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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更高”，不仅是人们在赛场上的期望，也被深圳人用于对摩天大楼不断提高中。
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游客，地王大厦是深圳最不容忽略一个标志，它是曾经的亚洲最高，“深圳速度”的最佳代言者。
离地王大厦不远，是深圳另一个最不容忽视的景致——邓小平画像。
从邓小平画像到地王大厦，走路不过五分钟。画像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几乎是最具深圳特色的留影地点。每一个到过深圳的人，都试图在这里摆个姿势，第一张是邓公注视下的自己。然后一转身，再来一张以地王大厦为背景的“深圳速度”。
对于这个城市，如此安排意义鲜明，前者是它辉煌的过去，而后者，指向它的现在和未来。过了邓小平画像，地铁的报站，都颇显得悠扬而意味深长——“下一站，地王。”
速度之于深圳，从来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词语。从特区成立之初，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永动机。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上海人的谨小慎微和北京人的慢条斯理，用一句当时的经典话语来说，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1992年，邓小平南巡离开深圳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你们要搞快一点！”
不久，深圳掀起了第二次快速建设的高潮。四年后，地王大厦以“两天半建设一层”的速度成就了亚洲第一高楼，充分诠释了这个“快”字。
而此前这个最快速度的纪录保持者是深圳的国贸大厦——那是这个城市80年代的地标，它建成的时候，曾以每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令国人乍舌。
如今，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记得当初国贸大厦的速度和高度了。而“下一站，地王”，已经喊了10多年了。他们盼着继续刷新这个高度。
外来人
在深圳，刘继红每天站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地王大厦。她说，这个无处不在的形象，让她觉得希望时刻都在。
刘的工作是地王大厦观光层的解说员，每天她都要站在68层高的玻璃窗前，面对游客重复着相同的话，“你们眼皮子底下的那片空地，就是香港的新界。”
两年前，刘继红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深圳。对于她来说，两个城市间的差距，比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还要远。刘继红是在河南读的旅游专业，毕业后她像每一个小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对大城市充满着各种想象。虽然最近十年来，这个城市是否将被抛弃的争论，一直持续。
而刘继红对于这一切，仿佛毫无察觉。两年来，她在深圳的工厂做过工，在餐厅当过招待，直至两个月前，她终于找到了一份与旅游有关的体面职业，在地王大厦观光层做一名导游。
但在地王大厦上班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来这里观光的人远远没有她想像中多。自从2003年内地开通港澳自由行之后，对于内地游客，与其在这里远眺香港，倒不如签一个“自由行”直接过去。
她时常跟游客介绍香港的新界有多大以及中环的交通有多堵。而那些地方她至今也没去过，她的家乡，至今没有开通港澳自由行，去那里玩，手续比较麻烦。
如今来这里远眺香港的人，几乎都跟她一样，清一色来自小城市，不属于“自由行”惠及的人群。
刘继红不知道深圳此前的地标国贸大厦确切在什么位置。总之，她会指着一群灰头土脸的楼宇给你说，就在那一片。毕竟它太矮了，只有160米，还不及地王高度的一半，地王知道吗，有384米。
关于国贸大厦她所知不多，如今也很少时候被人问及。对于一个刚来这里两年的外地人，刘艳红更关心这个城市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
靠近地王大厦不远的一片空地，据称即将是深圳的下一个地标。那里就是她眼里这个城市的未来，她说，新地标今年就要开建，88层，比地王大厦高20层。
而事实上，这个城市自从地王大厦之后，下一站究竟在哪，连它自己都迷惑。因此，每一年都有新地标诞生的消息，而最终这个消息又都不了了之。
最初的速度
如果不是刘继红主动介绍，几乎没有人会把地王大厦的总体形状看作竖起的两支笔和一本立着的书。从地面任何一个角度看，它唯一给人的感觉就是，单薄。
她说，这代表着深圳即将书写新的篇章。
如果试图把深圳的建设当作一本书，1984年建成的国贸大厦，在开始的那几页上。
国贸大厦位于深圳人民南路与嘉宾路的交界处，紧邻国门，那里是当年深圳改革最早开发的前沿阵地，也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个黄金十年的象征。
如今，这个黄金地段已显得杂乱，当年全国最高的国贸大厦在深圳已经排不到前十。
改革初期，对于把特区的金融中心放在哪里，起初存在着争议。当时的罗湖，还是两个山包，周围是洼地，年年发大水，汪洋一片。
如果把最初的金融中心建在这里，无疑将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另一面，罗湖是外商进入国门后的第一站，关系到深圳乃至中国的形象。于是，这个城市最终决定，先从装点门面做起。
而建设一幢足够高大的摩天大厦，无疑将令每一个走进国门的外商眼前一亮。
1982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国贸大厦，最初的目标就是，建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是合和大厦，建成于1980年，位于港仔著名的皇后大道东，楼高65层。在内地，南京金陵饭店正在试图成为当时的中华第一高楼，它计划建设37层。
为了和香港形成完美对接，深圳国贸大厦的设计一开始就向香港的这个“老大哥”看齐。规划建设53层，肯定是当时内地的第一高楼。
合和大厦顶部有个圆形的旋转餐厅，这在当时是一个风靡港岛的著名景点。国贸大厦的设计也特意加入了这个圆形的旋转餐厅，只不过，为了表现中国天圆地方的古典理念，把大楼的身子设计成了方形。
摩天大楼事实上是来自美国的特产。1851年，电梯的发明，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走成为无限的可能。
整个20世纪，美国建筑向上走的趋势都是锐不可挡的。直到1973年西尔斯大厦建成之后，美国的建筑师终于开始思考，不断向上突破的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的摩天大楼热开始消退，建筑师们开始把更高、更快的理念输向亚洲，寸土寸金的港岛自然成了热土。
而之于深圳，改革初期这里并不缺乏土地，建设国贸大厦的一个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当时，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舆论，都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国内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而在国外也有人把这里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1982年的深圳是个大工地，也是建设者的淘金地。工程师罗君东作为建筑大军的一分子，就是在这一年来的深圳，当时他更多图的是，每月能够多拿6块钱的特区补助和买到便宜的香港货。
1984年4月30日，深圳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工程师罗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国贸也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句话，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
1984年，比“深圳速度”更快的是“蛇口速度”，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
如今回忆起来，罗君东也觉得所谓的“深圳速度”，精神意味大于实际。当时，深圳市政府给我们订的目标是276天封顶，起初他们也只是想放个卫星，表个改革的决心。合同书上倒是写着，提前一天完工，奖金5万，耽误一天，罚款5万。没想到我们最后不但完成了，还提前了一个月。
那一年，真正罕见的速度并非来自于国贸大厦，深圳市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深圳大学68000平方米的建设，让全国为之一震。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文化的建设单靠速度是不行的。
1985年，就在特区沉浸于对“深圳速度”的不绝赞歌中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发展却遭遇了最强烈的诟病。一种说法是，特区的发展全靠内地，深圳赚的都是内地的钱。
自此，深圳迎来了一段低迷时期，中央首先拔掉了“输血的针头”，银行贷款大面积收缩，深圳的基础建设投资一下砍去了10个亿。建筑工人失业了，特区17万人的基建队伍，只留下了9万人，20幢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
“深圳速度”的下一步
深圳再度引起人们注意，已经是1992年。
这一年之前，中国的改革一度陷入徘徊。在深圳，在此前的一年里，这个城市发生了几件大事：
刚刚开张的深交所，连续经历了10个月的大跌，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这让初涉股票市场的深圳市政府显得手足无措，不得不筹集2亿元救市。
此前风光了十年的蛇口工业区开始走向步伐放缓。这个曾经的中国改革急先锋出现的问题，为深圳的前途也敲响了警钟。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南巡，重新让这个城市看到了希望。他明确要求，深圳走得更快一点。
和之前的十年一样，这个城市的再度发展需要一个加速度。如果说，十年前的国贸是深圳第一轮改革的标杆，那么之后的地王大厦，就是深圳再度起跑的信号。
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深圳市政府将蔡屋围的一块旺地推向市场，这块地总面积18734平方米，是当时内地首次实行国际招标出让的地块，吸引了近200家境内外公司竞标。最终，深业集团和熊谷组公司联合以1．42亿美元中标。
那一年，深圳确立了此后的两个城市地标性景观，一个是地王大厦的规划，另一个就是邓小平画像。画面右上角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一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
这个城市试图通过这两个地标，强调深入改革不可动摇。四年后，画像进行了更新，口号变更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之后，在地王大厦建设的数年里，深圳的经济都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直至1996年，地王大厦竣工，成就了当时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那就是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
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圳面临着发展路径的重新选择。许多深圳人在那一年充满了担忧，觉得这个城市已经走到了它的最高点。此后，它的去向再没有那么多外力可以依靠。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以与深圳相当甚至更快的速度发展。“深圳速度”也就少有人提了。
香山饭店
北京香山饭店位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1984年建立。香山饭店是由国际著名美藉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主持设计的一座融中园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四星级酒店。这座350个房间的酒店以中国庭院式风格建成。它的屋顶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轮廓，大堂像一个中国庭院。在香山饭店，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的营造手法巧妙地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质的建筑空间。香山饭店开业7个月后，贝聿铭获得了普利策建筑奖。一九八四年，香山饭店获美国建筑学会荣誉奖。
香山饭店的设计和建成，引起中国建筑界的强烈震动。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在建筑界，一度被隔绝的西方建筑文化在此被纳入中国人的视野。香山饭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它的卓然不群与占据了祖国绝大部分空间的呆板的火柴盒建筑的强烈对比，也掀起了中国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大讨论。
白天鹅宾馆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中国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也是内地第一家由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
香港企业家霍英东在内地首先试水投资宾馆项目，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协议约定，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双方合作兴建白天鹅宾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正式改革开放。
国外境外人士在中国境内投资建宾馆，霍英东是首人首例。那时甚至有人提出，白天鹅宾馆的楼顶上阳台要建立高射炮台，当时还有那个时代的防空意识。
白天鹅宾馆开业以来，一直被视为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北京的“十大建筑”
1958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国庆工程。10个月后，这批建筑以不可思议论的速度建成。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
这些建筑成为北京的地标建筑，也是一个时代的鲜明标志。
1980年代，带着国门初开后的懵懂与稚气，又一届的“北京十大建筑”从23万张群众投票中产生。
它们是：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电视台、首都机场候机楼、北京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抗日战争纪念馆、地铁东四十条车站。
中国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杨葆军对此次的“十大建筑”评价说：对北京这个历史名城而言，现代化这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北京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使皇城的传统文化个性模糊不清，“四不像”的建筑处处可见。
1990年代，第三次“北京十大建筑”评选，同样也是群众投票。评出的“十大建筑”是：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及亚运村、新世界中心、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首都图书馆新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北京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北京国际金融大厦。
从评选结果看，此次“北京十大建筑”一半以上的入选作品试图兼顾“时代感”与“中国特色”的双重诉求。但杨葆军认为，此阶段“中国还在为工业化过程补课，尚未完全理解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真谛”。
（整理 黄艾禾）
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游客，地王大厦是深圳最不容忽略一个标志，它是曾经的亚洲最高，“深圳速度”的最佳代言者。
离地王大厦不远，是深圳另一个最不容忽视的景致——邓小平画像。
从邓小平画像到地王大厦，走路不过五分钟。画像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几乎是最具深圳特色的留影地点。每一个到过深圳的人，都试图在这里摆个姿势，第一张是邓公注视下的自己。然后一转身，再来一张以地王大厦为背景的“深圳速度”。
对于这个城市，如此安排意义鲜明，前者是它辉煌的过去，而后者，指向它的现在和未来。过了邓小平画像，地铁的报站，都颇显得悠扬而意味深长——“下一站，地王。”
速度之于深圳，从来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词语。从特区成立之初，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永动机。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上海人的谨小慎微和北京人的慢条斯理，用一句当时的经典话语来说，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1992年，邓小平南巡离开深圳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你们要搞快一点！”
不久，深圳掀起了第二次快速建设的高潮。四年后，地王大厦以“两天半建设一层”的速度成就了亚洲第一高楼，充分诠释了这个“快”字。
而此前这个最快速度的纪录保持者是深圳的国贸大厦——那是这个城市80年代的地标，它建成的时候，曾以每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令国人乍舌。
如今，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记得当初国贸大厦的速度和高度了。而“下一站，地王”，已经喊了10多年了。他们盼着继续刷新这个高度。
外来人
在深圳，刘继红每天站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地王大厦。她说，这个无处不在的形象，让她觉得希望时刻都在。
刘的工作是地王大厦观光层的解说员，每天她都要站在68层高的玻璃窗前，面对游客重复着相同的话，“你们眼皮子底下的那片空地，就是香港的新界。”
两年前，刘继红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深圳。对于她来说，两个城市间的差距，比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还要远。刘继红是在河南读的旅游专业，毕业后她像每一个小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对大城市充满着各种想象。虽然最近十年来，这个城市是否将被抛弃的争论，一直持续。
而刘继红对于这一切，仿佛毫无察觉。两年来，她在深圳的工厂做过工，在餐厅当过招待，直至两个月前，她终于找到了一份与旅游有关的体面职业，在地王大厦观光层做一名导游。
但在地王大厦上班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来这里观光的人远远没有她想像中多。自从2003年内地开通港澳自由行之后，对于内地游客，与其在这里远眺香港，倒不如签一个“自由行”直接过去。
她时常跟游客介绍香港的新界有多大以及中环的交通有多堵。而那些地方她至今也没去过，她的家乡，至今没有开通港澳自由行，去那里玩，手续比较麻烦。
如今来这里远眺香港的人，几乎都跟她一样，清一色来自小城市，不属于“自由行”惠及的人群。
刘继红不知道深圳此前的地标国贸大厦确切在什么位置。总之，她会指着一群灰头土脸的楼宇给你说，就在那一片。毕竟它太矮了，只有160米，还不及地王高度的一半，地王知道吗，有384米。
关于国贸大厦她所知不多，如今也很少时候被人问及。对于一个刚来这里两年的外地人，刘艳红更关心这个城市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
靠近地王大厦不远的一片空地，据称即将是深圳的下一个地标。那里就是她眼里这个城市的未来，她说，新地标今年就要开建，88层，比地王大厦高20层。
而事实上，这个城市自从地王大厦之后，下一站究竟在哪，连它自己都迷惑。因此，每一年都有新地标诞生的消息，而最终这个消息又都不了了之。
最初的速度
如果不是刘继红主动介绍，几乎没有人会把地王大厦的总体形状看作竖起的两支笔和一本立着的书。从地面任何一个角度看，它唯一给人的感觉就是，单薄。
她说，这代表着深圳即将书写新的篇章。
如果试图把深圳的建设当作一本书，1984年建成的国贸大厦，在开始的那几页上。
国贸大厦位于深圳人民南路与嘉宾路的交界处，紧邻国门，那里是当年深圳改革最早开发的前沿阵地，也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个黄金十年的象征。
如今，这个黄金地段已显得杂乱，当年全国最高的国贸大厦在深圳已经排不到前十。
改革初期，对于把特区的金融中心放在哪里，起初存在着争议。当时的罗湖，还是两个山包，周围是洼地，年年发大水，汪洋一片。
如果把最初的金融中心建在这里，无疑将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另一面，罗湖是外商进入国门后的第一站，关系到深圳乃至中国的形象。于是，这个城市最终决定，先从装点门面做起。
而建设一幢足够高大的摩天大厦，无疑将令每一个走进国门的外商眼前一亮。
1982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国贸大厦，最初的目标就是，建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是合和大厦，建成于1980年，位于港仔著名的皇后大道东，楼高65层。在内地，南京金陵饭店正在试图成为当时的中华第一高楼，它计划建设37层。
为了和香港形成完美对接，深圳国贸大厦的设计一开始就向香港的这个“老大哥”看齐。规划建设53层，肯定是当时内地的第一高楼。
合和大厦顶部有个圆形的旋转餐厅，这在当时是一个风靡港岛的著名景点。国贸大厦的设计也特意加入了这个圆形的旋转餐厅，只不过，为了表现中国天圆地方的古典理念，把大楼的身子设计成了方形。
摩天大楼事实上是来自美国的特产。1851年，电梯的发明，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走成为无限的可能。
整个20世纪，美国建筑向上走的趋势都是锐不可挡的。直到1973年西尔斯大厦建成之后，美国的建筑师终于开始思考，不断向上突破的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的摩天大楼热开始消退，建筑师们开始把更高、更快的理念输向亚洲，寸土寸金的港岛自然成了热土。
而之于深圳，改革初期这里并不缺乏土地，建设国贸大厦的一个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当时，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舆论，都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国内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而在国外也有人把这里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1982年的深圳是个大工地，也是建设者的淘金地。工程师罗君东作为建筑大军的一分子，就是在这一年来的深圳，当时他更多图的是，每月能够多拿6块钱的特区补助和买到便宜的香港货。
1984年4月30日，深圳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工程师罗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国贸也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句话，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
1984年，比“深圳速度”更快的是“蛇口速度”，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
如今回忆起来，罗君东也觉得所谓的“深圳速度”，精神意味大于实际。当时，深圳市政府给我们订的目标是276天封顶，起初他们也只是想放个卫星，表个改革的决心。合同书上倒是写着，提前一天完工，奖金5万，耽误一天，罚款5万。没想到我们最后不但完成了，还提前了一个月。
那一年，真正罕见的速度并非来自于国贸大厦，深圳市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深圳大学68000平方米的建设，让全国为之一震。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文化的建设单靠速度是不行的。
1985年，就在特区沉浸于对“深圳速度”的不绝赞歌中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发展却遭遇了最强烈的诟病。一种说法是，特区的发展全靠内地，深圳赚的都是内地的钱。
自此，深圳迎来了一段低迷时期，中央首先拔掉了“输血的针头”，银行贷款大面积收缩，深圳的基础建设投资一下砍去了10个亿。建筑工人失业了，特区17万人的基建队伍，只留下了9万人，20幢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
“深圳速度”的下一步
深圳再度引起人们注意，已经是1992年。
这一年之前，中国的改革一度陷入徘徊。在深圳，在此前的一年里，这个城市发生了几件大事：
刚刚开张的深交所，连续经历了10个月的大跌，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这让初涉股票市场的深圳市政府显得手足无措，不得不筹集2亿元救市。
此前风光了十年的蛇口工业区开始走向步伐放缓。这个曾经的中国改革急先锋出现的问题，为深圳的前途也敲响了警钟。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南巡，重新让这个城市看到了希望。他明确要求，深圳走得更快一点。
和之前的十年一样，这个城市的再度发展需要一个加速度。如果说，十年前的国贸是深圳第一轮改革的标杆，那么之后的地王大厦，就是深圳再度起跑的信号。
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深圳市政府将蔡屋围的一块旺地推向市场，这块地总面积18734平方米，是当时内地首次实行国际招标出让的地块，吸引了近200家境内外公司竞标。最终，深业集团和熊谷组公司联合以1．42亿美元中标。
那一年，深圳确立了此后的两个城市地标性景观，一个是地王大厦的规划，另一个就是邓小平画像。画面右上角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一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
这个城市试图通过这两个地标，强调深入改革不可动摇。四年后，画像进行了更新，口号变更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之后，在地王大厦建设的数年里，深圳的经济都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直至1996年，地王大厦竣工，成就了当时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那就是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
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圳面临着发展路径的重新选择。许多深圳人在那一年充满了担忧，觉得这个城市已经走到了它的最高点。此后，它的去向再没有那么多外力可以依靠。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以与深圳相当甚至更快的速度发展。“深圳速度”也就少有人提了。
香山饭店
北京香山饭店位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1984年建立。香山饭店是由国际著名美藉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主持设计的一座融中园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四星级酒店。这座350个房间的酒店以中国庭院式风格建成。它的屋顶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轮廓，大堂像一个中国庭院。在香山饭店，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的营造手法巧妙地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质的建筑空间。香山饭店开业7个月后，贝聿铭获得了普利策建筑奖。一九八四年，香山饭店获美国建筑学会荣誉奖。
香山饭店的设计和建成，引起中国建筑界的强烈震动。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在建筑界，一度被隔绝的西方建筑文化在此被纳入中国人的视野。香山饭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它的卓然不群与占据了祖国绝大部分空间的呆板的火柴盒建筑的强烈对比，也掀起了中国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大讨论。
白天鹅宾馆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中国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也是内地第一家由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
香港企业家霍英东在内地首先试水投资宾馆项目，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协议约定，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双方合作兴建白天鹅宾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正式改革开放。
国外境外人士在中国境内投资建宾馆，霍英东是首人首例。那时甚至有人提出，白天鹅宾馆的楼顶上阳台要建立高射炮台，当时还有那个时代的防空意识。
白天鹅宾馆开业以来，一直被视为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北京的“十大建筑”
1958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国庆工程。10个月后，这批建筑以不可思议论的速度建成。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
这些建筑成为北京的地标建筑，也是一个时代的鲜明标志。
1980年代，带着国门初开后的懵懂与稚气，又一届的“北京十大建筑”从23万张群众投票中产生。
它们是：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电视台、首都机场候机楼、北京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抗日战争纪念馆、地铁东四十条车站。
中国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杨葆军对此次的“十大建筑”评价说：对北京这个历史名城而言，现代化这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北京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使皇城的传统文化个性模糊不清，“四不像”的建筑处处可见。
1990年代，第三次“北京十大建筑”评选，同样也是群众投票。评出的“十大建筑”是：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及亚运村、新世界中心、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首都图书馆新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北京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北京国际金融大厦。
从评选结果看，此次“北京十大建筑”一半以上的入选作品试图兼顾“时代感”与“中国特色”的双重诉求。但杨葆军认为，此阶段“中国还在为工业化过程补课，尚未完全理解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真谛”。
（整理 黄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