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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汉朝独尊儒术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于儒家的“中庸之道”可说颇不陌生。过去的读书人应试必读的四书五经，其中有一本就叫《中庸》。老百姓虽然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儒家的什么经书，但他们“间接受古书影响很大”，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濡染之下，自然就熟悉起来。
何为“中庸”？据历代大儒讲，那就是“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正像精确到几千分之一甚或几万分之一的衡器，天平两边不会有丝毫的倾斜。“中庸”好不好？据说很好。孔丘先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也就是说，中庸乃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怪不得宋代有个大儒叫程颢的对人们竖起大拇指说：“中”，乃“天下之正道”，“庸”，则是“天下的定理”。你看，天下所有的事物，永远不让它走到极端，永远保持一种“中和”之态，物得其平而不鸣，事得其平而不争，“不鸣”、“不争”，于是天下太平，其乐融融！
按理说，这么好的一个“中庸之道”，理当行之无碍，一以贯之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儒家文化是讲“中庸”的，但与法家文化联姻之后的儒家文化再也不可能讲“中庸”，政治本身就不可能是中庸的。儒家文化不中庸起来比任何文化都不中庸，它最好上纲上线，把思想的、文化的斗争全扯到政治的斗争中去，以把矛盾提交到法家文化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法庭上，给持不同思想、不同观念的人以毁灭性打击。我们且看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的一段：
“析言破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异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第一诛和第四诛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自由；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著作出版自由。而且，这“四诛”可以不经审判，便格杀勿论，这哪里有一点“中庸”的味道。可是，当人民不堪忍受其极端统治起而反抗时，他们便倒穿着鞋子，挥舞着“仁恕”的旗子赶忙来劝说要行“中庸”了。看来，“中庸”还是“非中庸”，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关于中庸之道的实质，有论者说，它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一曰义。仁是对统治者用的，他劝说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谕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为“暴乱”、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要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这个宜的限度，就是犯上作乱，大不宜了。我想，倘若统治阶级真能施行仁政，老百姓也守义遵节，倒也不失为一种暂安的局面，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除了少数几个所谓“圣君贤臣”，大都做不到这一点。往往是一点点仁政，堆上一大片苛政，直闹得民不堪命，酿成革命。
“中庸”与“非中庸”，看似对立，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于是人们发现，“中庸”与“非中庸”，不但是可供交替使用的两手，而且彼此还可以互相转变。一旦“非中庸”没有了市场，他便高喊“中庸”，其差别不过在于一为进攻性武器，一为防御性武器罢了，然其为武器则一。至于“中庸”还是“非中庸”，则要视情形而定。
有人称“中庸之道”为“和稀泥主义”，陶渊明就讥笑孔子是“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这“弥缝”二字十分形象，他把国情比作一堵城墙，孔子及其儒家的所谓“中庸之道”者，就像水泥石灰，它可以把城墙上的裂缝填满，看上去仍是一堵完好的城墙，却永远不会找到防止这城墙倒塌的根本办法。
最近，在国内一本颇有影响的刊物上，读到一篇谈论“中庸之道”的文章，其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说“中庸之道”“乃是一种具有极高水准的治国理论”。何以言之？据说它“为古代的权力制约，特别是君权制约思想提供了一种高瞻远瞩的哲学基础”，甚至简直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相媲美云云，因称：“不加分析地批判中庸之道而提倡斗争哲学，真个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十万八千里了”。于是对“中庸之道”冠之以“极高明”三字而后已。
我们且不说儒家的“中庸之道”讲的并非政治，而是道德，将它视为什么“治国理论”本就有点勉强；也不必争论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否一回事——二者的差别原本就不可以道里计。至于谈到“中庸之道”对古代权力尤其是对君权的制约，则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哪一次不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非中庸”所激起，对这个问题便不必费力论证了。
人们也许会纳闷，有人何以会将“中庸之道”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拉扯到一起呢？其实并不奇怪，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的１９１８年，鲁迅先生就讲过：“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叫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而“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揆诸今日之儒道诸公，宁非其流亚乎？
何况，往往缺少什么，便会提倡什么。当今社会中那些“非中庸”的形形色色，即已昭示了“中庸”的缺失，不必再为“中庸之道”加添什么光环，其“高明”之处亦无须饶舌——我们的“圣哲先贤”的遗著足以汗牛充栋。倘说，“中庸之道”尚不失为一帖能暂时止痛的膏药的话，却也要弄清楚给谁贴上才合适，才管用。
何为“中庸”？据历代大儒讲，那就是“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正像精确到几千分之一甚或几万分之一的衡器，天平两边不会有丝毫的倾斜。“中庸”好不好？据说很好。孔丘先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也就是说，中庸乃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怪不得宋代有个大儒叫程颢的对人们竖起大拇指说：“中”，乃“天下之正道”，“庸”，则是“天下的定理”。你看，天下所有的事物，永远不让它走到极端，永远保持一种“中和”之态，物得其平而不鸣，事得其平而不争，“不鸣”、“不争”，于是天下太平，其乐融融！
按理说，这么好的一个“中庸之道”，理当行之无碍，一以贯之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儒家文化是讲“中庸”的，但与法家文化联姻之后的儒家文化再也不可能讲“中庸”，政治本身就不可能是中庸的。儒家文化不中庸起来比任何文化都不中庸，它最好上纲上线，把思想的、文化的斗争全扯到政治的斗争中去，以把矛盾提交到法家文化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法庭上，给持不同思想、不同观念的人以毁灭性打击。我们且看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的一段：
“析言破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异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第一诛和第四诛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自由；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著作出版自由。而且，这“四诛”可以不经审判，便格杀勿论，这哪里有一点“中庸”的味道。可是，当人民不堪忍受其极端统治起而反抗时，他们便倒穿着鞋子，挥舞着“仁恕”的旗子赶忙来劝说要行“中庸”了。看来，“中庸”还是“非中庸”，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关于中庸之道的实质，有论者说，它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一曰义。仁是对统治者用的，他劝说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谕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为“暴乱”、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要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这个宜的限度，就是犯上作乱，大不宜了。我想，倘若统治阶级真能施行仁政，老百姓也守义遵节，倒也不失为一种暂安的局面，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除了少数几个所谓“圣君贤臣”，大都做不到这一点。往往是一点点仁政，堆上一大片苛政，直闹得民不堪命，酿成革命。
“中庸”与“非中庸”，看似对立，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于是人们发现，“中庸”与“非中庸”，不但是可供交替使用的两手，而且彼此还可以互相转变。一旦“非中庸”没有了市场，他便高喊“中庸”，其差别不过在于一为进攻性武器，一为防御性武器罢了，然其为武器则一。至于“中庸”还是“非中庸”，则要视情形而定。
有人称“中庸之道”为“和稀泥主义”，陶渊明就讥笑孔子是“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这“弥缝”二字十分形象，他把国情比作一堵城墙，孔子及其儒家的所谓“中庸之道”者，就像水泥石灰，它可以把城墙上的裂缝填满，看上去仍是一堵完好的城墙，却永远不会找到防止这城墙倒塌的根本办法。
最近，在国内一本颇有影响的刊物上，读到一篇谈论“中庸之道”的文章，其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说“中庸之道”“乃是一种具有极高水准的治国理论”。何以言之？据说它“为古代的权力制约，特别是君权制约思想提供了一种高瞻远瞩的哲学基础”，甚至简直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相媲美云云，因称：“不加分析地批判中庸之道而提倡斗争哲学，真个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十万八千里了”。于是对“中庸之道”冠之以“极高明”三字而后已。
我们且不说儒家的“中庸之道”讲的并非政治，而是道德，将它视为什么“治国理论”本就有点勉强；也不必争论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否一回事——二者的差别原本就不可以道里计。至于谈到“中庸之道”对古代权力尤其是对君权的制约，则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哪一次不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非中庸”所激起，对这个问题便不必费力论证了。
人们也许会纳闷，有人何以会将“中庸之道”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拉扯到一起呢？其实并不奇怪，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的１９１８年，鲁迅先生就讲过：“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叫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而“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揆诸今日之儒道诸公，宁非其流亚乎？
何况，往往缺少什么，便会提倡什么。当今社会中那些“非中庸”的形形色色，即已昭示了“中庸”的缺失，不必再为“中庸之道”加添什么光环，其“高明”之处亦无须饶舌——我们的“圣哲先贤”的遗著足以汗牛充栋。倘说，“中庸之道”尚不失为一帖能暂时止痛的膏药的话，却也要弄清楚给谁贴上才合适，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