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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因斯坦在某处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我们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并不需要什么"创造性的想象力".但要科学地认识历史,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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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因斯坦在某处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我们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并不需要什么"创造性的想象力".但要科学地认识历史,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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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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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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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期
其他文献
一《中国教会新报》(以下简称《教会新报》),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林乐知以林华书院的名义在上海创办的,自1868年9月(同治七年七月)起,每周一期,除歇夏、歇年外,每年一卷五十期,前后六年,凡六卷三百期,至1874年8月(同治十三年七月),易名为《万国公报》.《教会新报》的创办人林乐知(1836-1907),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58年毕业于佐治亚州埃默里学院,1859年12月,受美国南方监理会差派,携同妻女启程来华,于次年7月抵达上海.林乐知到上海后,除建立教堂直接布道外,还与传教士狄考文、李
在苏联的历史科学中,史学理论研究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有关史学理论探讨的专著,如茹科夫的《史学方法论概要》;(二)运用史学理论的某些观点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专著,如切列宁、帕舒托的《用历史比较法的观点来看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三)一般的史学著作在进行具体史实综述的同时,比较重视理论概括,如近年出版的几部多卷本专著:《世界通史》、《苏联通史》、《国际工人运动
西方法学史家、历史学家在分析西欧中古的王权与法律的关系时,许多人指出"王在法下"这一特征,即王低于法律,国王的行动要受法律限制,要服从法律.而中国学者则以为,中国古代的君权高于法律,"前主所是书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国君的行动不受法律限制.究竟如何认识这种特点,本人愿意用这篇短文提供一些情况,希望它能有助于对封建王权的比较研究.
田昌五同志在《解并田制之谜》一文中,为了解开井田制这个千古之谜,脱出前人的窠臼,另寻蹊径,提出了从"提封田"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他认为:"提封田行之于战国到西汉时期,它是维井田制之后出现的一种田亩制度."为了证实这个论断,他提出了三个论据.可是,这些论据,我以为都证明不了他的论断,试一一辨析于下.第一个论据是《汉书·地理志》中以下的一段话: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
全面记载唐代特定年代各州户口数字的史籍,除《旧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旧志》)、《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以外,只有《通典·州郡门》(以下简称《州郡门》).后者成书最早,因此,所载户口数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是唐代何年的,因此,长期未被利用,近来,有论者使用了这些数字,说法也比较笼统.为使这些户口数字的史料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有必要进一步判断它们的年限.《州郡门》所载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有联系,可以借助州县建置的年代来判断户口数字的年限.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跟随宋徽宗北迁的閤门宣赞舍人曹勋自金朝燕山南归,至宋朝南京(今河南商丘),传达徽宗给其子高宗的寄语说:"艺祖(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相袭未尝辄易."这个藏于太庙的宋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事,当可作进一步的研究.然宋代实行重大抑武的政策,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起步,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文化"一词的近代含义,近代文化的结构、发展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文明"一词,在《尚书·舜典》中就已出现,所谓"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
要使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研究取得真正科学的成果,必须在历史规律的统一性及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关系上,以及在各国封建社会的共同规律及其与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的关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本文仅就此做些初步探讨.
让·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是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宗教改革家和教会政治家.他的以"预定论"为核心的宗教学说和政治思想,对西欧、北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诸方面均有较大的影响.西方史学界对加尔文的研究颇为重视,"加尔文学"(Calvin study)的著述历四百余年而不衰,本世纪又出现了两次加尔文研究的热潮.在讨论中,西方学者均认为加尔文是一位肯定性的历史人物,但对其作用与影响的评价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加尔文的学说与近代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