制，“中国越是融入地区与全球机制的网络，其领导人遵从这些机制的普遍性共识的信仰和期望就会越多”。这样，参与国际机制与全球化实践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中国的全球化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实践始于全球化词汇正式进入官方话语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政策更为明显。依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说法，中国的“十五”计划本身“就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计划”。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加入WTO以及履行相关承诺；二是适应全球化新发展，参与和引导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在这一时期继续参与国际组织。根据国际协会联盟的统计，到2003年，中国已经参与全球协定性国际政府间组织的61.19％(全世界国家平均参与率为44.98％)，数目达41个(世界各国平均参与数是30)，在全球国家中排名第12。但最突出的例证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相关承诺的履行。中国的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之路始于1986年，尽管很早就采取了很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成立后，提高了新成员加入的门槛，加之中美关系进入动荡和脆弱时期，围绕这一问题的中美交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不但遭遇了诸如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的美国国内政治影响，还经历了1995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准入条件上的协同压力，“至少在1997年中之后，美国贸易代表非正式地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协调，分享中国给予他们开出的各种条件，以确保对中国采取一致的回应”。但面对这些压力，中国依然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继续作出一系列让步。“在1999年与美国进行的关键的最终双边谈判中，中国同意了最终要加进WTO准入一揽子条件的额外的市场开放承诺。在此过程中，中国同意了一套远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准入苛刻得多的条件。实际上，在一些特定方面，中国所承诺的开放超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要求。”中国的努力甚至得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的肯定，她说中国在开放其分配体系方面的承诺“实际上比任何一个WTO成员国的承诺都更广泛”。
如果说坚持入世体现了中国拥抱全球化的决心，那么人世后的表现则充分表明了中国实施全球化的决心。就连美国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结合中国加入WTO之前和加入WTO之后的改革，大概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最开放和最受欢迎的，中国已经履行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服务行业的开放承诺。只有一些少数的成员国才接近于完成这一标准。”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专家也表示：“中国已经从一个全球化最大的反对者、对我们所创立的全球机制的最大扰乱者转变成为这些机构的效忠成员与全球化的拥护者。它现在是一个远比日本开放的 经济体，其各种制度的全球化程度是明治日本以来的所有大国中看不到的……中国对全球化的信任超过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中国的成功完全符合‘改革开放’，也就是完全与全球化相一致。”简言之，中国入世五年的表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WTO的时任以及现任总干事都对中国的表现十分满意而给出高分。
这一时期中国全球化实践的第二个体现是中国积极参加和引导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区域合作浪潮。从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签订开始，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和新西兰、智利、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而已经公开宣布有意愿或已经正式启动谈判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更多达数十个。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初见端倪。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
最能体现这种政策的当属中国与东亚的合作。在东盟十国与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的10+3为代表的东亚合作中，中国不但积极参与，而且还承担起了新引擎的角色。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增长为东亚各国的合作提供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基础。有学者干脆认为东亚经济区域主义与中国经济日益扩大的对外联系是一回事，“一个有力的亚洲区域主义看起来更多反映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这种崛起影响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光是东亚的国家。……如果在分析中刨除中国，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趋势就要缓和得多了。”“日益崛起的区域内贸易的更多证据是由于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一个不只是影响(东亚)地区而是影响整个世界的现象。”第二，中国积极主动地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减缓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与蔓延。中国还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主动并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第三，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迅速推进，不但为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更导致了日本、韩国以及域外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大国的跟进。而近两年来热炒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概念，更是美国政府对东亚地区合作发起的较为全面的综合回应。从10+1到10+3到10+6的东亚峰会，再到美国的FTAAP，由中国东盟合作所激发的“东亚竞争性区域主义”启动了从东亚到亚太乃至全球的合作浪潮。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支主要推动力量。
三、评析与建议
事实证明，中国30年的全球化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与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判断和驾驭休戚相关。尽管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定义、内容、方向以及影响都存有争议，但全球化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发展不可否认。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强调经济全球化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此外，强调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国所奉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完美契合。因而，经济界定和机遇论之说的全球化有助于统一思想，发挥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因为这样，大力推进全球化的中国政府能够克服内外压力，不但确保了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也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人世方面曾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和分歧。即便是在中美协定签署后且中国入世已成定局的时候，有学者发现2000年中国国内关于人世的争论已经和对全球化的争论相互交织，并担忧中国会发生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对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顶住压力选择人世的问题，学术界有着多种解释。作者认为决策层内经济与机遇论界定的全球化共识发挥了根本作用。龙永图在当时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中国加入WTO，可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助于中国按国际通行的规则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竞争力；还可以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因此，中国加入WTO是向全世界作出的遵守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市场的庄严承诺，是中国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准备。”。朱镕基总理也表示人世是整个改革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认为来自WTO成员的竞争压力也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发展更快和更为健康的中国民族经济。在此，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合二为一，统一在人世的全球化实践中。
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这一界定及其成功实践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赞誉。俞可平指出：“当不少中国学者还在怀疑全球化是不是一个客观进程、是利大还是弊大、是否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迅速地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两名对中国人世绩效进行全面研究的美国学者也得出结论：“中国拥抱全球化增加了其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增进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也惠及了全球的消费者。中国领导人在追求这种全球化政策时，令人钦佩地融合了勇气和实用主义。”
但是，反思中国政府经济单维界定和突出机遇论的全球化及其实践，也同样发现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当代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会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和治理、军事事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与背后支撑这种体系的大国紧密相连，就连当代全球化代言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都坦言冷战后时代的这一轮全球化就是“美国化”。0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对全球化只进行经济的单维界定与一味突出机遇论不但不完整，而且可能导致对相关问题与挑战的认识不足，例如可能会忽略这种全球化给中国政治、安全、文化、社会等领域带来的各种影响，甚至进而妨碍整体政策的配套协同以及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应对。有意思的是，美国著名的皮尤民调中心在2008年6月做过一项调研，发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的认同都有所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全球化实践中，中国政府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注意全球化在中国非经济领域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各种非经济影响，并对上述两种影响的现状进行系统调研与评估，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其次，注意平衡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能只将经济全球化双刃剑的简单说法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即便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问题与挑战也已经显现：如有人提出“现在很难充分预测开放其服务行业的全面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作出如此程度市场准入的先例历史上鲜有。服务行业的世界领先公司的大量融入，可能会阻止中国发展出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的双重经济。这样的前景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再如近年来中国持续猛增的外贸依存度，也同样引发了政府内外的讨论与争鸣。还有，几乎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且一轮接一轮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让每个国家都开始反思金融全球化。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经济全球化在未来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会逐步增加而不是减少。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全球化本身是由每个选择参与其中的国家及其政策的互动所建构的一个进程，而机遇论之说的全球化多多少少反映出中国政府对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中国不但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为全球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当今全球化的一个制造者与推手。理解这一点对中国的未来全球化实践很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下一步的全球化实践中，中国政府不但要考虑全球化如何为我所用的问题，同时也应关注中国如何引导和协调全球化的发展，使之促进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和福祉。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政府 界定 实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05-05
关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研究文献已经很多，但集中围绕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界定及其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美国学者莫尔几年前进行过很好的探索。以此为启发，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官方话语中全球化这一词汇的特征，接着回顾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历程，并对之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评析，最后就未来的中国全球化界定与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语言中是在1996年，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到：“世界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一年后，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之后，在十五大第三次全会和第五次全会的公报中，“全球化”再次出现：“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次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是适时和必要的”。
上面几个场合的用法为全球化词汇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一位美国学者曾对1994—2002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统计，发现“全球化”在1996年出现过3次、1997年1次、1998年3次、1999年1次、2000年3次、2001年5次、2002年2次。另一位美国学者对1990—2000年的《人民日报》进行了统计，结论是“多极化”逐步让位于“全球化”。显示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核心词汇。
以2002年和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共四次使用全球化。在报告的开始部分，他说：“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在第四部分他谈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球化在第九部分出现了两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也出现了四次全球化，而且也都是“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第二次出现在第三部分：“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在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第十一部分，胡锦涛两次使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从上述这些重要文件和讲话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全球化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全球化仅指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具体而言，就是指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经济、科技全球化”。十五大后，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谷源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专论，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界定：“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所谓经济全球化系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使国家间的经济关联性和依存性不断增强。它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后，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全球化的代名词，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均使用“经济全球化”。此外，笔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上“外交动态”栏目中的50次“重要讲话”(2006年9月到2008年2月)进行了检索分析，发现其中的22次都提到了“全球化”，含“全球化”字样8次、“经济全球化”43次。而8次的“全球化”之中，3次有间接的经济界定。也就是说，在51次“全球化”的使用中，46次都指“经济全球化”。
第二，突出经济全球化是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退一步讲，它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潮流。这种机遇论存在于全球化词汇的使用之初，即便是在“全球化新时代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江泽民仍然强调它对中国的正面作用及其不可避免性：“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潮流，经济全球化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任何国家也不能回避。……我们必须坚定实施开放政策，跟上全球化，有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外交部长唐家璇也称：“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中，经济日益全球化，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就必须采取开放政策……作为一个崛起的巨大市场，中国将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列，甚至更要积极地向世界开放。”同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其中说道：“我们只有在向外部世界开放的环境下发展这些工业，捷径是利用外资以及与拥有充分资金和技术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变成这些公司的外国生产基地，并成为他们全球生产线以及国际销售系统中的一环。……这种机会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所没有的。”在2000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再次表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不可避免的结果”。十六大报告同样明确声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呼吁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文件还称之为“历史潮流”。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机遇论之说在近几年有所调整，即在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指出其双刃剑作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四次提到经济全球化，三次都在强调如何抓住 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回避其消极影响。他坦言：“经济全球化，既给各国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回顾整个过程，全球化的经济界定和机遇论之说仍然是两个突出的特点。
二、中国的全球化实践
为什么以经济界定和机遇论为主导的全球化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核心词汇?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成为官方话语之前，中国政府早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实践，而全球化只不过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归纳和总结。有学者就指出，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有着其内在的全球化逻辑”。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总体战略下，以全球化这一词汇进入官方话语为分水岭，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实践是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与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的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期全球化经济界定与机遇论之说的思想源头，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就此全面拉开：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进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
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为对外经济体制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是降低关税和鼓励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的法定平均关税是56％，到1985年降为43％，20世纪90年代末降至15％；在对进口商品的管制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一半的进口商品都需要配额和许可证，1992年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15％，90年代末再降到10％以下；拥有外贸授权的公司在1978年只有12家，1985年增至800家，以后逐年增加，1998年高达2.3万家；关税收入占进口额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1978年是15％以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快速下降，到1994年降至3％。通过不断改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年增长，1978年为206亿美元，1989年增至1028亿美元，1994年突破2000亿美元，到1998年已高达3239亿美元。在利用外资方面，由于国内政策与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到1994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总之，由于外贸体制的持续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不但融入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方面。据有关学者的分析，从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间，中国在各种正式的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从21个增加到52个，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资格从71个剧增至1163个。美国学者江忆恩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上从实质性地孤立于国际组织变成了参与80％这些组织的状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小二乘回归法，他测算出中国应当参与国际组织的标准(预期参与量)，通过与实际参与率的比较，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参与率尽管持续上升，但却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整个90年代则显著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中国在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与军控、民族自决以及人权等五项主要国际规范中的表现逐一对比后，他的最终结论是“中国看起来比过去更多地遵守现存国际社会(规范)”。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日益接受并遵守相关国际规则是对外开放的要求，反过来，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对外贸易活动所带来的利益又增加了中国对开放战略的信心与动力。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和规范变化是两个相互加强的机制，“中国越是融入地区与全球机制的网络，其领导人遵从这些机制的普遍性共识的信仰和期望就会越多”。这样，参与国际机制与全球化实践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中国的全球化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实践始于全球化词汇正式进入官方话语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政策更为明显。依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说法，中国的“十五”计划本身“就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计划”。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加入WTO以及履行相关承诺；二是适应全球化新发展，参与和引导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在这一时期继续参与国际组织。根据国际协会联盟的统计，到2003年，中国已经参与全球协定性国际政府间组织的61.19％(全世界国家平均参与率为44.98％)，数目达41个(世界各国平均参与数是30)，在全球国家中排名第12。但最突出的例证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相关承诺的履行。中国的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之路始于1986年，尽管很早就采取了很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成立后，提高了新成员加入的门槛，加之中美关系进入动荡和脆弱时期，围绕这一问题的中美交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不但遭遇了诸如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的美国国内政治影响，还经历了1995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准入条件上的协同压力，“至少在1997年中之后，美国贸易代表非正式地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协调，分享中国给予他们开出的各种条件，以确保对中国采取一致的回应”。但面对这些压力，中国依然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继续作出一系列让步。“在1999年与美国进行的关键的最终双边谈判中，中国同意了最终要加进WTO准入一揽子条件的额外的市场开放承诺。在此过程中，中国同意了一套远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准入苛刻得多的条件。实际上，在一些特定方面，中国所承诺的开放超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要求。”中国的努力甚至得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的肯定，她说中国在开放其分配体系方面的承诺“实际上比任何一个WTO成员国的承诺都更广泛”。
如果说坚持入世体现了中国拥抱全球化的决心，那么人世后的表现则充分表明了中国实施全球化的决心。就连美国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结合中国加入WTO之前和加入WTO之后的改革，大概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最开放和最受欢迎的，中国已经履行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服务行业的开放承诺。只有一些少数的成员国才接近于完成这一标准。”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专家也表示：“中国已经从一个全球化最大的反对者、对我们所创立的全球机制的最大扰乱者转变成为这些机构的效忠成员与全球化的拥护者。它现在是一个远比日本开放的 经济体，其各种制度的全球化程度是明治日本以来的所有大国中看不到的……中国对全球化的信任超过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中国的成功完全符合‘改革开放’，也就是完全与全球化相一致。”简言之，中国入世五年的表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WTO的时任以及现任总干事都对中国的表现十分满意而给出高分。
这一时期中国全球化实践的第二个体现是中国积极参加和引导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区域合作浪潮。从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签订开始，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和新西兰、智利、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而已经公开宣布有意愿或已经正式启动谈判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更多达数十个。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初见端倪。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
最能体现这种政策的当属中国与东亚的合作。在东盟十国与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的10+3为代表的东亚合作中，中国不但积极参与，而且还承担起了新引擎的角色。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增长为东亚各国的合作提供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基础。有学者干脆认为东亚经济区域主义与中国经济日益扩大的对外联系是一回事，“一个有力的亚洲区域主义看起来更多反映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这种崛起影响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光是东亚的国家。……如果在分析中刨除中国，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趋势就要缓和得多了。”“日益崛起的区域内贸易的更多证据是由于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一个不只是影响(东亚)地区而是影响整个世界的现象。”第二，中国积极主动地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减缓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与蔓延。中国还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主动并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第三，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迅速推进，不但为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更导致了日本、韩国以及域外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大国的跟进。而近两年来热炒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概念，更是美国政府对东亚地区合作发起的较为全面的综合回应。从10+1到10+3到10+6的东亚峰会，再到美国的FTAAP，由中国东盟合作所激发的“东亚竞争性区域主义”启动了从东亚到亚太乃至全球的合作浪潮。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支主要推动力量。
三、评析与建议
事实证明，中国30年的全球化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与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判断和驾驭休戚相关。尽管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定义、内容、方向以及影响都存有争议，但全球化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发展不可否认。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强调经济全球化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此外，强调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国所奉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完美契合。因而，经济界定和机遇论之说的全球化有助于统一思想，发挥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因为这样，大力推进全球化的中国政府能够克服内外压力，不但确保了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也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人世方面曾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和分歧。即便是在中美协定签署后且中国入世已成定局的时候，有学者发现2000年中国国内关于人世的争论已经和对全球化的争论相互交织，并担忧中国会发生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对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顶住压力选择人世的问题，学术界有着多种解释。作者认为决策层内经济与机遇论界定的全球化共识发挥了根本作用。龙永图在当时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中国加入WTO，可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助于中国按国际通行的规则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竞争力；还可以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因此，中国加入WTO是向全世界作出的遵守国际规则、逐步开放市场的庄严承诺，是中国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准备。”。朱镕基总理也表示人世是整个改革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认为来自WTO成员的竞争压力也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发展更快和更为健康的中国民族经济。在此，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合二为一，统一在人世的全球化实践中。
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这一界定及其成功实践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赞誉。俞可平指出：“当不少中国学者还在怀疑全球化是不是一个客观进程、是利大还是弊大、是否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迅速地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两名对中国人世绩效进行全面研究的美国学者也得出结论：“中国拥抱全球化增加了其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增进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也惠及了全球的消费者。中国领导人在追求这种全球化政策时，令人钦佩地融合了勇气和实用主义。”
但是，反思中国政府经济单维界定和突出机遇论的全球化及其实践，也同样发现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当代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会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和治理、军事事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与背后支撑这种体系的大国紧密相连，就连当代全球化代言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都坦言冷战后时代的这一轮全球化就是“美国化”。0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对全球化只进行经济的单维界定与一味突出机遇论不但不完整，而且可能导致对相关问题与挑战的认识不足，例如可能会忽略这种全球化给中国政治、安全、文化、社会等领域带来的各种影响，甚至进而妨碍整体政策的配套协同以及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应对。有意思的是，美国著名的皮尤民调中心在2008年6月做过一项调研，发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的认同都有所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全球化实践中，中国政府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注意全球化在中国非经济领域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各种非经济影响，并对上述两种影响的现状进行系统调研与评估，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其次，注意平衡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能只将经济全球化双刃剑的简单说法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即便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问题与挑战也已经显现：如有人提出“现在很难充分预测开放其服务行业的全面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作出如此程度市场准入的先例历史上鲜有。服务行业的世界领先公司的大量融入，可能会阻止中国发展出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的双重经济。这样的前景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再如近年来中国持续猛增的外贸依存度，也同样引发了政府内外的讨论与争鸣。还有，几乎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且一轮接一轮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让每个国家都开始反思金融全球化。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经济全球化在未来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会逐步增加而不是减少。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全球化本身是由每个选择参与其中的国家及其政策的互动所建构的一个进程，而机遇论之说的全球化多多少少反映出中国政府对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中国不但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为全球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当今全球化的一个制造者与推手。理解这一点对中国的未来全球化实践很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下一步的全球化实践中，中国政府不但要考虑全球化如何为我所用的问题，同时也应关注中国如何引导和协调全球化的发展，使之促进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和福祉。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