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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二元的货币政策目标实际上存在内在的矛盾。本文采用了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分析方法，研究了M2货币供应量对于两个代理变量的影响和相关关系，得出中国货币政策在稳定货币币值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货币政策 有效性 币值稳定 皮尔森相关系数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3（b）--02
1 货币非中性理论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建立在货币非中性的理论之上，货币非中性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引起实际就业、收入和产出水平的变化，这才是货币政策制定的意义。[1]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争论，以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为代表的货币中立支持者认为，当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时，即排除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货币不过是价值符号，是中性的。反对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认为该货币是非中立的，政府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经由利率的传导作用，影响了需求和投资水平，进而对于产出水平等实际经济变量造成影响，其继任者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和汉森（Alvin Hansen）创建了“IS-LM”模型，该模型认为若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水平下降，投资和消费增加，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因此LM曲线向右移动。因此，这些人认为政府应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2]
在承认货币非中性的基础上，才可以开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3]可以看出，中国采取了双货币政策目标。本文将尝试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并得出政策目标基本实现的结论。
2 货币政策目标的矛盾性
根据美联储官方网站公布，美联储在国会的指示下，促进实现最大就业，稳定价格和适度的长期利率这三大目标。[4]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所规定的。[5]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实际上具有逻辑的递进关系，相信币值稳定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代表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但是，中国监管界人士也曾表态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并认为币值的稳定更为重要，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公开发表评论：“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平衡取舍”。[6]
这一观点同样可以由“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来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有三种类型，其中包括“失业—价格”曲线，该曲线认为失业率与价格水平呈负相关，奥肯（Arthur M. Okun）的奥肯定律认为当经济增长率增加2%时，失业率下降約1%。结合“失业—价格”曲线和奥肯定律推导可获得菲利普斯曲线中的“产出—价格”曲线。该曲线表明经济增长率与价格水平呈正相关，其意味着在经济波动上升时期，随着需求的扩大，经济增长率上升，价格上涨率上升;在经济波动下降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收缩，经济增长率下降，价格上涨率随后会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上涨，这种变动关系从理论上反映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两个货币政策目标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内在存在一定的矛盾。
3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计量分析
本文的研究方法参考了闫力、刘克宫、张次兰的方法，在其论文中，货币供应量M2（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将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将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货币币值的代理变量。[7]部分学者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如王欣和周波。[8，9]
这三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由“皮尔森相关系数”（R）计算。根据R的大小，可以判断测试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0.8～1.0极强相关;0.6～0.8强相关;0.4～0.6中等程度相关;0.2～0.4弱相关;0.0～0.2极弱相关或不相关。
（1）
R=-0.113，M2和CPI显示为“极弱相关或不相关”。这意味着，随着2009—2018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价格水平并未上升，并且期间略有下降。换句话说，这表明不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如何，价格水平都保持在大致稳定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使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了“稳定”的价格。
同时，我们可以在图2中获得有关散点分布的更多信息。对于CPI本身而言，一般认为，2%～3%的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当CPI> 3%时，可以称为通货膨胀;当CPI增长超过5%时，被称为严重通货膨胀。[11]尽管2009年和2011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但2009—2018年的CPI值通常落在101～103的范围内，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表明了货币政策将货币币值稳定在了一个科学的水平。
R = 0.995，M2与GDP呈“极强相关”。这意味着2009—2018年的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呈同步上升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根据菲利普斯“产出—价格”曲线，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数据显示，这段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在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同时保持了快速增长。
4 结语
承认货币的非中性是货币政策制定的前提，根据菲利普斯“产出—价格”曲线，中国货币政策的两个目标存在一定矛盾，但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币值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货币币值保持了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提升，因此，中国在2009—2018年总体上完成了其货币政策的目标。
在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实践中有两个命题。一个是单一目标，以稳定的货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另一个是双重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和促进经济增长。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来看，无论当局要实现什么目标，均应关注政策本身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当时面临的最突出矛盾。实际上，与其讨论政策目标的一元或者二元，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应是更重要的，政策目标应符合市场参与者的信赖利益，不应有偏见和多变。例如，“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又称“权衡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或中央政府根据经济状况采取的权衡措施来达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然而，根据王龙焰的研究，“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虽然作为一种灵活的货币工具在应对经济波动时较为有效，但是存在不一致的政策时间的问题，而且还导致通货膨胀偏差和稳定偏差，这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2]因此，与是否采用单一或多元目标的货币政策相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应该是更加重要的关注点。
参考文献
[1]周豪.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问题的经验总结[J].上海金融，2005（05）.
[2]易定红，郭树华.西方货币理论主要流派的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01）.
[3]闫海.论我国货币政策法定目标的重构——基于国内外法制演进的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6（03）.
[4]宋小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J].南方金融，2004（11）.
[5]马里奥·德拉吉，谢华军.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二十年[J].金融市场研究，2019（07）.
[6]魏革军.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J].中国金融，2011（01）.
[7]闫力，刘克宫，张次兰.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基于1998～2009年月度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
[8]王欣.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3（06）.
[9]周波，叶龙生.金融创新、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与货币政策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19（07）.
[10]东方财富网.经济数据一览[M/OL].[2019-11-07].http：//data.eastmoney.com/cjsj/moneysupply.aspx？p=1.
周丽晖.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有关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王龙焰.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研究及其在我国的实证检验[D].合肥：安徽大学，2010.
关键词：货币政策 有效性 币值稳定 皮尔森相关系数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3（b）--02
1 货币非中性理论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建立在货币非中性的理论之上，货币非中性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引起实际就业、收入和产出水平的变化，这才是货币政策制定的意义。[1]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争论，以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为代表的货币中立支持者认为，当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时，即排除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货币不过是价值符号，是中性的。反对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认为该货币是非中立的，政府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经由利率的传导作用，影响了需求和投资水平，进而对于产出水平等实际经济变量造成影响，其继任者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和汉森（Alvin Hansen）创建了“IS-LM”模型，该模型认为若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水平下降，投资和消费增加，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因此LM曲线向右移动。因此，这些人认为政府应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2]
在承认货币非中性的基础上，才可以开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3]可以看出，中国采取了双货币政策目标。本文将尝试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并得出政策目标基本实现的结论。
2 货币政策目标的矛盾性
根据美联储官方网站公布，美联储在国会的指示下，促进实现最大就业，稳定价格和适度的长期利率这三大目标。[4]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所规定的。[5]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实际上具有逻辑的递进关系，相信币值稳定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代表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但是，中国监管界人士也曾表态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并认为币值的稳定更为重要，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公开发表评论：“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同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平衡取舍”。[6]
这一观点同样可以由“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来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有三种类型，其中包括“失业—价格”曲线，该曲线认为失业率与价格水平呈负相关，奥肯（Arthur M. Okun）的奥肯定律认为当经济增长率增加2%时，失业率下降約1%。结合“失业—价格”曲线和奥肯定律推导可获得菲利普斯曲线中的“产出—价格”曲线。该曲线表明经济增长率与价格水平呈正相关，其意味着在经济波动上升时期，随着需求的扩大，经济增长率上升，价格上涨率上升;在经济波动下降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收缩，经济增长率下降，价格上涨率随后会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上涨，这种变动关系从理论上反映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两个货币政策目标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内在存在一定的矛盾。
3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计量分析
本文的研究方法参考了闫力、刘克宫、张次兰的方法，在其论文中，货币供应量M2（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将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将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货币币值的代理变量。[7]部分学者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如王欣和周波。[8，9]
这三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由“皮尔森相关系数”（R）计算。根据R的大小，可以判断测试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0.8～1.0极强相关;0.6～0.8强相关;0.4～0.6中等程度相关;0.2～0.4弱相关;0.0～0.2极弱相关或不相关。
（1）
R=-0.113，M2和CPI显示为“极弱相关或不相关”。这意味着，随着2009—2018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价格水平并未上升，并且期间略有下降。换句话说，这表明不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如何，价格水平都保持在大致稳定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使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了“稳定”的价格。
同时，我们可以在图2中获得有关散点分布的更多信息。对于CPI本身而言，一般认为，2%～3%的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当CPI> 3%时，可以称为通货膨胀;当CPI增长超过5%时，被称为严重通货膨胀。[11]尽管2009年和2011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但2009—2018年的CPI值通常落在101～103的范围内，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表明了货币政策将货币币值稳定在了一个科学的水平。
R = 0.995，M2与GDP呈“极强相关”。这意味着2009—2018年的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呈同步上升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根据菲利普斯“产出—价格”曲线，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数据显示，这段时期的中国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在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同时保持了快速增长。
4 结语
承认货币的非中性是货币政策制定的前提，根据菲利普斯“产出—价格”曲线，中国货币政策的两个目标存在一定矛盾，但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币值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货币币值保持了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提升，因此，中国在2009—2018年总体上完成了其货币政策的目标。
在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实践中有两个命题。一个是单一目标，以稳定的货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另一个是双重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和促进经济增长。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来看，无论当局要实现什么目标，均应关注政策本身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当时面临的最突出矛盾。实际上，与其讨论政策目标的一元或者二元，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应是更重要的，政策目标应符合市场参与者的信赖利益，不应有偏见和多变。例如，“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又称“权衡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或中央政府根据经济状况采取的权衡措施来达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然而，根据王龙焰的研究，“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虽然作为一种灵活的货币工具在应对经济波动时较为有效，但是存在不一致的政策时间的问题，而且还导致通货膨胀偏差和稳定偏差，这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2]因此，与是否采用单一或多元目标的货币政策相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应该是更加重要的关注点。
参考文献
[1]周豪.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问题的经验总结[J].上海金融，2005（05）.
[2]易定红，郭树华.西方货币理论主要流派的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01）.
[3]闫海.论我国货币政策法定目标的重构——基于国内外法制演进的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6（03）.
[4]宋小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J].南方金融，2004（11）.
[5]马里奥·德拉吉，谢华军.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二十年[J].金融市场研究，2019（07）.
[6]魏革军.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J].中国金融，2011（01）.
[7]闫力，刘克宫，张次兰.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基于1998～2009年月度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
[8]王欣.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3（06）.
[9]周波，叶龙生.金融创新、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与货币政策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19（07）.
[10]东方财富网.经济数据一览[M/OL].[2019-11-07].http：//data.eastmoney.com/cjsj/moneysupply.aspx？p=1.
周丽晖.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有关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王龙焰.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研究及其在我国的实证检验[D].合肥：安徽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