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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肺炎病人求助的微博超话,很难不看到这样一群人。
他们不是新冠肺炎病人,却因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医疗紧缺、物流停滞、出行管制,而走到了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是白血病患者、肿瘤病人、癌症病人、肾病患者……我很快学习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作肺炎时期的“次生危机”。
手机滑过一条条求助的微博,好像在路过一个混乱的战场,随手捡起就是一条生命,她跟你求救,但你不知道应该把她抱到哪里去。
2月9日,我发现了一位白血病患者的母亲,她发微博说女儿因为无法获得治疗想“安乐死”,丈夫哭得很伤心。我给她发送私信,告知身份,也许我可以提供帮助,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没有获得回应。我担心她错过了我的私信,便在她最新微博下发布评论,也许是我的记者身份和采访请求,她还是没有回复我。当时她的微博评论数目,加上我,一共是5条。
我起身站了一会儿,大约10分钟,再打开微博,收到点赞、评论、@转发,超过千条,而且数字在不停地跳动、增加。她的求助微博火了,我的评论成为了最高赞评论,这个快速增长的数字令我惶恐。可我点开后细看,最开始的网友都在劝说这位母亲接受我的采访,但慢慢地,人变多了之后,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这个时候还想着采访?”“阿姨,不要采访,有人血馒头。”到最后,指责的声音变成了大多数。
对记者以恶来揣度,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毕竟很多时候,有些媒体没干什么好事。
一件令我当时欣喜,事后想来却有些难过的事情发生了。
在我被越来越多的网友鞭策、质疑的时候,一位女孩私信给我,她想看我的记者证,说需要我的帮助。
她向我介绍了湖北的血友病群体,数百个病友家庭在抗疫时的日渐焦灼。
这里有被拐卖后辗转寻回的3岁小病友,有刚学会打针右手扎左手的10岁小病友,也有刚开始能够自己站立、挣钱的20岁病友,有突然大出血病危的大学生病友,有为其他病友做志愿服务的中年病友,还有大年初一去世了的老年病友。他们的家人都跟我说,“缺药、缺药”,救命的药。
因为疫情,过去给他们开药的门诊都被征用为发热门诊,过去诊治他们的医生也奔赴了前线救治新冠肺炎病人,他们找不到药,找不到医生,甚至出不去门。
于是,我开始采访。
这一次的报道,找寻采访对象比我想象中容易太多,我采访的人数也比平常采访数量更多,一个又一个病人自己走到我面前,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困难,密集地向我扑来。
我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悲伤的门。采访进行到中段,不知是疲惫还是情绪低落,我开始发生连续的耳鸣。但是好在采访对象非常乐观,在采访一位宜昌病友的时候,好几次我哭了,他又把我逗笑了。我永远记得他说,“37岁还能站着,已经非常满意了。”我感受到了血友病人的心意,如果不是危及生命、有很大的致残风险,他们不愿意给社会增添一丝麻烦。
我也看到,在我们国家,即使在平日里,在目前的医保体系之下,每一个血友病人的站立,背后都有极高的经济和精神支出。他们的站立,如此来之不易,却可能熬不过一场疫情的攻击。
为什么不在特殊时期,也为血友病人留下一条活路呢?大部分的血友病人只是需要取药而已,注射基本也都能自己完成,只要给药,他们就能和普通人一样窝在家里,平安度过疫期。但不给药,他们的家庭就只有两条路:出去闯、在家“忍”,两条路都不是活路。
当然,面临如此困境的,不只是血友病人,还有其他的慢性病人、罕见病患者。
后来有一些其他的病人,也陆续给我发私信,向我求助。随着报道发出后,湖北血友病人逐渐被关注,2月22日,武漢市内血友病人“没有药”的困境,被初步解除。我却没能再采访更多的其他病人,我对他们的困难深怀愧疚,渐渐多,又渐麻木。
他们像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个女孩一样,继续在热门微博下游荡,寻找救命稻草,发出的求助声微弱,甚至虚无缥缈。
他们不是新冠肺炎病人,却因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医疗紧缺、物流停滞、出行管制,而走到了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是白血病患者、肿瘤病人、癌症病人、肾病患者……我很快学习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作肺炎时期的“次生危机”。
手机滑过一条条求助的微博,好像在路过一个混乱的战场,随手捡起就是一条生命,她跟你求救,但你不知道应该把她抱到哪里去。
2月9日,我发现了一位白血病患者的母亲,她发微博说女儿因为无法获得治疗想“安乐死”,丈夫哭得很伤心。我给她发送私信,告知身份,也许我可以提供帮助,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没有获得回应。我担心她错过了我的私信,便在她最新微博下发布评论,也许是我的记者身份和采访请求,她还是没有回复我。当时她的微博评论数目,加上我,一共是5条。
我起身站了一会儿,大约10分钟,再打开微博,收到点赞、评论、@转发,超过千条,而且数字在不停地跳动、增加。她的求助微博火了,我的评论成为了最高赞评论,这个快速增长的数字令我惶恐。可我点开后细看,最开始的网友都在劝说这位母亲接受我的采访,但慢慢地,人变多了之后,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这个时候还想着采访?”“阿姨,不要采访,有人血馒头。”到最后,指责的声音变成了大多数。
对记者以恶来揣度,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毕竟很多时候,有些媒体没干什么好事。
一件令我当时欣喜,事后想来却有些难过的事情发生了。
在我被越来越多的网友鞭策、质疑的时候,一位女孩私信给我,她想看我的记者证,说需要我的帮助。
她向我介绍了湖北的血友病群体,数百个病友家庭在抗疫时的日渐焦灼。
这里有被拐卖后辗转寻回的3岁小病友,有刚学会打针右手扎左手的10岁小病友,也有刚开始能够自己站立、挣钱的20岁病友,有突然大出血病危的大学生病友,有为其他病友做志愿服务的中年病友,还有大年初一去世了的老年病友。他们的家人都跟我说,“缺药、缺药”,救命的药。
因为疫情,过去给他们开药的门诊都被征用为发热门诊,过去诊治他们的医生也奔赴了前线救治新冠肺炎病人,他们找不到药,找不到医生,甚至出不去门。
于是,我开始采访。
这一次的报道,找寻采访对象比我想象中容易太多,我采访的人数也比平常采访数量更多,一个又一个病人自己走到我面前,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困难,密集地向我扑来。
我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悲伤的门。采访进行到中段,不知是疲惫还是情绪低落,我开始发生连续的耳鸣。但是好在采访对象非常乐观,在采访一位宜昌病友的时候,好几次我哭了,他又把我逗笑了。我永远记得他说,“37岁还能站着,已经非常满意了。”我感受到了血友病人的心意,如果不是危及生命、有很大的致残风险,他们不愿意给社会增添一丝麻烦。
我也看到,在我们国家,即使在平日里,在目前的医保体系之下,每一个血友病人的站立,背后都有极高的经济和精神支出。他们的站立,如此来之不易,却可能熬不过一场疫情的攻击。
为什么不在特殊时期,也为血友病人留下一条活路呢?大部分的血友病人只是需要取药而已,注射基本也都能自己完成,只要给药,他们就能和普通人一样窝在家里,平安度过疫期。但不给药,他们的家庭就只有两条路:出去闯、在家“忍”,两条路都不是活路。
当然,面临如此困境的,不只是血友病人,还有其他的慢性病人、罕见病患者。
后来有一些其他的病人,也陆续给我发私信,向我求助。随着报道发出后,湖北血友病人逐渐被关注,2月22日,武漢市内血友病人“没有药”的困境,被初步解除。我却没能再采访更多的其他病人,我对他们的困难深怀愧疚,渐渐多,又渐麻木。
他们像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个女孩一样,继续在热门微博下游荡,寻找救命稻草,发出的求助声微弱,甚至虚无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