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过去20年里,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经典政治经济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修正框架,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遏制并缩小贫富差距,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支持.本文在梳理分配政治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与经典理论截然相反的框架——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基于分配政治在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过去20年里,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经典政治经济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修正框架,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遏制并缩小贫富差距,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支持.本文在梳理分配政治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与经典理论截然相反的框架——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基于分配政治在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后者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形成动态的经济不平等陷阱.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强化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欧美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为何日益加剧,乃至形成合法化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本文为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陷阱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以深化国内学界对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之政治逻辑的理解,尤其是财富分配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他文献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震动了世界,其漫长的阴影将伴随我们多年。它给人类带来了不可想象的挑战,并与一些负面的全球大趋势相互叠加。疫情后的世界将是多元的,面临多种发展路径的选择。发达国家的地位会相对下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地缘政治将有新的变化。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会被改变,而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将加剧。新自由资本主义与民粹资本主义殊途同归,无论哪一个都特别危险。我们需要通过以下三点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逐步向新实用主义过渡,采取温和的经济策略,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意识形态以思想的力量渗透于政党和国家的兴衰机理之中,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理解和解读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线索.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认识和行动自觉,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新时代,面临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意识形态安全态势呈现许多新特征.立足党百年历史的新起点,必须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百年历程中汲取开创未来的智慧,以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强化顶层设计,打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准备之战和战略主动仗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富"理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构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通过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当前,必须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分配体制,从而使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研究依赖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这一领域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规范性和目的论性的理论范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个人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而这一文化变迁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推动了政治的发展变化.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呈现出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学中的以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为标准的"自由民主"规范同构的背景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操作化,以及常用测量指标是否具备跨国、跨地区可比性,已成为近年来公众意见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全部7次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2020)为数据源,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从多个价值维度衡量了后物质主义主要指标的跨情境可比性及其相关变量.分析发现,后物质主义几个常用测量指标并不具备跨时空可比性.指标的跨情境差异既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分配水平的影响,也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这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普适性和现存经验研究的方法取向提出了挑战.后物质主义价值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
当前西方多数国家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民粹主义政党凭借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回应而崛起,并对传统主流政党发起了挑战.传统主流政党对此做出的反应主要有两种,要么为避免因民粹主义政党所关注的问题在舆论中变得过热而使之受益,选择压制有关议题;要么为排挤民粹主义政党而开始关注外来人口增多等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议题.采取前一种策略的主流政党,被选民认为回避关键问题而导致选票向民粹主义政党流失,采取后一种策略的主流政党则在事实上有一定程度的民粹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趋势在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北欧地区也已出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墨菲认为当前世界已经走向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后"政治时代,造成了民主失实与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局势.在《写给左翼民粹主义》一书中,她规划了一套左翼民粹主义方案,旨在为左翼政党争夺政治话语权.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虽然看起来颇具诱惑性,却并不具备很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方面,民粹主义自身内含着某种"暴力性"的倾向,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导致非民主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右翼民粹主义相比,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仅仅围绕着政治话语权而运作,摒弃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而代之以"人民"
美国遭遇的系统性挑战是国家治理危机.国家治理危机是指根源于政治体制能力衰退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由相互支持转向相互冲突的过程和状态.从现象上看,国家治理危机表现为一种双重危机,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政治体制建立起来的相互支持关系趋于瓦解,整体上转向相互冲突的关系,这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体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出现了系统性的功能失调,这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实质而言,国家治理危机是政治体制能力的危机,这就是说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治理赖以发生的支撑框架不能继续发挥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