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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霍伊特·汉普希尔（Hoyet Hamphill）：美国西伊利诺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授、教学设计与技术（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系主任。
他是一位活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教育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早年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获得了教学设计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这一学术背景使得他在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擅长（同时也热衷于）对技术支持环境中的学习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究，同时又能跃升至教育系统变革的角度提出实践的建议。近些年，他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环境下教学交互、群体协作和评价机制的探索与实践，除了屡在《英国教育技术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外，他也是AECT等教育技术领域学术会议的常客。
对话嘉宾：
阮高峰：教育技术学博士，2012年受以色列教育部邀请，赴以色列对外交流与发展署“奥法利研修中心”（Orfi Center，MASHAV）访问，2013年以访问教员（Visiting Professor）身份访学美国西伊利诺大学。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师、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
主要从事网络和移动技术环境下的教与学创新、非正式学习等主题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远程与混合式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实践与管理工作。同时，他是活跃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推广者、撰稿人和译者，是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课程开发指南的核心成员、全球最大在线学习社区之一的Edmodo中文团队发起者，也是在“网易云课堂”等国内教育资源开放平台发布多门课程的签约讲师。
BYOD是英文“Bring your own devices”的缩写，即“自带设备”，指的是用户携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计算设备在工作与学习情境中使用。
● 中美两国中小学BYOD的现状及成因
阮高峰：霍伊特，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的邀请，参与这场关于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s，BYOD）在中小学校应用的对话。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对BYOD的关注与实践已经不只是知识企业了，很多其他形态的机构包括中小学校也加入到了对BYOD的研究、探索与应用实践队伍中，在中国一些教育信息技术推进比较成熟的区域，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学校，也陆续出现了BYOD的试点应用。您在近三年也一直保持着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能否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美国中小学实施BYOD的相关情况，并且说明一下BYOD在美国学校逐渐得到认可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霍伊特·汉普希尔：好的，感谢邀请。正如你说的，BYOD的实践最早出现于知识企业，因为这一模式能给予员工比较大的自由进行个性工作环境配置，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特别是IT和互联网初创企业所推崇的模式。当然，今天这一模式也得到一些发展成熟的大企业，包括财富500强企业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认可。美国的中小学对技术应用的意识向来比较敏锐，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如预算申请的限制等，对BYOD的态度也比较开放。实际上，如果不将这里所指的设备限定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之类的话，美国中小学校BYOD的探索已经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了BYOD实践者的队伍。据Ambient Insight的调查，过去一年间，美国中小学尝试BYOD试点的项目增加了47%。新近的一项针对美、英两国教师的调查也显示，44%的受调查者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自带的计算设备。
BYOD在美国中小学兴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计算设备已经广泛地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首先，在今天很多人的生活中，一个人拥有一个计算设备已经成为现实，甚至很多人是同时拥有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随身还携带一个智能手机，计算设备成本下降与高度普及应该说是实施BYOD的一个重要前提。其次，从客观上来说，学校情境中使用BYOD也有其优势，如果学校教育中的计算设备均由学校来提供，那么受经费预算的限制，很难做到软硬件的及时更新，而我们知道计算机行业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日新月异。相形之下，很多家庭的计算设备更新往往更超前一些。因此，BYOD也成为一些学校应对预算紧张的一种无奈之举。同样是Ambient Insight的调查，有项数据很有意思，在过去的五年间，美国中小学参与在线与混合式学习的学生人数由2009年的200余万增加到了2014年的1000多万，但受调查的学校中有74%表示在技术设施预算上下降了，这其中应该有BYOD的功劳。从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BYOD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在有着传统信息基础设施的学校中，学生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计算机的软件与系统配置，然后才能进入问题情境，如果作品只完成一半，下次还需要继续同样的热身阶段。但在BYOD中，学生可以依据个人的特点配置最具效率的计算机环境，即使更换了教室甚至回到家中，都可以迅速地进入熟悉的情境，也就是说，BYOD可以让学生的学习体验尽可能地延续。
我记得在前年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你曾安排我去杭州市一所实施BYOD的学校参观，我很好奇在绝大多数还是由学校提供计算设备的背景下，中国的BYOD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决策采纳这一模式的？
阮高峰：这几年，随着“翻转课堂”等网络学习模式的兴起，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尝试BYOD。我尚未有条件对所有实施BYOD的学校决策者做全面调研，但从与几所实践BYOD的学校领导的交流来看，主要也是现实因素使然，不过不同于美国中小学因为经费方面的限制，中国的这些试点学校大多是出于场地方面的考虑。以您2015年参观过的杭州市江干区采荷第三小学为例，学校实施BYOD的直接原因在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另外，由于校区规模有限，无法建设同步规模的计算机机房，因此，学校在得到家长委员会的支持后开始实施BYOD。当然，您提到的计算设备普及等技术条件的成熟也是实施这一模式的前提。不过从总体上来说，BYOD在中国还是少数先行者的探索实践，如果参照罗杰斯“创新扩散模型”，我的判断是它还处于了解阶段，即“革新者”使用的阶段。并且在使用的学校层次上，还是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主要是3～6年级。 阮高峰：是的。在中国的BYOD实验学校，计算设备同样扮演着课堂上辅助学习和课后拓展学习时空的角色。不过，在中国的应用情境中，学生在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计算设备的形式占据着主要的部分，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一贯比较关注教师的讲授，学生自主探究、进行发现式学习在学校教学时间中的总体比重并不高；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教师和家长对学生是否能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设备始终心存顾虑，以至于在很多学校中，学校、教师和家长都在人为地创造一些障碍来阻止学生使用技术设备，而这又可能会反过来制约学生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提升。所以在我调研的实施BYOD的学校中，教师通常会花很多精力对学生进行引导与培训，指导他们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有点类似于美国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s）中的数字公民素养教育。在访谈中，大多数教师反映，BYOD班级的学生，在数字素养上较之其他学生有明显的提升。当然，即便是在这些学校中，学生也不是常态地使用这些设备，通常的模式是由教师决定哪些课时以怎样的形式来使用这些设备，并提前一两天告知学生将设备携带至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中小学校对BYOD的应用总体上还处于探索与观望的阶段，教师、教育管理者与家长对其还处在摇摆状态。
● 实施BYOD的挑战与建议
阮高峰：在企业应用领域，BYOD也随着采纳范围的扩大而遭受到一些如机密信息流失等的质疑，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教育本身并不存在高保密级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担忧可能不会引起学校管理者的困扰。您觉得BYOD要在中小学校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
霍伊特·汉普希尔：当然，BYOD的应用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首先，BYOD设备中应用程序的维护问题。对于iPad而言，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移动设备管理系统，可以借助专用服务器对进入联网范围的设备进行批量的自动部署、升级或卸载；对于桌面计算机，如Windows PC而言，当然也可以借助区域控制器进行统一的软件分发管理，但这个问题主要的挑战在于具备移动计算设备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员的问题。我在中国杭州的那所小学里看到，学科教师在使用BYOD实施教学的时候，教室中还有一个技术支持人员，这自然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但美国的很多学校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在中国，当BYOD进入广大农村学校的时候，学校是否也可以配备同样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个问题。其次，关于课堂教学是否会偏离课程设定目标的担忧。在BYOD进入课堂之后，学生的关注点或多或少会被技术设备本身的诱惑所吸引，这种情况在美国这种缺少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导、在课程教学目标设定上给予教师极大自由度的教育体制下会更加突出，一旦出现一段时间后教学目标与学区督学的期望不相一致的情况，学校和教师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挫败。因此，BYOD的应用效果极大地倚重于教师在技术支持的教学环境中设计教学，引导、管理与激励学生的方法与技能，这就回到了第三个问题，面对BYOD，教师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阮高峰：这些困难在中国的情境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在对偏离课程教学目标的担忧问题上，由于中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决策体系，教学目标，甚至部分教材的选用都由教育部、各省市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同时中国历来重视考试评价，加上计算设备只是出现在部分的教学课时而非常态化使用，情况会好一些。但在设备管理问题上，中国的中小学校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一些，特别是那些采用笔记本电脑作为设备形态的学校，由于家长购置的设备在型号、配置、操作系统版本上均有差异，所以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十分困难。在当前的试点学校中，设备维护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教师代为管理或采用购买外包服务的方式人工维护，这制约了BYOD在更大范围普及的速度；对教师在BYOD环境中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方面的挑战，在中国同样十分严峻，但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并正在实施面向全国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希望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改进。相比美国，在中国实施BYOD还面临另外两个挑战：一是学生的数字素养，二是家长的态度。学校要利用技术设备实施有效的教学，必然需要学生对技术设备有正确的认知理解，并具备操作、使用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需要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对于BYOD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中小学实施BYOD的优势有很多，挑战也不少，对当前正在实践或有意加入BYOD实践的学校或教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霍伊特·汉普希尔：考虑到未来移动互联网技术与计算设备的进一步普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技术会对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文化和支持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BYOD是推动技术支持下的教学的一种不错的解决机制。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BYOD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带来的挑战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我觉得教育管理部门、家长还是应该给予这一模式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使其证明自身的优势与价值。
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刻意回避BYOD，无论是源于学校购置还是源于家长或公益机构提供，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设备始终是设备，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师能否将它们通过合理的设计，以富于创意的方式整合进日常的课堂教学环节中，帮助学生架构桥梁，到达知识的彼岸。
霍伊特·汉普希尔（Hoyet Hamphill）：美国西伊利诺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授、教学设计与技术（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系主任。
他是一位活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教育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早年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获得了教学设计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这一学术背景使得他在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擅长（同时也热衷于）对技术支持环境中的学习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究，同时又能跃升至教育系统变革的角度提出实践的建议。近些年，他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环境下教学交互、群体协作和评价机制的探索与实践，除了屡在《英国教育技术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外，他也是AECT等教育技术领域学术会议的常客。
对话嘉宾：
阮高峰：教育技术学博士，2012年受以色列教育部邀请，赴以色列对外交流与发展署“奥法利研修中心”（Orfi Center，MASHAV）访问，2013年以访问教员（Visiting Professor）身份访学美国西伊利诺大学。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师、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
主要从事网络和移动技术环境下的教与学创新、非正式学习等主题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远程与混合式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实践与管理工作。同时，他是活跃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推广者、撰稿人和译者，是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课程开发指南的核心成员、全球最大在线学习社区之一的Edmodo中文团队发起者，也是在“网易云课堂”等国内教育资源开放平台发布多门课程的签约讲师。
BYOD是英文“Bring your own devices”的缩写，即“自带设备”，指的是用户携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计算设备在工作与学习情境中使用。
● 中美两国中小学BYOD的现状及成因
阮高峰：霍伊特，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的邀请，参与这场关于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s，BYOD）在中小学校应用的对话。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对BYOD的关注与实践已经不只是知识企业了，很多其他形态的机构包括中小学校也加入到了对BYOD的研究、探索与应用实践队伍中，在中国一些教育信息技术推进比较成熟的区域，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学校，也陆续出现了BYOD的试点应用。您在近三年也一直保持着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能否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美国中小学实施BYOD的相关情况，并且说明一下BYOD在美国学校逐渐得到认可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霍伊特·汉普希尔：好的，感谢邀请。正如你说的，BYOD的实践最早出现于知识企业，因为这一模式能给予员工比较大的自由进行个性工作环境配置，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特别是IT和互联网初创企业所推崇的模式。当然，今天这一模式也得到一些发展成熟的大企业，包括财富500强企业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认可。美国的中小学对技术应用的意识向来比较敏锐，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如预算申请的限制等，对BYOD的态度也比较开放。实际上，如果不将这里所指的设备限定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之类的话，美国中小学校BYOD的探索已经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了BYOD实践者的队伍。据Ambient Insight的调查，过去一年间，美国中小学尝试BYOD试点的项目增加了47%。新近的一项针对美、英两国教师的调查也显示，44%的受调查者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自带的计算设备。
BYOD在美国中小学兴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计算设备已经广泛地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首先，在今天很多人的生活中，一个人拥有一个计算设备已经成为现实，甚至很多人是同时拥有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随身还携带一个智能手机，计算设备成本下降与高度普及应该说是实施BYOD的一个重要前提。其次，从客观上来说，学校情境中使用BYOD也有其优势，如果学校教育中的计算设备均由学校来提供，那么受经费预算的限制，很难做到软硬件的及时更新，而我们知道计算机行业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日新月异。相形之下，很多家庭的计算设备更新往往更超前一些。因此，BYOD也成为一些学校应对预算紧张的一种无奈之举。同样是Ambient Insight的调查，有项数据很有意思，在过去的五年间，美国中小学参与在线与混合式学习的学生人数由2009年的200余万增加到了2014年的1000多万，但受调查的学校中有74%表示在技术设施预算上下降了，这其中应该有BYOD的功劳。从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BYOD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在有着传统信息基础设施的学校中，学生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计算机的软件与系统配置，然后才能进入问题情境，如果作品只完成一半，下次还需要继续同样的热身阶段。但在BYOD中，学生可以依据个人的特点配置最具效率的计算机环境，即使更换了教室甚至回到家中，都可以迅速地进入熟悉的情境，也就是说，BYOD可以让学生的学习体验尽可能地延续。
我记得在前年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你曾安排我去杭州市一所实施BYOD的学校参观，我很好奇在绝大多数还是由学校提供计算设备的背景下，中国的BYOD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决策采纳这一模式的？
阮高峰：这几年，随着“翻转课堂”等网络学习模式的兴起，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尝试BYOD。我尚未有条件对所有实施BYOD的学校决策者做全面调研，但从与几所实践BYOD的学校领导的交流来看，主要也是现实因素使然，不过不同于美国中小学因为经费方面的限制，中国的这些试点学校大多是出于场地方面的考虑。以您2015年参观过的杭州市江干区采荷第三小学为例，学校实施BYOD的直接原因在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另外，由于校区规模有限，无法建设同步规模的计算机机房，因此，学校在得到家长委员会的支持后开始实施BYOD。当然，您提到的计算设备普及等技术条件的成熟也是实施这一模式的前提。不过从总体上来说，BYOD在中国还是少数先行者的探索实践，如果参照罗杰斯“创新扩散模型”，我的判断是它还处于了解阶段，即“革新者”使用的阶段。并且在使用的学校层次上，还是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主要是3～6年级。 阮高峰：是的。在中国的BYOD实验学校，计算设备同样扮演着课堂上辅助学习和课后拓展学习时空的角色。不过，在中国的应用情境中，学生在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计算设备的形式占据着主要的部分，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一贯比较关注教师的讲授，学生自主探究、进行发现式学习在学校教学时间中的总体比重并不高；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教师和家长对学生是否能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设备始终心存顾虑，以至于在很多学校中，学校、教师和家长都在人为地创造一些障碍来阻止学生使用技术设备，而这又可能会反过来制约学生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提升。所以在我调研的实施BYOD的学校中，教师通常会花很多精力对学生进行引导与培训，指导他们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有点类似于美国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s）中的数字公民素养教育。在访谈中，大多数教师反映，BYOD班级的学生，在数字素养上较之其他学生有明显的提升。当然，即便是在这些学校中，学生也不是常态地使用这些设备，通常的模式是由教师决定哪些课时以怎样的形式来使用这些设备，并提前一两天告知学生将设备携带至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中小学校对BYOD的应用总体上还处于探索与观望的阶段，教师、教育管理者与家长对其还处在摇摆状态。
● 实施BYOD的挑战与建议
阮高峰：在企业应用领域，BYOD也随着采纳范围的扩大而遭受到一些如机密信息流失等的质疑，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教育本身并不存在高保密级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担忧可能不会引起学校管理者的困扰。您觉得BYOD要在中小学校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
霍伊特·汉普希尔：当然，BYOD的应用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首先，BYOD设备中应用程序的维护问题。对于iPad而言，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移动设备管理系统，可以借助专用服务器对进入联网范围的设备进行批量的自动部署、升级或卸载；对于桌面计算机，如Windows PC而言，当然也可以借助区域控制器进行统一的软件分发管理，但这个问题主要的挑战在于具备移动计算设备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员的问题。我在中国杭州的那所小学里看到，学科教师在使用BYOD实施教学的时候，教室中还有一个技术支持人员，这自然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但美国的很多学校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在中国，当BYOD进入广大农村学校的时候，学校是否也可以配备同样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个问题。其次，关于课堂教学是否会偏离课程设定目标的担忧。在BYOD进入课堂之后，学生的关注点或多或少会被技术设备本身的诱惑所吸引，这种情况在美国这种缺少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导、在课程教学目标设定上给予教师极大自由度的教育体制下会更加突出，一旦出现一段时间后教学目标与学区督学的期望不相一致的情况，学校和教师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挫败。因此，BYOD的应用效果极大地倚重于教师在技术支持的教学环境中设计教学，引导、管理与激励学生的方法与技能，这就回到了第三个问题，面对BYOD，教师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阮高峰：这些困难在中国的情境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在对偏离课程教学目标的担忧问题上，由于中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决策体系，教学目标，甚至部分教材的选用都由教育部、各省市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同时中国历来重视考试评价，加上计算设备只是出现在部分的教学课时而非常态化使用，情况会好一些。但在设备管理问题上，中国的中小学校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一些，特别是那些采用笔记本电脑作为设备形态的学校，由于家长购置的设备在型号、配置、操作系统版本上均有差异，所以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十分困难。在当前的试点学校中，设备维护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教师代为管理或采用购买外包服务的方式人工维护，这制约了BYOD在更大范围普及的速度；对教师在BYOD环境中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方面的挑战，在中国同样十分严峻，但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并正在实施面向全国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希望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改进。相比美国，在中国实施BYOD还面临另外两个挑战：一是学生的数字素养，二是家长的态度。学校要利用技术设备实施有效的教学，必然需要学生对技术设备有正确的认知理解，并具备操作、使用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需要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对于BYOD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中小学实施BYOD的优势有很多，挑战也不少，对当前正在实践或有意加入BYOD实践的学校或教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霍伊特·汉普希尔：考虑到未来移动互联网技术与计算设备的进一步普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技术会对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文化和支持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BYOD是推动技术支持下的教学的一种不错的解决机制。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BYOD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带来的挑战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我觉得教育管理部门、家长还是应该给予这一模式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使其证明自身的优势与价值。
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刻意回避BYOD，无论是源于学校购置还是源于家长或公益机构提供，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设备始终是设备，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师能否将它们通过合理的设计，以富于创意的方式整合进日常的课堂教学环节中，帮助学生架构桥梁，到达知识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