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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在成都新世纪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简称软洽会），场面宏大而热烈，一如当天蓉城陡然升高的气温——摄氏28度。
对于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来说，软洽会是个不能不关注的大事。虽然它的举办地在成都，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会已超出了“西部”的范畴，其热度似乎与国内软件舞台角色的重新分配有着什么联系。
服务与外包成热门
今年的软洽会，除了“合作洽谈”以外，还开设了“中国软件产业两会”（中国软件企业家峰会、中国软件应用与服务峰会）、“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发展”、“服务外包圆桌会”、“创业投资”、“数字娱乐生活”、“泛珠三角城市信息化”、“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播火行动——全球背景下的呼叫中心产业及全国攻略”，以及“中-欧信息社会暨软件人才”等十多个高层论坛，并设有软件人才招聘会和贴近大众、寓教于乐的电子竞技大赛，可谓精英荟萃、好戏连台，成都本地人更是将这个会称为软件产业的“嘉年华”。
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英特尔全球副总裁王文汉、红帽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实、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用友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亚信CEO兼总裁张振清、太极计算机总裁刘淮松、新中大董事长兼总裁石钟韶、上海博科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康、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孙秀芳……30位顶级软件企业领导、200位行业/区域和重点企业的信息主管，参加了19日召开的“中国软件产业两会”，这称得上是中国软件行业的一个顶级盛会。
由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与中国贸促会成都分会联合打造的这一盛会，从经营、管理、技术、产品等多维视角，审视和探究中国软件产业革新变化的途径和趋势。在众多话题中，外包产业与软件服务化成为关注的焦点。
低成本优势渐消失
“4年前，我想把中国几家软件外包企业整合到一起。结果发现，中国外包公司基本不超过200人。”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CEO陈宏说。
4年之后的2006年，IDC数据显示，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规模比上年增长48.4%，市场规模达到13.8亿美元。东软集团的规模已经突破1万人，2006年的外包收入也达到了1亿美元，中国的外包企业正在向规模化发展。
这一时期，早期困扰外包企业的规模化和人才问题仍然存在，而曾经让中国外包企业打败其他国家竞争对手的“低成本”优势，却在悄悄地流失。虽然我国2006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413万，并且几乎30%的毕业生具有工学学位，排名世界第一，但是从毕业生到真正适用软件外包的人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经过培训、了解外包流程管理的人才。”他反复提到一个数字：中国有37万软件专业人才，但从事外包的不到8万。“如果中国想在2010年赶上印度2005年的软件出口量，还需要170万人才；如果中国想在2015年超过印度，还需要500万人才。”
除了人才规模外，中国的人力成本也在不断攀升。黎德光提供的数字表明，印度专业外包人才平均年工资为5000-8000美元，中国外包人才平均年工资为6000-8000美元，人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丧失。而企业不愿花大力气去培养人才，宁愿高薪到成熟企业挖角的做法，更加剧了人力成本的攀升。
理光软件副总经理梁清提出了两点忠告：首先，外包企业必须要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其次，外包企业中能提供软件咨询服务的高端人才还非常缺乏。
Gartner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外包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就是成本，其次是基础设施良好、政治稳定，而语言和人力资源优势为一般，最差的就是文化多样性和对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比中国成本更低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已经成为软件外包业的新宠，中国必须从知识产权保护、语言能力方面入手，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外包的竞争中增加砝码。
认识软件及服务的价值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逐步走过了硬件设备投入高的初级阶段，进入了软件投入比重上升的阶段。然而，花费一大笔钱购买软件之后，还要付出高昂的软件服务费，又让一些企业想不通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企业，嫌软件太贵，结果花200多万元只买了裸机；我也知道一个企业用3万元买服务，最后得到了100多万元的回报。”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信息化顾问徐光明就此提出，中国企业必须认识到服务的价值。东华纺织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文华也深有同感，“他们觉得售后人员上门服务叫服务，但对企业为软件升级换代而投入的庞大研发力量视而不见，总觉得服务费太贵。”
此外，对于信息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如何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件部署形式，也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问题。
“五年的发展靠机遇，十年的发展靠老板，二十年的发展靠制度，五十年的发展靠文化”，这是业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尚处在创业期和发展期，管理和领导的因素就特别重要。杨文华指出，“很多企业希望信息化的部署能够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这样的想法非常危险。”
信息化还必须与企业的流程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几年前，人们去银行办理一个存款业务，需要在不同的柜台办理不同的手续，如今一个柜台就能搞定，这正是信息化促进业务流程整合的典型例子。美国IDS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周世雄认为，企业的信息化和流程管理是相辅相成的：信息化必须以流程为主，而有效的流程管理必须靠IT手段来支撑。
然而，成熟的商业软件与企业的具体需求之间毕竟存在落差，一定程度的二次开发必不可少。“软件要体现它的价值，一定要在企业的生产当中应用，要应用就要进行二次开发。”徐光明表示。杨文华则坚持软件服务应该朝着傻瓜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高端软件应用的定制开发与中低端软件的标准化，其实正是软件发展和应用的两个趋势。最近一段时间，标准化的趋势蔓延到了软件服务领域，软件服务的产品化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服务与软件的新变化
短短3天的会议令人回味，来年的软洽会更让人期待。
IT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软件和服务收入的比例应该在50%以上。IDC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软件、服务两项收入相加，仅占整个IT市场的24.6%，而当年全球市场的该项数据是62.1%，差距显而易见。2004年，中国服务和软件的比例增加到25.7%，IDC预计2008年这一数字会升至34.6%。软件和软件服务业日渐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硬件利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东软的主业也是硬件。如今，东软30多亿元收入中，来自硬件的收入只有几个亿。
在软件服务大潮的席卷之下，以惠普和IBM为代表的公司提出了服务产品化的概念，这也是现如今的发展趋势之一。“产品就是封装的服务、规模的服务，而服务则是个性化的产品，两者是相通的。”对于这一趋势，用友软件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的总结恰如其分。早在2005年就推出UFonline(用友在线)的用友，2007年初更是制定了“将用友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管理软件和移动商务服务提供商”的新三年战略，大力发展移动商务服务。
太极公司总裁刘淮松指出，服务产品化实际上就是要关注客户的不同需求点。“太极有一支专做IT咨询的队伍，从中可以看出客户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对于这样的一种服务，我们可以专门把其做成一个类似于产品的东西，提供给客户”。
华胜天成董事长胡联奎介绍，该公司也成立了专门的移动商务部，只收取服务费。目前公司30%的收入来自服务，50%的毛利来自服务。
无论是服务产品化，还是软件厂商积极挖掘移动终端市场的潜力，都是软件企业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求变之举。服务产品化能否成为硬件同质化、软件规模化之后的下一个增长点，令人期待。
“候鸟”带来的机遇
这些年，有关“产业转移”的话题始终伴随着IT业：先是硬件大制造转移，其后是软件和信息服务转移……第一轮转移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硬件制造工厂，第二轮转移会不会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生产工厂呢？
诸多迹象表明，这极有可能。
制造加工业中有一条著名的“候鸟经济”原则：哪里生产成本低，资本就会“坚决地”流向哪里。譬如汽车制造——整车的价格降了下来，零部件一定也得跟着降，要是当地降不下来，就拿到劳动力便宜的地区加工。
硬件制造的这个原则现在轮到软件生产来实践了，因为软件正在迈入工业化时代。
“过去的软件是高科技，现在的软件是平民——手机、相机、DVD、MP3，软件无所不在。而市场需求一旦扩大，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从小作坊式的研发变为标准化的大生产。第一轮竞争榨干了硬件制造的利润，第二轮的竞争，软件成为新的争夺点和增长点。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使得软件生产转移成为必然，在本土生产贵，就会往外走，哪儿便宜就在哪儿生产。”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在大会高峰论坛上总结的这番产业演变，正是市场“无形之手”操纵的结果，成都软件业的崛起和软洽会的繁荣也可以从这里获得答案。
成都是个很适合发展软件业的都市，人居环境不错，人力资源既充足又比东部沿海地区便宜。实际情况是，成都已经成为众多国内外软件企业的淘金地，人们开始称这里为“中国西部硅谷”。成都被命名为全国首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后，又有多家跨国公司和服务外包企业落户成都。软洽会开幕第一天上午，就有五项合作协议签约，其中最大的万国数据亚洲灾难备份中心项目，总投资达8亿元。
“整合”的力量
成都高新区企业“抱团”参展，声势浩大，令人过目难忘。
“据说，2006世界电信展，在短短一周之内为中国香港特区赢得了近9亿港币的直接收入，虽然不知道为期3天的第五届软洽会能为成都市带来多少直接收入，但让成都软件业火了一把却是事实。”4月20日，在软洽会的一个分论坛上，一位来自上海的VMware高层对记者说。
情况的确如此。短短3天，成都相关部门不但与微软、甲骨文、中华网软件等企业签下了合作协议，赢得了“看得见”的收益，还通过组织知识产权、软件人才、创业投资、服务外包、数字生活、区域信息化等分论坛以及本土软件企业的集中亮相，提高了成都软件企业的知名度，并使先进的产业理念深入人心。
抱团亮相 整合出击
“注重上下游互动，整合资源，构筑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是成都软件产业近几年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特征在软洽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示。
在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企业展示区，人们看到的成都软件企业不是势单力薄的零星个体，而是按专业功能聚集起来的不同板块。以整体组团的成都市高新区为例，企业亮相分为八大部分：高新区形象展区、外包企业展区、信息安全企业展区、IC企业展区、应用及嵌入式企业展区、数字娱乐企业展区、通信企业展区、教育培训企业展区等，总计汇集了区内近百家品牌企业。武侯区、都江堰市则以“以高新区为软件产业聚集区，联接武侯区、都江堰市的成都软件产业发展带”的战略布局亮相。
形成这个有序的产业链，政府的引导与组织功不可没。用成都高新区副主任刘勇的话说，这是“引大”和“聚大”的结果。“引大”就是引进国际大企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他们在成都筑巢、生根，带动成都的中小企业形成一种众星捧月的产业生态链。“聚大”就是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杠杆，让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中小企业聚合在一起，形成优势互补模式。通过“集中资源扶持一批、政策引导聚集一批、锁定目标引进一批”，整合成都的软件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集约集群式发展。
产业聚集还需良好的产业环境，软洽会上丰富多彩的产业高峰论坛让人们看到了主办者对这种氛围的营造。
4月20日上午，“创业投资论坛”聚集了包括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沪深证券交易所等海内外著名创业投资公司和证券交易机构、成都市创新风险投资公司和成都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多家金融服务机构的高层人士、学界专家，就目前国内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政策，创业企业如何获取创业投资，创业企业如何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成功融资、成长、上市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通过政策分析、理论研讨、案例剖析、经验交流和现场咨询等方式，解答了创业企业关注的热点和难题。
在“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黄峰、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明德、欧洲知识产权局审查和法律专家Colin Stratford、法国驻华知识产权专员吴天南（NamNgo Thien）等11位嘉宾对成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建议。据介绍，成都已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心工作，成立了由市长葛红林任组长的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领导小组，编制了相关的纲要和工作方案，加大了对盗版和互联网侵权的打击力度，有效地规范了软件市场秩序。
“中国—欧盟信息社会（城市应急）暨软件人才专题论坛”涉及城市信息化与人才培养，按照主办方的说法，这次会议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外紧急救援与应急系统的案例分析和公共卫生资源管理解决方案的研讨，探索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应用效能与软件互动及应用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而最终目的是检阅中欧信息社会成都示范项目实施的初步成效，扩大项目的影响和覆盖，加强成都示范项目与欧盟及国际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并为下一阶段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和合作空间。借助这一平台，成都将通过成都示范项目的深入，不断探求软件人才的培养之道，也将通过成都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不断沟通，让外界了解成都雄厚的人才支撑实力，更将以此吸引国际软件人才对成都的注意。
成熟的数字娱乐发展环境也是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软洽会上，热闹非凡的电子竞技大赛和妙趣横生的数字娱乐论坛为此提供了平台。根据“2007国际数字娱乐生活论坛”的统计，成都数字娱乐产业已形成了“两集团一平台”的格局：主攻手机游戏开发和运营的成都数字娱乐信息产业集团、主攻游戏制作测试和运营的天府软件数字媒体产业集团，以及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开发环境的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微软游戏技术平台（微软XBOX平台）。“两集团一平台”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产业链， 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轮驱动 内外兼施
众所周知，成都软件产业崛起的路径是软件外包。软件外包是此次软洽会关注的重点，但3天的会议还凸显出另一个亮点，那就是信息化以及与信息化有关的产业发展。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城市（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与科技中心；交通与通信枢纽），成都还拥有一个巨大的信息化市场，这使得成都的软件产业可以“外包”和“内需”两条腿走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据大会提供的资料，2006年成都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达753.4万门，移动电话用户988.8万户，互联网用户209万户。其中，农村信息化异军突起，“宽带进村入户”工程已实现了所有乡镇通光纤宽带，1480个行政村通宽带（村通率62%）。“广播电视进村”工程实现了村村信号全覆盖，有线电视联网乡镇210个。农民网校达到了130所，农村信息服务工作站420个，社区信息服务中心15个。农村医疗方面，已建成并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与免疫情报系统，联网医疗机构623家。
软洽会上，有关信息化的签约与活动也十分活跃。最大的项目当属微软与成都市政府签署的“共同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加强农村信息服务终端和应用系统建设、完善农村基层信息服务队伍建设和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与此同时，微软赠送给成都的信息大蓬车也闪亮登场，让观众大饱眼福。
成都高新区副主任刘勇告诉记者，目前成都正在启动四大信息化市场，一是制造业信息化市场，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二是城市数字化市场，包括社保、医疗、城市地理系统和城市应急系统的建设；三是交通智能化，以环状与放射状为特色的城市交通网络已形成了城市快速通道，并为城市物流提供了条件；四是城乡一体化，以信息化为突破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信息化的灵魂是软件，成都有足够的信息化订单让企业成为软件大公司，这也是成都有别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刘勇说。
观点：解惑软件外包
“第一牵引力”的困惑。软件是个人才密集的产业，“接包”靠的就是人才。用东软董事长刘积仁的话说，人才是软件外包的第一牵引力。“很多企业把软件项目转移出去做，起初的目标并不是降低成本，而是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哪儿有人就向哪儿转移。争夺人才，是软件外包的第一轮竞争。只有第一轮的竞争到了很惨烈的时候，大家才会想到降低成本。”
而“人才”一向是国人做软件的骄傲，因为我们是人才大国，人才济济、物美价廉。但在软件外包这件事上，人才大国的优势并不明显。细究起来，问题还很多。
无论“软件两会”还是“服务外包圆桌会”，对于人才问题的看法几近一致，那就是目前中国外包企业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是人才储备。人力资源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也是软件外包的一个全球性难题。文思创新软件首席运营官陈立峰认为，“做外包，大家缺的不是项目而是人才”。江苏南大苏富特公司董事长谢立也表示，“日方发包需要先行考察人才队伍和人才结构再给你订单。很多企业正是因为人才问题与大单擦肩而过。”
人才瓶颈除了数量问题，还有质量与知识结构问题。“软件人才不等于软件外包人才。”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希望纠正一个认识误区，“虽然中国有37万软件人才，但真正能做外包的不超过8万。”软件外包人才除了具备软件知识外，还需具有良好的外语能力、沟通能力，以及项目管理能力和行业工作经验。
巨大的人才缺口引发了培训热，“有多少训练席位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外包能力的重要标准”。软洽会上，有关外包人才培训的项目签约成为一道风景。二号馆的软件人才招聘会涌进了数千名大学生，外包企业成为许多大学生择业的首选。
对于外包人才的缺憾，东软刘积仁并不悲观：第一，中国人才的数量还是足够的；第二，在大的市场需求下，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很快会发生变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对资源进行调控，如同早些年买不到鸡蛋，后来却发现鸡蛋过剩。
知识产权，被忽略的要素。“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会场始终是人满为患，对于悬在中国软件业头顶的知识产权之剑，几乎没有哪家企业能避得开。专家认为，制约中国软件外包的诸多因素中，版权保护是关键，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企业规模、语言交流和开发流程规范。据易观网分析师介绍，很多企业在业务洽谈时，用60%以上的时间谈优惠和成本，剩余的时间介绍管理和认证，而对客户最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没有充分的准备，严重影响了客户向中国软件企业外包软件的信心。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指出，今年是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年，希望企业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从制度层面做好这项工作。
外包有泡沫吗？对于这几年逐渐升温的软件外包，业内存在较大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做大做强的捷径；也有人说这是一哄而上，存在严重泡沫；有人则认为“做外包寄人篱下，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才去做外包。”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与会专家。专家普遍对外包持肯定看法，认为这是软件走向大生产的必然产业模式：“乱”，说明了市场的繁荣，说明了大家对这个市场的看好；“乱”也说明这是一个初级阶段，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总之，“乱”不是坏事。
对于“外包没有核心技术”一说，刘积仁认为，一个大的产业一定是有分工的，外包的层次很多，有BPO外包，也有R
对于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来说，软洽会是个不能不关注的大事。虽然它的举办地在成都，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会已超出了“西部”的范畴，其热度似乎与国内软件舞台角色的重新分配有着什么联系。
服务与外包成热门
今年的软洽会，除了“合作洽谈”以外，还开设了“中国软件产业两会”（中国软件企业家峰会、中国软件应用与服务峰会）、“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发展”、“服务外包圆桌会”、“创业投资”、“数字娱乐生活”、“泛珠三角城市信息化”、“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播火行动——全球背景下的呼叫中心产业及全国攻略”，以及“中-欧信息社会暨软件人才”等十多个高层论坛，并设有软件人才招聘会和贴近大众、寓教于乐的电子竞技大赛，可谓精英荟萃、好戏连台，成都本地人更是将这个会称为软件产业的“嘉年华”。
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英特尔全球副总裁王文汉、红帽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实、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用友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亚信CEO兼总裁张振清、太极计算机总裁刘淮松、新中大董事长兼总裁石钟韶、上海博科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康、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孙秀芳……30位顶级软件企业领导、200位行业/区域和重点企业的信息主管，参加了19日召开的“中国软件产业两会”，这称得上是中国软件行业的一个顶级盛会。
由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与中国贸促会成都分会联合打造的这一盛会，从经营、管理、技术、产品等多维视角，审视和探究中国软件产业革新变化的途径和趋势。在众多话题中，外包产业与软件服务化成为关注的焦点。
低成本优势渐消失
“4年前，我想把中国几家软件外包企业整合到一起。结果发现，中国外包公司基本不超过200人。”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CEO陈宏说。
4年之后的2006年，IDC数据显示，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规模比上年增长48.4%，市场规模达到13.8亿美元。东软集团的规模已经突破1万人，2006年的外包收入也达到了1亿美元，中国的外包企业正在向规模化发展。
这一时期，早期困扰外包企业的规模化和人才问题仍然存在，而曾经让中国外包企业打败其他国家竞争对手的“低成本”优势，却在悄悄地流失。虽然我国2006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413万，并且几乎30%的毕业生具有工学学位，排名世界第一，但是从毕业生到真正适用软件外包的人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经过培训、了解外包流程管理的人才。”他反复提到一个数字：中国有37万软件专业人才，但从事外包的不到8万。“如果中国想在2010年赶上印度2005年的软件出口量，还需要170万人才；如果中国想在2015年超过印度，还需要500万人才。”
除了人才规模外，中国的人力成本也在不断攀升。黎德光提供的数字表明，印度专业外包人才平均年工资为5000-8000美元，中国外包人才平均年工资为6000-8000美元，人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丧失。而企业不愿花大力气去培养人才，宁愿高薪到成熟企业挖角的做法，更加剧了人力成本的攀升。
理光软件副总经理梁清提出了两点忠告：首先，外包企业必须要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其次，外包企业中能提供软件咨询服务的高端人才还非常缺乏。
Gartner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外包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就是成本，其次是基础设施良好、政治稳定，而语言和人力资源优势为一般，最差的就是文化多样性和对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比中国成本更低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已经成为软件外包业的新宠，中国必须从知识产权保护、语言能力方面入手，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外包的竞争中增加砝码。
认识软件及服务的价值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逐步走过了硬件设备投入高的初级阶段，进入了软件投入比重上升的阶段。然而，花费一大笔钱购买软件之后，还要付出高昂的软件服务费，又让一些企业想不通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企业，嫌软件太贵，结果花200多万元只买了裸机；我也知道一个企业用3万元买服务，最后得到了100多万元的回报。”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信息化顾问徐光明就此提出，中国企业必须认识到服务的价值。东华纺织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文华也深有同感，“他们觉得售后人员上门服务叫服务，但对企业为软件升级换代而投入的庞大研发力量视而不见，总觉得服务费太贵。”
此外，对于信息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如何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件部署形式，也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问题。
“五年的发展靠机遇，十年的发展靠老板，二十年的发展靠制度，五十年的发展靠文化”，这是业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尚处在创业期和发展期，管理和领导的因素就特别重要。杨文华指出，“很多企业希望信息化的部署能够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这样的想法非常危险。”
信息化还必须与企业的流程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几年前，人们去银行办理一个存款业务，需要在不同的柜台办理不同的手续，如今一个柜台就能搞定，这正是信息化促进业务流程整合的典型例子。美国IDS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周世雄认为，企业的信息化和流程管理是相辅相成的：信息化必须以流程为主，而有效的流程管理必须靠IT手段来支撑。
然而，成熟的商业软件与企业的具体需求之间毕竟存在落差，一定程度的二次开发必不可少。“软件要体现它的价值，一定要在企业的生产当中应用，要应用就要进行二次开发。”徐光明表示。杨文华则坚持软件服务应该朝着傻瓜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高端软件应用的定制开发与中低端软件的标准化，其实正是软件发展和应用的两个趋势。最近一段时间，标准化的趋势蔓延到了软件服务领域，软件服务的产品化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服务与软件的新变化
短短3天的会议令人回味，来年的软洽会更让人期待。
IT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软件和服务收入的比例应该在50%以上。IDC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软件、服务两项收入相加，仅占整个IT市场的24.6%，而当年全球市场的该项数据是62.1%，差距显而易见。2004年，中国服务和软件的比例增加到25.7%，IDC预计2008年这一数字会升至34.6%。软件和软件服务业日渐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硬件利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东软的主业也是硬件。如今，东软30多亿元收入中，来自硬件的收入只有几个亿。
在软件服务大潮的席卷之下，以惠普和IBM为代表的公司提出了服务产品化的概念，这也是现如今的发展趋势之一。“产品就是封装的服务、规模的服务，而服务则是个性化的产品，两者是相通的。”对于这一趋势，用友软件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的总结恰如其分。早在2005年就推出UFonline(用友在线)的用友，2007年初更是制定了“将用友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管理软件和移动商务服务提供商”的新三年战略，大力发展移动商务服务。
太极公司总裁刘淮松指出，服务产品化实际上就是要关注客户的不同需求点。“太极有一支专做IT咨询的队伍，从中可以看出客户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对于这样的一种服务，我们可以专门把其做成一个类似于产品的东西，提供给客户”。
华胜天成董事长胡联奎介绍，该公司也成立了专门的移动商务部，只收取服务费。目前公司30%的收入来自服务，50%的毛利来自服务。
无论是服务产品化，还是软件厂商积极挖掘移动终端市场的潜力，都是软件企业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求变之举。服务产品化能否成为硬件同质化、软件规模化之后的下一个增长点，令人期待。
“候鸟”带来的机遇
这些年，有关“产业转移”的话题始终伴随着IT业：先是硬件大制造转移，其后是软件和信息服务转移……第一轮转移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硬件制造工厂，第二轮转移会不会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生产工厂呢？
诸多迹象表明，这极有可能。
制造加工业中有一条著名的“候鸟经济”原则：哪里生产成本低，资本就会“坚决地”流向哪里。譬如汽车制造——整车的价格降了下来，零部件一定也得跟着降，要是当地降不下来，就拿到劳动力便宜的地区加工。
硬件制造的这个原则现在轮到软件生产来实践了，因为软件正在迈入工业化时代。
“过去的软件是高科技，现在的软件是平民——手机、相机、DVD、MP3，软件无所不在。而市场需求一旦扩大，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从小作坊式的研发变为标准化的大生产。第一轮竞争榨干了硬件制造的利润，第二轮的竞争，软件成为新的争夺点和增长点。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使得软件生产转移成为必然，在本土生产贵，就会往外走，哪儿便宜就在哪儿生产。”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在大会高峰论坛上总结的这番产业演变，正是市场“无形之手”操纵的结果，成都软件业的崛起和软洽会的繁荣也可以从这里获得答案。
成都是个很适合发展软件业的都市，人居环境不错，人力资源既充足又比东部沿海地区便宜。实际情况是，成都已经成为众多国内外软件企业的淘金地，人们开始称这里为“中国西部硅谷”。成都被命名为全国首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后，又有多家跨国公司和服务外包企业落户成都。软洽会开幕第一天上午，就有五项合作协议签约，其中最大的万国数据亚洲灾难备份中心项目，总投资达8亿元。
“整合”的力量
成都高新区企业“抱团”参展，声势浩大，令人过目难忘。
“据说，2006世界电信展，在短短一周之内为中国香港特区赢得了近9亿港币的直接收入，虽然不知道为期3天的第五届软洽会能为成都市带来多少直接收入，但让成都软件业火了一把却是事实。”4月20日，在软洽会的一个分论坛上，一位来自上海的VMware高层对记者说。
情况的确如此。短短3天，成都相关部门不但与微软、甲骨文、中华网软件等企业签下了合作协议，赢得了“看得见”的收益，还通过组织知识产权、软件人才、创业投资、服务外包、数字生活、区域信息化等分论坛以及本土软件企业的集中亮相，提高了成都软件企业的知名度，并使先进的产业理念深入人心。
抱团亮相 整合出击
“注重上下游互动，整合资源，构筑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是成都软件产业近几年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特征在软洽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示。
在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企业展示区，人们看到的成都软件企业不是势单力薄的零星个体，而是按专业功能聚集起来的不同板块。以整体组团的成都市高新区为例，企业亮相分为八大部分：高新区形象展区、外包企业展区、信息安全企业展区、IC企业展区、应用及嵌入式企业展区、数字娱乐企业展区、通信企业展区、教育培训企业展区等，总计汇集了区内近百家品牌企业。武侯区、都江堰市则以“以高新区为软件产业聚集区，联接武侯区、都江堰市的成都软件产业发展带”的战略布局亮相。
形成这个有序的产业链，政府的引导与组织功不可没。用成都高新区副主任刘勇的话说，这是“引大”和“聚大”的结果。“引大”就是引进国际大企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他们在成都筑巢、生根，带动成都的中小企业形成一种众星捧月的产业生态链。“聚大”就是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杠杆，让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中小企业聚合在一起，形成优势互补模式。通过“集中资源扶持一批、政策引导聚集一批、锁定目标引进一批”，整合成都的软件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集约集群式发展。
产业聚集还需良好的产业环境，软洽会上丰富多彩的产业高峰论坛让人们看到了主办者对这种氛围的营造。
4月20日上午，“创业投资论坛”聚集了包括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沪深证券交易所等海内外著名创业投资公司和证券交易机构、成都市创新风险投资公司和成都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多家金融服务机构的高层人士、学界专家，就目前国内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政策，创业企业如何获取创业投资，创业企业如何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成功融资、成长、上市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通过政策分析、理论研讨、案例剖析、经验交流和现场咨询等方式，解答了创业企业关注的热点和难题。
在“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黄峰、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明德、欧洲知识产权局审查和法律专家Colin Stratford、法国驻华知识产权专员吴天南（NamNgo Thien）等11位嘉宾对成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建议。据介绍，成都已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心工作，成立了由市长葛红林任组长的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领导小组，编制了相关的纲要和工作方案，加大了对盗版和互联网侵权的打击力度，有效地规范了软件市场秩序。
“中国—欧盟信息社会（城市应急）暨软件人才专题论坛”涉及城市信息化与人才培养，按照主办方的说法，这次会议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外紧急救援与应急系统的案例分析和公共卫生资源管理解决方案的研讨，探索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应用效能与软件互动及应用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而最终目的是检阅中欧信息社会成都示范项目实施的初步成效，扩大项目的影响和覆盖，加强成都示范项目与欧盟及国际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并为下一阶段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和合作空间。借助这一平台，成都将通过成都示范项目的深入，不断探求软件人才的培养之道，也将通过成都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不断沟通，让外界了解成都雄厚的人才支撑实力，更将以此吸引国际软件人才对成都的注意。
成熟的数字娱乐发展环境也是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软洽会上，热闹非凡的电子竞技大赛和妙趣横生的数字娱乐论坛为此提供了平台。根据“2007国际数字娱乐生活论坛”的统计，成都数字娱乐产业已形成了“两集团一平台”的格局：主攻手机游戏开发和运营的成都数字娱乐信息产业集团、主攻游戏制作测试和运营的天府软件数字媒体产业集团，以及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开发环境的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微软游戏技术平台（微软XBOX平台）。“两集团一平台”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产业链， 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轮驱动 内外兼施
众所周知，成都软件产业崛起的路径是软件外包。软件外包是此次软洽会关注的重点，但3天的会议还凸显出另一个亮点，那就是信息化以及与信息化有关的产业发展。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城市（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与科技中心；交通与通信枢纽），成都还拥有一个巨大的信息化市场，这使得成都的软件产业可以“外包”和“内需”两条腿走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据大会提供的资料，2006年成都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达753.4万门，移动电话用户988.8万户，互联网用户209万户。其中，农村信息化异军突起，“宽带进村入户”工程已实现了所有乡镇通光纤宽带，1480个行政村通宽带（村通率62%）。“广播电视进村”工程实现了村村信号全覆盖，有线电视联网乡镇210个。农民网校达到了130所，农村信息服务工作站420个，社区信息服务中心15个。农村医疗方面，已建成并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与免疫情报系统，联网医疗机构623家。
软洽会上，有关信息化的签约与活动也十分活跃。最大的项目当属微软与成都市政府签署的“共同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加强农村信息服务终端和应用系统建设、完善农村基层信息服务队伍建设和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与此同时，微软赠送给成都的信息大蓬车也闪亮登场，让观众大饱眼福。
成都高新区副主任刘勇告诉记者，目前成都正在启动四大信息化市场，一是制造业信息化市场，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二是城市数字化市场，包括社保、医疗、城市地理系统和城市应急系统的建设；三是交通智能化，以环状与放射状为特色的城市交通网络已形成了城市快速通道，并为城市物流提供了条件；四是城乡一体化，以信息化为突破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信息化的灵魂是软件，成都有足够的信息化订单让企业成为软件大公司，这也是成都有别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刘勇说。
观点：解惑软件外包
“第一牵引力”的困惑。软件是个人才密集的产业，“接包”靠的就是人才。用东软董事长刘积仁的话说，人才是软件外包的第一牵引力。“很多企业把软件项目转移出去做，起初的目标并不是降低成本，而是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哪儿有人就向哪儿转移。争夺人才，是软件外包的第一轮竞争。只有第一轮的竞争到了很惨烈的时候，大家才会想到降低成本。”
而“人才”一向是国人做软件的骄傲，因为我们是人才大国，人才济济、物美价廉。但在软件外包这件事上，人才大国的优势并不明显。细究起来，问题还很多。
无论“软件两会”还是“服务外包圆桌会”，对于人才问题的看法几近一致，那就是目前中国外包企业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是人才储备。人力资源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也是软件外包的一个全球性难题。文思创新软件首席运营官陈立峰认为，“做外包，大家缺的不是项目而是人才”。江苏南大苏富特公司董事长谢立也表示，“日方发包需要先行考察人才队伍和人才结构再给你订单。很多企业正是因为人才问题与大单擦肩而过。”
人才瓶颈除了数量问题，还有质量与知识结构问题。“软件人才不等于软件外包人才。”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希望纠正一个认识误区，“虽然中国有37万软件人才，但真正能做外包的不超过8万。”软件外包人才除了具备软件知识外，还需具有良好的外语能力、沟通能力，以及项目管理能力和行业工作经验。
巨大的人才缺口引发了培训热，“有多少训练席位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外包能力的重要标准”。软洽会上，有关外包人才培训的项目签约成为一道风景。二号馆的软件人才招聘会涌进了数千名大学生，外包企业成为许多大学生择业的首选。
对于外包人才的缺憾，东软刘积仁并不悲观：第一，中国人才的数量还是足够的；第二，在大的市场需求下，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很快会发生变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对资源进行调控，如同早些年买不到鸡蛋，后来却发现鸡蛋过剩。
知识产权，被忽略的要素。“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会场始终是人满为患，对于悬在中国软件业头顶的知识产权之剑，几乎没有哪家企业能避得开。专家认为，制约中国软件外包的诸多因素中，版权保护是关键，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企业规模、语言交流和开发流程规范。据易观网分析师介绍，很多企业在业务洽谈时，用60%以上的时间谈优惠和成本，剩余的时间介绍管理和认证，而对客户最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没有充分的准备，严重影响了客户向中国软件企业外包软件的信心。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指出，今年是我国的知识产权文化年，希望企业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从制度层面做好这项工作。
外包有泡沫吗？对于这几年逐渐升温的软件外包，业内存在较大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做大做强的捷径；也有人说这是一哄而上，存在严重泡沫；有人则认为“做外包寄人篱下，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才去做外包。”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与会专家。专家普遍对外包持肯定看法，认为这是软件走向大生产的必然产业模式：“乱”，说明了市场的繁荣，说明了大家对这个市场的看好；“乱”也说明这是一个初级阶段，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总之，“乱”不是坏事。
对于“外包没有核心技术”一说，刘积仁认为，一个大的产业一定是有分工的，外包的层次很多，有BPO外包，也有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