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的深秋，空气里浸润着草木的清香，一个宽袍广袖、披散着头发的公子卓然立于幽篁深处。他望着猗猗绿竹，啸咏良久。天下人皆知王徽之爱竹成痴，一日不可无此君，却不懂，只有这抹翠色才是流淌在他心底的柔情。
　　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子，字子猷。生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琅琊王氏门庭显赫，名士才子层出不穷。这样的家世，让多少自首为功名的布衣之士艳羡，王徽之却不以为然。他虽才华横溢，文章备受世人推崇，书法尽得其父之势，但生性卓荦不羁，行事任情任性，自成一派名士风流。
　　光阴迢递，东晋已偏安江左數年，王徽之亦承袭了家族的荣耀，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大权独揽的桓温很欣赏他的才学，对他落拓不羁的性子也很迁就。然而，桓温的弟弟桓冲看不惯他整日里蓬头散发、不理政务的散淡样子。桓冲曾戏谑地问王徽之，“王参军，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王徽之想也未想，“不知是什么部门，时常见人把马牵进牵出，我想不是骑曹，就是马曹吧！”桓冲又问：“马匹病死多少？”王徽之神色如常，信手拈来《论语》的句子，“未知生，焉知死？”机智的话锋，堵得桓冲哑口无言。
　　这短短六个字，哪里只是说马，整个魏晋的贤达美士都像张扬肆意的花，避不过王朝更迭间的血雨腥风，任凭雨打风吹去，却活得狂放从容。
　　太和年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天地间一片苍茫。王徽之突然很想念好友戴逵，于是夜乘小舟过剡溪，逆流而上行了一夜，但到了戴家门口，他却要原路返回。船家问他为何，王徽之从容地说：“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一路山水迢迢，两岸尽是萧萧草木、哀哀猿啼，天地间的悲凉悄悄入了王徽之的眼。他感伤百代沉浮有定，世事沧桑迭变，如同这江上过客。两岸草木，岁岁年年，不知历经几代生死荣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本应翩然而来，乘风归去，何不做一只世外野鹤，但求旷达随性。
　　事实上，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最好注解。
　　王徽之年少时，乘船去京师建安，小舟在清溪码头停泊，途中有一位敦和风雅的男子过岸，他听人说此人是笛艺号称“江左第一”的桓子野，便命童子去传话：“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彼时的桓子野大破前秦敌军，一战保下了江南半壁河山，声名随之鹊起。不想，他听到王徽之的名字便掉头下车，坐在小马扎上，为王徽之吹了三调，曲毕便乘车而去。从头至尾，主客不谈一言，唯余江上清风。
　　多么清淡的相遇与别过，淡远在名利荣辱之外，却浓郁在风骨之中。这场短暂的相遇如无言的落花，带着朦胧的禅意，成了一曲醉人的《梅花三弄》，闻弦歌而知雅意。王徽之定是听懂了桓子野曲调里的婉转徘徊，和对浮生倥偬的慨叹。
　　隽永作骨、风流为魂的魏晋名士，经历着政治混乱的时代，但也享有精神上的自由，这使他们能够忠于本心地去爱，去恨，去执着。
　　世人谈起王徽之，多半“钦其才而秽其行”。他不修边幅，不拘礼法，那些放荡不羁的举止，让人将他看作纨绔浪子。然而，勘破功名利禄，笑对人生沉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正如当年殷浩面对桓温的挑衅时凌厉回应：“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掷地有声的话，应是性情中人的傲骨。
　　公元386年，王徽之和弟弟王献之同时病重。
　　他们兄弟间感情很好，时常互相询问病情。没多久，王献之便病逝了，大家怕王徽之伤心，就瞒着他。但王徽之心有感应，问左右，“怎么好几天没见子敬，怕是没撑住，先走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如常，而后吩咐车驾，前去灵堂奔丧，知道弟弟素爱弹琴，就拿来弟弟生前的古琴弹奏。后来，刘义庆著书，写到此事，说王徽之“不悲”“不哭”，直至“弦既不调”时，压抑太久的悲情才排山倒海而来，再也按捺不住。最终，王徽之把琴狠狠地摔到地上，恸哭道：“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一个月后，王徽之也故去了。他们的兄弟之情让人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另一个故事。
　　晋人王戎丧子，哀痛不已，他的友人山简去看望他，不解地问：“幼子夭折固然悲痛，却没见过像你这样茶饭不思，终日戚戚的”。王戎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情之所钟”，短短四个字，道尽世间无常的悲欢离合。王徽之摔琴的刹那，又凝聚了多少深情和绝望呢。
　　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在王徽之的一生中，懂他的人爱他恣意纵情的才华，也爱他骨子里的深情，正如桓子野一般，一曲终了，莫逆于心；不懂他的人，他亦以平常心待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他自始至终都是那个雪夜访戴的少年，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