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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京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为例，微观地再现了当时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景象，从中可以发现晚清高等教育机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和挣扎。
［关键词］晚清 高等教育机构 组织视角 同文馆 贵州大学堂
［作者简介］徐阳（1977- ），女，辽宁沈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上海200062）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18-0043-02
中国现代学校制度是伴随鸦片、殖民与大炮一起从西方移植而来，并非本土文明的固有产物。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包括两个系统：官学系统和民间私学系统。官学教师亦是国家官吏，拥有行政官吏品级并享受俸禄；私学系统则生成了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机构——书院。唐宋以后，书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支柱。书院基本上是一个前现代文化机构，“传统书院与今天所谓大学应该说是很不相同。这首先在于传统书院是兼传授知识与人文教化于一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书院是儒家的教堂，人们到书院是与寻求人生价值信念和解决生活中的困惑有关”。①
中国在19世纪早期没有遇到西方之前，依然循着传统的轨道行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在内外交困之下才产生了一批新式的类官僚的高等教育机构，如语言学堂、船政学堂、武备学堂等，下面仅以京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为例来微观再现当时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景象，显示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和挣扎。
一、从京师同文馆看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
中国新教育起点一般认为是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它存在了近40年，直到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为止。同文馆被认为是新教育的源头和肇端 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同文馆比任何新式高等教育机构都早，占得先机近40年。
1.从组织视角来看，同文馆是一个小型组织，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和保守性。同文馆内人员分为四类群体：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国家官吏、中外教习、学生和作为后勤人员的杂役。这些群体规模很小，等级森严，身份是重要的社会符号。
第一，同文馆的行政管理人员，属于国家官吏，根据资料推测不过9～11人。在隶属关系上，同文馆归总理衙门管辖，总理衙门大臣是名义上的总管大臣，总其大纲，但一般不负责日常具体事务；总理衙门下的税务司长英人赫德任财务监督，也聘用选拔洋教习。直接负责行政管理的是提调、帮提调和办事人员苏拉，他们是同文馆的行政人员。同文馆设正提调两人，分由满汉官员充任，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校长，直接监理馆内一切日常事宜，全权负责行政、监督教习和学生、制定章程等一切大事。提调之下设帮提调两人，晚上轮流住在馆内值班，帮助提调处理日常馆务；苏拉是同文馆的办事员，一般为3~5人，直接负责监督、报告学生的起居和生活，监督差役等杂务。这些人握有同文馆的管理实权，属于管理层。
第二，教习人数也不多，最多时也不过12人。教习只负责学生的学业、课试等业务方面的管理。教习归总教习节制，薪水丰厚，地位和声誉也高，但管理权不大。教师中很多由外国人担任，人员也时有替换，在丁韪良任总教习的晚期，洋教习有9人；此外还有4个中文教习，3位教中文，1位教算学。如此算来，当时的教习一共只有12人，这是同文馆全盛时期的情况，可见规模不是很大。
第三，从学生来看，在校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30人，而且具有民族的排他性。同文馆在其全盛时期，只有学生120人左右。据考证，1867年算学馆成立之后，录取了27人，总人数应该为57人；1879年学生人数增加到100人。1886年增加到125人③，但领取膏火银的学生1887年只有120人。关于学生人数的记载有些许的出入，吴宣易说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学生的名额已增加到120名；这个数字，一直到同文馆停办时，都是这样。可见，同文馆学生一直很少。从学生群体来看，同文馆颇具民族排他性。学生最初是在八旗中挑选的。据记载，同文馆最初开办时，只有英文馆10名学生，而10名学生全来自八旗子弟。对于这种等级性的教育选拔，丁韪良在回忆录中对此耿耿于怀：“同文馆的学生全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凡是旗人无论满汉都是生来就有饷的，所以叫他们入学可以省些用费；并且加有薪津等利益，也可以落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利权不致外溢……”④但后来随着学生人数增加，挑选范围扩大了。丁韪良在回忆录中说，学生的来源有两部分：“在120人的官费学生中，既有北京的旗人，也有汉人、鞑靼人（蒙古人）……”⑤ 由此可见，同文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带有明显的等级性，这是前现代组织的普遍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具有浓厚的保守性。
第四，仆役是同文馆里最低等的社会群体，包括差役、仆人、伙夫等30～40人，负责日常后勤和杂务，侍候以上三类群体。在当时的等级社会背景下，这些仆役在馆内地位低下，属于同文馆的边缘群体，一旦对学生言辞稍有不恭都可能被辞退。这些仆役归提调差遣和进退，平时没有允许不得出馆门半步。
2.从组织角度来看，同文馆的组织结构很简单，管理幅度不是很宽，属于一个小型集权组织。作为一个小型机构，同文馆内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全校学生在管理人员直接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横向来划分，同文馆按学习内容分为英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东文馆、算学馆、格致馆等，反映出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但各馆之间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建制，组织结构很简单，完全没有今日大学组织的复杂系科结构。在这样一个小型组织内部，面对面的接触多，便于直接监督和控制。资料表明各馆学生很少，如在1895年9月，人数最多的英文馆有学生50名，法、俄两馆各20余名，德文馆仅10余名学生⑥。从纵向来看，各馆之间划分为前馆和后馆，程度高的直接进前馆学习，程度低的要进后馆学习基本的内容。最初，后馆是为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功课预备的，后来各馆内部根据学生语言程度，也分为前后两馆，便于教习教授。
3.作为一个前现代组织，同文馆的教习和学生均具有官僚身份。中教习工作年限也记入担任官职经历，学生有的也是官员，需要在衙门当差，每月照例给假期6天办公务。学生三年大考，成绩优良的授予官僚品级。学生从15～25岁左右入学不等，所有学生都是官费，考试最差的也享受每月3两银的膏火，多的可达15两以上。
4.同文馆开设了许多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也是同文馆作为新教育机构的主要特征。除了语言之外，还开设了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科目，还有万国公法这样的社会科学科目；在晚期还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和观星台，译书处翻译了一批近代科学著作。当时的教学语言，各科语文是用外语教授的，自然科学大多是外文教授的，有的有翻译。这些学科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标准，带来了新的知识视野。
二、晚清高等教育学堂组织结构形式的发展：贵州大学堂的案例
在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和地方大员设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与同文馆一样，带有旧式官学和新式教育的混合特征。许多机构在程度上是高等教育，但也具有中等教育的色彩，既传授基础自然科学知识，又培养专门的技术和语言技能。
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与同文馆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非常相似。如在1902年拟定的贵州大学堂暂行章程，将大学堂分为备斋、正斋、专斋三部分 ⑦。在当时没有建立完整的学制时，备斋相当于大学的预科，甚至是中学教育，正斋和专斋相当于后来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可见在清末学制建立之前，已经引入了学校分级的观念。这样看来，清末的大学堂，甚至是京师大学堂都是集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于一体的。
与京师同文馆类似，清末的新式教育机构内部分为四类群体：行政管理人员、教习、学生和杂役。以贵州大学堂为例来简述四类群体的基本情况。贵州大学堂的章程规定，行政人员共有7名，分别是“设总理二员……设监督一员……设副监督一员……设弹压兼文案一员……设支应一员……藏书楼设管理生一人。” ⑧
一般而言，晚清时期的新式学堂，规模都很小，一般不足200人，300～500人已经是超大规模了。当时计划招收正斋学生120名，再招备斋学生60名，一共180名。这种规模可以作为当时大学堂的一般规模。教师规模也不大，共有9人，其中“正斋设立正教习一人，中学分教习二人，西学分教习二人；备斋设洋文教习三人，中文教习一人” ⑨。传统书院的教习很少，师生比很高。这样来看，新式学堂受到了传统书院组织的影响，继承了传统书院教习少的特点，师生比很高。相对而言，后勤人员非常庞大。当时人们称之为司事夫役，共有41人之多。其中包括，“书识二名，掌书写堂中公文稿卷并一切牌示榜示……司阁一人，专司门禁启闭，稽查出入等事。护勇八名，分驻头门左右，招同司阁稽查弹压并室内一切杂务。号房一人，备专司宾客来公学生出入、挂号事宜……传事一名，传送各处公文事件；客至由其传报……斋夫十名，每名伺候学生十人，经理洒扫茶水等事，暇时亦准代学生购买零件，谁不得为一人而赴远处……看书阅报处夫役一名，值讲堂夫役一名，大厅兼会客所夫役一名，饭厅夫役二名，内外茶房各一名……内外更夫各一名，内外打扫各一名，厨役二名，水火夫六名……”⑩
三、对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几点评论
首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可视为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一般形式。这些新式教育机构虽然引进了西方科学和技术知识，但管理方式和学堂生活方式还是传统的官学模式，在制度层面与现代学校不同，管理章程严格规定了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准则，现在来看无疑是一个官僚机构。在这种意义上，晚清的新式学堂有一个先天的缺陷：缺少近代学校的精神气质，在气质上更接近传统官学和书院。
其次，从1862年同文馆开始，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延续了传统习气，缺乏西方大学的“行会”精神，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闻所未闻，官僚控制成为一种新传统，学术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强烈钳制。直到民国时期，随着《大学令》的颁布和社会对宪政的追求，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架构，大学才开始从官僚控制的枷锁中营造出一种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具有近代大学的气质。
再次，晚清时期，在学制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带有试验的特点，人们对它们的价值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这些教育机构基本属于体制之外的嫁接，没有触动原来的教育机构，如书院、官学等。在旧的教育系统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影响难免受到限制。这些学堂也没有形成自身的学制体系，数量不多，规模狭小，学科范围有限。
最后，这些新式的教育机构，同当时为数不多的教会学校一样，都引进了现代学科，有别于传统书院和官学，但民众的疑惧和不信任，加上它们自身规模和范围的狭小，虽然培养了一批最初接受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但不足以改变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影响范围有限。
［注释］
①郑家栋.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EB/OL］.http://www.dxidc.net/life/ReadNews.asp？NewsID=1098，2007-02-01.
②④⑤高适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41，143，179.
③毕乃德.同文馆考［J］.中华教育界，1935，23（2）：13-16.
⑥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40.
⑦⑧⑨⑩赵彬.钦定章程类纂［B］.北京：北新书局，1908：25-38.
［关键词］晚清 高等教育机构 组织视角 同文馆 贵州大学堂
［作者简介］徐阳（1977- ），女，辽宁沈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上海200062）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18-0043-02
中国现代学校制度是伴随鸦片、殖民与大炮一起从西方移植而来，并非本土文明的固有产物。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包括两个系统：官学系统和民间私学系统。官学教师亦是国家官吏，拥有行政官吏品级并享受俸禄；私学系统则生成了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机构——书院。唐宋以后，书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支柱。书院基本上是一个前现代文化机构，“传统书院与今天所谓大学应该说是很不相同。这首先在于传统书院是兼传授知识与人文教化于一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书院是儒家的教堂，人们到书院是与寻求人生价值信念和解决生活中的困惑有关”。①
中国在19世纪早期没有遇到西方之前，依然循着传统的轨道行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在内外交困之下才产生了一批新式的类官僚的高等教育机构，如语言学堂、船政学堂、武备学堂等，下面仅以京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为例来微观再现当时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景象，显示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和挣扎。
一、从京师同文馆看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
中国新教育起点一般认为是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它存在了近40年，直到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为止。同文馆被认为是新教育的源头和肇端 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同文馆比任何新式高等教育机构都早，占得先机近40年。
1.从组织视角来看，同文馆是一个小型组织，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和保守性。同文馆内人员分为四类群体：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国家官吏、中外教习、学生和作为后勤人员的杂役。这些群体规模很小，等级森严，身份是重要的社会符号。
第一，同文馆的行政管理人员，属于国家官吏，根据资料推测不过9～11人。在隶属关系上，同文馆归总理衙门管辖，总理衙门大臣是名义上的总管大臣，总其大纲，但一般不负责日常具体事务；总理衙门下的税务司长英人赫德任财务监督，也聘用选拔洋教习。直接负责行政管理的是提调、帮提调和办事人员苏拉，他们是同文馆的行政人员。同文馆设正提调两人，分由满汉官员充任，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校长，直接监理馆内一切日常事宜，全权负责行政、监督教习和学生、制定章程等一切大事。提调之下设帮提调两人，晚上轮流住在馆内值班，帮助提调处理日常馆务；苏拉是同文馆的办事员，一般为3~5人，直接负责监督、报告学生的起居和生活，监督差役等杂务。这些人握有同文馆的管理实权，属于管理层。
第二，教习人数也不多，最多时也不过12人。教习只负责学生的学业、课试等业务方面的管理。教习归总教习节制，薪水丰厚，地位和声誉也高，但管理权不大。教师中很多由外国人担任，人员也时有替换，在丁韪良任总教习的晚期，洋教习有9人；此外还有4个中文教习，3位教中文，1位教算学。如此算来，当时的教习一共只有12人，这是同文馆全盛时期的情况，可见规模不是很大。
第三，从学生来看，在校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30人，而且具有民族的排他性。同文馆在其全盛时期，只有学生120人左右。据考证，1867年算学馆成立之后，录取了27人，总人数应该为57人；1879年学生人数增加到100人。1886年增加到125人③，但领取膏火银的学生1887年只有120人。关于学生人数的记载有些许的出入，吴宣易说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学生的名额已增加到120名；这个数字，一直到同文馆停办时，都是这样。可见，同文馆学生一直很少。从学生群体来看，同文馆颇具民族排他性。学生最初是在八旗中挑选的。据记载，同文馆最初开办时，只有英文馆10名学生，而10名学生全来自八旗子弟。对于这种等级性的教育选拔，丁韪良在回忆录中对此耿耿于怀：“同文馆的学生全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凡是旗人无论满汉都是生来就有饷的，所以叫他们入学可以省些用费；并且加有薪津等利益，也可以落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利权不致外溢……”④但后来随着学生人数增加，挑选范围扩大了。丁韪良在回忆录中说，学生的来源有两部分：“在120人的官费学生中，既有北京的旗人，也有汉人、鞑靼人（蒙古人）……”⑤ 由此可见，同文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带有明显的等级性，这是前现代组织的普遍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具有浓厚的保守性。
第四，仆役是同文馆里最低等的社会群体，包括差役、仆人、伙夫等30～40人，负责日常后勤和杂务，侍候以上三类群体。在当时的等级社会背景下，这些仆役在馆内地位低下，属于同文馆的边缘群体，一旦对学生言辞稍有不恭都可能被辞退。这些仆役归提调差遣和进退，平时没有允许不得出馆门半步。
2.从组织角度来看，同文馆的组织结构很简单，管理幅度不是很宽，属于一个小型集权组织。作为一个小型机构，同文馆内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全校学生在管理人员直接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横向来划分，同文馆按学习内容分为英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东文馆、算学馆、格致馆等，反映出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但各馆之间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建制，组织结构很简单，完全没有今日大学组织的复杂系科结构。在这样一个小型组织内部，面对面的接触多，便于直接监督和控制。资料表明各馆学生很少，如在1895年9月，人数最多的英文馆有学生50名，法、俄两馆各20余名，德文馆仅10余名学生⑥。从纵向来看，各馆之间划分为前馆和后馆，程度高的直接进前馆学习，程度低的要进后馆学习基本的内容。最初，后馆是为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功课预备的，后来各馆内部根据学生语言程度，也分为前后两馆，便于教习教授。
3.作为一个前现代组织，同文馆的教习和学生均具有官僚身份。中教习工作年限也记入担任官职经历，学生有的也是官员，需要在衙门当差，每月照例给假期6天办公务。学生三年大考，成绩优良的授予官僚品级。学生从15～25岁左右入学不等，所有学生都是官费，考试最差的也享受每月3两银的膏火，多的可达15两以上。
4.同文馆开设了许多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也是同文馆作为新教育机构的主要特征。除了语言之外，还开设了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科目，还有万国公法这样的社会科学科目；在晚期还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和观星台，译书处翻译了一批近代科学著作。当时的教学语言，各科语文是用外语教授的，自然科学大多是外文教授的，有的有翻译。这些学科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标准，带来了新的知识视野。
二、晚清高等教育学堂组织结构形式的发展：贵州大学堂的案例
在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和地方大员设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与同文馆一样，带有旧式官学和新式教育的混合特征。许多机构在程度上是高等教育，但也具有中等教育的色彩，既传授基础自然科学知识，又培养专门的技术和语言技能。
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与同文馆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非常相似。如在1902年拟定的贵州大学堂暂行章程，将大学堂分为备斋、正斋、专斋三部分 ⑦。在当时没有建立完整的学制时，备斋相当于大学的预科，甚至是中学教育，正斋和专斋相当于后来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可见在清末学制建立之前，已经引入了学校分级的观念。这样看来，清末的大学堂，甚至是京师大学堂都是集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于一体的。
与京师同文馆类似，清末的新式教育机构内部分为四类群体：行政管理人员、教习、学生和杂役。以贵州大学堂为例来简述四类群体的基本情况。贵州大学堂的章程规定，行政人员共有7名，分别是“设总理二员……设监督一员……设副监督一员……设弹压兼文案一员……设支应一员……藏书楼设管理生一人。” ⑧
一般而言，晚清时期的新式学堂，规模都很小，一般不足200人，300～500人已经是超大规模了。当时计划招收正斋学生120名，再招备斋学生60名，一共180名。这种规模可以作为当时大学堂的一般规模。教师规模也不大，共有9人，其中“正斋设立正教习一人，中学分教习二人，西学分教习二人；备斋设洋文教习三人，中文教习一人” ⑨。传统书院的教习很少，师生比很高。这样来看，新式学堂受到了传统书院组织的影响，继承了传统书院教习少的特点，师生比很高。相对而言，后勤人员非常庞大。当时人们称之为司事夫役，共有41人之多。其中包括，“书识二名，掌书写堂中公文稿卷并一切牌示榜示……司阁一人，专司门禁启闭，稽查出入等事。护勇八名，分驻头门左右，招同司阁稽查弹压并室内一切杂务。号房一人，备专司宾客来公学生出入、挂号事宜……传事一名，传送各处公文事件；客至由其传报……斋夫十名，每名伺候学生十人，经理洒扫茶水等事，暇时亦准代学生购买零件，谁不得为一人而赴远处……看书阅报处夫役一名，值讲堂夫役一名，大厅兼会客所夫役一名，饭厅夫役二名，内外茶房各一名……内外更夫各一名，内外打扫各一名，厨役二名，水火夫六名……”⑩
三、对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几点评论
首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可视为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一般形式。这些新式教育机构虽然引进了西方科学和技术知识，但管理方式和学堂生活方式还是传统的官学模式，在制度层面与现代学校不同，管理章程严格规定了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准则，现在来看无疑是一个官僚机构。在这种意义上，晚清的新式学堂有一个先天的缺陷：缺少近代学校的精神气质，在气质上更接近传统官学和书院。
其次，从1862年同文馆开始，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延续了传统习气，缺乏西方大学的“行会”精神，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闻所未闻，官僚控制成为一种新传统，学术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强烈钳制。直到民国时期，随着《大学令》的颁布和社会对宪政的追求，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架构，大学才开始从官僚控制的枷锁中营造出一种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具有近代大学的气质。
再次，晚清时期，在学制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带有试验的特点，人们对它们的价值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这些教育机构基本属于体制之外的嫁接，没有触动原来的教育机构，如书院、官学等。在旧的教育系统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影响难免受到限制。这些学堂也没有形成自身的学制体系，数量不多，规模狭小，学科范围有限。
最后，这些新式的教育机构，同当时为数不多的教会学校一样，都引进了现代学科，有别于传统书院和官学，但民众的疑惧和不信任，加上它们自身规模和范围的狭小，虽然培养了一批最初接受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但不足以改变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影响范围有限。
［注释］
①郑家栋.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EB/OL］.http://www.dxidc.net/life/ReadNews.asp？NewsID=1098，2007-02-01.
②④⑤高适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41，143，179.
③毕乃德.同文馆考［J］.中华教育界，1935，23（2）：13-16.
⑥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40.
⑦⑧⑨⑩赵彬.钦定章程类纂［B］.北京：北新书局，1908：2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