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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13日，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溘然长逝，走得那样凄凉孤苦。当叶企孙在病床上向他挚爱的这个世界投去最后一瞥时，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国民党中统特务嫌疑犯。
叶企孙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炼狱般的苦难岁月。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已经古稀之年的叶企孙遭遇如此厄运，曾一度精神失常。随后，在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将其逮捕、关押，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并被迫多次书写“笔供”，受尽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翌年11月，羁押入狱已逾一年半的叶先生被释放，但回到北大之后，仍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人回国时想去探望他，均遭有关方面拒绝。1975年，隔离审查解除，遂有1976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老友和学生的登门造访，相见恍如隔世。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审查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叶先生晚景如此悲苦，固然是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然。不过他在晚年之被打入另册，直接原因则是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而要了解熊大缜冤案的来龙去脉，需要简单追溯叶、熊二位的身世经历。
1898年7月16日，叶企孙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颖过人，时任上海教育学会会长的父亲对他深寄厚望，亲自教以启蒙识字，并攻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青少年时代的叶企孙“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方能治国平天下”。在清华求学期间，叶企孙经常在日记中流露出“要想洗刷民族耻辱，要祖国强盛，必先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样高尚的志趣和抱负。当时的清华虽为留美预科，但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远见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颇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清华校歌)的磅礴气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精神氛围中，叶企孙的过人禀赋得到了极大的滋养和发展，他的非凡才华和高远志向也渐初露端倪。
1918年，年甫二十的叶企孙从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天负笈美利坚。抵美后，叶企孙即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习实验物理学。当时的芝大物理系，人才济济，俨然实验物理学的重镇。担任系主任的是当时美国唯一获诺贝尔奖的迈克尔逊，而后来相继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密立根和康普顿也正于此时在该系担任教授。在芝大学习两年后，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物理学界的另一位翘楚——布里奇曼教授。在开始博士论文工作之前，他选择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科研课题：测定普朗克常数h值，因为近代物理学的几乎所有内容都与这个基本作用量子发生关系，所以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他于1921年3月开始实验测定，数月后即得到实验测定结果，并发表于当年的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会报上，很快被国际科学界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是年，他仅23岁。两年之后，他在布里奇曼指导下完成高压磁学的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返国后，叶企孙先任教于东南大学，翌年北上，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不久，受梅贻琦先生之托，组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
叶企孙之创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是从奠定近代中国的科学大厦这一宏伟视野出发的。他千方百计延揽大师、网罗名士。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林家翘、戴振铎、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还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都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翘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正是在叶企孙春风化雨、宽厚博爱的伟大人格感召下，清华理学院一时风云际会、俊彦来集，正是在这样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一位名叫熊大缜的英俊少年，满怀青春的希冀和梦想，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清华园。他哪里能知道，他后来的经历会那么深重地影响另一个人的晚年命运，而这个人正是他慈父般的恩师叶企孙先生。
熊大缜于1932年秋人清华物理系，开始在课堂上聆听叶先生教诲，师生关系渐好，因为同是来自浦江之畔、同操沪语乡音，故而相互之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自1933年到1936年，熊每年暑假都伴随叶先生到祖国各地“游历山水”(实则作科学考察)。1935年熊大缜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题为“红外光照相术”，系在叶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同年秋，熊留校任助教，住在叶先生家中，师生情谊甚笃。熊曾于某个深夜站在清华气象台上拍下北平西山的夜景，在当时国内普通照相底片都要依赖进口的情况下，熊竟能以区区一个大四学生之学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出清晰逼真的夜光照片，殊为难得，可见其实验能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其出类拔萃的天资，自是深得叶师赞赏的重要原因。因叶先生终生未娶，他对熊视若己出、情同父子。后叶先生曾赋长诗一首，缅怀熊大缜，其诗曰：
迳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吾入清华年，君生黄浦滨。孰知廿载后，方结鱼水缘。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义，待人心赤诚。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西山诸群峰，赤外照无遗。……卢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载，国难日日深。逃责非丈夫，积愤气难抑。一朝君奋起，投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
叶诗后半部分所言之事，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熊大缜冤案”的由来。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军兴。熊大缜目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决心携笔从戎、以身许国。此时，适逢冀中抗日根据地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去支援抗战，熊遂毅然前往。到达冀中之后，熊大缜即展开工作，因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受到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赏识重用。不久之后，他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等研制工作。当熊大缜辞别恩师奔赴冀中前线时，叶企孙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后来当他在平津听说熊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曾一度准备亲赴冀中，与吕正操、熊大缜及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由于弟子们的劝阻才没有成行。而事实上，叶先生留在乎津做了大量的秘密抗日工作，他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当时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所需的技术原料无法在冀中得到解决，叶先生得知情况后，当即设法筹集款项并购买所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又数次组织学生和科技人员前往冀中支援抗战。平津城里，到处都是日寇，在某种程度上，叶先生在乎津从事秘密抗日工作所冒的风险，比亲赴冀中的风险更大。他在当时那种险恶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智大勇尤其令人感佩。正如他的学生孙鲁所评价的那样：“叶企孙先生虽然有着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当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这一行动又一次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与祖国山河生死维系的赤诚!”1938年11月，叶先生赴昆明西南联大，翌年，在昆明《今日评论》杂志上以“唐士”为笔名发表《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文中以深挚的爱国情怀和战略眼光纵论河北的抗战大势，并热情呼吁科技人员去冀中前线支援抗战。然而，叶先生又哪里知道，此时远在千里之外抗战前线的心爱弟子熊大缜，却已经遭遇不测而罹难了。
熊大缜在冀中根据地创办技术研究社，成绩斐然，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和接见。怎奈风云莫测、世事难料，一场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灾难降临了。当时的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未经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擅自秘密逮捕了熊大缜，在押送途中竟用乱石将其砸死I此案还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他们一律被当作钻人革命队伍的汉奸特务而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此时，甚至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也受到怀疑，吕虽然清楚熊大缜的惨死和这些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完全是一场冤案，然而他本人也是自身难保。这真是一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来到西南联大后，叶企孙几经周折才得知熊大缜已被捕，但并不知详情，更不知熊已经牺牲，于是多方打听熊的下落，还来到重庆，希望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营救熊大缜，他甚至还通过陶孟和向周恩来述说此事。当叶企孙终于得知熊已被害的消息后，他继续多方吁请，为熊喊冤雪冤，要求为熊平反。这为他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埋下了伏笔。“文革”初期，吕正操将军受到审查，所谓的“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又因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和叶企孙颇多联络，受到叶企孙的协助；更关键的一点是，叶先生曾通过熊大缜，希望促成吕正操部与鹿钟麟将军(时任河北省主席)所部的联合，两军携手抗日。这都成了他的罪状!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先生，竟被诬为是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的核心人物，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到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在连续八次提审讯问叶先生、并且多次派人“内查外调”之后，因为查无实据，专案组只得冠之以“中统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将其释放，但仍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在梦魇一般的漫漫长夜中，叶企孙忍受着炼狱的苦难和煎熬，忍受着阴谋家和群氓施加于他的暴虐和残忍，精神和肉体上均遭受严重摧残。身陷囹圄期间，叶企孙曾八次受到连续提审，被迫写过多次“笔供”，在其中一份书面交代中，他写道：“……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呜呼痛哉!当心爱的弟子被无端谋害、惨遭虐杀三十年后，身为慈父和恩师的叶先生却要忍心说出这等违心之语，尤其这是出自叶先生这样一位真诚厚道、仁爱深挚的长者之口，真是字字血泪，其中饱含着多少的辛酸、悲愤和无奈，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但是，无论受到多大委屈，他总是默默忍受，从不向别人诉说。在病中，他与看望他的老友谈论着中国的物理学和科学史教育，念兹在兹，无非国家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惟有一次，他曾把南朝史学家范晔《狱中与诸侄书》中的一段话指给前来探望他的挚友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官，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
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二十七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叶企孙背着中统特务的罪名，含冤去世。十年后，中共河j匕省委终于在1986年发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同年，清华学生致信吕正操将军，要求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是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正式表示恢复叶企孙先生的名誉。
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同年，中央电视台根据叶企孙及其学生们在抗战时期的抗战救国事迹摄制完成专题片《又是满山红》，并举行首映式。此时，距离叶先生辞世已近二十年了。逝者往矣，惟留一阕贤士悲歌，一出时代悲剧。
叶企孙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炼狱般的苦难岁月。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已经古稀之年的叶企孙遭遇如此厄运，曾一度精神失常。随后，在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将其逮捕、关押，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并被迫多次书写“笔供”，受尽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翌年11月，羁押入狱已逾一年半的叶先生被释放，但回到北大之后，仍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人回国时想去探望他，均遭有关方面拒绝。1975年，隔离审查解除，遂有1976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老友和学生的登门造访，相见恍如隔世。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审查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叶先生晚景如此悲苦，固然是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然。不过他在晚年之被打入另册，直接原因则是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而要了解熊大缜冤案的来龙去脉，需要简单追溯叶、熊二位的身世经历。
1898年7月16日，叶企孙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颖过人，时任上海教育学会会长的父亲对他深寄厚望，亲自教以启蒙识字，并攻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青少年时代的叶企孙“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方能治国平天下”。在清华求学期间，叶企孙经常在日记中流露出“要想洗刷民族耻辱，要祖国强盛，必先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样高尚的志趣和抱负。当时的清华虽为留美预科，但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远见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颇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清华校歌)的磅礴气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精神氛围中，叶企孙的过人禀赋得到了极大的滋养和发展，他的非凡才华和高远志向也渐初露端倪。
1918年，年甫二十的叶企孙从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天负笈美利坚。抵美后，叶企孙即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习实验物理学。当时的芝大物理系，人才济济，俨然实验物理学的重镇。担任系主任的是当时美国唯一获诺贝尔奖的迈克尔逊，而后来相继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密立根和康普顿也正于此时在该系担任教授。在芝大学习两年后，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物理学界的另一位翘楚——布里奇曼教授。在开始博士论文工作之前，他选择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科研课题：测定普朗克常数h值，因为近代物理学的几乎所有内容都与这个基本作用量子发生关系，所以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他于1921年3月开始实验测定，数月后即得到实验测定结果，并发表于当年的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会报上，很快被国际科学界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是年，他仅23岁。两年之后，他在布里奇曼指导下完成高压磁学的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返国后，叶企孙先任教于东南大学，翌年北上，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不久，受梅贻琦先生之托，组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
叶企孙之创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是从奠定近代中国的科学大厦这一宏伟视野出发的。他千方百计延揽大师、网罗名士。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林家翘、戴振铎、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还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都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翘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正是在叶企孙春风化雨、宽厚博爱的伟大人格感召下，清华理学院一时风云际会、俊彦来集，正是在这样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一位名叫熊大缜的英俊少年，满怀青春的希冀和梦想，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清华园。他哪里能知道，他后来的经历会那么深重地影响另一个人的晚年命运，而这个人正是他慈父般的恩师叶企孙先生。
熊大缜于1932年秋人清华物理系，开始在课堂上聆听叶先生教诲，师生关系渐好，因为同是来自浦江之畔、同操沪语乡音，故而相互之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自1933年到1936年，熊每年暑假都伴随叶先生到祖国各地“游历山水”(实则作科学考察)。1935年熊大缜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题为“红外光照相术”，系在叶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同年秋，熊留校任助教，住在叶先生家中，师生情谊甚笃。熊曾于某个深夜站在清华气象台上拍下北平西山的夜景，在当时国内普通照相底片都要依赖进口的情况下，熊竟能以区区一个大四学生之学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出清晰逼真的夜光照片，殊为难得，可见其实验能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其出类拔萃的天资，自是深得叶师赞赏的重要原因。因叶先生终生未娶，他对熊视若己出、情同父子。后叶先生曾赋长诗一首，缅怀熊大缜，其诗曰：
迳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吾入清华年，君生黄浦滨。孰知廿载后，方结鱼水缘。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义，待人心赤诚。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西山诸群峰，赤外照无遗。……卢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载，国难日日深。逃责非丈夫，积愤气难抑。一朝君奋起，投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
叶诗后半部分所言之事，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熊大缜冤案”的由来。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军兴。熊大缜目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决心携笔从戎、以身许国。此时，适逢冀中抗日根据地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去支援抗战，熊遂毅然前往。到达冀中之后，熊大缜即展开工作，因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受到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赏识重用。不久之后，他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等研制工作。当熊大缜辞别恩师奔赴冀中前线时，叶企孙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后来当他在平津听说熊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曾一度准备亲赴冀中，与吕正操、熊大缜及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由于弟子们的劝阻才没有成行。而事实上，叶先生留在乎津做了大量的秘密抗日工作，他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当时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所需的技术原料无法在冀中得到解决，叶先生得知情况后，当即设法筹集款项并购买所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又数次组织学生和科技人员前往冀中支援抗战。平津城里，到处都是日寇，在某种程度上，叶先生在乎津从事秘密抗日工作所冒的风险，比亲赴冀中的风险更大。他在当时那种险恶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智大勇尤其令人感佩。正如他的学生孙鲁所评价的那样：“叶企孙先生虽然有着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当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这一行动又一次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与祖国山河生死维系的赤诚!”1938年11月，叶先生赴昆明西南联大，翌年，在昆明《今日评论》杂志上以“唐士”为笔名发表《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文中以深挚的爱国情怀和战略眼光纵论河北的抗战大势，并热情呼吁科技人员去冀中前线支援抗战。然而，叶先生又哪里知道，此时远在千里之外抗战前线的心爱弟子熊大缜，却已经遭遇不测而罹难了。
熊大缜在冀中根据地创办技术研究社，成绩斐然，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和接见。怎奈风云莫测、世事难料，一场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灾难降临了。当时的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未经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擅自秘密逮捕了熊大缜，在押送途中竟用乱石将其砸死I此案还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他们一律被当作钻人革命队伍的汉奸特务而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此时，甚至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也受到怀疑，吕虽然清楚熊大缜的惨死和这些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完全是一场冤案，然而他本人也是自身难保。这真是一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来到西南联大后，叶企孙几经周折才得知熊大缜已被捕，但并不知详情，更不知熊已经牺牲，于是多方打听熊的下落，还来到重庆，希望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营救熊大缜，他甚至还通过陶孟和向周恩来述说此事。当叶企孙终于得知熊已被害的消息后，他继续多方吁请，为熊喊冤雪冤，要求为熊平反。这为他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埋下了伏笔。“文革”初期，吕正操将军受到审查，所谓的“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又因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和叶企孙颇多联络，受到叶企孙的协助；更关键的一点是，叶先生曾通过熊大缜，希望促成吕正操部与鹿钟麟将军(时任河北省主席)所部的联合，两军携手抗日。这都成了他的罪状!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先生，竟被诬为是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的核心人物，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到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在连续八次提审讯问叶先生、并且多次派人“内查外调”之后，因为查无实据，专案组只得冠之以“中统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将其释放，但仍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在梦魇一般的漫漫长夜中，叶企孙忍受着炼狱的苦难和煎熬，忍受着阴谋家和群氓施加于他的暴虐和残忍，精神和肉体上均遭受严重摧残。身陷囹圄期间，叶企孙曾八次受到连续提审，被迫写过多次“笔供”，在其中一份书面交代中，他写道：“……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呜呼痛哉!当心爱的弟子被无端谋害、惨遭虐杀三十年后，身为慈父和恩师的叶先生却要忍心说出这等违心之语，尤其这是出自叶先生这样一位真诚厚道、仁爱深挚的长者之口，真是字字血泪，其中饱含着多少的辛酸、悲愤和无奈，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但是，无论受到多大委屈，他总是默默忍受，从不向别人诉说。在病中，他与看望他的老友谈论着中国的物理学和科学史教育，念兹在兹，无非国家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惟有一次，他曾把南朝史学家范晔《狱中与诸侄书》中的一段话指给前来探望他的挚友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官，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
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二十七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叶企孙背着中统特务的罪名，含冤去世。十年后，中共河j匕省委终于在1986年发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同年，清华学生致信吕正操将军，要求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是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正式表示恢复叶企孙先生的名誉。
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同年，中央电视台根据叶企孙及其学生们在抗战时期的抗战救国事迹摄制完成专题片《又是满山红》，并举行首映式。此时，距离叶先生辞世已近二十年了。逝者往矣，惟留一阕贤士悲歌，一出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