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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对儒释关系的调和可以用“儒释一贯”予以概括。其基本的论证理路表现为借助儒家圣人经典之权威来为自己代言,阐明佛教思想理论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致性。为了说明这种内圣之伦理观、心性论和外王之王道治世上的一致性,佛教的儒化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而这源于当时儒强佛弱的现实处境。但是,契嵩又基于佛教立场对佛教理论的高妙性、精深性给予了充分阐述,并在“儒化”中保存了佛教理论和修行实践的一贯性,体现出佛教理论上的高妙与儒化调整并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