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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国民党军在江西围剿江西红军时，蒋介石常带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和参谋人员到各地视察工作。政学系的头目杨永泰向蒋建议：应将随行的参谋人员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个侍从室，以便于开展工作。蒋介石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成立了一个只有四个小组的侍从室。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又作了正式改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处，此后又扩充了一个第三处，每处各设3个小组，其分工大致如下：
侍一处掌军事。下设第一、二、三3个小组，分别掌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下设第四、五、六3个小组，分别掌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综核工作。侍三处掌管人事，下设第七、八、九3个小组，分别掌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此外，蒋的安全保卫由一警卫大队担任，另设一侍卫长来统一调动指挥其行动。
改组后的侍从室，成了一个掌管军事、党政、人事大权的统治机构。其规模虽不算大，但地位却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蒋统治中国的“内廷”。
一、掌管军事的侍一处
掌管军事的侍一处主任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军事幕僚长。从1936年侍从室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撤销，10年间，侍一处主任七易其人，依次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其间，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两度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随侍蒋的左右，为蒋所信任。
钱大钧，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在任侍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36年西南两广事变时，钱大钧奉蒋之命，秘密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叛变陈济棠，获得成功，为蒋赏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虽对钱大钧的忠诚一度怀疑，但念及钱在临潼华清池也被弹射伤，依然恢复了对他的信任。抗战胜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处主任。离任后又被蒋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林蔚，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原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掌握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人事管理多年，每遇职务调动，他的原职位是从来不动的。林到侍一处任职，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他谨慎稳重，长于谋划，实乃蒋家王朝中高级幕僚人物的典型。
侍一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本应由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掌管的工作。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管理等，侍一处无所不管。凡是蒋的参谋长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一处的第二组（掌军事参谋业务），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署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须由蒋亲自处理的，也要经侍二组初步审阅后再行“呈阅”或“呈核”。
侍一处还要参与制定重大军事决策，提重要建议等。若逢蒋有重要军事行动，侍一处主任常常要随侍左右，出谋划策。钱大钧就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
传布蒋的命令也是侍一处的主要任务之一。这项任务主要是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正确无误地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蒋在外指挥作战期间，常常深夜打电话找侍一处主任，对白天打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侍一处主任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战事紧张时，蒋一天要找侍一处主任多次。遇有紧急军情，还得代蒋亲拟电稿发出。
二、掌管党政和秘书业务的侍二处
侍二处下设第四、第五、第六3个小组，核心是第四组，它主管政治、党务和秘书业务，管辖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特务组织等单位。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也统由侍四组负责处理。蒋通过这一核心幕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
侍二处的主持人是蒋身边的亲信幕僚人物陈布雷。他从侍从室改组之日起，就被蒋任命为侍二处主任，一直担任到1945年侍从室撤销。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约陈布雷密谈，密谋划策直至深夜。陈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十之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蒋的“文胆”之称。
北伐战争前，陈布雷在上海任《商报》主笔，写过一些反军阀的文章，受到蒋的注意。1928年的春天，蒋在南昌召见陈，经几次长谈后，蒋认为陈有德有才，便聘他为私人秘书。以蒋介石为名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稿，实际上都是由陈布雷撰写的。例如，以蒋署名的文章《报国与思亲》，被南京政府明令编入中学课本中，实际上是出自于陈布雷之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一文，也是由陈布雷挖空心思写出来的，其中谎话连篇，有许多情节都是编造出来的。
蒋介石每次发表重要讲话时，事先常同陈布雷商量，或先拟定提纲，或先由陈拟成文稿。有时候，蒋讲完话后还要陈布雷将讲话内容整理成文，他核定后再发表。蒋对陈的文字虽说是满意的，但仍十分挑剔，修改两三次是常事，最多的有18次易稿之事，常常使文章越改越长，连宋美龄也批评陈布雷文章太长。陈布雷听到这种批评后，苦笑着说：“我和你们都有同感，我也不想写长文章，只是每次我把文章作好呈送总裁，总裁总要一改再攻，还加许多意思进去，所以文章就越做越长了。你们都说不喜欢看长文章，其实，我和大家也是一样的。”
陈布雷担任侍二处主任，除为蒋介石代拟文稿外，他还负责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工作，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人负责。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
三、掌管人事的侍三处
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由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曾命侍二处第五组主管，但因涉及范围太广，实在管不了，大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旨意，提出了“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就在侍从室系统中成立了第三处，陈果夫任主任。
侍三处掌管的业务，大体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整理原有的人事资料，作为建立其整个业务的基础；其次，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为蒋家王朝服务的“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按照他们当时说法是：一面是集纳人事资料的仓库，一面是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
侍三处的权力掌握在国民党CC系陈果夫手中。陈果夫收集人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成立“实业计划学会”。他利用“学会”组织，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通过侍三处向蒋推荐。二是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第三处。派CC系的小头目吴铸人为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为，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情况。侍三处根据汇报，对受训结业学员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三是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对象。等等。
另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把经过调查和从各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一起构成人事登记卷。这样，通过侍三处几年的经营，在全国各地都撤布了“人事情报网”，从而使蒋介石得以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四、侍从室与特务情报活动
蒋介石在与红军作战时期，就成立了CC和复兴两大特务组织。侍从室改组以后，蒋又通过侍从室把这两个特务组织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两个特务组织送给蒋的密报文件，按其内容性质，由侍一，侍二两处分别处理。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蒋军军官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项的密报，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以及第四组组长陈方阅后，会同侍一处研究处理。如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12月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后，蒋介石就安排去四川的退路，当时四川各派军阀勾心斗角，政局动荡不定。蒋介石就通过戴笠的特务组织搜集四川军阀内部的情报，以便采取措施控制川局。1938年3月中旬，侍从室一、二两处根据戴笠的汇报情况，整理了一份四川军阀活动情况的调查材料，其内容核心是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各派军阀之分析及其动向，以及各军政首领对蒋的态度与企图等，成了蒋制订对策的重要依据。
侍从室特务情报活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政治动向进行监视。蒋介石与他的部属，即使是对他的嫡党嫡系，也无绝对信任可言，常常要通过侍从室的情报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1940年初，陈布雷即在侍二处第四组秘密设立“经济情报组”，利用经济情报人员，对那些他认为不甚可靠的高级官员或封疆大吏进行监视。例如，陈布雷和张治中虽同属蒋的嫡党，但由于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进步，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因此被陈布雷视为“不放心的人物”，加以提防。1943年6月，被陈设法安插在三青团中央团部任财务组长的魏锡熙，奉陈的秘密指示，对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的张治中进行监视。陈要求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魏锡熙接受任务后，曾积极活动，多方搜集材料。密将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各地青年馆，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及张的特支费等情报，及时送经济情报组，以供陈布雷了解张治中在青团的政治动向。抗战胜利后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区爆发了民族武装革命，蒋任命张治中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授其处理新疆全权。此时，陈又密嘱随张赴新疆担任省政府会计长的魏锡熙一如既往，随时报送有关张的政治性的经济情报。陈布雷虽然是张治中在侍从室期间“最好的一位朋友”，但他为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是忠实地覆行了自己的职责。
五、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选用
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选用是严格的，特别是侍二组和侍四组这样的核心幕僚机构，其工作人员都是蒋亲自挑选。他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年限深久。然后，对召来的人，他还要亲自观察，直到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决定。
蒋介石用人的主要标准是必须对他忠心耿耿，绝对可靠。例如，两次担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就是一例。此人是蒋的嫡系，一贯听命于蒋，对蒋忠贞不二，因而，深得蒋的信任，两次侍蒋。尽管如此，蒋在驾驭这些人员时，还是十分小心的。他经常更换侍一处人员，一般任期1至2年，最短的只有3个月。而基本上不换侍二处人员，特别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十年一贯制”，从未更换。这是因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侍一处主管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内各部会，对外联系各战区发布蒋的军令，因此，一处的主管不但必须是亲信，而且不能有常员，否则，就会有人藉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蒋就有被越俎代庖、给人架空的危险。
在侍从室工作的人员待遇是优厚的，而且在离开侍从室的时候，蒋一般还给于提升一、两级特殊优待。表示蒋对其内廷臣仆的特殊恩宠，使他们对蒋感恩图报。不过蒋平时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尽职尽忠，不能稍有懈怠。有一次，工兵学校请蒋颁示训词，钱大钧命人拟就，呈蒋审阅，蒋见文字草率幼稚，大为不满，立即批示：“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草率为转呈！”另一次，某战区送上一大厚本作战计划，当时任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马上签了字，呈了上去。蒋却在后面批了一大段话，大意说：“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你们的参谋？”对张治中的“疏忽”将了一军。
六、会揣摩蒋介石意图的侍从室人员
蒋介石在处理问题时，总是把嫡系视作亲信，把杂牌目为异己。幕僚们在草拟处理转来的公函请蒋批复之前。总是首先要弄清请托者与蒋的亲疏关系，然后分别处置。遇有弄不清某些人与蒋的关系，或蒋喜悦不定、难以捉摸时，就干脆不拟初步意见，用“呈核”二字，听蒋自行裁决。
蒋审阅文件有一个习惯，经常批一“阅”字。有时用红蓝铅笔，有时用毛笔，字迹潦草时，竟把“阅”字画成弯弯曲曲，恰似蠕动着的蚯蚓一般，后面向来是不签名的，看惯了的人，一望而知是蒋的亲笔。然而同是蒋的亲笔，幕僚们却能揣摩出不同的涵义。最普通的情况是一“阅”字了之，归档存查。一种情况是蒋从中采取部分意见，另外下达“手令”或“指示”，这样的“阅”字，意味着把文件暂时撂过一边。另一种情况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在思考，也批一“阅”字。有时蒋想起来，还向侍从室管档案的人索取重阅，又在上面画上一个爬虫符号。这许多不同涵义的“阅”字，蒋的幕僚们是能鉴别出来的，并能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置。如，1941年6月，冯玉祥在重庆给蒋写过一封信，向蒋痛陈当前军政积弊，一共用了35张八行信纸。当时侍二组参谋人员为蒋作了详细提要，并附原信，送蒋核阅，蒋看毕，只批一“阅”字。
蒋在处理问题时，有时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例如，有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国统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学潮风起云涌，西南联大学生走在前面，其它地区学生纷纷响应。蒋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遣返学生回藉，由昆明驻军办理。并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陈布雷揣度：“蒋是否真的要解散联大，值得进一步研究。”陈布雷认为，学潮是受共产党鼓动的，若解散联大，则将授共产党鼓动各地学潮的借口，不是处理问题的上策。于是电告蒋介石，西南联大问题正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随后，陈便暗示各教授，最高当局有解散学校及军事接管的筹划，为学校前途计，大家都要挺身而出疏导学生。……陈通过软硬兼施，多方配合，果然瓦解了这次学潮。
还有一次，侍从室的一个股长慌忙来见张治中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做的太大。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精明的张治中知道蒋的用意，说处分只不过是蒋故作姿态，其实蒋对部下的这番忠心是很赏识的。于是，张治中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蒋，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果然批了一个”阅“字了事。
侍从室的幕僚们都熟悉，蒋是个爱发脾气的人。在他动怒时说的话，不必过于认真。他们奉行的对策是：气头上不要硬顶，事过后我行我素。有一次蒋出去，看到4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蒋勃然大怒，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把那张批示送张治中看，张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若问张治中为何敢抗命，原来也是因他摸透了蒋的脾气，他给军法总监的电话就透露了其中奥秘：“这不过是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4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后来事情果然如此了结。
1945年11月底以前，侍从室3个处全部撤销了。侍从室先前的一套业务，按其性质分别编入“国民政府”（以后改称“总统府”）参军、文官两处的机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局。
侍一处掌军事。下设第一、二、三3个小组，分别掌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下设第四、五、六3个小组，分别掌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综核工作。侍三处掌管人事，下设第七、八、九3个小组，分别掌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此外，蒋的安全保卫由一警卫大队担任，另设一侍卫长来统一调动指挥其行动。
改组后的侍从室，成了一个掌管军事、党政、人事大权的统治机构。其规模虽不算大，但地位却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蒋统治中国的“内廷”。
一、掌管军事的侍一处
掌管军事的侍一处主任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军事幕僚长。从1936年侍从室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撤销，10年间，侍一处主任七易其人，依次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其间，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两度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随侍蒋的左右，为蒋所信任。
钱大钧，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在任侍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36年西南两广事变时，钱大钧奉蒋之命，秘密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叛变陈济棠，获得成功，为蒋赏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虽对钱大钧的忠诚一度怀疑，但念及钱在临潼华清池也被弹射伤，依然恢复了对他的信任。抗战胜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处主任。离任后又被蒋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林蔚，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原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掌握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人事管理多年，每遇职务调动，他的原职位是从来不动的。林到侍一处任职，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他谨慎稳重，长于谋划，实乃蒋家王朝中高级幕僚人物的典型。
侍一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本应由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掌管的工作。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管理等，侍一处无所不管。凡是蒋的参谋长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一处的第二组（掌军事参谋业务），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署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须由蒋亲自处理的，也要经侍二组初步审阅后再行“呈阅”或“呈核”。
侍一处还要参与制定重大军事决策，提重要建议等。若逢蒋有重要军事行动，侍一处主任常常要随侍左右，出谋划策。钱大钧就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
传布蒋的命令也是侍一处的主要任务之一。这项任务主要是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正确无误地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蒋在外指挥作战期间，常常深夜打电话找侍一处主任，对白天打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侍一处主任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战事紧张时，蒋一天要找侍一处主任多次。遇有紧急军情，还得代蒋亲拟电稿发出。
二、掌管党政和秘书业务的侍二处
侍二处下设第四、第五、第六3个小组，核心是第四组，它主管政治、党务和秘书业务，管辖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特务组织等单位。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也统由侍四组负责处理。蒋通过这一核心幕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
侍二处的主持人是蒋身边的亲信幕僚人物陈布雷。他从侍从室改组之日起，就被蒋任命为侍二处主任，一直担任到1945年侍从室撤销。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约陈布雷密谈，密谋划策直至深夜。陈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十之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蒋的“文胆”之称。
北伐战争前，陈布雷在上海任《商报》主笔，写过一些反军阀的文章，受到蒋的注意。1928年的春天，蒋在南昌召见陈，经几次长谈后，蒋认为陈有德有才，便聘他为私人秘书。以蒋介石为名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稿，实际上都是由陈布雷撰写的。例如，以蒋署名的文章《报国与思亲》，被南京政府明令编入中学课本中，实际上是出自于陈布雷之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一文，也是由陈布雷挖空心思写出来的，其中谎话连篇，有许多情节都是编造出来的。
蒋介石每次发表重要讲话时，事先常同陈布雷商量，或先拟定提纲，或先由陈拟成文稿。有时候，蒋讲完话后还要陈布雷将讲话内容整理成文，他核定后再发表。蒋对陈的文字虽说是满意的，但仍十分挑剔，修改两三次是常事，最多的有18次易稿之事，常常使文章越改越长，连宋美龄也批评陈布雷文章太长。陈布雷听到这种批评后，苦笑着说：“我和你们都有同感，我也不想写长文章，只是每次我把文章作好呈送总裁，总裁总要一改再攻，还加许多意思进去，所以文章就越做越长了。你们都说不喜欢看长文章，其实，我和大家也是一样的。”
陈布雷担任侍二处主任，除为蒋介石代拟文稿外，他还负责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工作，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人负责。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
三、掌管人事的侍三处
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由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曾命侍二处第五组主管，但因涉及范围太广，实在管不了，大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旨意，提出了“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就在侍从室系统中成立了第三处，陈果夫任主任。
侍三处掌管的业务，大体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整理原有的人事资料，作为建立其整个业务的基础；其次，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为蒋家王朝服务的“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按照他们当时说法是：一面是集纳人事资料的仓库，一面是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
侍三处的权力掌握在国民党CC系陈果夫手中。陈果夫收集人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成立“实业计划学会”。他利用“学会”组织，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通过侍三处向蒋推荐。二是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第三处。派CC系的小头目吴铸人为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为，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情况。侍三处根据汇报，对受训结业学员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三是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对象。等等。
另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把经过调查和从各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一起构成人事登记卷。这样，通过侍三处几年的经营，在全国各地都撤布了“人事情报网”，从而使蒋介石得以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四、侍从室与特务情报活动
蒋介石在与红军作战时期，就成立了CC和复兴两大特务组织。侍从室改组以后，蒋又通过侍从室把这两个特务组织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两个特务组织送给蒋的密报文件，按其内容性质，由侍一，侍二两处分别处理。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蒋军军官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项的密报，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以及第四组组长陈方阅后，会同侍一处研究处理。如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12月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后，蒋介石就安排去四川的退路，当时四川各派军阀勾心斗角，政局动荡不定。蒋介石就通过戴笠的特务组织搜集四川军阀内部的情报，以便采取措施控制川局。1938年3月中旬，侍从室一、二两处根据戴笠的汇报情况，整理了一份四川军阀活动情况的调查材料，其内容核心是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各派军阀之分析及其动向，以及各军政首领对蒋的态度与企图等，成了蒋制订对策的重要依据。
侍从室特务情报活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政治动向进行监视。蒋介石与他的部属，即使是对他的嫡党嫡系，也无绝对信任可言，常常要通过侍从室的情报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1940年初，陈布雷即在侍二处第四组秘密设立“经济情报组”，利用经济情报人员，对那些他认为不甚可靠的高级官员或封疆大吏进行监视。例如，陈布雷和张治中虽同属蒋的嫡党，但由于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进步，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因此被陈布雷视为“不放心的人物”，加以提防。1943年6月，被陈设法安插在三青团中央团部任财务组长的魏锡熙，奉陈的秘密指示，对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的张治中进行监视。陈要求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魏锡熙接受任务后，曾积极活动，多方搜集材料。密将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各地青年馆，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及张的特支费等情报，及时送经济情报组，以供陈布雷了解张治中在青团的政治动向。抗战胜利后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区爆发了民族武装革命，蒋任命张治中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授其处理新疆全权。此时，陈又密嘱随张赴新疆担任省政府会计长的魏锡熙一如既往，随时报送有关张的政治性的经济情报。陈布雷虽然是张治中在侍从室期间“最好的一位朋友”，但他为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是忠实地覆行了自己的职责。
五、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选用
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选用是严格的，特别是侍二组和侍四组这样的核心幕僚机构，其工作人员都是蒋亲自挑选。他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年限深久。然后，对召来的人，他还要亲自观察，直到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决定。
蒋介石用人的主要标准是必须对他忠心耿耿，绝对可靠。例如，两次担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就是一例。此人是蒋的嫡系，一贯听命于蒋，对蒋忠贞不二，因而，深得蒋的信任，两次侍蒋。尽管如此，蒋在驾驭这些人员时，还是十分小心的。他经常更换侍一处人员，一般任期1至2年，最短的只有3个月。而基本上不换侍二处人员，特别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十年一贯制”，从未更换。这是因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侍一处主管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内各部会，对外联系各战区发布蒋的军令，因此，一处的主管不但必须是亲信，而且不能有常员，否则，就会有人藉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蒋就有被越俎代庖、给人架空的危险。
在侍从室工作的人员待遇是优厚的，而且在离开侍从室的时候，蒋一般还给于提升一、两级特殊优待。表示蒋对其内廷臣仆的特殊恩宠，使他们对蒋感恩图报。不过蒋平时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尽职尽忠，不能稍有懈怠。有一次，工兵学校请蒋颁示训词，钱大钧命人拟就，呈蒋审阅，蒋见文字草率幼稚，大为不满，立即批示：“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草率为转呈！”另一次，某战区送上一大厚本作战计划，当时任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马上签了字，呈了上去。蒋却在后面批了一大段话，大意说：“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你们的参谋？”对张治中的“疏忽”将了一军。
六、会揣摩蒋介石意图的侍从室人员
蒋介石在处理问题时，总是把嫡系视作亲信，把杂牌目为异己。幕僚们在草拟处理转来的公函请蒋批复之前。总是首先要弄清请托者与蒋的亲疏关系，然后分别处置。遇有弄不清某些人与蒋的关系，或蒋喜悦不定、难以捉摸时，就干脆不拟初步意见，用“呈核”二字，听蒋自行裁决。
蒋审阅文件有一个习惯，经常批一“阅”字。有时用红蓝铅笔，有时用毛笔，字迹潦草时，竟把“阅”字画成弯弯曲曲，恰似蠕动着的蚯蚓一般，后面向来是不签名的，看惯了的人，一望而知是蒋的亲笔。然而同是蒋的亲笔，幕僚们却能揣摩出不同的涵义。最普通的情况是一“阅”字了之，归档存查。一种情况是蒋从中采取部分意见，另外下达“手令”或“指示”，这样的“阅”字，意味着把文件暂时撂过一边。另一种情况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在思考，也批一“阅”字。有时蒋想起来，还向侍从室管档案的人索取重阅，又在上面画上一个爬虫符号。这许多不同涵义的“阅”字，蒋的幕僚们是能鉴别出来的，并能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置。如，1941年6月，冯玉祥在重庆给蒋写过一封信，向蒋痛陈当前军政积弊，一共用了35张八行信纸。当时侍二组参谋人员为蒋作了详细提要，并附原信，送蒋核阅，蒋看毕，只批一“阅”字。
蒋在处理问题时，有时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例如，有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国统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学潮风起云涌，西南联大学生走在前面，其它地区学生纷纷响应。蒋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遣返学生回藉，由昆明驻军办理。并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陈布雷揣度：“蒋是否真的要解散联大，值得进一步研究。”陈布雷认为，学潮是受共产党鼓动的，若解散联大，则将授共产党鼓动各地学潮的借口，不是处理问题的上策。于是电告蒋介石，西南联大问题正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随后，陈便暗示各教授，最高当局有解散学校及军事接管的筹划，为学校前途计，大家都要挺身而出疏导学生。……陈通过软硬兼施，多方配合，果然瓦解了这次学潮。
还有一次，侍从室的一个股长慌忙来见张治中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做的太大。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精明的张治中知道蒋的用意，说处分只不过是蒋故作姿态，其实蒋对部下的这番忠心是很赏识的。于是，张治中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蒋，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果然批了一个”阅“字了事。
侍从室的幕僚们都熟悉，蒋是个爱发脾气的人。在他动怒时说的话，不必过于认真。他们奉行的对策是：气头上不要硬顶，事过后我行我素。有一次蒋出去，看到4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蒋勃然大怒，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把那张批示送张治中看，张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若问张治中为何敢抗命，原来也是因他摸透了蒋的脾气，他给军法总监的电话就透露了其中奥秘：“这不过是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4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后来事情果然如此了结。
1945年11月底以前，侍从室3个处全部撤销了。侍从室先前的一套业务，按其性质分别编入“国民政府”（以后改称“总统府”）参军、文官两处的机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