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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浙江新昌，新昌古称剡东，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在这片秀水灵山之间，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学士，也为无数名家尽情抒怀放歌。
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就出生在仅有20多户村民的新昌县磕下村小龙潭。一条溪水从尹桂芳家的前面流过，竹林环抱，屋前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桔树，每逢中秋，桂花盛开，这是童年时代尹桂芳最感欢欣的乐园。
可是，那年代，新昌人多耕地少，农民多有破产，好多人家不得不靠卖艺为生。尹桂芳走上了学艺的道路，长期在浙江各地演唱，直到1939年进入上海。原来她学艺时的艺名叫尹喜花，她总觉得很不满意。后来，有人帮她起了个尹云峰的艺名，说这个名字好听，可她觉得有点像男演员的名字，而且也没给她带来什么好运气。她想起老家屋前那棵百年桂花树，老桂树旺盛的生命力，使她对生活充满勇气，她就给自己取名桂芳。
谢晋的老家是浙江上虞，离新昌不太远。他出生在越剧的故乡，从小爱看社戏，接触越剧与绍兴大班，受其熏陶，他是越剧的资深知音。虽然后来他从事电影事业，但是，他对越剧始终情有独钟。
谢晋和以尹桂芳为团长的芳华越剧团有着难能可贵的缘分，而芳华越剧团在艰苦的历程中，也多亏了谢晋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不久，尹桂芳在上海重组芳华越剧团，并设立了剧务部，这是尹桂芳思想开放的表现。剧务部的成员有三类：一是原有的越剧编导；二是电影界的编导；三是新吸收的社会人士。这说明尹桂芳的思路比较开阔，把剧务部看作剧目创作演出的灵魂。芳华越剧团当时的剧务部成员是：陈曼、司徒阳（原有编导）、谢晋、黄祖模、应云卫（电影编导）、冯允庄（苏青，社会人士）。尤其是吸收冯先庄参加剧务部，可以看出尹桂芳的宽容和魄力。冯允庄参加戏曲编剧培训班结业后，有些剧团不想用她，思想有顾虑，尹桂芳敢用，因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后来冯允庄不负众望编写了一些剧目，其中《红楼梦》（《宝玉与黛玉》）与《屈原》两出戏，广得好评，多次得奖。
剧务部成了芳华越剧团的主心骨和智囊团。1951年夏天，“芳华”准备在丽都大戏院演出，但缺少当家花旦，又没有好剧本，而与剧场的合约已经签订，演出日期也排定。如果到时候演出不了，严重的后果谁也担当不起，尹桂芳遇到了演剧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
谢晋和电影界的朋友们，闻讯义不容辞地赶来助阵，献计献策。采取全力自救的方针，请人赶写适合剧团的剧本，把剧团里的青年花旦李金凤大胆提拔，顶上去当头肩花旦，剧务部通力合作，全力以赴，按合约计划如期开演。
在共度难关的日子里，谢晋聆听了尹桂芳倾吐演剧生涯中酸甜苦辣的经历和体验。她出生在贫苦的农家，早年为了谋求生路去学戏，颠沛流离的生活，动荡不宁的岁月，磨练了她的意志，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行。特别是从1934年到1940年 ，她和竺水招（当时是头肩花旦）三次同台演出的经历，令她终生难忘。淞沪抗战爆发，尹桂芳和竺水招从上海回到浙江家乡，在黄岩再度合作演出。当地恶霸以“演唱淫曲，有伤风化”的“罪名”，将她们关押起来，40天的铁窗生活，她们尝到了人间的苦难，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这冤狱加深了她们的姐妹情谊。她们出狱的那一天，两人到城隍庙焚香祭拜，结为金兰，她们既是生活中的难友，又是舞台上的姐妹。
尹桂芳诉说的往事，给谢晋提供了大量在越剧界也鲜为人知的生活素材和形象资料，为他后来创作导演反映越剧从乡村到城市发展过程的电影《舞台姐妹》提供了素材，而且作为《舞台姐妹》中主要生活原型之一的尹桂芳本人，也极大地引发了谢晋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影片中那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其实正是尹桂芳最真实、最生动的写照。
在谢晋的眼里，尹桂芳聘请文化人建立剧务部，实行编导制，着手越剧改革，一改过去只向京剧、绍剧学习借鉴的路子，打开眼界，放开脚步，从电影、话剧等表演艺术中吸收养料，使越剧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袁雪芬同志所说：“尹桂芳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她的艺术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女子越剧发祥、发展、兴盛的历史缩影。她德高望重，在越剧界和越剧爱好者中很有威信，我们都尊称她为‘大姐’。称她‘大姐’，不仅因为她在我们这一代越剧演员中年龄最大，学戏最早，更由于她积极投身于越剧改革，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独树一帜，精益求精，对越剧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谢晋的眼里，尹桂芳给人的印象，可以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概括，但不全面。她，平易之中有高洁，和蔼之中有执着，她为人勇中有刚，做事果断，有胆有识。
尹桂芳攻坚克难，突破条条框框，成功演出《屈原》，这也成为了谢晋心目中感人的难忘盛事。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年的纪念，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由郭沫若编剧，陈鲤庭导演，赵丹、白杨主演的话剧《屈原》。
尹桂芳得知这个信息，了解了屈原的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后，果断地说：“越剧可不能老演才子佳人，要有新的突破，应当上演思想性强，教育意义深的好戏。”她对全体剧团人员作了动员，投入前期准备工作，郑重宣布要演《屈原》。谢晋等同志全力支持，建议尹桂芳带领主创人员去北京观摩话剧《屈原》，向赵丹、白杨请教学习。
尹桂芳一行看了话剧《屈原》后，赵丹对尹桂芳要演屈原深表敬佩，他告诉尹桂芳：“屈原是个章明法度、爱国护民、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伟大政治家、爱国诗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为了演好戏，我提前半年作了准备，查阅有关屈原和他生活时代的资料，反复揣摩剧本，细心体验屈原的思想、境遇、气质和风度……”
回到上海，尹桂芳请谢晋、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等介绍屈原的事迹，深入领会伟大爱国诗人的品质和情操。在“芳华”全团人员的努力和电影界艺术家们的帮助下，越剧《屈原》在丽都大戏院首演。
1954年9月，在上海举办华东五省一市的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尹桂芳为了参加这次会演，对《屈原》作了加工提高，她请陈鲤庭和赵丹担任艺术指导，陈歌辛担任音乐指导，并请姐妹越剧团的名演员戚雅仙、商芳臣、许瑞春、胡少鹏分饰重要角色，当时人称这次演出阵容为“十大红星一台戏”。越剧《屈原》吸引了众多戏剧界、电影界的艺术家前来观看。 俞振飞观看了尹桂芳的《屈原》后说：“《屈原》一剧，格调高超，刻画我国第一大诗人之豪放、潇洒、诗情、才略、抱负、孤愤、忠贞，至惟妙惟肖，观之者几无不一掬同情之泪，可见其表演艺术魅力之深，像这样的演员，可算得我辈中天才。”
周信芳那天与傅全香同座看戏，当尹桂芳一出场，他便全神贯注，看完《天问》，他按捺不住，对傅全香说：“想不到尹桂芳竟有这一招。”
赵丹看完戏对尹桂芳说：“你演得比我好。”
从尹桂芳解答观众们的疑问所写《我演屈原》文章中，谢晋领会尹大姐饰演屈原的心路历程，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她写道：“我演屈原，自己很担心，只怕这个尝试是太大胆了。记得去年十月，我们专程到北京去观摩话剧《屈原》的时候，田汉先生听我们说明来意后，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勇气可不小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担心到现在——我将如何演屈原呢？赵丹饰演屈原，演技精湛，令人敬佩，但话剧与戏曲毕竟有所不同，他叫我不要专门注意他的动作，重要的是体会内心表现，这又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1955年6月，“芳华”带着《屈原》与《宝玉和黛玉》晋京演出，引起首都戏剧界和越剧爱好者的关注。田汉以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名义为“芳华”的演出召开专题座谈会，田汉说：“尹桂芳同志，作为一个越剧女小生，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深有体验，富有激情，而且又能运用自己高超的演剧技艺充分表现出来，表现得准确、生动、感人，这是极不容易，非常难得的。”
四年以后，“芳华”接受了一项重大任务，尹桂芳的演剧生活由此发生重大的变迁，这也使得谢晋对尹桂芳大姐的人品敬佩有加，慨叹不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上海越剧院和南京市越剧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其后前线官兵纷纷要求上海派一个优秀越剧团到福建落户，能够经常到前线演出。上海市文化局领导考虑再三决定派“芳华”去福建。尹桂芳是好样的，她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事业，而不是金钱。”当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上海优厚的生活条件，奔赴福建前线。在她的带头影响下，“芳华”全团63人，连同家属100多人，从动员到出发，仅仅用了10天时间，做到了“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1959年1月，“芳华”告别上海，落户福建，改名为福州市芳华越剧团。
尹桂芳率领全团同志，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走改革发展的道路，从福建当地生活和兄弟剧种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创作演出受当地人民喜爱的剧目，把越剧的种子撒遍八闽大地。
谢晋心目中的尹桂芳大姐的形象越来越真挚，越来越亲切。她，作为芳华越剧团的创建者，始终和全团同志患难与共，甘苦同尝，团结合作；她常年勤奋苦学，努力投入艺术实践，不仅从越剧传统中吸取精华，还向兄弟剧种广采博取，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表演技艺。谢晋以诚挚激动的心情，称尹桂芳大姐是一位“芳洁脱俗、锐意创新的了不起的越剧表演艺术家”。
今年是谢晋诞辰91周年、尹桂芳诞辰95周年。一条滚滚流淌的曹娥江，孕育着出生在上虞和新昌的两位电影与戏曲艺术家。《谢晋心目中的尹桂芳大姐》，从几个方面阐述了谢导与尹大姐的人品和艺德，旨在缅怀和敬仰这两位同样“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真诚地颂扬他们。
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就出生在仅有20多户村民的新昌县磕下村小龙潭。一条溪水从尹桂芳家的前面流过，竹林环抱，屋前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桔树，每逢中秋，桂花盛开，这是童年时代尹桂芳最感欢欣的乐园。
可是，那年代，新昌人多耕地少，农民多有破产，好多人家不得不靠卖艺为生。尹桂芳走上了学艺的道路，长期在浙江各地演唱，直到1939年进入上海。原来她学艺时的艺名叫尹喜花，她总觉得很不满意。后来，有人帮她起了个尹云峰的艺名，说这个名字好听，可她觉得有点像男演员的名字，而且也没给她带来什么好运气。她想起老家屋前那棵百年桂花树，老桂树旺盛的生命力，使她对生活充满勇气，她就给自己取名桂芳。
谢晋的老家是浙江上虞，离新昌不太远。他出生在越剧的故乡，从小爱看社戏，接触越剧与绍兴大班，受其熏陶，他是越剧的资深知音。虽然后来他从事电影事业，但是，他对越剧始终情有独钟。
谢晋和以尹桂芳为团长的芳华越剧团有着难能可贵的缘分，而芳华越剧团在艰苦的历程中，也多亏了谢晋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不久，尹桂芳在上海重组芳华越剧团，并设立了剧务部，这是尹桂芳思想开放的表现。剧务部的成员有三类：一是原有的越剧编导；二是电影界的编导；三是新吸收的社会人士。这说明尹桂芳的思路比较开阔，把剧务部看作剧目创作演出的灵魂。芳华越剧团当时的剧务部成员是：陈曼、司徒阳（原有编导）、谢晋、黄祖模、应云卫（电影编导）、冯允庄（苏青，社会人士）。尤其是吸收冯先庄参加剧务部，可以看出尹桂芳的宽容和魄力。冯允庄参加戏曲编剧培训班结业后，有些剧团不想用她，思想有顾虑，尹桂芳敢用，因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后来冯允庄不负众望编写了一些剧目，其中《红楼梦》（《宝玉与黛玉》）与《屈原》两出戏，广得好评，多次得奖。
剧务部成了芳华越剧团的主心骨和智囊团。1951年夏天，“芳华”准备在丽都大戏院演出，但缺少当家花旦，又没有好剧本，而与剧场的合约已经签订，演出日期也排定。如果到时候演出不了，严重的后果谁也担当不起，尹桂芳遇到了演剧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
谢晋和电影界的朋友们，闻讯义不容辞地赶来助阵，献计献策。采取全力自救的方针，请人赶写适合剧团的剧本，把剧团里的青年花旦李金凤大胆提拔，顶上去当头肩花旦，剧务部通力合作，全力以赴，按合约计划如期开演。
在共度难关的日子里，谢晋聆听了尹桂芳倾吐演剧生涯中酸甜苦辣的经历和体验。她出生在贫苦的农家，早年为了谋求生路去学戏，颠沛流离的生活，动荡不宁的岁月，磨练了她的意志，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行。特别是从1934年到1940年 ，她和竺水招（当时是头肩花旦）三次同台演出的经历，令她终生难忘。淞沪抗战爆发，尹桂芳和竺水招从上海回到浙江家乡，在黄岩再度合作演出。当地恶霸以“演唱淫曲，有伤风化”的“罪名”，将她们关押起来，40天的铁窗生活，她们尝到了人间的苦难，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这冤狱加深了她们的姐妹情谊。她们出狱的那一天，两人到城隍庙焚香祭拜，结为金兰，她们既是生活中的难友，又是舞台上的姐妹。
尹桂芳诉说的往事，给谢晋提供了大量在越剧界也鲜为人知的生活素材和形象资料，为他后来创作导演反映越剧从乡村到城市发展过程的电影《舞台姐妹》提供了素材，而且作为《舞台姐妹》中主要生活原型之一的尹桂芳本人，也极大地引发了谢晋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影片中那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其实正是尹桂芳最真实、最生动的写照。
在谢晋的眼里，尹桂芳聘请文化人建立剧务部，实行编导制，着手越剧改革，一改过去只向京剧、绍剧学习借鉴的路子，打开眼界，放开脚步，从电影、话剧等表演艺术中吸收养料，使越剧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袁雪芬同志所说：“尹桂芳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她的艺术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女子越剧发祥、发展、兴盛的历史缩影。她德高望重，在越剧界和越剧爱好者中很有威信，我们都尊称她为‘大姐’。称她‘大姐’，不仅因为她在我们这一代越剧演员中年龄最大，学戏最早，更由于她积极投身于越剧改革，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独树一帜，精益求精，对越剧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谢晋的眼里，尹桂芳给人的印象，可以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概括，但不全面。她，平易之中有高洁，和蔼之中有执着，她为人勇中有刚，做事果断，有胆有识。
尹桂芳攻坚克难，突破条条框框，成功演出《屈原》，这也成为了谢晋心目中感人的难忘盛事。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年的纪念，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由郭沫若编剧，陈鲤庭导演，赵丹、白杨主演的话剧《屈原》。
尹桂芳得知这个信息，了解了屈原的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后，果断地说：“越剧可不能老演才子佳人，要有新的突破，应当上演思想性强，教育意义深的好戏。”她对全体剧团人员作了动员，投入前期准备工作，郑重宣布要演《屈原》。谢晋等同志全力支持，建议尹桂芳带领主创人员去北京观摩话剧《屈原》，向赵丹、白杨请教学习。
尹桂芳一行看了话剧《屈原》后，赵丹对尹桂芳要演屈原深表敬佩，他告诉尹桂芳：“屈原是个章明法度、爱国护民、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伟大政治家、爱国诗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为了演好戏，我提前半年作了准备，查阅有关屈原和他生活时代的资料，反复揣摩剧本，细心体验屈原的思想、境遇、气质和风度……”
回到上海，尹桂芳请谢晋、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等介绍屈原的事迹，深入领会伟大爱国诗人的品质和情操。在“芳华”全团人员的努力和电影界艺术家们的帮助下，越剧《屈原》在丽都大戏院首演。
1954年9月，在上海举办华东五省一市的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尹桂芳为了参加这次会演，对《屈原》作了加工提高，她请陈鲤庭和赵丹担任艺术指导，陈歌辛担任音乐指导，并请姐妹越剧团的名演员戚雅仙、商芳臣、许瑞春、胡少鹏分饰重要角色，当时人称这次演出阵容为“十大红星一台戏”。越剧《屈原》吸引了众多戏剧界、电影界的艺术家前来观看。 俞振飞观看了尹桂芳的《屈原》后说：“《屈原》一剧，格调高超，刻画我国第一大诗人之豪放、潇洒、诗情、才略、抱负、孤愤、忠贞，至惟妙惟肖，观之者几无不一掬同情之泪，可见其表演艺术魅力之深，像这样的演员，可算得我辈中天才。”
周信芳那天与傅全香同座看戏，当尹桂芳一出场，他便全神贯注，看完《天问》，他按捺不住，对傅全香说：“想不到尹桂芳竟有这一招。”
赵丹看完戏对尹桂芳说：“你演得比我好。”
从尹桂芳解答观众们的疑问所写《我演屈原》文章中，谢晋领会尹大姐饰演屈原的心路历程，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她写道：“我演屈原，自己很担心，只怕这个尝试是太大胆了。记得去年十月，我们专程到北京去观摩话剧《屈原》的时候，田汉先生听我们说明来意后，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勇气可不小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担心到现在——我将如何演屈原呢？赵丹饰演屈原，演技精湛，令人敬佩，但话剧与戏曲毕竟有所不同，他叫我不要专门注意他的动作，重要的是体会内心表现，这又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1955年6月，“芳华”带着《屈原》与《宝玉和黛玉》晋京演出，引起首都戏剧界和越剧爱好者的关注。田汉以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名义为“芳华”的演出召开专题座谈会，田汉说：“尹桂芳同志，作为一个越剧女小生，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深有体验，富有激情，而且又能运用自己高超的演剧技艺充分表现出来，表现得准确、生动、感人，这是极不容易，非常难得的。”
四年以后，“芳华”接受了一项重大任务，尹桂芳的演剧生活由此发生重大的变迁，这也使得谢晋对尹桂芳大姐的人品敬佩有加，慨叹不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上海越剧院和南京市越剧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其后前线官兵纷纷要求上海派一个优秀越剧团到福建落户，能够经常到前线演出。上海市文化局领导考虑再三决定派“芳华”去福建。尹桂芳是好样的，她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事业，而不是金钱。”当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上海优厚的生活条件，奔赴福建前线。在她的带头影响下，“芳华”全团63人，连同家属100多人，从动员到出发，仅仅用了10天时间，做到了“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1959年1月，“芳华”告别上海，落户福建，改名为福州市芳华越剧团。
尹桂芳率领全团同志，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走改革发展的道路，从福建当地生活和兄弟剧种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创作演出受当地人民喜爱的剧目，把越剧的种子撒遍八闽大地。
谢晋心目中的尹桂芳大姐的形象越来越真挚，越来越亲切。她，作为芳华越剧团的创建者，始终和全团同志患难与共，甘苦同尝，团结合作；她常年勤奋苦学，努力投入艺术实践，不仅从越剧传统中吸取精华，还向兄弟剧种广采博取，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表演技艺。谢晋以诚挚激动的心情，称尹桂芳大姐是一位“芳洁脱俗、锐意创新的了不起的越剧表演艺术家”。
今年是谢晋诞辰91周年、尹桂芳诞辰95周年。一条滚滚流淌的曹娥江，孕育着出生在上虞和新昌的两位电影与戏曲艺术家。《谢晋心目中的尹桂芳大姐》，从几个方面阐述了谢导与尹大姐的人品和艺德，旨在缅怀和敬仰这两位同样“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真诚地颂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