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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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起步,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文化"一词的近代含义,近代文化的结构、发展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文明"一词,在《尚书·舜典》中就已出现,所谓"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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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起步,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文化"一词的近代含义,近代文化的结构、发展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文明"一词,在《尚书·舜典》中就已出现,所谓"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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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形态的进化是社会进化的标志.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以往,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比较重视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而容易忽视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笔者希望通过对婚姻形态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为找到打开上古历史神秘大门的钥匙做一点工作.人类的婚姻形态是不断进化的.恩格斯从摩尔根发现的家庭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矛盾入手,来考察家庭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上依次更迭的三种主要婚姻形式,
"剪辫易服"是民国初年除旧布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就通令各地,限期剪辫."发辫既去,而易服之说因之朋兴","群欲乘景运之维新,洗冠裳之陋制".这股"服制改革"的浪潮,是对传统丝织业的一次冲击.苏州丝织业首当其冲,乃联合全国丝绸行业锐意革新,遂使此次服装形式的变易转化成为一场保护民族工商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进而又成为苏州丝织业由手工工场发展为机器工厂的转折点.
民族资本集团及其垄断倾向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研究这一现象,对充分认识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拟就周学熙资本集团及其垄断倾向产生的条件、特点等问题,做一些探讨.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1908年成立的大清银行.而大清银行的前身是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从户部银行到中国银行,它们都发挥着中央银行的职能,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户部银行和大清银行都规定,银行资本中,官股占一半.户部银行的总办、副总办,大清银行的监督、副监督以及监理官均由国家选派.大清银行"有代国家发行纸币之权",还有"经理国库事务"和"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之
一《中国教会新报》(以下简称《教会新报》),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林乐知以林华书院的名义在上海创办的,自1868年9月(同治七年七月)起,每周一期,除歇夏、歇年外,每年一卷五十期,前后六年,凡六卷三百期,至1874年8月(同治十三年七月),易名为《万国公报》.《教会新报》的创办人林乐知(1836-1907),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58年毕业于佐治亚州埃默里学院,1859年12月,受美国南方监理会差派,携同妻女启程来华,于次年7月抵达上海.林乐知到上海后,除建立教堂直接布道外,还与传教士狄考文、李
在苏联的历史科学中,史学理论研究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有关史学理论探讨的专著,如茹科夫的《史学方法论概要》;(二)运用史学理论的某些观点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专著,如切列宁、帕舒托的《用历史比较法的观点来看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三)一般的史学著作在进行具体史实综述的同时,比较重视理论概括,如近年出版的几部多卷本专著:《世界通史》、《苏联通史》、《国际工人运动
西方法学史家、历史学家在分析西欧中古的王权与法律的关系时,许多人指出"王在法下"这一特征,即王低于法律,国王的行动要受法律限制,要服从法律.而中国学者则以为,中国古代的君权高于法律,"前主所是书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国君的行动不受法律限制.究竟如何认识这种特点,本人愿意用这篇短文提供一些情况,希望它能有助于对封建王权的比较研究.
田昌五同志在《解并田制之谜》一文中,为了解开井田制这个千古之谜,脱出前人的窠臼,另寻蹊径,提出了从"提封田"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他认为:"提封田行之于战国到西汉时期,它是维井田制之后出现的一种田亩制度."为了证实这个论断,他提出了三个论据.可是,这些论据,我以为都证明不了他的论断,试一一辨析于下.第一个论据是《汉书·地理志》中以下的一段话: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
全面记载唐代特定年代各州户口数字的史籍,除《旧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旧志》)、《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以外,只有《通典·州郡门》(以下简称《州郡门》).后者成书最早,因此,所载户口数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是唐代何年的,因此,长期未被利用,近来,有论者使用了这些数字,说法也比较笼统.为使这些户口数字的史料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有必要进一步判断它们的年限.《州郡门》所载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有联系,可以借助州县建置的年代来判断户口数字的年限.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跟随宋徽宗北迁的閤门宣赞舍人曹勋自金朝燕山南归,至宋朝南京(今河南商丘),传达徽宗给其子高宗的寄语说:"艺祖(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相袭未尝辄易."这个藏于太庙的宋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事,当可作进一步的研究.然宋代实行重大抑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