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领导人都会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人质，而非塑造者。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世界才能见证诸如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或是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埃尔·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这类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也是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为承认失败并与这个岛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付出政治代价。但是，随着巴拉克·奥巴马的任期进入冲刺阶段，他似乎已经从这样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美国总统只有通过对抗强大的游说集团，才能挑战政治制约。吉米·卡特总统之所以能够成功调解以色列与埃及关系的和平关系，以及大胆承认巴勒斯坦国（他是首位如此做的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不顾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反对声。同理，乔治·布什未能让顽固的以色列首相伊扎克·沙米尔参加1991年10月的马德里和平会议，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愿对抗他所称的 “国会山上1000名说客组成的强大政治力量”。
　　奥巴马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与反对并不陌生。但是，随着任期接近尾声，他似乎终于意识到为保住自己的政治遗产，需要应对的不仅是利益集团，还需要应对利益集团在美国形成的政治结构。如今，他正在与共和党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就其里程碑式的与中国的气候变化协议、以及其备受争议的非法移民特赦计划而僵持不下。
　　同样，如果奥巴马依旧希望作为巴以关系的救赎者而被世人铭记的话，他将需要在下一步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展开对抗。这将不同于其早期任内的做法——那时，他曾试图作为中间人调解巴以和平协议，但是最终失敗，原因在于他未能对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许，奥巴马在为改变美国的古巴政策中所做的努力，会向大家指出一条道路，这意味着，他要挑战那些高度团结一致的游说团体，这些人坚决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弟弟劳尔的统治。
　　与此同时，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将会带来广泛的利益。在整个拉丁美洲，冷战时期遗留的仇美情绪似乎开始缓和，而反美情绪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以及委内瑞拉等国可能有所抬头。委内瑞拉作为古巴理想的卫星国以及卡斯特罗政权的主要经济生命线，地位十分特殊。当然，如今看来，委内瑞拉的发展将不可持续，它在反美道路上几乎因油价的下跌而破产，而卡斯特罗兄弟自己却与“外国佬们”达成了和解。
　　令人瞩目的是，拉丁美洲最后一支革命武装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美国与古巴将恢复外交关系公告发表之后的几小时内便宣布单方面停火。在过去两年内，古巴曾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及哥伦比亚政府进行和平协商。作为哥伦比亚非法毒品在全世界的最大消费国，美国可以在和平协议中获得重大利益——目前局面下，即使不能断绝也将帮助减少非法毒品的运输。
　　尽管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已经成为冷战的最后一点残留，奥巴马的行动却不会改变美、中、俄三国在塑造世界新秩序的竞争中的游戏规则。但它却必然会提升奥巴马的国际公信力并改善其威慑其他对手的前景。突然之间，他对伊朗与俄罗斯的强硬路线就看似更让人信服了。
　　古巴也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维持冷战时期对古巴的金融补助而让这个岛屿保持地缘政治焦点的地位，就如当时苏联所做的那般。这种策略如今不再具有可行性。事实上，即使美国不去恢复与古巴的关系，俄罗斯如今的经济问题也难以让其维持长期以来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支持，俄罗斯对古巴的资助早已日渐减少。
　　美古关系正常是古巴自由化的关键。毕竟，强加给它沉重的制裁或军事威慑策略并非最佳途径，而改善社会经济并促进其对外交往才能促成这样的改变。
　　诚然，古巴也许会向政治独裁与经济开放的道路转变，这样的预期也许在短期内是准确的，但长远来看，随着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以及美古关系的改善，古巴也可能会像西班牙那样，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倒台之后彻底转变为一个充分的民主国家。
　　在古巴，奥巴马已向世人展示，超越政治对抗与制裁需要外交主动。现在，处理诸如伊朗、朝鲜之类的长期紧张局势还为时不晚，更不用说令人痛恨的巴以冲突。当然，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在交界地区的长期军事紧张局势也需要缓解。
　　最终，世界的和平还是掌握在各国领导人手中。历史会铭记那些敢于挑战政治传统，通过创新外交打开进步之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