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诗力说》中的“之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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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0六年,决定放弃医学的鲁迅回到东京,着手改造国民精神的文艺运动。在一九0九年八月回国之前,他先后写出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破恶声论》五篇文章,全部发表在《河南》杂志上。这五篇文章均用精深的文言文写就,记录了青年鲁迅对于晚清形势较为成熟的思考。总体上,这五篇文章既指向不同主题,又存在紧密呼应,其中,《摩罗诗力说》不仅篇幅最长,也最充分地反映了鲁迅早年的文学观。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介绍了以拜伦、雪莱为首的九位撒旦派诗人,他希望晚清时期的中国也能涌现出这样的诗人,激发起民族的精神斗志,所谓“动吭一呼,闻者兴起”。这篇长文由九节构成,前三节为总论,后六节分别介绍了不同国家的撒旦派诗人及其影响。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者北冈正子详细查考了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时使用的文献材料,她认为:“《摩罗诗力说》是在鲁迅的某种意图支配下,根据当时找得到的材料来源写成的。将材料来源的文章脉络加以比较检查,弄清鲁迅文章的构成情况,就可以从中领会鲁迅的意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冈正子的研究(即《〈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便被译介到国内,成为鲁迅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不过,北冈正子的研究集中在《摩罗诗力说》后六节分论的部分,换言之,前三节亦即总论的部分,基本可以确认直接出自鲁迅之手,这三节最能够明确表达出所谓的“鲁迅的意图”。
  《摩罗诗力说》虽被认为是体现鲁迅早年文学思想最重要的论文,又被赋予了体现“中国诗学转型”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鲁迅而言,文学并非一个孤立的范畴,它内置于中国文明转型与民族主体再造的宏大叙事中。文章开篇,鲁迅首先讲述了一个文明史的问题,他历数了世界上多个文明古国从强盛到衰亡的历史。令鲁迅焦虑的是,中国该怎样避免灭亡的命运?他信服尼采指出的方向,“尼佉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在尼采的影响下,鲁迅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一个文明体出现了问题,是其缺乏内在的野蛮之力的结果。他由此引申出:“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鲁迅认为“文明”与“野蛮”有机共生,相比于“文明”,“野蛮”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只有“野蛮”才能构成“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
  有意思的是,在《摩罗诗力说》第三节的末尾,鲁迅即将介绍拜伦之际,为了再次彰显出“野蛮”的意义,他引用了一则生物学上的“反种”案例:
  抑吾闻生学家言,有云反种一事,为生物中每现异品,肖其远先,如人所牧马,往往出野物,类之不拉(Zebra),盖未驯以前状,复现于今日者。撒旦诗人之出,殆亦如是,非异事也。
  鲁迅借助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作为论据, 用马种在遗传过程中出现类似“之不拉”(斑马音译)的现象比喻撒旦派诗人。作为总论的结尾,这段话直接指向了《摩罗诗力说》开篇谈及的文明史问题。在鲁迅看来,撒旦派诗人正是人群中出现的“野物”,在他们原始性的反抗中蕴含着能够更新文明的力量。
  《摩罗诗力说》中的“野物”或“之不拉”,应当是鲁迅第一次把生物学知识引入相关论述。这种看似新奇的做法并不让人意外。鲁迅早年有着良好的科学素养,从南京的矿路学堂到仙台医专,他的主要身份都是一名理工科学生,同时,鲁迅长年对生物学情有独钟,他屡屡将这方面的知识巧妙穿插在自己的行文中。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向藤野先生告别时便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这篇文章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已隔二十余年,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番回忆的真实性,但“生物学”确实构成了鲁迅早年最重要的精神背景。例如,他在“五四”时期倡导家庭改革时即是借助所谓“生物学真理”,又如在《孤独者》中,他为魏连殳这一有着主观情感投射的人物设计的身份便是“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当然,这也从本质上反映出鲁迅思考中国问题与中国历史变革的方法。
  回到《摩罗诗力说》。鲁迅说,他之所以将撒旦派诗人比作人群中的“之不拉”,是受到一位“生学家”启发,那么,这位“生学家”是谁呢?他与鲁迅早年接受进化论以及鲁迅个人的思想形成存在什么关联吗?
  一般认为,鲁迅在南京接触到进化论,他的生物学思路即起源于此,但實际上,周作人很早就指出过鲁迅是在日本才真正弄懂了进化论。由于鲁迅早年辗转多地求学,我们很难确切指出鲁迅一定是从哪里获得了这种知识,但是,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早年熟读乃至可以长段背诵的《天演论》案语中,有一个段落与《摩罗诗力说》中关于“之不拉”的说法对应得非常整齐。
  在《进微》一章的案语结尾,严复也提到过返祖现象,如有:
  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野种者。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
  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引述比照起来,两段话的相似度非常高。两者不仅都以马种动物作为案例,而且都运用了“反种”“野物”/“野种”以及“之不拉”/“芝不拉”等表述。鲁迅是否从这里汲取了灵感?
  我们不妨还原严复的语境,以便追溯关于“之不拉”更多的原理。从正文的标题“进微”可知,赫胥黎的本意是说明进化之缓慢,所谓:“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繁荣程度可以很快发生变化,但在短暂的文明史上,人类的性情却难有显著改变。他以都铎王朝和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为例,指出贫富、强弱虽然存在鲜明对比,但只要读过莎士比亚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与当时并无二致。赫胥黎随后解释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的进化原理,他认为,人类社会应当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或者加强教育的方法实现进化,在这个思路上,赫胥黎反对《济贫法》禁止贫民生育的条款,话题紧接着被转移到先天遗传与后天改革的关系,赫胥黎连续举了多个事例,强调后天改革的必要性并在最后总结道:“彼被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祥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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