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异乡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是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以及社会个人命运急速变化的时代，在那个大时代潮流中，每个人，不论大人物小人物都被洪流卷入其中，随着命运的改变而四处漂浮。
　　而这其中，有一个人，不得不说的一位女性，她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能够为我们带入到那个时代当中，细细感受每一个事件所给中国给未来带来的巨大影响。
　　她就是萧红。
　　有人说，民国有四大才女，也有人说民国有三大奇女子。不论四大还是三大，也不论才女还是传奇。萧红身上所能展现出的大时代印记，绝非其他同时代人所能比拟。当然，也因她的早逝，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她、纪念她。人们总是会对早逝的巨星留有无限遐想，例如邓丽君、翁美玲、张国荣、梅艳芳。而萧红，最后在香港离世，更加增添了人们的联想和注视。
　　至于萧红的经历，已经有了很多的阐述，但我们不妨看看她自己所说：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地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这是萧红写给埃德加·斯诺的一篇自己的简介。当时萧红已经被国际友人斯诺注意到了，准备收录她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不过很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斯诺最后没有留下萧红的作品，更用不上这篇简介。使得萧红的作品在国际上被关注，往后拖延了好几十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葛浩文先生来到台湾进行研究后，她的作品才得以被更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到。（当然，上世纪四十年代，史沫特莱就在美国媒体上提到过萧红，但当时很少有外国人真正地去读她的作品。）
　　而文中所提到的萧红父亲，似乎另有隐情，甚至被人猜测牵涉凶杀案件。1946年萧军作为东北籍作家跟随八路军到东北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萧红的唯一胞弟张秀珂也随新四军先遣部队到了东北。他俩交流很多，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萧红的父亲张选三，是否为她的亲生父亲。张秀珂疑心甚至确信不是。据他说，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他们的母亲因为某种原因和张选三发展成为情人关系，从而合谋把他们的生父给害死了，之后就带着他与姐姐名正言顺地嫁到张家里来。至于是否有谋害性命的情节，秀珂不太确信，不过后面的推测从种种迹象看似乎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