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过去几年最大的成就绝对不是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调研或任何一个项目，而是帮助更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群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公民意识的中国新青年”
3月25日至4月9日，中南屋（China House）创始人兼CEO黄泓翔回国，在北京、成都、深圳、南昌做了近10场公益讲座，讲述在非洲、南美等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遇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提出建议。
黄泓翔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1年始，他赴南美及非洲等地进行中国海外投资方面的调研，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中南关系也是一个潜力丰富的研究领域。
2014年4月，他在肯尼亚创立社会企业China House中南屋，“中”代表中国，“南”指外交概念上的发展中国家，“屋”指的是一个双方之间对话沟通理解的空间。中南屋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发展三大话题，并以帮助中国青年人走出去，培养国际视野和世界公民意识为旨。
2017年，29岁的黄泓翔做卧底查获野生动物走私案的经历被拍入纪录片《象牙游戏》，入围第89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影片中他不顾自身生命危险坚持不打码出镜，改变了世界上许多人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偏见，入选福布斯中国2018年“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
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沟通
《中国慈善家》：从你的经历来看，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海外有哪些负面形象？
黄泓翔：可以这么分，经营方面会让人觉得质量差，不守法、逃税漏税;劳工方面，工资待遇低，不尊重当地人;环境方面，不重视环保;野生动物方面，吃野生动物，购买野生动植物制品;社区方面，跟社区关系不好，挑拨社区关系;媒体方面，消极应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诸如此类。
但很多其实都是被误解和误读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环境保护、给当地员工的待遇，可能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但中国公司一般是名声最差的。中国公司跟西方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流，怎么跟外面世界沟通，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这方面我们特别差。
《中国慈善家》：如何评价中国企业以及员工在当地的生活状态？
黄泓翔：很封闭。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
《中国慈善家》：他们意识到自己很封闭吗？
黄泓翔：我觉得他们不一定认为这是问题。我们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和目标，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挣快钱，实际上很多也挣到了钱，所以他们不一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很多中國人挣完钱就走了。只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更长远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比如说？
黄泓翔：举一个厄瓜多尔的例子。厄瓜多尔是一个非常重视环保，NGO非常发达的国家，有着大量的土著组织。因为有大量的石油储备，上一任总统科雷亚上台时想大力发展经济，于是引进外国公司开发石油区块，邀请了中国公司参与投标。但就算是总统邀请去的，当地的NGO依然抵制得非常厉害，用各种方式阻挠中国公司，甚至采取比较暴力的方法。
几年前，中国铁建准备在厄瓜多尔开发一个大型露天铜矿项目，引起当地NGO对环境的顾虑。他们找不到跟中国人对话的机会，最后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组织一群中青年妇女假装去办中国签证，跑到中国大使馆门口，门一开就冲了进去，解下自己的丝巾，把里面的门反锁起来，进行抗议。
另外，一种所谓中国正在世界上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也开始出现。在厄瓜多尔，很多人觉得，中国石油公司进入亚马逊雨林深处挖石油，侵犯了土著人的权益。中国公司觉得很冤，说是你们总统要求我们签这两个协议，我们不把这两个区块签了，其他区块也不给我们。我们才不想去雨林深处，没有路得自己修，油也没有那么好，还一群土著人来抗议。中国修建肯尼亚蒙内铁路，有人说中国人修完还要拿经营权，是为了控制铁路。中国公司会诉苦：“我们一点都不想帮他们管理这个铁路，我们修好就想走，但当地政府要求我们帮他们管理一段时间，把当地人教会，我们不希望蒙内铁路像坦赞铁路一样被当地人管成一条烂尾铁路，最后还来骂中国。其实我们不愿意做。”理论上肯尼亚政府要付给中国公司钱，中国公司再发员工工资，实际上他们的政府经常拖欠费用，中国公司还要垫钱发工资。所以很多中国企业总是很委屈，明明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好事，为什么人家就不说自己好？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黄泓翔：中国企业最开始走出去的时候不太注重与当地社区的沟通。在中国的国情下，很多时候跟政府搞好关系就没问题了，但国外不是这样，搞定了中央政府还要搞定地方政府，搞定了地方政府还要跟社区跟NGO打交道。许多中资企业认为NGO非政府组织就相当于反政府组织，没什么好谈的，项目是当地政府引入的，要抗议找你们自己的政府去。再者，中国公司在海外往往保留着“宣传思维”，希望外媒采访完写了稿子先给自己看，看了再发，希望整篇文章就给自己歌功颂德，但国外市场化媒体不是这样的，人家不可能这样听你的。
说白了，很多中国公司是用在中国的方式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把在中国的状态搬到了国外，自然会因为不适应而产生很多问题。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对方。
《中国慈善家》：从你的观察，这些年来情况有所改善吗？
黄泓翔：因为过去几年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吃了许多政府支持民间反对的亏，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重视与社区的沟通，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但方法上还不是很擅长。
首先，很多中国人对NGO很陌生，甚至很敏感。许多中国企业觉得NGO是西方反华势力用来攻击中国的工具，怎么与这些机构打交道，理解他们的诉求，跟他们沟通，是不清楚甚至很头痛的。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受到体制限制，很多事情不一定做得了。比如我们原来采访过一些中国企业在当地的领导，尤其是国企，他们在海外做很多事情都要与国内领导保持统一，而国内领导很多时候不了解国外当地的情况，他们夹在中间很为难。再者，也和目前中国企业外派人员的结构有关。中国企业人员结构偏向于技术型，文科、社科类型的人很少，公关部门负责人最多就是学语言的，连新闻传播类背景的人都很少。我听一个西方学者跟我讲，他研究西方公司在非洲的人员结构，很多是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的，这样就更容易发现和应对那些非传统经营方面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从你的经历和经验来看，有哪些可能的改善办法？
黄泓翔：只能去了解和适应。我们中南屋也尝试做一个桥梁，比如帮中国企业和当地NGO搭线对接。我们曾经带一个中国企业的领导去见一个整天反对他们的NGO的负责人，让他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会给企业开讲座提建议，中石油就邀请过我到北京给他们讲如何应对海外NGO之类的内容，我们也帮中国企业在非洲做社会责任项目，包括动物保护、技能培训等方面。
“原来中国人也做动物保护”
《中国慈善家》：你提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负面形象之一是不重视环保，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具体带来哪些影响？
黄泓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负面环境影响我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对环境本身造成的破坏，最典型的比如中国在加纳淘金，对整个植被环境造成直接破坏。二是野生动物制品贸易，最直接的是吃，什么奇怪的东西都吃，吃蟒蛇，吃穿山甲，吃乌龟;其次是买卖，在非洲买卖象牙、犀牛角、穿山甲，在南美买卖美洲豹牙制品。在纳米比亚，有一种鸟在河岸上筑巢，羽毛很漂亮，有中国人拔掉它们的毛带回家。南非有一家著名中国通讯公司在某一个园区办公，园区里有很多乌龟爬来爬去，中国公司的员工觉得有意思，把乌龟给翻了个个儿，后来乌龟死了，这家公司也被园区赶了出去。
《中国慈善家》：中南屋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在非洲、南美的中国企业改善形象？
黄泓翔：在非洲，有大量的动物保护组织做大量的宣传活动，有趣的是以前去参加这类活动时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相关的问题，现场却看不到一个中国人，而当地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断层。
我们从2015年开始带动非洲华人了解和参与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跟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合作，把野生动物保护带到中国人的生活里，组织他们去做志愿者活动。
2018年，我们做了组织非洲华人捐赠保护穿山甲的活动，据我们了解是当地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的穿山甲保护活动。我们还带领当地华人去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跟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合作组织“为大象行走”公益徒步，是中国人在非洲做的最大型的动物保护主题的公益徒步活动。我们从中国筹集资金，带着中国的青年人帮当地农田安装一种带有太阳能灯的围栏，保护农作物在大象迁徙的时候不被大象破坏。
中国企业在非洲和当地的野保组织之间互相不了解、不信任，充满敌意，而我们去尝试架构一个沟通的桥梁。除了動物保护，在女性赋权、儿童教育等方面，我们做的事情也比较类似。
《中国慈善家》：成效如何？
黄泓翔：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改变不少，也有很多当地媒体作了报道，说“原来中国人也有喜欢动物的，也会做动物保护”。肯尼亚有个做野生动物保护很有名的女孩子，她跟我讲，以前说中国人到肯尼亚做野生动物保护，大家会觉得肯定是盗猎者的伪装，但是接触我们之后改变了对中国人的认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海外华人发生了变化。去年我们在南非做华人捐赠保护穿山甲的活动，组织了很多中国企业提供资助，其中一位华人富商捐了一批穿山甲保护的设备，他在吃饭时跟我们讲，其实他煮穿山甲煮得特别好吃，但做了这个活动以后都不能吃了。他那天也很激动，拉着中餐厅老板说：“以后我们都不能再吃穿山甲了。”很多人是可以被影响的，只是我们要理解他们，找到能真正影响他们的方法。
除了海外华人，我们宣传教育的另一个群体是中国青少年。之前有个高中女孩来参加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走的时候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次来我爸让我买点象牙回去。”我当时就懵了，说：“你爸不知道你来肯尼亚是要参加动物保护项目吗？”她说：“他知道，但没概念，我现在了解了，我回去教育我爸。”还有去年一个大学生参加中南屋的项目，回国后自己去云南缅甸边境调查野生动物制品贸易，我又把她介绍给了一些相关NGO，让她帮他们做一些调查。我觉得这些效果就非常好。受中南屋吸引参加项目的中国年轻人不一定最开始都喜欢动物保护，有的是因为喜欢非洲，还有的就是为了以后申请国外学校“镀金”，但只要来到中南屋，他们就一定会受到动物保护的影响，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只要提供一个入口，有人就会越走越深。
《中国慈善家》：对于如何找准方法更好地做动物保护的宣传工作，你有什么心得？
黄泓翔：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人是不同的，对不同人的影响方式也要不同，所以这需要做很多调研。你很难让他们从价值观上完全认可你，只能尝试找到一个妥协点。如果做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永远都是圈内人的事情，很难带来多大的影响。
做宣传工作时，我们发现很多做动物保护和环保的人，太习惯于自己所认知的世界，觉得那些吃穿山甲、买象牙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这种认知导致他们很多时候很难真正去理解那些消费野生动物制品的人，以至于宣传效果不好。在非洲某个国家的机场，我见过一个国际著名动物保护组织做的中文宣传标语：“保护大象，不要买象牙，因为大象是我们国家珍贵的遗产。”一个非洲的华人朋友看了就说：“象牙是珍贵遗产，那我要多买点。”这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例子。
在实际经验中，我们发现针对华人有三个宣传点效果特别好。第一，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我们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在宣传的时候，因为伦理的问题，不会用血腥的画面，在对海外华人进行宣传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不血腥效果不够好，你跟（受众）说大象会因为象牙贸易而被杀，跟让他看大象因此而惨死的视频效果完全不同。第二，宣传参与非法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后果，直接讲被抓住了后果多么悲惨惩罚多么严重，这对中国人非常有用。第三，跟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和发展关联起来，因为今天走出去的中国人很多都会感受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影响了中国人的海外形象和他们在当地的长期发展。
不要一想到非洲就是去做志愿者
《中国慈善家》：中南屋的愿景是承担公共外交的使命，建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如何通过项目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黄泓翔：中南屋本质上是一个教育机构，关注的地域是“一带一路”地区，我们过去几年最大的成就绝对不是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调研或任何一个项目，而是帮助更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群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公民意识的中国新青年。人，是我们建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的基础。
在青年人成长方面我们有个体系叫“世界公民成长计划”。我们认为年轻人成长为世界公民，需要国际化的观念、知识、视野以及技能，我们的项目就是提供这些能力建设。比如观念上，不要一想到去非洲、南美洲就是去做志愿者。许多非洲的精英、国际知识分子都反对外国人带着“圣母心”去非洲做“志愿者”。当我们说去一个地方做志愿者，很容易把自己看作处于优势地位，“我们什么都知道、都了解，我们是来帮助、来改变的”，在我们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去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那我们的“帮助”真的能带来帮助吗？
中南屋鼓励中国青年走出去做调研。我们的学生会做大量采访和资料收集，去了解当地的某个问题，通过写文章、拍视频等方式将调研成果记录和分享出来。而对一些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他们会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再去做公益—例如帮动物保护巡邏员筹款买自行车，帮非洲女性赋权项目卖手工艺品到中国给她们带去资金。不是说做志愿者做公益不好，而是那应该是调研了解之后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除了动物保护，中南屋还有哪些方面的项目？
黄泓翔：我们其实关注三个主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动物保护、社区发展。动物保护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项目，比如我们带学生去埃塞俄比亚，调研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与媒体沟通遇到的困难，我们采访中国公司、采访NGO、采访西方媒体跟政府官员。社区发展方面，比如我们在肯尼亚带学生去调研当地女性割礼，我们还跟当地NGO合作，修建女孩救援中心，救援那些从割礼中逃出来的女孩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非洲接触跟女性割礼有关的项目。
《中国慈善家》：了解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海外遇到的问题，在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南屋会主动做一些推动吗？
黄泓翔：中南屋本身是一个社会企业，但做的很多事情挺像NGO，未来能够成功注册NGO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把两块项目分开来做，起到中国NGO走出去的作用，如今许多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都会拿我们作为中国NGO走出去的典型来看。
西方有很多这样的NGO组织，成为国家、政府、企业、NGO、媒体、民众之间的润滑剂和桥梁，我希望中南屋未来也能做成这样。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我们会成为他们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会成为一个民间外交的桥梁，因为很多事情政府做的话效果不好，而民间组织来做，外界的认可度、接受度要更高;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可以帮他们做调研，了解外面的信息，也可以跟企业合作做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发展等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
3月25日至4月9日，中南屋（China House）创始人兼CEO黄泓翔回国，在北京、成都、深圳、南昌做了近10场公益讲座，讲述在非洲、南美等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遇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提出建议。
黄泓翔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1年始，他赴南美及非洲等地进行中国海外投资方面的调研，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中南关系也是一个潜力丰富的研究领域。
2014年4月，他在肯尼亚创立社会企业China House中南屋，“中”代表中国，“南”指外交概念上的发展中国家，“屋”指的是一个双方之间对话沟通理解的空间。中南屋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发展三大话题，并以帮助中国青年人走出去，培养国际视野和世界公民意识为旨。
2017年，29岁的黄泓翔做卧底查获野生动物走私案的经历被拍入纪录片《象牙游戏》，入围第89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影片中他不顾自身生命危险坚持不打码出镜，改变了世界上许多人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偏见，入选福布斯中国2018年“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
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沟通
《中国慈善家》：从你的经历来看，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海外有哪些负面形象？
黄泓翔：可以这么分，经营方面会让人觉得质量差，不守法、逃税漏税;劳工方面，工资待遇低，不尊重当地人;环境方面，不重视环保;野生动物方面，吃野生动物，购买野生动植物制品;社区方面，跟社区关系不好，挑拨社区关系;媒体方面，消极应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诸如此类。
但很多其实都是被误解和误读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环境保护、给当地员工的待遇，可能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但中国公司一般是名声最差的。中国公司跟西方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流，怎么跟外面世界沟通，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这方面我们特别差。
《中国慈善家》：如何评价中国企业以及员工在当地的生活状态？
黄泓翔：很封闭。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
《中国慈善家》：他们意识到自己很封闭吗？
黄泓翔：我觉得他们不一定认为这是问题。我们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和目标，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挣快钱，实际上很多也挣到了钱，所以他们不一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很多中國人挣完钱就走了。只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更长远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比如说？
黄泓翔：举一个厄瓜多尔的例子。厄瓜多尔是一个非常重视环保，NGO非常发达的国家，有着大量的土著组织。因为有大量的石油储备，上一任总统科雷亚上台时想大力发展经济，于是引进外国公司开发石油区块，邀请了中国公司参与投标。但就算是总统邀请去的，当地的NGO依然抵制得非常厉害，用各种方式阻挠中国公司，甚至采取比较暴力的方法。
几年前，中国铁建准备在厄瓜多尔开发一个大型露天铜矿项目，引起当地NGO对环境的顾虑。他们找不到跟中国人对话的机会，最后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组织一群中青年妇女假装去办中国签证，跑到中国大使馆门口，门一开就冲了进去，解下自己的丝巾，把里面的门反锁起来，进行抗议。
另外，一种所谓中国正在世界上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也开始出现。在厄瓜多尔，很多人觉得，中国石油公司进入亚马逊雨林深处挖石油，侵犯了土著人的权益。中国公司觉得很冤，说是你们总统要求我们签这两个协议，我们不把这两个区块签了，其他区块也不给我们。我们才不想去雨林深处，没有路得自己修，油也没有那么好，还一群土著人来抗议。中国修建肯尼亚蒙内铁路，有人说中国人修完还要拿经营权，是为了控制铁路。中国公司会诉苦：“我们一点都不想帮他们管理这个铁路，我们修好就想走，但当地政府要求我们帮他们管理一段时间，把当地人教会，我们不希望蒙内铁路像坦赞铁路一样被当地人管成一条烂尾铁路，最后还来骂中国。其实我们不愿意做。”理论上肯尼亚政府要付给中国公司钱，中国公司再发员工工资，实际上他们的政府经常拖欠费用，中国公司还要垫钱发工资。所以很多中国企业总是很委屈，明明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好事，为什么人家就不说自己好？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黄泓翔：中国企业最开始走出去的时候不太注重与当地社区的沟通。在中国的国情下，很多时候跟政府搞好关系就没问题了，但国外不是这样，搞定了中央政府还要搞定地方政府，搞定了地方政府还要跟社区跟NGO打交道。许多中资企业认为NGO非政府组织就相当于反政府组织，没什么好谈的，项目是当地政府引入的，要抗议找你们自己的政府去。再者，中国公司在海外往往保留着“宣传思维”，希望外媒采访完写了稿子先给自己看，看了再发，希望整篇文章就给自己歌功颂德，但国外市场化媒体不是这样的，人家不可能这样听你的。
说白了，很多中国公司是用在中国的方式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把在中国的状态搬到了国外，自然会因为不适应而产生很多问题。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对方。
《中国慈善家》：从你的观察，这些年来情况有所改善吗？
黄泓翔：因为过去几年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吃了许多政府支持民间反对的亏，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重视与社区的沟通，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但方法上还不是很擅长。
首先，很多中国人对NGO很陌生，甚至很敏感。许多中国企业觉得NGO是西方反华势力用来攻击中国的工具，怎么与这些机构打交道，理解他们的诉求，跟他们沟通，是不清楚甚至很头痛的。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受到体制限制，很多事情不一定做得了。比如我们原来采访过一些中国企业在当地的领导，尤其是国企，他们在海外做很多事情都要与国内领导保持统一，而国内领导很多时候不了解国外当地的情况，他们夹在中间很为难。再者，也和目前中国企业外派人员的结构有关。中国企业人员结构偏向于技术型，文科、社科类型的人很少，公关部门负责人最多就是学语言的，连新闻传播类背景的人都很少。我听一个西方学者跟我讲，他研究西方公司在非洲的人员结构，很多是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的，这样就更容易发现和应对那些非传统经营方面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从你的经历和经验来看，有哪些可能的改善办法？
黄泓翔：只能去了解和适应。我们中南屋也尝试做一个桥梁，比如帮中国企业和当地NGO搭线对接。我们曾经带一个中国企业的领导去见一个整天反对他们的NGO的负责人，让他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会给企业开讲座提建议，中石油就邀请过我到北京给他们讲如何应对海外NGO之类的内容，我们也帮中国企业在非洲做社会责任项目，包括动物保护、技能培训等方面。
“原来中国人也做动物保护”
《中国慈善家》：你提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负面形象之一是不重视环保，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具体带来哪些影响？
黄泓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负面环境影响我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对环境本身造成的破坏，最典型的比如中国在加纳淘金，对整个植被环境造成直接破坏。二是野生动物制品贸易，最直接的是吃，什么奇怪的东西都吃，吃蟒蛇，吃穿山甲，吃乌龟;其次是买卖，在非洲买卖象牙、犀牛角、穿山甲，在南美买卖美洲豹牙制品。在纳米比亚，有一种鸟在河岸上筑巢，羽毛很漂亮，有中国人拔掉它们的毛带回家。南非有一家著名中国通讯公司在某一个园区办公，园区里有很多乌龟爬来爬去，中国公司的员工觉得有意思，把乌龟给翻了个个儿，后来乌龟死了，这家公司也被园区赶了出去。
《中国慈善家》：中南屋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在非洲、南美的中国企业改善形象？
黄泓翔：在非洲，有大量的动物保护组织做大量的宣传活动，有趣的是以前去参加这类活动时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相关的问题，现场却看不到一个中国人，而当地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断层。
我们从2015年开始带动非洲华人了解和参与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跟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合作，把野生动物保护带到中国人的生活里，组织他们去做志愿者活动。
2018年，我们做了组织非洲华人捐赠保护穿山甲的活动，据我们了解是当地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的穿山甲保护活动。我们还带领当地华人去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跟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合作组织“为大象行走”公益徒步，是中国人在非洲做的最大型的动物保护主题的公益徒步活动。我们从中国筹集资金，带着中国的青年人帮当地农田安装一种带有太阳能灯的围栏，保护农作物在大象迁徙的时候不被大象破坏。
中国企业在非洲和当地的野保组织之间互相不了解、不信任，充满敌意，而我们去尝试架构一个沟通的桥梁。除了動物保护，在女性赋权、儿童教育等方面，我们做的事情也比较类似。
《中国慈善家》：成效如何？
黄泓翔：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改变不少，也有很多当地媒体作了报道，说“原来中国人也有喜欢动物的，也会做动物保护”。肯尼亚有个做野生动物保护很有名的女孩子，她跟我讲，以前说中国人到肯尼亚做野生动物保护，大家会觉得肯定是盗猎者的伪装，但是接触我们之后改变了对中国人的认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海外华人发生了变化。去年我们在南非做华人捐赠保护穿山甲的活动，组织了很多中国企业提供资助，其中一位华人富商捐了一批穿山甲保护的设备，他在吃饭时跟我们讲，其实他煮穿山甲煮得特别好吃，但做了这个活动以后都不能吃了。他那天也很激动，拉着中餐厅老板说：“以后我们都不能再吃穿山甲了。”很多人是可以被影响的，只是我们要理解他们，找到能真正影响他们的方法。
除了海外华人，我们宣传教育的另一个群体是中国青少年。之前有个高中女孩来参加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走的时候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次来我爸让我买点象牙回去。”我当时就懵了，说：“你爸不知道你来肯尼亚是要参加动物保护项目吗？”她说：“他知道，但没概念，我现在了解了，我回去教育我爸。”还有去年一个大学生参加中南屋的项目，回国后自己去云南缅甸边境调查野生动物制品贸易，我又把她介绍给了一些相关NGO，让她帮他们做一些调查。我觉得这些效果就非常好。受中南屋吸引参加项目的中国年轻人不一定最开始都喜欢动物保护，有的是因为喜欢非洲，还有的就是为了以后申请国外学校“镀金”，但只要来到中南屋，他们就一定会受到动物保护的影响，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只要提供一个入口，有人就会越走越深。
《中国慈善家》：对于如何找准方法更好地做动物保护的宣传工作，你有什么心得？
黄泓翔：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人是不同的，对不同人的影响方式也要不同，所以这需要做很多调研。你很难让他们从价值观上完全认可你，只能尝试找到一个妥协点。如果做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永远都是圈内人的事情，很难带来多大的影响。
做宣传工作时，我们发现很多做动物保护和环保的人，太习惯于自己所认知的世界，觉得那些吃穿山甲、买象牙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这种认知导致他们很多时候很难真正去理解那些消费野生动物制品的人，以至于宣传效果不好。在非洲某个国家的机场，我见过一个国际著名动物保护组织做的中文宣传标语：“保护大象，不要买象牙，因为大象是我们国家珍贵的遗产。”一个非洲的华人朋友看了就说：“象牙是珍贵遗产，那我要多买点。”这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例子。
在实际经验中，我们发现针对华人有三个宣传点效果特别好。第一，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我们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在宣传的时候，因为伦理的问题，不会用血腥的画面，在对海外华人进行宣传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不血腥效果不够好，你跟（受众）说大象会因为象牙贸易而被杀，跟让他看大象因此而惨死的视频效果完全不同。第二，宣传参与非法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后果，直接讲被抓住了后果多么悲惨惩罚多么严重，这对中国人非常有用。第三，跟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和发展关联起来，因为今天走出去的中国人很多都会感受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影响了中国人的海外形象和他们在当地的长期发展。
不要一想到非洲就是去做志愿者
《中国慈善家》：中南屋的愿景是承担公共外交的使命，建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如何通过项目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黄泓翔：中南屋本质上是一个教育机构，关注的地域是“一带一路”地区，我们过去几年最大的成就绝对不是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调研或任何一个项目，而是帮助更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群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公民意识的中国新青年。人，是我们建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的基础。
在青年人成长方面我们有个体系叫“世界公民成长计划”。我们认为年轻人成长为世界公民，需要国际化的观念、知识、视野以及技能，我们的项目就是提供这些能力建设。比如观念上，不要一想到去非洲、南美洲就是去做志愿者。许多非洲的精英、国际知识分子都反对外国人带着“圣母心”去非洲做“志愿者”。当我们说去一个地方做志愿者，很容易把自己看作处于优势地位，“我们什么都知道、都了解，我们是来帮助、来改变的”，在我们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去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那我们的“帮助”真的能带来帮助吗？
中南屋鼓励中国青年走出去做调研。我们的学生会做大量采访和资料收集，去了解当地的某个问题，通过写文章、拍视频等方式将调研成果记录和分享出来。而对一些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他们会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再去做公益—例如帮动物保护巡邏员筹款买自行车，帮非洲女性赋权项目卖手工艺品到中国给她们带去资金。不是说做志愿者做公益不好，而是那应该是调研了解之后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除了动物保护，中南屋还有哪些方面的项目？
黄泓翔：我们其实关注三个主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动物保护、社区发展。动物保护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项目，比如我们带学生去埃塞俄比亚，调研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与媒体沟通遇到的困难，我们采访中国公司、采访NGO、采访西方媒体跟政府官员。社区发展方面，比如我们在肯尼亚带学生去调研当地女性割礼，我们还跟当地NGO合作，修建女孩救援中心，救援那些从割礼中逃出来的女孩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非洲接触跟女性割礼有关的项目。
《中国慈善家》：了解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海外遇到的问题，在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南屋会主动做一些推动吗？
黄泓翔：中南屋本身是一个社会企业，但做的很多事情挺像NGO，未来能够成功注册NGO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把两块项目分开来做，起到中国NGO走出去的作用，如今许多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都会拿我们作为中国NGO走出去的典型来看。
西方有很多这样的NGO组织，成为国家、政府、企业、NGO、媒体、民众之间的润滑剂和桥梁，我希望中南屋未来也能做成这样。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我们会成为他们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会成为一个民间外交的桥梁，因为很多事情政府做的话效果不好，而民间组织来做，外界的认可度、接受度要更高;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可以帮他们做调研，了解外面的信息，也可以跟企业合作做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发展等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