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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接到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寄来他主编的出版人诗集《海滨诗草》（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典型的布面小精装。摩挲之下,不禁生出无尽思索。
喻建章先生是典型的老出版人。虽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进入出版界时，已经退休的喻先生仍在负责江西的出版科研工作，与他时有过从，但我对他有进一步了解，缘于前几年为他编辑出版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光从书名，就可以知道他作为出版人不同寻常的经历。喻先生生于1925年，在“七七事变”后十日通过面试，十二岁时即成为中华书局南昌分局的一名学徒工。此后终其一生，先生都在出版业中服务贡献：抗日八年，他与中华书局同仁在战火中不屈不挠，顽强播撒书香以书报国；新中国成立后，身在领导岗位上，积极参与传统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时期，奋力推动江西出版事业大发展；1990年代退休后，仍渔舟唱晚，负责江西出版科研工作，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即使在今天，年近米寿的他身居家中，仍尽力关注出版业的发展动态，时有文章发表，或回忆旧事，或纵论时事。这一长达七十多年的出版人生历程，不仅在江西一地，即使全国出版界，亦洵不多见。2012年恰逢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历史何其多情，得以让喻先生这位老中华得以一睹其盛。从当年的学徒到资深的出版人，喻先生成长、追求的经历，堪称20世纪中国出版人的缩影。去年底江西出版工作者协会曾专门为他召开过出版工作纪念座谈会，邀请我作为回忆录的编辑去发言。恰好有事无法脱身，只好以我编辑回忆录后的编余札记《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应命。札记曾经发表在《中国编辑》2010年第1期。分为《从学徒到资深出版人：合格的出版人是如何成长的》与《为书籍的一生：真正的出版人是做什么的》两部分，阐述了我在编辑过程中所体味到的旧年出版人的特质与风采。说是编余札记，其实从文章名，可以看出那是我对喻先生所代表的一代老出版人的回忆录的总体评价。
犹记得回忆录中有《参加全国青岛总编辑读书会》一节，回忆作者1980年参加中国版协在青岛举办的第二期全国编辑干部读书会的旧事。其中说：198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全国各行各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出版业也不例外。国家出版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鉴于各出版社总编辑业务繁忙，身心难免疲惫，决定于当年8月18日至9月28日，在青岛市举办一期总编辑读书会，让参与的学员们摆脱一切事务，静下心来读点书，联系实际，相互交流业务经验，同时放松身心，调整一下健康状态。设想是一举三得，实践也证明取得了预期效果。参加读书会的有四十余人，全都是出版社总编辑或编辑部负责人，学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中年人，大多数是全国出版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在出版岗位上奋战不息的老出版人。国家出版局对这期读书会很重视，特委派时任局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宋木文同志专职主持会务工作。当时学习气氛浓郁。学习采取“三自”方针：自我阅读，自由讨论，自写心得。喻先生在回忆录中介绍了学员们攻读的经典，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学而不思则罔，课余学员思想碰撞，激烈讨论，兴味盎然。当时的地方出版社仍是综合出版为主，但回忆录中提到，读书会上同仁们已经在热烈讨论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包括专业分工之大势所趋。读书之余，意兴未已，学员们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将诗歌打印汇集成一册油印诗集。回忆录出版后，当年的“学友”从中读到喻先生仍保存这一册诗草的消息，纷纷来信求索复印件。我曾经在编余札记中特别提到像喻先生那一代学徒出身的出版人，有着在资料保存方面细致用心、持之以恒和巨细不遗，秉承“敬惜字纸”古风的特点。去年，喻先生在旧文件中找到这册诗草，“封尘30多年，已风黄憔悴，重读之后，有如走失的婴儿重逢的喜悦”（《编后》）。在当年读书会的负责人、后来的新闻出版署长宋木文先生等人奔走之下，诗集以《海滨诗草》为名出版。正如喻建章在致宋木文信中所说，诗草“以诗的形式记下了读书和各种活动以及参加者的心情”。在今天读来，从诗艺的眼光看，选出的88首诗，并无可大加赞赏者，更非篇篇佳作，但其作为出版史料的价值，却毋庸置疑，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工作者的愉悦心情，以及1980年代出版界的时代风貌；在出版人如何紧随时代脉搏，充电提升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启示。
开卷翻读，质朴甚至不成韵的诗草之中，刚刚走出十年动乱、万事待兴、文人豪情满怀的迎春气息，扑面而来。“新春回大地，东方旭日升。举国春意暖，兴起读书风。出版不落后，办起读书班。……聚来八方客，挤出忙中闲。同来多壮志，攻读不怕难。……四化齐尽力，出版竞繁荣。相励又相勉，携手共长征。”（裴植《读书乐》）“不是休美客，读书非有闲。未作寄生虫，下笔写万言。协会新气象，令人开心颜。”（郑公盾《赞编辑干部青岛读书会》）“精神皆舒畅，气昂八大关。放眼到将来，年老志不残。……来此读书者，指日奏凯旋。学习乐融融，读书苦中甜。夜读月穿牖，晨读日上檐。……四海读书客，忙里不偷闲。不做书蠹虫，更不尚空谈。”（刘乃崇《青岛读书会》）“六年干校反荒疏，今日到青始读书。华发红心增学识，植花艺苑好挥锄。”（刘乃崇《参加读书会》）“莫看过年半百霜染发，肩负四化，浑身劲头朝外冒，请多饮几杯山泉水吧，把浩劫留下的创伤冲掉。”（沈之庸《读书会抒怀》）“读书体会深，交流多经验。思想得武装，躬耕在出版。”（王劲《青岛吟》）……简朴至极的诗句，深深地凝聚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热情与生气。此前十年“文革”，国家千疮百孔，文化知识界压抑日久。走出劫难，有机会重展抱负，出版人自然是倍加珍惜，努力补课，以便贡献于社会。读书学习之余，学员休闲出游，登临崂山、畅游市区、远观沧海，“携手崂峰赏紫霞，弄潮浪里海天遐。同为智者兼仁者，爱到山巅与水涯”（刘乃崇《同看青岛留影》），留下了不少纪游诗作。
除了登山临水的兴奋与轻松，“万方多难此登临”，在诗草中我们还多处感受到那一代出版人秉承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传统，在刚走出民族劫难时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冲动与努力：“崂山石人老，伫立渤海滨。极目寻娇女，万古忒伤心。”（郑公盾《登崂山》）“太清宫舍有书痴，碧海苍茫寄梦思。蒲翁当年沉吟处，又见古榆发新枝。”（陈志坚《游崂山》）在青岛水族馆参观，见到裙带菜，偶感中亦带深思：“虽曰裙带菜，却无裙带风。后门常大开，裙带万事通。”（郑公盾《裙带菜》）出版人以文化立身，天生有着关怀社会历史的知识分子情怀。宋木文先生在序言《一段尊老崇贤的出版佳话》中除了介绍读书会旧事外，还特意“突破写序的常规”，从《出版工作》杂志上录下1980年7月19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的第一届读书会上，读书会主持者、老出版家黄洛峰的最后遗诗《江声》：“承德久旱，武烈河日涸，息于‘月色江声’湖畔，思潮起伏，即景偶成：江声久歇几时有？坐看云山似亦愁。岸柳无心空自舞，凝眸望断烟雨楼。”宋木文说，“老革命家、老出版家对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着深一层的思考和难以摆脱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从他的这首‘江声’感怀诗中是不难看出的。但我同时感到，他对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好形势及未来走向却是充满着热忱、信心和期待的。”从代际的角度来看，熟悉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人都知道，从革命战争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出版人，多有这种心忧天下的抱负，且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做过不同类型的领导工作，而多能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思考历史、中国的命运。这种境界与眼光，拓展了出版人的宏阔视野，提升了出版物的凝重品格，也深深地赋予了那个时代出版领域明显的政治色彩。及至市场经济兴起，出版业在经济大潮中转型发展为产业。它经济的功能日益明显，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日益看到它成为产业而以盈利为目标带来的负面作用。在今天，出版文化建设的成绩与标准，多是出版产值的排名与增长指标。这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但在发展之中，无可讳言的是，出版业也随即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多元出版、文化消费主义之中，多了些趣味与娱乐，却少了些风骨与品格；从业者钻进了狭窄的钱眼，而少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高远关怀。对这种畸轻畸重，那一代出版人往往有着更为辩证的把握、更为努力的坚持。刘杲先生在为俞晓群《人书情未了》所作序《经营文化的人》中说：“出版、出版，所为何来？归根到底，只能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当年的商务、中华之所以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显赫地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吗？是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出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旦失去了文化，出版还有什么？对没有文化的出版，可以称它这个或者那个，就是不能称它出版。文化是出版的根本目的。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出版离不开文化。同时，出版还离不开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离不开市场。如今谁都知道，出版物是商品，出版业是产业，出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出版不能不重视经济、学习经济、驾驭经济、发展经济。……但是，这一切终究不是最后目的。经济再重要，毕竟只是出版的手段。文化建设才是出版的目的。出版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的，不能没有经济的手段。出版的经济手段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失去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赚大钱、发大财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喻建章曾在回忆录中平实地表述自己的出版理念：“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出版有质量、有文化价值的出版物，这才不辱出版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对此，在《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中，我曾经由衷感叹：“时代大潮，裹挟着每个行业剧变不息。以出版业来说，从当年的‘书荒’到今天的书多为患，从当年的意识形态化到今天的产业化，从当年的纸质文本一统天下到今天的电子图书大行其道……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变。而对于真正的出版人来说，自有其恒定不变者在，就是对精神产品内容的热爱、尊重与创造，对文化的敬畏，对自己作为精神文明把关人神圣职责的坚守。从喻先生这位学徒出身的出版人的一生，可以看到这一亮点。” 对青岛读书会这种出版人充电学习的方式，从学徒起步、曾自嘲“我的‘学历’，就是自小到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经历”的喻建章先生有着发自内心的高度评价：“出版是具有教育职能的工具，教育者必先受教育。采取这种‘三自’培训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不需具备较多的辅助条件，即可取得较佳效果，并可使主管机关了解下属及本系统干部状况，增强团队凝聚力。青岛读书会的实践正体现了这一点。”宋木文在序言中，也曾引自己1980年以中国版协秘书长身份进行工作汇报时的总结说，办读书会“可以使出版干部脱产读一点书，又可以互相交流工作情况和经验，因而受到了欢迎。今后，读书会将坚持下去，并努力办得更好一些，形式也可以多样一些”。不知读书会这种看似轻松实则不易的充电形式到底坚持了多久？——对于吾等后来者来说，倏忽变幻、纷繁过眼之下，即使是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人与事，也多已经漫漶不清。我所知道的是，随着出版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出版人日益陷入经济效益、码洋、改制、上市、多元化经营等交织起的匆促的时代步履中，经常是两鬓风尘、一身疲惫，大面积遭遇职业疲劳袭击。虽然说有林林总总、花样歧出的职业培训，但多流为应景式的点缀与“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形式。整个出版业，几乎成为一座轰隆作响的工地，放不下一桌平静的书桌。出版人的学习，成了一种艰难的坚持。要让他们在“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忙碌中，一年腾出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全天候学习、休息与省思，几乎成了一种奢侈与旧梦！
说到出版人的读书学习，这在当下无疑是一种提高出版从业者群体素质、缓解职业疲倦、培育出版人职业归属感、提升志业荣誉与幸福度的重要事情。笔者想到出版史上的一桩旧事。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高梦旦，有感于当时的新文化人物胡适如日中天的威名，以及商务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指保守不前、落后潮流的无形压力，“自审不适于新潮流”，曾经想请胡适南下主持商务编译所，恳切地向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7月17日至9月7日，胡适深入商务进行考察。在与商务中人进行广泛接触交谈后，除了提出一些选题方案，胡适为商务拟定了一份改良的计划书，开出这么几味药方：“（一）每年派送一二人出洋留学或考察，须年少好学，外国语精通，对于学问有兴趣的——此固是一法，但范围太小，不能普及；（二）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专为编译所之用，但也许外人享用；（三）办一个试验所，内分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等试验室；（四）编译所员时间减少，假期增加。现在所中每人每日工作六小时，终年无假期，假期是假的，实不能容学者。同时，把图书馆迁出，把现藏书的一层改作编译所，下层为核对、缮写诸部，工作时间可稍长，但工资亦稍多。上层为分部的编译所，每部一室或数室，打破现在聚百余人于一大室之制，时间应自由，使人有修养的机会。”“这些意见他们都赞成，其实不如此，决留不住好人才。”胡适毕竟是位学人，给商务支招，还是学者本位。其实即使是商务，毕竟是在商言商的出版企业，而不是学术机构。胡适的药方，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他对出版人学习与素质提升的看重，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深思。当年的商务、中华，成为吸纳大量现代学者的文化重镇，与这种重视学习的传统大有关系。参照当下的出版业，胡适这几条，几乎全是不合时宜的事了。现在哪家出版社还乐于送人出国留学？至于假期，多有安排加班。办公环境，则早已流行大平面办公，主事者恨不得员工都在其眼皮底下全透明工作，一无自由时间，哪有修养的机会！如此看来，上世纪80年代宋木文、喻建章先生们，能够在忙碌之余腾出一个多月时间来集中学习，这在今天的出版人看来，都是一番遥不可即的远年旧梦了！
还可以提及的是，《海滨诗草》为典型的小精装，787毫米×1092毫米，正度32开。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都曾使用这种开本做成小精装，端庄雅致，称心宜人。在近年图书开本越做越大的时尚中，上海书店、中华书局重拾民国时期人文小精装之旧颜，尤其是其“书之书”类图书曾经在读书界赢得广泛认同。喻建章先生在寻求正式出版时，曾致信宋木文打比喻说，希望将诗集印出，“给这批为人作嫁衣的老出版家做件‘小背心’穿穿如何？……”一册小而好的《海滨诗草》在手，真称得上是一件老出版人贴身贴肉的小背心，给他们以记忆，更给他们以温暖；有历史的印痕，更让人生发无尽的思索。
喻建章先生是典型的老出版人。虽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进入出版界时，已经退休的喻先生仍在负责江西的出版科研工作，与他时有过从，但我对他有进一步了解，缘于前几年为他编辑出版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光从书名，就可以知道他作为出版人不同寻常的经历。喻先生生于1925年，在“七七事变”后十日通过面试，十二岁时即成为中华书局南昌分局的一名学徒工。此后终其一生，先生都在出版业中服务贡献：抗日八年，他与中华书局同仁在战火中不屈不挠，顽强播撒书香以书报国；新中国成立后，身在领导岗位上，积极参与传统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时期，奋力推动江西出版事业大发展；1990年代退休后，仍渔舟唱晚，负责江西出版科研工作，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即使在今天，年近米寿的他身居家中，仍尽力关注出版业的发展动态，时有文章发表，或回忆旧事，或纵论时事。这一长达七十多年的出版人生历程，不仅在江西一地，即使全国出版界，亦洵不多见。2012年恰逢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历史何其多情，得以让喻先生这位老中华得以一睹其盛。从当年的学徒到资深的出版人，喻先生成长、追求的经历，堪称20世纪中国出版人的缩影。去年底江西出版工作者协会曾专门为他召开过出版工作纪念座谈会，邀请我作为回忆录的编辑去发言。恰好有事无法脱身，只好以我编辑回忆录后的编余札记《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应命。札记曾经发表在《中国编辑》2010年第1期。分为《从学徒到资深出版人：合格的出版人是如何成长的》与《为书籍的一生：真正的出版人是做什么的》两部分，阐述了我在编辑过程中所体味到的旧年出版人的特质与风采。说是编余札记，其实从文章名，可以看出那是我对喻先生所代表的一代老出版人的回忆录的总体评价。
犹记得回忆录中有《参加全国青岛总编辑读书会》一节，回忆作者1980年参加中国版协在青岛举办的第二期全国编辑干部读书会的旧事。其中说：198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全国各行各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出版业也不例外。国家出版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鉴于各出版社总编辑业务繁忙，身心难免疲惫，决定于当年8月18日至9月28日，在青岛市举办一期总编辑读书会，让参与的学员们摆脱一切事务，静下心来读点书，联系实际，相互交流业务经验，同时放松身心，调整一下健康状态。设想是一举三得，实践也证明取得了预期效果。参加读书会的有四十余人，全都是出版社总编辑或编辑部负责人，学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中年人，大多数是全国出版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在出版岗位上奋战不息的老出版人。国家出版局对这期读书会很重视，特委派时任局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宋木文同志专职主持会务工作。当时学习气氛浓郁。学习采取“三自”方针：自我阅读，自由讨论，自写心得。喻先生在回忆录中介绍了学员们攻读的经典，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学而不思则罔，课余学员思想碰撞，激烈讨论，兴味盎然。当时的地方出版社仍是综合出版为主，但回忆录中提到，读书会上同仁们已经在热烈讨论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包括专业分工之大势所趋。读书之余，意兴未已，学员们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将诗歌打印汇集成一册油印诗集。回忆录出版后，当年的“学友”从中读到喻先生仍保存这一册诗草的消息，纷纷来信求索复印件。我曾经在编余札记中特别提到像喻先生那一代学徒出身的出版人，有着在资料保存方面细致用心、持之以恒和巨细不遗，秉承“敬惜字纸”古风的特点。去年，喻先生在旧文件中找到这册诗草，“封尘30多年，已风黄憔悴，重读之后，有如走失的婴儿重逢的喜悦”（《编后》）。在当年读书会的负责人、后来的新闻出版署长宋木文先生等人奔走之下，诗集以《海滨诗草》为名出版。正如喻建章在致宋木文信中所说，诗草“以诗的形式记下了读书和各种活动以及参加者的心情”。在今天读来，从诗艺的眼光看，选出的88首诗，并无可大加赞赏者，更非篇篇佳作，但其作为出版史料的价值，却毋庸置疑，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工作者的愉悦心情，以及1980年代出版界的时代风貌；在出版人如何紧随时代脉搏，充电提升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启示。
开卷翻读，质朴甚至不成韵的诗草之中，刚刚走出十年动乱、万事待兴、文人豪情满怀的迎春气息，扑面而来。“新春回大地，东方旭日升。举国春意暖，兴起读书风。出版不落后，办起读书班。……聚来八方客，挤出忙中闲。同来多壮志，攻读不怕难。……四化齐尽力，出版竞繁荣。相励又相勉，携手共长征。”（裴植《读书乐》）“不是休美客，读书非有闲。未作寄生虫，下笔写万言。协会新气象，令人开心颜。”（郑公盾《赞编辑干部青岛读书会》）“精神皆舒畅，气昂八大关。放眼到将来，年老志不残。……来此读书者，指日奏凯旋。学习乐融融，读书苦中甜。夜读月穿牖，晨读日上檐。……四海读书客，忙里不偷闲。不做书蠹虫，更不尚空谈。”（刘乃崇《青岛读书会》）“六年干校反荒疏，今日到青始读书。华发红心增学识，植花艺苑好挥锄。”（刘乃崇《参加读书会》）“莫看过年半百霜染发，肩负四化，浑身劲头朝外冒，请多饮几杯山泉水吧，把浩劫留下的创伤冲掉。”（沈之庸《读书会抒怀》）“读书体会深，交流多经验。思想得武装，躬耕在出版。”（王劲《青岛吟》）……简朴至极的诗句，深深地凝聚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热情与生气。此前十年“文革”，国家千疮百孔，文化知识界压抑日久。走出劫难，有机会重展抱负，出版人自然是倍加珍惜，努力补课，以便贡献于社会。读书学习之余，学员休闲出游，登临崂山、畅游市区、远观沧海，“携手崂峰赏紫霞，弄潮浪里海天遐。同为智者兼仁者，爱到山巅与水涯”（刘乃崇《同看青岛留影》），留下了不少纪游诗作。
除了登山临水的兴奋与轻松，“万方多难此登临”，在诗草中我们还多处感受到那一代出版人秉承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传统，在刚走出民族劫难时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冲动与努力：“崂山石人老，伫立渤海滨。极目寻娇女，万古忒伤心。”（郑公盾《登崂山》）“太清宫舍有书痴，碧海苍茫寄梦思。蒲翁当年沉吟处，又见古榆发新枝。”（陈志坚《游崂山》）在青岛水族馆参观，见到裙带菜，偶感中亦带深思：“虽曰裙带菜，却无裙带风。后门常大开，裙带万事通。”（郑公盾《裙带菜》）出版人以文化立身，天生有着关怀社会历史的知识分子情怀。宋木文先生在序言《一段尊老崇贤的出版佳话》中除了介绍读书会旧事外，还特意“突破写序的常规”，从《出版工作》杂志上录下1980年7月19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的第一届读书会上，读书会主持者、老出版家黄洛峰的最后遗诗《江声》：“承德久旱，武烈河日涸，息于‘月色江声’湖畔，思潮起伏，即景偶成：江声久歇几时有？坐看云山似亦愁。岸柳无心空自舞，凝眸望断烟雨楼。”宋木文说，“老革命家、老出版家对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着深一层的思考和难以摆脱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从他的这首‘江声’感怀诗中是不难看出的。但我同时感到，他对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好形势及未来走向却是充满着热忱、信心和期待的。”从代际的角度来看，熟悉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人都知道，从革命战争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出版人，多有这种心忧天下的抱负，且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做过不同类型的领导工作，而多能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思考历史、中国的命运。这种境界与眼光，拓展了出版人的宏阔视野，提升了出版物的凝重品格，也深深地赋予了那个时代出版领域明显的政治色彩。及至市场经济兴起，出版业在经济大潮中转型发展为产业。它经济的功能日益明显，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日益看到它成为产业而以盈利为目标带来的负面作用。在今天，出版文化建设的成绩与标准，多是出版产值的排名与增长指标。这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但在发展之中，无可讳言的是，出版业也随即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多元出版、文化消费主义之中，多了些趣味与娱乐，却少了些风骨与品格；从业者钻进了狭窄的钱眼，而少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高远关怀。对这种畸轻畸重，那一代出版人往往有着更为辩证的把握、更为努力的坚持。刘杲先生在为俞晓群《人书情未了》所作序《经营文化的人》中说：“出版、出版，所为何来？归根到底，只能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当年的商务、中华之所以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显赫地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吗？是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出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旦失去了文化，出版还有什么？对没有文化的出版，可以称它这个或者那个，就是不能称它出版。文化是出版的根本目的。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出版离不开文化。同时，出版还离不开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离不开市场。如今谁都知道，出版物是商品，出版业是产业，出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出版不能不重视经济、学习经济、驾驭经济、发展经济。……但是，这一切终究不是最后目的。经济再重要，毕竟只是出版的手段。文化建设才是出版的目的。出版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的，不能没有经济的手段。出版的经济手段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失去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赚大钱、发大财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喻建章曾在回忆录中平实地表述自己的出版理念：“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出版有质量、有文化价值的出版物，这才不辱出版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对此，在《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中，我曾经由衷感叹：“时代大潮，裹挟着每个行业剧变不息。以出版业来说，从当年的‘书荒’到今天的书多为患，从当年的意识形态化到今天的产业化，从当年的纸质文本一统天下到今天的电子图书大行其道……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变。而对于真正的出版人来说，自有其恒定不变者在，就是对精神产品内容的热爱、尊重与创造，对文化的敬畏，对自己作为精神文明把关人神圣职责的坚守。从喻先生这位学徒出身的出版人的一生，可以看到这一亮点。” 对青岛读书会这种出版人充电学习的方式，从学徒起步、曾自嘲“我的‘学历’，就是自小到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经历”的喻建章先生有着发自内心的高度评价：“出版是具有教育职能的工具，教育者必先受教育。采取这种‘三自’培训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不需具备较多的辅助条件，即可取得较佳效果，并可使主管机关了解下属及本系统干部状况，增强团队凝聚力。青岛读书会的实践正体现了这一点。”宋木文在序言中，也曾引自己1980年以中国版协秘书长身份进行工作汇报时的总结说，办读书会“可以使出版干部脱产读一点书，又可以互相交流工作情况和经验，因而受到了欢迎。今后，读书会将坚持下去，并努力办得更好一些，形式也可以多样一些”。不知读书会这种看似轻松实则不易的充电形式到底坚持了多久？——对于吾等后来者来说，倏忽变幻、纷繁过眼之下，即使是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人与事，也多已经漫漶不清。我所知道的是，随着出版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出版人日益陷入经济效益、码洋、改制、上市、多元化经营等交织起的匆促的时代步履中，经常是两鬓风尘、一身疲惫，大面积遭遇职业疲劳袭击。虽然说有林林总总、花样歧出的职业培训，但多流为应景式的点缀与“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形式。整个出版业，几乎成为一座轰隆作响的工地，放不下一桌平静的书桌。出版人的学习，成了一种艰难的坚持。要让他们在“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忙碌中，一年腾出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全天候学习、休息与省思，几乎成了一种奢侈与旧梦！
说到出版人的读书学习，这在当下无疑是一种提高出版从业者群体素质、缓解职业疲倦、培育出版人职业归属感、提升志业荣誉与幸福度的重要事情。笔者想到出版史上的一桩旧事。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高梦旦，有感于当时的新文化人物胡适如日中天的威名，以及商务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指保守不前、落后潮流的无形压力，“自审不适于新潮流”，曾经想请胡适南下主持商务编译所，恳切地向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7月17日至9月7日，胡适深入商务进行考察。在与商务中人进行广泛接触交谈后，除了提出一些选题方案，胡适为商务拟定了一份改良的计划书，开出这么几味药方：“（一）每年派送一二人出洋留学或考察，须年少好学，外国语精通，对于学问有兴趣的——此固是一法，但范围太小，不能普及；（二）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专为编译所之用，但也许外人享用；（三）办一个试验所，内分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等试验室；（四）编译所员时间减少，假期增加。现在所中每人每日工作六小时，终年无假期，假期是假的，实不能容学者。同时，把图书馆迁出，把现藏书的一层改作编译所，下层为核对、缮写诸部，工作时间可稍长，但工资亦稍多。上层为分部的编译所，每部一室或数室，打破现在聚百余人于一大室之制，时间应自由，使人有修养的机会。”“这些意见他们都赞成，其实不如此，决留不住好人才。”胡适毕竟是位学人，给商务支招，还是学者本位。其实即使是商务，毕竟是在商言商的出版企业，而不是学术机构。胡适的药方，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他对出版人学习与素质提升的看重，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深思。当年的商务、中华，成为吸纳大量现代学者的文化重镇，与这种重视学习的传统大有关系。参照当下的出版业，胡适这几条，几乎全是不合时宜的事了。现在哪家出版社还乐于送人出国留学？至于假期，多有安排加班。办公环境，则早已流行大平面办公，主事者恨不得员工都在其眼皮底下全透明工作，一无自由时间，哪有修养的机会！如此看来，上世纪80年代宋木文、喻建章先生们，能够在忙碌之余腾出一个多月时间来集中学习，这在今天的出版人看来，都是一番遥不可即的远年旧梦了！
还可以提及的是，《海滨诗草》为典型的小精装，787毫米×1092毫米，正度32开。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都曾使用这种开本做成小精装，端庄雅致，称心宜人。在近年图书开本越做越大的时尚中，上海书店、中华书局重拾民国时期人文小精装之旧颜，尤其是其“书之书”类图书曾经在读书界赢得广泛认同。喻建章先生在寻求正式出版时，曾致信宋木文打比喻说，希望将诗集印出，“给这批为人作嫁衣的老出版家做件‘小背心’穿穿如何？……”一册小而好的《海滨诗草》在手，真称得上是一件老出版人贴身贴肉的小背心，给他们以记忆，更给他们以温暖；有历史的印痕，更让人生发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