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呈现出二战时也没有过的奇特状态。春色满城之际，美国首都上演的是一出空城计。
　　我已经在华盛顿工作近20年，脑子里有过的最糟糕剧情来自作家戈尔·威代尔（Gore Vidal），他说这个城市可以构成“令人惊叹的遗迹”。华盛顿数十处大体量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遭到战争毁坏以后，的确将成为具备视觉冲击力的城市废墟，而目前的状况跟他的假想有可比之处。

“武汉刚好是我家乡”

　　从3月11日开始，华盛顿市和紧邻的马里兰、弗吉尼亚两州，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型集会取消。
　　国会山与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国家绿地，由旅游者云集变成空旷如农田，仅有零星的遛狗人和健身者出没。周边博物馆全部关闭，包括每年吸引访客数量排名世界前列的航空航天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
　　百年历史、日本以外规模最大的华盛顿樱花节，也被迫取消。3月20日樱花进入绽放高峰期，环绕杰斐逊纪念堂的潮汐湖，往年人海与花海交织的场景此时已无法重现。跟从前的摩肩接踵相比，游客之间终于有了彼此拉开距离的历史机遇。几乎没人戴口罩。
　　地方政府并不鼓励人们到现场赏樱，只建议大家通过网络直播看看就好。相关部门采取了暂停地铁服务和临时交通管制等手段，以控制人群规模。只是对部分民众来说，他们无法拒绝华盛顿樱花的诱惑，在病毒的威胁和季节的享受之间被迫作出选择。
　　华盛顿纪念碑前，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正对着自己的手机说话，英语带着口音。隔着近2米距离，我听到他说：“这个不可见的敌人极度危险。你们也许不知道，它叫武汉病毒，很容易传染。少出门，如果必须去外头，一定記住勤洗手。”
　　等他说完，我提醒自己保持距离，然后问：“武汉刚好是我的家乡，你会因此感觉到异样吗？”
　　这位基督教牧师（费米·索塔约）拥有尼日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他回答：“完全没有，非常高兴见到你，武汉病毒只是开始的叫法，我在非洲的教友们一直这么说，我也就顺其自然。中国是尼日利亚的好朋友，我没有任何恶意。”
　　他的说法其实不鲜见，也没有引起太多争议，不过将“武汉”扩大成“中国”则完全不同。特朗普一度连续几天将“新冠病毒”改称“中国病毒”，遭遇抗议声浪以后，才最终恢复标准称谓。
　　对美国华人来说，自1月起关注中国疫情本已远超其他族裔，等到3月自己也沦陷进疫情以后，每天的生活现实更加微妙。戴口罩在美国很容易引发侧目，“中国病毒”的插曲令华人加深了担忧。实际案例已经出现：华人遭遇吼叫、口水和“带上中国病毒滚回中国”之类的人身攻击;有留言者在纽约华人财经媒体记者的Instagram上发问：“你就是吃蝙蝠的人？”
　　从全美范围看，类似的事故为数极少，但每一起意外落到具体的当事人身上，都可能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包括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在内的华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美国社会的位置，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局外人的身份？华人可以做些什么？

　　犹太人因为疾病而遭受歧视有过历史先例。

联手犹太人反歧视

　　3月底的一天，在华盛顿郊区的连锁快餐厅Panera Bread里，我加入了美国犹太公共事务委员会主任大卫·伯恩斯坦和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的工作早餐会。薛海培希望与伯恩斯坦等联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歧视。
　　两人此前已联合70多个犹太社团发出公开信，对美国出现的排华苗头表示高度关注，承诺打击辱华言论、反驳无理指责。公开信还鼓励犹太人士积极参与华人商业活动，多多光顾中餐厅，共克时艰。
　　犹太人因为疾病而遭受歧视有过历史先例。20世纪30年代，纳粹有意突出对梅毒的恐惧，并以不太隐晦的方式与犹太人联系到一起，促进了排犹主义在德国社会的成长。操纵之下的疾病隐喻有了清楚的指向：跟梅毒、癌症一样，犹太群体需要被革除，即使以伤及周边的健康肌体为代价。
　　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开始蔓延，美国保守派人士趁机赋予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意义，包括道德沦丧、上帝惩罚违背其意愿的生活方式。他们给出了别名“同性恋癌症”，从而引发恐惧与偏见。因为艾滋病最初暴发于犹太人聚集的纽约，再加上他们在同性恋维权领域的突出角色，疾病再度引发对这个特定人群的不公正看法。
　　犹太作家苏珊·桑塔格在文集《疾病的隐喻》中有过精细分析：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类型的癌症，至少癌细胞，但只有瘟疫才更有可能解释成自然对社会失序的严厉惩罚，因为它源自特定区域，进而冲击整个世界。这种赋予疾病的形象化认知未必准确，但人们从未停止过这样的尝试，其影响往往长久而深远。
　　犹太人在维权道路上取得成功，足以成为华人的楷模。他们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跟华人相当，但影响力有天壤之别。以国会为例，参众两院535个席位中，犹太裔目前有36位，华裔仅3位。最高法院9位终身制大法官中，犹太裔占据3席，华人远未实现零的突破。

　　西方国家偶尔需要营造末世灾难的景象，美国尤其如此。

　　新冠肺炎疫情中，双方的合作一直在持续。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邀请到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加入与犹太权益组织的协商。进入4月，重量级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参加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芝加哥组织的大型网络讲座。他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华人理应在美国社会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

疫情中的幸与不幸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处于比较幸运的群体中—除去感染人数的疯涨与股票指数的狂跌外，并没有引起过度焦虑的其他事项，出行自由，超市物资供应充分，散步观鸟的湖边遇到的各族裔人士一如既往地热情友善。
　　我没有失去工作的压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工资也不会少一美分，从3月中旬开始的远程办公省掉了每天单程70分钟的通勤。当然，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不便已经开始出现，且日渐增多。亚马逊原本第二天能送达的网购商品，基本推到了第三天甚至更晚，部分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已经注明4月底以后才能到货。
　　家里网速开始降低，当初光纤进户号称千兆网速，自己的WiFi网，实测可达到500兆以上，现在经常降至200兆。在家办公需要频繁使用Microsoft Teams、Zoom、Skype等视频软件，互联网出现轻微堵塞在所难免。如果工作的同时还要通过流媒体整天播放网飞和HBO电影作背景，带宽怎么也都嫌不够。
　　周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幸运。我很少做菜，多年来都去中餐馆订外卖，其中非常熟悉的几家一直处在疫情影响的最前沿。武汉疫情暴发伊始，他们的营业额很快下降50%。等到病毒在华盛顿都市區开始传播以后，几家餐厅立即陷入停摆困境。
　　“老地方”业主任红、“川陕名吃”经理朱建峰，开始都选择减薪不裁员，让员工轮流工作，靠外卖勉强维系。几星期下来，任红还在坚持，朱建峰已经关门大吉，其十多位员工只能回家，加入申请失业救济的队伍。

新冠疾病的未来隐喻

　　疫情仍然在恶化。特朗普总统描绘的未来极为严峻，他预计疫情之下最好的结果是10万～24万人死亡，4月的头两周将极为困难。美国人必须作出进一步的牺牲才能压平曲线，延缓病毒的扩散。为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而采取的措施，将进一步强化执行到至少4月底。如果不严格管制人与人的接触，将导致150万～200万人死亡。

　　以美国的经济、科技、医疗实力和目前已经动员起来的现实状况，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百万人死亡的故事应该近乎虚构，20万人这个数字也已经超过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阵亡人数之和。末世大灾难中才会出现的在飞机上死、在酒店里死、在大路边轰然倒毙的场景，仍然为低概率事件。以600万人口的华盛顿都市区为例，到4月4日早间的感染人数近6000起，死亡近100人。
　　按照桑塔格的阐释，对最糟糕剧情的虚构出自控制恐惧的需要，目的在于确保人们具备忍受其他剧情的能力。大家可以一路挣扎着与现实中的灾难共存，因为有想象中更糟糕的灾难垫底。西方国家偶尔需要营造末世灾难的景象，美国尤其如此。美国特色的思考有着浓重的宗教意味，习惯宣布世界以极端的方式终结，进而获得全新的开始。尽管没人愿意经受瘟疫求生的艰难，但困窘、失败可以促成全新的开始。
　　疫情点燃于中国，进而在美国大暴发。尽管中国早期处置失当，但美国仍然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怎么还会导致疫情恶化至此？目前美国仍在战争迷雾中，解析问题的线索头绪纷乱。人们任何时候都有权批评各级政府的每一项决策，但只有走出疫情以后，通过深入调查才有望获取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答案。
　　按照我的看法，美国体制固然具备各种优势，但仍有很多并不擅长处理的问题。美国有着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但总统无法轻易说服国会和民众。伟大如罗斯福，希望美国尽早介入战争抗击纳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但无法克服孤立主义人士的坚决抵制，连强化国防投入也步履艰难。参战前，美军实力仅排在世界10名开外，只有珍珠港事件才能让这个国家达成共识。
　　经过这次疫情冲击的美国，肯定会作出调整。20世纪10年代，为防止梅毒传播，美国军舰上取消了门把手并设计出双开弹簧门，所有公共场合的金属饮水杯也从此消失。新冠肺炎流行后相应的细微变化，可能是美国街头戴口罩的人多一些？
　　如果说人类历史一刀切开为“前新冠病毒时代”和“后新冠病毒时代”听起来比较夸张，我们只需往后稍退一步就能合理设想：此次疫情必将在人们的认知中留下具有较长保质期的隐喻，过去20年全球化中浓烈的中国化特色也许会减弱，而最终研发出疫苗和药物并成功抑制疫情的国家，对隐喻含义的构成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