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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 外国人不惜偷渡来华打黑工，除了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长足进步，在另一方面又暴露出经济上的诸多弊端：国家宏观调控的天平开始向普通劳动者倾斜，但企业低端经营却还恋着劳动力低成本时代的好。低成本不成，只好另辟“蹊径”——
浮出水面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警方开展的整治“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专项行动，李明英恐怕到现在也不会知道，每天跟自己一起挤在车间里做袜子的工友里，居然有老外。
“活了23年，我还是第一次跟老外亲密接触呢！”李明英是浙江诸暨双金针纺织厂的一名女工，现在说起车间里的老外同事，她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7月27日，浙江省诸暨市针对各企业非法使用外国工人的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大唐镇双金针纺织厂的28名洋黑工浮出水面。
“他们不怎么跟我们打交道，平常都很安静，就是埋头干活儿。”在李明英眼中，这些外国工人显得很老实，几乎都不说话。其实，除了魏文通外，其余27人都不会说汉语。他们来自中国的西南邻国越南。
大唐镇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同名。虽然只是一个镇，却声名显赫，号称世界袜都。据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大唐镇拥有袜企11100多家，年产袜子160亿双，占全国产量的80％，全球的一半。这些袜子大多出口至美国和欧盟。当地人戏称：大唐袜机响，天下一双袜。
因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大唐镇袜业吸引了大批外来工。统计显示，大唐镇本地人口仅3万人，外来人口就已超过6万。每天早上7点左右，镇上大多数家庭刚从酣睡中醒来，大大小小的袜厂已经人声鼎沸。穿着各色服装的年轻人，从宿舍或出租房里聚往厂区。这嘈杂的人流掩去的，正是农业社会的传统底色。
两年前，李明英从江西农村出来，经亲戚介绍到这里打工。她告诉记者，厂里现有工人近400名，其中大多数都是外来工。现在，她每月的工资由当初的不足800元攀升至2000元，翻了两倍多。但她还是觉得少，“现在物价高，我一个月基本攒不下钱。”
不过，28名越南工人每月的工资仅1000多元。“这已经不少了。在越南做同样的活，每月最多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魏文通显得很知足。“我们很喜欢这里，很多人都希望能到中国打工。”
趋势在扩大
这并非浙江境内第一次发现洋黑工。
2009年6月，浙江绍兴县公安局查处了2名非法打工的外国人；2010年4月，诸暨市某袜厂的4名缅甸工人被公安部门遣送出境。据公开资料显示，整个长三角地区都存在非法使用外国工人的现象。至于具体人数，公安和劳动部门表示，由于是秘密使用，数据难以统计。“但从最近几次检查来看，雇洋黑工有扩大的趋势。”诸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这些进入中国非法工作的工人，大多来自越南和缅甸，还有一些来自非洲。“我家出来十几里就是国界了，很近的。”魏文通说，他所在的村子毗邻中国，边民之间常有贸易往来。“有些家隔着界河就能看到中国的房子，还有通婚的。”这样的情况在老挝、缅甸与中国的边境地区同样存在。
其实，长三角地区并不是洋黑工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们的首选是广西省和珠三角地区。
广西崇左市，通往越南的西南门户。这里甘蔗种植面积近300万亩，是我国主要的甘蔗产区。每年甘蔗榨季，当地弄怀和蒲寨等边境贸易区里，随处可见等待中国蔗农来雇佣的越南人。据当地劳动部门估计，每年在崇左市非法务工的越南人有近万人。
在广东省，2007年珠海市警方曾查处113名越南人非法就业案件。之后，广东省多市连续查获非法就业案件。仅2010年第一季度，广东全省查处的非法就业外国人就达154人。
这些入境的洋黑工，部分是先办理旅游签证进入中国，然后找到工厂打工，待签证到期后仍滞留在工厂。不过相当多的人则是直接偷渡进入，到路途较远的珠三角地区或长三角地区。
至于洋黑工是何时起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非法工作的，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
寻梦中国
洋黑工的出现，折射的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荣光。
1978年国门打开之前，中国跟越南、缅甸等邻国一样，也蜷缩在贫困线以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模式由束缚变为突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突飞猛进。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WTO，正式成为国际市场的一员。
如今，继GDP超过德国之后，中国登上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宝座。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早已将当年同一起跑线上的越南、缅甸等国远远抛在了身后。
与这些大而抽象的事实无关，吸引洋黑工的，是中国企业支付的工资报酬。“在老家一个月只能赚5美元，到浙江一个月挣的比家里半年都多。”2010年4月，诸暨市被查处的缅甸工人这样说，“一个月给1500元（人民币），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了。”和魏文通等28名越南人一样，中国是他们寻找致富梦的地方。
只不过，他们的致富梦前还有一道关卡——中国的法律。
按照《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需要在我国就业的，应持有职业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居留证件后，方可就业。同时，对外国人就业岗位也是有限制的，“从事的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
换句话说，外国低端劳务目前是不允许引进的。对于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不管是否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滞留地公安机关的措施都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
为了留在中国多挣钱，洋黑工的警惕性都很高。他们刻意避开中国工友，不与工友打交道。下班后，他们聚在一起吃饭。即使是聊天，也都刻意压低嗓门。“听说他们还有办假身份证的，不过我没见过。”这是后来其他工友告诉李明英的。
手势成为这些洋黑工和工厂管理者交流的主要方式。“很简单的，做袜子就手把手教，吃饭就拿着碗比划，也不需要说话。”采访中，双金针纺织厂总经理杨铁峰这样告诉记者。
2010年9月初，魏文通等28名越南人被警察遣送回国。在此之前，纺织厂跟他们结清了工资，每人得到了2000多元。“我们想家，但是要是（中国）同意，我们还愿意再回来。”魏文通一脸的不舍。
除了工资，他们带走的还有几张在工厂和郊外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们，笑得很灿烂。
灰色的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在宏观上形成吸引国外低端劳动力的诱因，对外开放政策也使得洋黑工的进入取得可能性。不过，促成非法用工事实的，却是企业经营者眼中的“民工荒”。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说到非法用工的事，杨铁峰连连叹气。他告诉记者，在诸暨市大唐镇的袜厂中，双金针纺织厂虽属中等偏小企业，但近年来也频频遭遇招工难。
“我们的外贸订单很多，但是招不到工人。外商每次下订单前，我都要问清数量，如果量特别大的话，我都不敢接。”杨铁峰说，当地很多工厂跟他一样，都因招工难不得已采取限制订单的方式。与此同时，很多机器处于闲置状态。
诸暨市某袜厂的厂长宋国明则抱怨说：“你看我，大小也是个老板。你看我像老板的样子吗？”说话时，老宋正带着两个工人将做好的袜子打包，然后自己扛到仓库。他说，人手不够时他还得自己顶上去做袜子。
按照规定，非法入境就业的外国人只是被遣送回国。但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承担遣送的全部费用。只是，在所谓的“苦衷”逼迫下，企业经营者铤而走险。
2010年5月底，杨铁峰在越南谈生意时，遇上当地一家劳务中介公司。劳务公司热情“推销”自己的工人，说越南工人肯吃苦、薪酬低。杨铁峰动心了。“当时我们正好急缺人，就决定雇佣越南人带回厂里打工。”
杨铁峰说，中介公司把招工消息发出后，当天就来了几百个越南人。担心这些工人在国内工作的合法性，杨铁峰从报名者中挑选了28人，并为他们办理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以旅游的名义进入我国境内。
“以前，咱们都是到国外打黑工，现在老外都到我们这里打工了，这是个好事！”杨铁峰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一个“伟大”的借口。只是，最终公安部门还是找上门来，他被罚了2万多元。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即使市场是灰色的。
为了迎合中国企业的特殊需要，越南和缅甸等国诞生出众多的劳务中介公司，专门介绍工人到中国打工。据媒体曝光，这些公司有的是通过旅游签证的方式，有的则是组织偷渡，每人收取200-500元不等的费用。进入中国后，还有专人负责帮助这些工人寻找工厂。
仅在越南，这种登记在册的劳务中介公司就有400多家，更多的还隐藏在地下。
危机真伪辨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当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其生产和流通又存在管制时，便会产生黑市。洋黑工在当下中国的暗流，即是劳动力黑市。
1980年代，中国以低姿态打开国门，首先做的是把管理理念和资本引进来，同时，逐步开始向国外输出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多集中在诸如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国市场的巨大，成为世界资本逐鹿的热土。在近20多年的积累和成长之后，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只是，中国低端劳动力的引进，原地不动。这都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当比例的企业依然处于生产链条的最低端，要靠密集型劳动支撑，而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数亿人。为保护国内就业，低端劳动力的入户门始终紧闭。
“一双普通的袜子只能卖到几毛钱到一块五不等，生产成本起码得4毛到5毛。” 双金针纺织厂总经理杨铁峰说，利润微薄，要想多赚钱就得增加产量，这样必须加人手。可工人的工资成本也不低，为了扩大利润空间，“就得压低他们的工资。”
不过，在诸暨市大唐镇的制袜企业中，工人的月收入普遍已经达到2000元。如果雇用洋黑工，每人每月企业的工资成本能节省500-1000元。“说实话，我看中的就是他们的工资差。”杨铁峰很坦然。
2010年9月末，28名越南洋黑工被遣送回国后，杨铁峰厂里闲置的设备更多了。有两个工人向他请假，要回家农忙。“走吧，走吧……”他知道自己拦不住。“还是越南工人肯吃苦、听话，还没有这么多麻烦事！”
他已经开始念叨洋黑工的好了。
（文中李明英、宋国明为化名）
本栏责编／马征
mazheng_83@163.com
浮出水面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警方开展的整治“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专项行动，李明英恐怕到现在也不会知道，每天跟自己一起挤在车间里做袜子的工友里，居然有老外。
“活了23年，我还是第一次跟老外亲密接触呢！”李明英是浙江诸暨双金针纺织厂的一名女工，现在说起车间里的老外同事，她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7月27日，浙江省诸暨市针对各企业非法使用外国工人的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大唐镇双金针纺织厂的28名洋黑工浮出水面。
“他们不怎么跟我们打交道，平常都很安静，就是埋头干活儿。”在李明英眼中，这些外国工人显得很老实，几乎都不说话。其实，除了魏文通外，其余27人都不会说汉语。他们来自中国的西南邻国越南。
大唐镇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同名。虽然只是一个镇，却声名显赫，号称世界袜都。据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大唐镇拥有袜企11100多家，年产袜子160亿双，占全国产量的80％，全球的一半。这些袜子大多出口至美国和欧盟。当地人戏称：大唐袜机响，天下一双袜。
因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大唐镇袜业吸引了大批外来工。统计显示，大唐镇本地人口仅3万人，外来人口就已超过6万。每天早上7点左右，镇上大多数家庭刚从酣睡中醒来，大大小小的袜厂已经人声鼎沸。穿着各色服装的年轻人，从宿舍或出租房里聚往厂区。这嘈杂的人流掩去的，正是农业社会的传统底色。
两年前，李明英从江西农村出来，经亲戚介绍到这里打工。她告诉记者，厂里现有工人近400名，其中大多数都是外来工。现在，她每月的工资由当初的不足800元攀升至2000元，翻了两倍多。但她还是觉得少，“现在物价高，我一个月基本攒不下钱。”
不过，28名越南工人每月的工资仅1000多元。“这已经不少了。在越南做同样的活，每月最多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魏文通显得很知足。“我们很喜欢这里，很多人都希望能到中国打工。”
趋势在扩大
这并非浙江境内第一次发现洋黑工。
2009年6月，浙江绍兴县公安局查处了2名非法打工的外国人；2010年4月，诸暨市某袜厂的4名缅甸工人被公安部门遣送出境。据公开资料显示，整个长三角地区都存在非法使用外国工人的现象。至于具体人数，公安和劳动部门表示，由于是秘密使用，数据难以统计。“但从最近几次检查来看，雇洋黑工有扩大的趋势。”诸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这些进入中国非法工作的工人，大多来自越南和缅甸，还有一些来自非洲。“我家出来十几里就是国界了，很近的。”魏文通说，他所在的村子毗邻中国，边民之间常有贸易往来。“有些家隔着界河就能看到中国的房子，还有通婚的。”这样的情况在老挝、缅甸与中国的边境地区同样存在。
其实，长三角地区并不是洋黑工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们的首选是广西省和珠三角地区。
广西崇左市，通往越南的西南门户。这里甘蔗种植面积近300万亩，是我国主要的甘蔗产区。每年甘蔗榨季，当地弄怀和蒲寨等边境贸易区里，随处可见等待中国蔗农来雇佣的越南人。据当地劳动部门估计，每年在崇左市非法务工的越南人有近万人。
在广东省，2007年珠海市警方曾查处113名越南人非法就业案件。之后，广东省多市连续查获非法就业案件。仅2010年第一季度，广东全省查处的非法就业外国人就达154人。
这些入境的洋黑工，部分是先办理旅游签证进入中国，然后找到工厂打工，待签证到期后仍滞留在工厂。不过相当多的人则是直接偷渡进入，到路途较远的珠三角地区或长三角地区。
至于洋黑工是何时起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非法工作的，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
寻梦中国
洋黑工的出现，折射的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荣光。
1978年国门打开之前，中国跟越南、缅甸等邻国一样，也蜷缩在贫困线以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模式由束缚变为突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突飞猛进。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WTO，正式成为国际市场的一员。
如今，继GDP超过德国之后，中国登上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宝座。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早已将当年同一起跑线上的越南、缅甸等国远远抛在了身后。
与这些大而抽象的事实无关，吸引洋黑工的，是中国企业支付的工资报酬。“在老家一个月只能赚5美元，到浙江一个月挣的比家里半年都多。”2010年4月，诸暨市被查处的缅甸工人这样说，“一个月给1500元（人民币），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了。”和魏文通等28名越南人一样，中国是他们寻找致富梦的地方。
只不过，他们的致富梦前还有一道关卡——中国的法律。
按照《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需要在我国就业的，应持有职业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居留证件后，方可就业。同时，对外国人就业岗位也是有限制的，“从事的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
换句话说，外国低端劳务目前是不允许引进的。对于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不管是否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滞留地公安机关的措施都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
为了留在中国多挣钱，洋黑工的警惕性都很高。他们刻意避开中国工友，不与工友打交道。下班后，他们聚在一起吃饭。即使是聊天，也都刻意压低嗓门。“听说他们还有办假身份证的，不过我没见过。”这是后来其他工友告诉李明英的。
手势成为这些洋黑工和工厂管理者交流的主要方式。“很简单的，做袜子就手把手教，吃饭就拿着碗比划，也不需要说话。”采访中，双金针纺织厂总经理杨铁峰这样告诉记者。
2010年9月初，魏文通等28名越南人被警察遣送回国。在此之前，纺织厂跟他们结清了工资，每人得到了2000多元。“我们想家，但是要是（中国）同意，我们还愿意再回来。”魏文通一脸的不舍。
除了工资，他们带走的还有几张在工厂和郊外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们，笑得很灿烂。
灰色的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在宏观上形成吸引国外低端劳动力的诱因，对外开放政策也使得洋黑工的进入取得可能性。不过，促成非法用工事实的，却是企业经营者眼中的“民工荒”。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说到非法用工的事，杨铁峰连连叹气。他告诉记者，在诸暨市大唐镇的袜厂中，双金针纺织厂虽属中等偏小企业，但近年来也频频遭遇招工难。
“我们的外贸订单很多，但是招不到工人。外商每次下订单前，我都要问清数量，如果量特别大的话，我都不敢接。”杨铁峰说，当地很多工厂跟他一样，都因招工难不得已采取限制订单的方式。与此同时，很多机器处于闲置状态。
诸暨市某袜厂的厂长宋国明则抱怨说：“你看我，大小也是个老板。你看我像老板的样子吗？”说话时，老宋正带着两个工人将做好的袜子打包，然后自己扛到仓库。他说，人手不够时他还得自己顶上去做袜子。
按照规定，非法入境就业的外国人只是被遣送回国。但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承担遣送的全部费用。只是，在所谓的“苦衷”逼迫下，企业经营者铤而走险。
2010年5月底，杨铁峰在越南谈生意时，遇上当地一家劳务中介公司。劳务公司热情“推销”自己的工人，说越南工人肯吃苦、薪酬低。杨铁峰动心了。“当时我们正好急缺人，就决定雇佣越南人带回厂里打工。”
杨铁峰说，中介公司把招工消息发出后，当天就来了几百个越南人。担心这些工人在国内工作的合法性，杨铁峰从报名者中挑选了28人，并为他们办理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以旅游的名义进入我国境内。
“以前，咱们都是到国外打黑工，现在老外都到我们这里打工了，这是个好事！”杨铁峰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一个“伟大”的借口。只是，最终公安部门还是找上门来，他被罚了2万多元。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即使市场是灰色的。
为了迎合中国企业的特殊需要，越南和缅甸等国诞生出众多的劳务中介公司，专门介绍工人到中国打工。据媒体曝光，这些公司有的是通过旅游签证的方式，有的则是组织偷渡，每人收取200-500元不等的费用。进入中国后，还有专人负责帮助这些工人寻找工厂。
仅在越南，这种登记在册的劳务中介公司就有400多家，更多的还隐藏在地下。
危机真伪辨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当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其生产和流通又存在管制时，便会产生黑市。洋黑工在当下中国的暗流，即是劳动力黑市。
1980年代，中国以低姿态打开国门，首先做的是把管理理念和资本引进来，同时，逐步开始向国外输出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多集中在诸如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国市场的巨大，成为世界资本逐鹿的热土。在近20多年的积累和成长之后，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只是，中国低端劳动力的引进，原地不动。这都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当比例的企业依然处于生产链条的最低端，要靠密集型劳动支撑，而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数亿人。为保护国内就业，低端劳动力的入户门始终紧闭。
“一双普通的袜子只能卖到几毛钱到一块五不等，生产成本起码得4毛到5毛。” 双金针纺织厂总经理杨铁峰说，利润微薄，要想多赚钱就得增加产量，这样必须加人手。可工人的工资成本也不低，为了扩大利润空间，“就得压低他们的工资。”
不过，在诸暨市大唐镇的制袜企业中，工人的月收入普遍已经达到2000元。如果雇用洋黑工，每人每月企业的工资成本能节省500-1000元。“说实话，我看中的就是他们的工资差。”杨铁峰很坦然。
2010年9月末，28名越南洋黑工被遣送回国后，杨铁峰厂里闲置的设备更多了。有两个工人向他请假，要回家农忙。“走吧，走吧……”他知道自己拦不住。“还是越南工人肯吃苦、听话，还没有这么多麻烦事！”
他已经开始念叨洋黑工的好了。
（文中李明英、宋国明为化名）
本栏责编／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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