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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损是现代著名学者，永嘉学派的殿军，也与学衡派多有交集，其文章及文论思想见于《林损集》中。林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东南大学任教，与东南大学和后来的中央大学的“学衡派”人士具有思想共鸣。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学衡派属于广义上的二十世纪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晚清国粹派等保守主义有紧密的联系。林损在《学衡》上刊登了不少文章， 但学界较少重视林损与学衡派之间思想上的联系，作为学衡派谱系的边缘人物，林损在文学思想上与学衡派有共通之处。
关键词：林损文论 文化保守主义 学衡派
学衡派的学术理念对林损影响很大，或者可以说林损的很多学术理念和学衡派的很多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仅从文学方面而言，林损文论中阐述的许多文学理论和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大都是异曲同工的。关于学衡派的几员大将的文学思想研究学界已十分详要，但是林损作为学衡派一员这一身份还未被学界重视，把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和林损的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研究，也是学衡派研究的空缺。现从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和对文学创作者的认识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学衡派与林损文学思想的共通之处，本文涉及的林损的文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林损集》上册的《文章学序言》。
一、林损与学衡派文学本体观念的共通
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众多，但就发表文章数量较多、较为主要的成员来说，过半成员都有留学经历，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留学美国。另外，从学历和毕业学校来看，成员几乎都毕业于清华和东大。林损作为既没有留学经历又不是毕业于高等学府的鲜少数人，却能在学衡派的学术谱系中有一立足之地，可见其个人学术成就之深和思想之开阔。
第一，林损与学衡派都表现出对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似认识。学衡派认为，文学与时代是不能分割的，也就是说文学是不能脱离时代范畴的。文学创作与作者当时所处的国家时代、社会风俗等有重大的关系，如果撇开作家的背景，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根无本。文学创作要与时俱进，吴宓认为，凡是文学，都要遵循社会进化、时代变迁的轨迹。学衡派不仅强调了文学是社会生活和时代国情的反映， 还提出了文学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学衡派认为，文学与政治相辅相成，难以分开。
在根据林损于北大上课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学序言》中，林损曾对“文之时”有相关阐述“：然我谓尤有其时焉，夫文章者，又与时俱变者也。”[1]文学创作者要与时俱变，并且要对历史、政治、社会现象的复杂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仅仅据守古人的文学文本，不对创作背景进行深刻认识， 就难以对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不仅在阅读古文时知人论世，更要时刻关注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的发展，仅做书斋一书生是无法创作出意义深刻的文学作品的“。日新月异，途别径分，烟海茫茫，千形万状， 虽巧历不能知其数，离朱不能得其象”[1]。时代变迁，日新月异，一切变化都在发展过程中，即使是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都不能预测其中的变数，如果脱离了实际就更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自古以来的帝王制定典章制度都要根据当时的国情，随着国情的变化变更朝代的律法，更何况是文人著书写作呢？
林损指出“：固自有文之时，则得其时者，魄磊在胸，借书于手，倾峡而出，日成万字;不得其时者，深林啸傲，拥膝独歌，四顾苍茫，浩然乏侣。”[1]文学既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民风民俗，又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等的制约。林损阐述了文学创作“得其时”与“不得其时”两种情况，当文学作品“得其时”，作家创作欲望自然强烈，一日可得万字，文学作品也会流传于天下，被后世称颂;当文学作品“不得其时”，那么作家必定凄风冷雨、孤独寂寞，作品随之无人问津。“左邱废， 史迁辱，班椽缧，中郎狱，陈寿放，范晔戳，魏收剖，崔浩族， 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而不知后之为史者，若宋祁、若欧阳修，皆贵显特甚矣。”[1]唐朝之前著史之人多下场凄惨，但唐以后的史学家如宋祁、欧阳修却都是显贵之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比前人写得好或者文章有所谓幸运与不幸运的区别，而是时代不同“。吾故曰：时哉！文哉！文乃与时俱变者也。”[1]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林损与学衡派其他学者都认为文学与时代共成一体、不可分割，并且文学受时代制约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林损与学衡派都强调作家需要具备一定的素养。所谓“素养”，包括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修养。社会责任感表现为要以天下为己任，对于民生疾苦要极为关怀。学衡派认为，诗分为三类：对自身的写照、对他人的关照和对世界的创造，这三类中价值最高的是第三类，即达到了人文主义的高度。吴宓在其日记中写道“：非有极大抱负，以淑世立人，物与民胞为职志者，作之必不能工。”[2]另外，学衡派还强调了文学创作者要有文学艺术的修养。缪凤林提出，文学有四要素，分别是“情感、想象、思想、形式”[3]，前三者固然重要，但仅仅有这三者难成文学，必须把文字当作媒介，并且用优雅的艺术表达它。陈均也指出：文学创作者“必有艺术之手腕，出以惊人之笔”[4]。可以说明学衡派认为作家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学艺术修养。
林损在这两点上，与学衡派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还对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下，大器也;经国而济民，大业也;制礼乐，审宪度，动而为天下法，言而为天下则， 盛德也;天地之帅我其性，天地之塞我其体，民我同胞，物我同与，至仁也。”[1]由此可見，林损一直秉承着经国济民是每个志士应有的责任担当这样一种理念，永嘉学派的学术积淀和身边人的影响让林损从小就具有匡扶天下、经国济民的壮志，林损一直认为家国天下和百姓的安危与个人休戚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强调的是作为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部分文人罔顾天下安危，罔顾百姓利益，追名逐利，颠倒黑白，林损在这时能够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号，足见其作为传统文人的担当。“且夫一人之生，而万物皆备于我，一物失位，则参赞之功阙……即道即器，即粗即精，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谊，一本而已。”[1]个人与外界是相互联结的，如果其中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那么这个联结就会被破坏，个人和外界都会受到损害。人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因素，需要从自身做起，不断修炼自己， 最根本的就是保持内心的纯正。林损认为，作家必须“心正”，有一定发言权的文学创作者如果一味追名逐利，唯朋党论，文学作品就会变得功利，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感，国家就会随之危乱不平。从微观角度来说，作家个人的道德心性会败坏;从宏观角度来说，会影响家国天下的安危。林损将作家的个人心性摆在一定的高度，认为违背心性者为寇贼，贬低心性者唯禽兽，丢弃心性者就是虫豸了，这就对作家的人格和道德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林損与学衡派“文德”观念的契合
关于“文德”，章学诚对于古代文论中的文辞、文心、文气出现的顺序做了一个梳理“：古人论文，唯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之说，而昌论文心;苏轼氏出，本韩愈之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5]自古以来，文学成就高的人大都是个人道德修养高的。章学诚是古代“文德论”代表人物之一，强调要想文学创作能流传天下，文学创作必须具备“文德”。学衡派的柳诒徵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伦“。仁”字即为两个人，中国文化是两个人的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一人到“二人”，由“二人”再到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也就是说，人伦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是中国文化五千年不断绝的重要原因。吴宓在柳诒徵的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人伦精神的核心是“理想人格”。
从古人论文只论文辞，到刘勰在陆机文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心，继而苏轼在韩愈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气，但是自古以来没有学者提到文德。林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文德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必要的“：夫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明道也，经世也，述古也，信今也，有此四者，然后有益乎天下， 可传于后世。自古安有文德不具而可称为至文者哉？”[1]文章之所以能够流传百年，文学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能够昌明大道，经世济民，记述古事，对现今有所警示。
林损引用了张棕坛的言论证明自己的观点：“儒者之文，敷容遂畅，其言蔼如者，有仁之意焉。……发潜德之幽光，诛奸佞于既死，字若挟秋霜，辞足贯金石者，有信与义之方焉。”[1]林损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人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家个人道德是文学创作的内在实质。文学创作与个人道德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有高度的文学和个人素养，才能创作出有“文德”之文章。林损还认为，文学作品能够表现出文学创作者的特征，文学作品和创作者的素养是分不开的，与学衡派所认为的要想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作者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异曲同工。最后，林损提出结论“：夫论文而至道德，盖庶乎穷文章之秘奥，而立万世不刊之论矣。”[1]这是建立在上述章学诚列出的一系列文论概念的基础上的，从只论文辞到论文心、文气、文德，如果文学创作者能够具备这些文学素养，那么他的作品将会成为万世不刊之论，足以证明林损对文学创作之“文德”的重视。
总而言之，林损作为学衡派，或者说广义上文化保守主义学派的一员，同样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修养。另外，林损还延伸出对文学创作者的德行的要求。林损不仅在学理上有倡导，自身也实践了自己所强调的理论。面对时乱，身处多事之秋，社会伦理道德败坏，林损痛心疾首，写了《伦理正名论》，以确定思想领域的主流，引导社会回归正道，矫正当前的思想混乱局面;在国家危亡，人情泯灭的时刻，他写了《养性》，以期人性的复归，社会能朝着光明的方向发展;面对西学之风盛行，少数分子假借西学迷惑国民， 罔顾传统道德，以此操纵学术，内圣外王之学一时间被抛掷脑后，他写了《劝学》，劝导国民和当权者明德修身。林损以拳拳爱国之心，写下厚重隽永的文论话语，这份文论遗产值得我们继承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损. 林损集：上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10.
[2]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1 册[M].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
[3]缪凤林. 文义篇[J]. 学衡，1922（11）.
[4]陈均. 小说通义[J]. 文哲学报，1922（3）.
[5]章学诚. 文史通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刘黎红.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王珏荣. 论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观[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8]樊东宁. 学衡派文学思想研究[D]. 石家庄：河北大学，2009.
[9]管兴平.19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阈中的“学衡派” 和保守主义思潮[J]. 中国文学研究，2018（1）.
关键词：林损文论 文化保守主义 学衡派
学衡派的学术理念对林损影响很大，或者可以说林损的很多学术理念和学衡派的很多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仅从文学方面而言，林损文论中阐述的许多文学理论和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大都是异曲同工的。关于学衡派的几员大将的文学思想研究学界已十分详要，但是林损作为学衡派一员这一身份还未被学界重视，把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和林损的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研究，也是学衡派研究的空缺。现从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和对文学创作者的认识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学衡派与林损文学思想的共通之处，本文涉及的林损的文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林损集》上册的《文章学序言》。
一、林损与学衡派文学本体观念的共通
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众多，但就发表文章数量较多、较为主要的成员来说，过半成员都有留学经历，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留学美国。另外，从学历和毕业学校来看，成员几乎都毕业于清华和东大。林损作为既没有留学经历又不是毕业于高等学府的鲜少数人，却能在学衡派的学术谱系中有一立足之地，可见其个人学术成就之深和思想之开阔。
第一，林损与学衡派都表现出对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似认识。学衡派认为，文学与时代是不能分割的，也就是说文学是不能脱离时代范畴的。文学创作与作者当时所处的国家时代、社会风俗等有重大的关系，如果撇开作家的背景，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根无本。文学创作要与时俱进，吴宓认为，凡是文学，都要遵循社会进化、时代变迁的轨迹。学衡派不仅强调了文学是社会生活和时代国情的反映， 还提出了文学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学衡派认为，文学与政治相辅相成，难以分开。
在根据林损于北大上课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学序言》中，林损曾对“文之时”有相关阐述“：然我谓尤有其时焉，夫文章者，又与时俱变者也。”[1]文学创作者要与时俱变，并且要对历史、政治、社会现象的复杂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仅仅据守古人的文学文本，不对创作背景进行深刻认识， 就难以对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不仅在阅读古文时知人论世，更要时刻关注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的发展，仅做书斋一书生是无法创作出意义深刻的文学作品的“。日新月异，途别径分，烟海茫茫，千形万状， 虽巧历不能知其数，离朱不能得其象”[1]。时代变迁，日新月异，一切变化都在发展过程中，即使是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都不能预测其中的变数，如果脱离了实际就更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自古以来的帝王制定典章制度都要根据当时的国情，随着国情的变化变更朝代的律法，更何况是文人著书写作呢？
林损指出“：固自有文之时，则得其时者，魄磊在胸，借书于手，倾峡而出，日成万字;不得其时者，深林啸傲，拥膝独歌，四顾苍茫，浩然乏侣。”[1]文学既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民风民俗，又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等的制约。林损阐述了文学创作“得其时”与“不得其时”两种情况，当文学作品“得其时”，作家创作欲望自然强烈，一日可得万字，文学作品也会流传于天下，被后世称颂;当文学作品“不得其时”，那么作家必定凄风冷雨、孤独寂寞，作品随之无人问津。“左邱废， 史迁辱，班椽缧，中郎狱，陈寿放，范晔戳，魏收剖，崔浩族， 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而不知后之为史者，若宋祁、若欧阳修，皆贵显特甚矣。”[1]唐朝之前著史之人多下场凄惨，但唐以后的史学家如宋祁、欧阳修却都是显贵之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比前人写得好或者文章有所谓幸运与不幸运的区别，而是时代不同“。吾故曰：时哉！文哉！文乃与时俱变者也。”[1]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林损与学衡派其他学者都认为文学与时代共成一体、不可分割，并且文学受时代制约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林损与学衡派都强调作家需要具备一定的素养。所谓“素养”，包括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修养。社会责任感表现为要以天下为己任，对于民生疾苦要极为关怀。学衡派认为，诗分为三类：对自身的写照、对他人的关照和对世界的创造，这三类中价值最高的是第三类，即达到了人文主义的高度。吴宓在其日记中写道“：非有极大抱负，以淑世立人，物与民胞为职志者，作之必不能工。”[2]另外，学衡派还强调了文学创作者要有文学艺术的修养。缪凤林提出，文学有四要素，分别是“情感、想象、思想、形式”[3]，前三者固然重要，但仅仅有这三者难成文学，必须把文字当作媒介，并且用优雅的艺术表达它。陈均也指出：文学创作者“必有艺术之手腕，出以惊人之笔”[4]。可以说明学衡派认为作家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学艺术修养。
林损在这两点上，与学衡派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还对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下，大器也;经国而济民，大业也;制礼乐，审宪度，动而为天下法，言而为天下则， 盛德也;天地之帅我其性，天地之塞我其体，民我同胞，物我同与，至仁也。”[1]由此可見，林损一直秉承着经国济民是每个志士应有的责任担当这样一种理念，永嘉学派的学术积淀和身边人的影响让林损从小就具有匡扶天下、经国济民的壮志，林损一直认为家国天下和百姓的安危与个人休戚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强调的是作为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部分文人罔顾天下安危，罔顾百姓利益，追名逐利，颠倒黑白，林损在这时能够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号，足见其作为传统文人的担当。“且夫一人之生，而万物皆备于我，一物失位，则参赞之功阙……即道即器，即粗即精，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谊，一本而已。”[1]个人与外界是相互联结的，如果其中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那么这个联结就会被破坏，个人和外界都会受到损害。人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因素，需要从自身做起，不断修炼自己， 最根本的就是保持内心的纯正。林损认为，作家必须“心正”，有一定发言权的文学创作者如果一味追名逐利，唯朋党论，文学作品就会变得功利，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感，国家就会随之危乱不平。从微观角度来说，作家个人的道德心性会败坏;从宏观角度来说，会影响家国天下的安危。林损将作家的个人心性摆在一定的高度，认为违背心性者为寇贼，贬低心性者唯禽兽，丢弃心性者就是虫豸了，这就对作家的人格和道德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林損与学衡派“文德”观念的契合
关于“文德”，章学诚对于古代文论中的文辞、文心、文气出现的顺序做了一个梳理“：古人论文，唯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之说，而昌论文心;苏轼氏出，本韩愈之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5]自古以来，文学成就高的人大都是个人道德修养高的。章学诚是古代“文德论”代表人物之一，强调要想文学创作能流传天下，文学创作必须具备“文德”。学衡派的柳诒徵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伦“。仁”字即为两个人，中国文化是两个人的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一人到“二人”，由“二人”再到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也就是说，人伦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是中国文化五千年不断绝的重要原因。吴宓在柳诒徵的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人伦精神的核心是“理想人格”。
从古人论文只论文辞，到刘勰在陆机文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心，继而苏轼在韩愈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气，但是自古以来没有学者提到文德。林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文德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必要的“：夫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明道也，经世也，述古也，信今也，有此四者，然后有益乎天下， 可传于后世。自古安有文德不具而可称为至文者哉？”[1]文章之所以能够流传百年，文学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能够昌明大道，经世济民，记述古事，对现今有所警示。
林损引用了张棕坛的言论证明自己的观点：“儒者之文，敷容遂畅，其言蔼如者，有仁之意焉。……发潜德之幽光，诛奸佞于既死，字若挟秋霜，辞足贯金石者，有信与义之方焉。”[1]林损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人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家个人道德是文学创作的内在实质。文学创作与个人道德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有高度的文学和个人素养，才能创作出有“文德”之文章。林损还认为，文学作品能够表现出文学创作者的特征，文学作品和创作者的素养是分不开的，与学衡派所认为的要想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作者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异曲同工。最后，林损提出结论“：夫论文而至道德，盖庶乎穷文章之秘奥，而立万世不刊之论矣。”[1]这是建立在上述章学诚列出的一系列文论概念的基础上的，从只论文辞到论文心、文气、文德，如果文学创作者能够具备这些文学素养，那么他的作品将会成为万世不刊之论，足以证明林损对文学创作之“文德”的重视。
总而言之，林损作为学衡派，或者说广义上文化保守主义学派的一员，同样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修养。另外，林损还延伸出对文学创作者的德行的要求。林损不仅在学理上有倡导，自身也实践了自己所强调的理论。面对时乱，身处多事之秋，社会伦理道德败坏，林损痛心疾首，写了《伦理正名论》，以确定思想领域的主流，引导社会回归正道，矫正当前的思想混乱局面;在国家危亡，人情泯灭的时刻，他写了《养性》，以期人性的复归，社会能朝着光明的方向发展;面对西学之风盛行，少数分子假借西学迷惑国民， 罔顾传统道德，以此操纵学术，内圣外王之学一时间被抛掷脑后，他写了《劝学》，劝导国民和当权者明德修身。林损以拳拳爱国之心，写下厚重隽永的文论话语，这份文论遗产值得我们继承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损. 林损集：上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10.
[2]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1 册[M].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
[3]缪凤林. 文义篇[J]. 学衡，1922（11）.
[4]陈均. 小说通义[J]. 文哲学报，1922（3）.
[5]章学诚. 文史通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刘黎红.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王珏荣. 论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观[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8]樊东宁. 学衡派文学思想研究[D]. 石家庄：河北大学，2009.
[9]管兴平.19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阈中的“学衡派” 和保守主义思潮[J]. 中国文学研究，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