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开幕仪式上，奥巴马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坚信的未来世界里，中国必将是国际社会强大、繁荣和成功之一员；而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不仅超越燃眉之需，也将超越机会主义。”自那时两年多以来，奥巴马政府在各种对华政策宣示上未改变这一基调，而中美关系在诸多方面未发生大的波折，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对台军售”。
　　纵观近年中美军售博弈的诸多元素，可以发现值得注意的标志性变化非常重大，显然，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遗产和美国对华政策抓手的对台军售，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值得注意的内外变化。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不得不说，美国对台军售是当年中美建交时，中方反对却只能选择悬搁的课题。建交的中方前提是撤军（自台湾）、断交（与岛内政府）与废约（1954年签订的有关防卫合作条约），而美国政府要做到这三点，则需要对其国内做平衡和安抚，这是《台湾关系法》的由来，也是今日军售问题的根苗。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中美和解与建交是建立在双方合作抵制前苏联在亚太霸权扩张的大目标之上的，因此，中方在阐明反对干涉内政和美方不反对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悬搁关键性争议，实在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至里根总统时期，他发动了对前苏联的总体攻势战略，而此际印支半岛因越南侵入柬埔寨而风云突变，因此在外交上中国的重要性空前凸显，超过美国的欧日传统盟友，因此，在里根总统访华期间，中美发表了《八一七公报》，该公报中，美国第一次承诺逐步减少，乃至最后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但冷战的突然结束使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坚持对台军售的主要考量有如下述：维持台湾一定的军事能力，以遏止大陆武力解决统一问题，以军售保持美国对两岸事务的干预手段，使两岸关系发展顺利时美国不至于被驱逐离场，通过保持与台湾军事关系完善地区军事联盟网络，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崛起进行预防。最后，对台军售也是美国对华关系时方便的政策工具：可以用慷他人之慨来换取重要的外交筹码。
　　但现实最大的变化是，中美不仅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各种议题的地区与全球事务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到不可能再被忽略。在地区事务方面，无论亚太的稳定，还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如果没有中国的协作，则将面临难以预测的变数。
　　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是基于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大略，而开放本身的对象首先是美国及其全球伙伴，无可怀疑，在执行此一开放战略的过程中，美国的较顺畅合作实际上具有关键的带头作用，所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多次指出，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此外，随着中国总体力量的增长，虽然引发了警惕和威胁的声音，但同时也极大扩展了中美在全球事务中合作的空间，除反恐等新安全领域之外，中国开始提供像印度洋护航、协调处理金融危机等国际公共产品，这对于大国更好地分担国际责任，保持全球稳定，肯定是利好的消息。这些全球和地区大局上的变化，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如何为继都必有深刻影响。
　　换言之，随着中美战略合作需求的加深，在两岸关系缓和的背景下，对台军售已再不可能是制衡中国的工具，反而成了美国对华，甚至两岸政策的某种障碍：出于国内原因和传统思维，军售不得不进行，但若以破坏中美大局为代价，则美国必须权衡再权衡。
　　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若中国保持平稳的国家发展，中美战略关系能保持稳定，两岸关系能在目前基础上走向和解，则对台军售必有一日将变为美国人必须切除的政策盲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