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州著名的园林艺圃,皆与晚明士人有关,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明代文人的隐逸精神。
艺圃是明式小园林的代表,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初为袁祖庚醉颖堂。袁祖庚是明代辛丑年(1541)进士、学宪,雅洁自好,见官场腐败,强仕之年(40岁)就弃官归隐,还放下斯文,公然经营为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田业”,在当时“吴中士大夫往往不乐居此”的地方,草创了艺圃(时名“醉颖堂”),过隐士生活。
艺圃的第二任主人是文震孟。文震孟就是文震亨的哥哥,大名鼎鼎的文徵明的曾孙,其祖父文彭、父亲文元发也是著名书画家。文震孟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他与兄弟文震亨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中,立场坚定,不屈不挠,始终站在东林党人一边,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拥戴。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文震孟购得艺圃时,还是个秀才,他对已经废圮的艺圃只是略加修葺,改“醉颖堂”名为“药圃”。其后几十年,尽管文震孟的地位愈来愈高,对自己的这所宅园,却从未扩充过一分土地、加建過一楹房屋,基本上保存了“醉颖堂”时期“写意山水园”的特色。文震孟于崇祯九年(1636)罢官返苏,当年秋天逝世于药圃。8年后,即1644年,明亡,文震孟兄弟文震亨忧愤而死。之后,药圃就日趋荒芜。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园归山东莱阳人姜埰。姜埰是明末大臣,因直言政治,触怒崇祯皇帝,谪戍宣州卫(今安徽省),未至戍所而明亡,于是辗转寓居苏州。成了艺圃的第三任主人,他改药圃名为颐圃、敬亭山房,1673年,姜埰逝世,姜埰次子姜实节又将敬亭山房改名为艺圃。作为明王朝的遗老遗少,姜埰父子传奇式的经历及誓不事清的刚烈风范,为艺圃带来了更多的荣誉。正因为园主的高风亮节,致使小小的艺圃“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高贤胜景,交相为重”,成为当时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清初风标劲节的名士大多光顾过艺圃,并为艺圃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书画作品,极大地提高了艺圃的品位及其价值取向。后来此园又数易其主,但园名仍叫艺圃。
晚明士人隐于艺圃,犹如隐于山野。袁祖庚就曾于园中悬匾额“城市山林”。但园林是人的生活空间,人之居,日常之用,皆是器物构成其文化内涵。晚明可以从张岱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中看到晚明士人对物质生活的极致追求,“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沉溺其实有着深重的末世情节,后来张岱“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张岱《自为墓志铭》)他在其《陶庵梦忆》中所述更加令人唏嘘:“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艺圃是明式小园林的代表,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初为袁祖庚醉颖堂。袁祖庚是明代辛丑年(1541)进士、学宪,雅洁自好,见官场腐败,强仕之年(40岁)就弃官归隐,还放下斯文,公然经营为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田业”,在当时“吴中士大夫往往不乐居此”的地方,草创了艺圃(时名“醉颖堂”),过隐士生活。
艺圃的第二任主人是文震孟。文震孟就是文震亨的哥哥,大名鼎鼎的文徵明的曾孙,其祖父文彭、父亲文元发也是著名书画家。文震孟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他与兄弟文震亨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中,立场坚定,不屈不挠,始终站在东林党人一边,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拥戴。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文震孟购得艺圃时,还是个秀才,他对已经废圮的艺圃只是略加修葺,改“醉颖堂”名为“药圃”。其后几十年,尽管文震孟的地位愈来愈高,对自己的这所宅园,却从未扩充过一分土地、加建過一楹房屋,基本上保存了“醉颖堂”时期“写意山水园”的特色。文震孟于崇祯九年(1636)罢官返苏,当年秋天逝世于药圃。8年后,即1644年,明亡,文震孟兄弟文震亨忧愤而死。之后,药圃就日趋荒芜。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园归山东莱阳人姜埰。姜埰是明末大臣,因直言政治,触怒崇祯皇帝,谪戍宣州卫(今安徽省),未至戍所而明亡,于是辗转寓居苏州。成了艺圃的第三任主人,他改药圃名为颐圃、敬亭山房,1673年,姜埰逝世,姜埰次子姜实节又将敬亭山房改名为艺圃。作为明王朝的遗老遗少,姜埰父子传奇式的经历及誓不事清的刚烈风范,为艺圃带来了更多的荣誉。正因为园主的高风亮节,致使小小的艺圃“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高贤胜景,交相为重”,成为当时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清初风标劲节的名士大多光顾过艺圃,并为艺圃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书画作品,极大地提高了艺圃的品位及其价值取向。后来此园又数易其主,但园名仍叫艺圃。
晚明士人隐于艺圃,犹如隐于山野。袁祖庚就曾于园中悬匾额“城市山林”。但园林是人的生活空间,人之居,日常之用,皆是器物构成其文化内涵。晚明可以从张岱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中看到晚明士人对物质生活的极致追求,“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沉溺其实有着深重的末世情节,后来张岱“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张岱《自为墓志铭》)他在其《陶庵梦忆》中所述更加令人唏嘘:“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