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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我们有幸采访了人事部原部长赵东宛，请他谈谈眼中的邓小平。
赵老今年已88岁高龄，12岁就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人事部部长等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而正是这些重要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多次与邓小平接触，领略邓小平的领袖风范和伟人风采。
记者：赵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您和邓小平有很多接触，请问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您和他有过接触吗？
赵东宛：因为我参加革命早，所以很早就知道小平同志的经历和事迹，最早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渠道了解到的，他给我的印象比较严肃、能干。真正和他有面对面的交流，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9月11日上午，小平同志与李富春、蔡畅、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一起到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视察工作。那时，我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担任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厂长。我和厂党委书记张超、管基建的副厂长李干三人负责接待邓小平一行。见面后，我很激动地跑过去说：“我是厂长赵东宛，代表我们全厂、全体职工欢迎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前来视察工作！”小平同志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就陪他到会议室去听取工厂的工作汇报。在路上，小平同志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已经32岁了。”他说：“你很年轻啊！”接着又问：“你干工业多长时间了？”我说：“我1948年转到工业战线，1951年调到抚顺重机厂当厂长，后来组织上送我和我爱人到苏联学习，去年回来的。”小平同志就说：“你是老资格了！”我一听，赶忙说：“小平同志，我可不敢当，我可不是老资格。”我当时心想，在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面前，我哪敢说老资格啊！
在会议室，主要由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汇报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情况，重点汇报三大工程（即“打桩工程”、“沉箱工程”、“金属结构工程”）的进展情况。二是生产方面的情况，主要汇报当时我们企业争取到的两大产品——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和Φ1150毫米初轧机在生产方面的进展。
12500吨水压机、Φ1150 毫米初轧机这两个产品，当时在国际上都属于先进产品，别说我们没有生产过，连见也没见过。汇报完生产准备工作后，我就重点向小平同志等领导汇报数万名职工在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下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富拉尔基和现在不一样，真是块不毛之地。我们常开玩笑说，富拉尔基全年只刮一次风，大风小风不断，从1月一直刮到12月。而且，一年四季，有半年是冬天，经常是零下30多摄氏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全厂干部职工干劲非常足，争分夺秒搞基本建设、生产准备，精神面貌非常好。技术大楼凌晨1点钟之前都是灯火通明，大家自愿加班加点，不计报酬，确实有一种只争朝夕为国家作贡献的精神。
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很高兴，说：“搞工厂，搞一线工作，都要有这种不怕艰苦，敢于承担的精神。”并且希望我们能够胜利完成任务，生产出12500吨水压机、Φ1150毫米初轧机两大产品。
其实，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不仅没有万吨水压机，6000吨的水压机也只我们第一重机厂有一台，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齐齐哈尔钢厂和太原重机厂的3000吨水压机是苏联制造的；沈阳重机厂的一台3000吨水压机是德国制造的。当时国内连3000吨的水压机都没制造过，一下子要生产12500吨水压机，其难度可想而知。Φ1150 毫米初轧机不仅生产任务和水压机一样艰巨，它还有特殊情况：反对让我们生产Φ1150 毫米初轧机的人太多，包括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一些同志、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包钢的同志和在包钢工作的苏联专家以及社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Φ1150 毫米初轧机在国内生产，更不同意将任务交给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我们据理力争，才把这项生产任务拿到手，可以说是立了军令状的。
1958年9月11日，邓小平（右二）、李富春（左二）等视察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赵东宛（左一）和厂党委书记张超（右一）、基建副厂长李干（右三）陪同
在会议室听取完汇报后，我们陪着小平同志一行到工厂参观考察。参观考察过程中，小平同志自始至终都很高兴，和工人握手，管年龄稍大点儿的叫“老同志”，年龄小点儿的叫“小同志”，问这问那，没有一点儿总书记的架子。
到11点半左右，参观结束，我请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等作指示。小平同志说：“你们是大工厂，大设备，应该给国家作出大贡献。” 我们等着他继续做指示，谁知道他说，讲完了。就这么几句话，简单干脆。后来接触多了，对小平同志这种务实、干脆的说话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见怪不怪了，知道这就是他的个性和风格。这次接触改变了小平同志原先在我心目中严肃的形象，我感觉到他很平易近人而又不失领导风度。
记者：你们再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邓小平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
赵东宛：重新见面是近20年后的1978年。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初，我被党中央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不久，于1977年9月被调至刚刚恢复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当副主任。我到科委工作不久，科委开始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被任命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副秘书长。当时，国家科委班子有主任方毅，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蒋南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武衡，副主任童大林和我。另外，第一副主任张爱萍和副主任于光远没有具体分工，他们二位也不常来国家科委。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时，蒋南翔担任秘书长，负责全面工作；武衡担任副秘书长，负责科学技术规划；童大林担任副秘书长，负责领导讲话、大会简报等文件的起草；我也担任副秘书长，负责会务。 因为我负责会务，日常事务都要管，所以和领导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大会期间，我和小平同志前后有过四五次的接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78年3月18日下午，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致开幕词，那真是振奋人心。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小平同志的讲话着重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他还谈道：“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他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针对这个问题他明确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
记者：有人说正因为有邓小平开幕词的这个讲话，才有了“科学的春天”。您觉得当时讲出这番话最振奋人心的地方在哪儿？当时这样讲是不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赵东宛：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中央并没有做出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小平同志的发言确实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也正因为广大知识分子都处于观望心态的时候他率先做出这种表态，才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轰动。
后来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兴起。他一恢复工作就提出负责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5月12日，他就约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5月24日，他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1978年3月4日上午，他又和方毅、王震、张爱萍听取王诤和我汇报关于计算机发展的问题。所以说，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他经过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的思想成果。
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重视科技教育，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受到过严厉批判。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会心有余悸，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敢说话。而当时又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还有不少人仍在高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
记者：对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会上知识分子是什么态度？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反响是什么态度？
赵东宛：要说知识分子对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的态度，那很简单，就是大家感觉压在心头多年的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就像一阵强劲的春风吹散了埋在大家心底多年的阴霾。那种如释重负、那种欢欣鼓舞，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所无法体会的，真是感觉天也亮了，云也轻了。因为毛主席曾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只来一次，而是要隔几年搞一次。大家害怕“继续革命”，听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心有余悸。“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革”谁的“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知识分子往往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鲜有幸免。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一句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而不是“革命”的对象，那真是说到知识分子的心坎上去了，所以不少人激动得当场热泪盈眶。
但是话又说回来，并非小平同志一讲话，知识分子心中顾虑就一下子消失了。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也害怕风向再转。尤其是华国锋在总结讲话中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家心中的疑虑就更重了。
在开幕式讲话几天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问我：“大家对我那个讲话有什么反应啊？”我说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很多人感动、兴奋得流泪。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对这个讲话存有疑虑，他们怀疑、担心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是不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小平同志说：“要听得进不同意见，不要批评这些同志，要正面做工作。”
记者：听说1978年初邓小平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计算机问题会议，您是主要参与者，请问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赵东宛：是的，那次会议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会议是1978年3月4日上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方毅、王震、张爱萍、王诤和我。
我们都是9点半之前到的他家里。9点半，小平同志准时来到会议室。大家落座后，小平同志说：“发展计算机事业很重要，今天主要研究发展计算机的问题。我不太了解情况，请你们先讲，可以随便讲，不要拘束。”然后，就指着我说：“赵东宛，你先讲。”我根据之前的准备，主要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西方国家很重视计算机的发展，他们的计算机已进入第四代了，计算机产值增长也很快，平均每年增长20%～50%，美国、西欧国家计算机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苏联、东欧、印度、韩国为1%，而我国仅为1‰。它们已经研制成功上亿次的大型计算机，我们只是计划研制3000万次计算机。至于微型机的生产和应用，同样有很大差距，西方已经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普遍采用微型机，而且效果很好。我国微型机不仅产量少，技术落后，计算机的应用更差了，也很不普及。第二，我国在计算机的基础——集成电路方面也很落后，集成电路所用的材料面广而技术要求高，数量少，难度大，现在才开始攻关。第三，关于国内生产微型机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应尽快规模化，同时要搞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有机会的话，最好能引进一些计算机、集成电路或聘请一些外国专家，使我们的计算机事业少走弯路，能尽快赶上去……”
我发言之后，其他同志也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最后，小平同志发表总结性讲话。他指出：“大型计算机都应该由国家控制。1000万次、2000万次的到底需要多少台，应该调查清楚。制造计算机要打歼灭战。一个省可集中搞一个型号，但可集中力量来论证。这样搞既出成果，也培养了人才。还要派人出去学习，到丁肇中、邓昌黎那里去学习。我们还要考虑把一些主要的科学实验手段搞上去。我会见阿达姆斯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你们要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当时我就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的。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小平同志继续说道：“一般的小型计算机也要很好地搞一下。我们在计划、银行、商业、企业、学校等部门，都应该用计算机。四机部一定要搞专业化生产。搞专业化生产，才能提高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不仅要专业化，而且要搞三化，要成立计算机总局，下设一些公司。这些都是科学管理问题。”
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话虽不长，实际上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大型计算机的研制要“打歼灭战”，集中力量搞攻坚。这个指导思想不仅适应于计算机，对于其他产品研制同样适用。第二是抓应用、促生产。计算机在银行、学校、科研单位先用起来。只要应用好了，市场有需求，就必然会对企业生产提出要求，就必然会促进企业的发展。抓应用、促发展的思想不仅在计算机方面很实用，对其他产业，如汽车、信息产业同样实用。第三是赞成计算机生产规模化，并且要实行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而且主张能引进就引进，主张开放。通过全国科学大会和这次小型计算机会议的进一步接触，我对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了解。
记者：有了邓小平这么明确的指示精神，计算机引进工作一定进行得很顺利吧？
赵东宛：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差点儿被戴上“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是在小平同志的干预下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当时，我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任计算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计算机引进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找合适的机会引进一批先进的计算机。1979年，在廖承志的帮助下，我们和香港爱国人士查济民进行接触，他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引进小型机、微型机500台，并愿意为国家培养应用小型机、微型机的人才。
为了落实引进500台微型计算机的任务，1979年4月，我和国家科委一局局长阎沛霖、三局副局长杨浚专门去了一趟香港。我们在香港、广州两地和查济民先生谈了数次，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得到港澳工委的完全支持。一是签订了500台先进、适用的微型计算机引进合同，查先生同意引进若干高级计算机，但是为了避免麻烦，不出现在进口设备清单中。二是同意先培训200多名微型计算机使用和维修人员，培训地点在香港，这样有利于外国专家授课。三是关于在香港或美国合资办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问题，大家倾向于在美国办厂，并决定在引进计算机落实后继续讨论合资办厂问题。谈判取得圆满成果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开始了国内各项准备工作。
1979年6月15日，我将与查济民先生的谈判情况和落实情况写成报告，向方毅和廖承志汇报。6月17日，方毅批示：“邓副主席，此事是经廖公关系，并由港澳工委领导下安排的，经过这项努力，把计算机技术提上去。工委已答应先付800万美元。查先生多次来京商谈，较为可靠。请批示。”6月19日，小平同志批示：“陈云、先念、秋里、谷牧同志批阅，拟完全同意。” 不久，陈云、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批示“同意”。
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香港爱国人士这个途径引进计算机呢？因为当时和美国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是比较紧张，引进计算机很不容易。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这500台计算机里头，还包括几十台高级计算机。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外国一般不会批准出口给我们的，所以当时清单上并没写高级计算机。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正是引进500台计算机，才促进了国内小型机、微型机的大批量生产，才逐渐在各行各业中展开计算机的应用。当时所培养的几百名技术人员，大都成为计算机行业和各行各业应用计算机的骨干，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因为当时极左思想还没有肃清，有人抱着顽固保守思想，总是看不顺眼，认为我们又在香港培训人员，又花钱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还请外国专家上课，是“卖国主义”。这些人给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写信，说引进500台计算机是卖国主义，计算机委员会是卖国主义，计算机委员会办公室是卖国主义。小平同志看到这个信以后，很生气，就批了“什么卖国主义？”六个字。话虽不多，但是大家都能看明白意思，就是批评告状的人胡搅蛮缠，这场风波也随之平息。但是也正因为思想不开放，还有各种阻力，报告中提出的在美国或香港合资兴办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的设想未能实现。如果20世纪70年代末就能在境外合资兴办工厂，那将对中国引进技术，发展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起到多大的作用啊！这件事可以说是让我遗憾终生的事。 1981年5月，30000次计算机实验成功，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指示要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同志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们给计算机研究所打电话，转达了小平同志的意思，大家都非常高兴。
记者：高能加速器您也是主要负责者，请您谈谈小平同志和高能加速器的事情。
赵东宛：我当国家科委副主任后，不仅兼任计算机办公室主任，也兼任高能物理实验室工程（又称“八七”工程）的总指挥。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的问题提出的比计算机问题更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曾制定过重要的发展规划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和周总理一起批准国家计委报送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设问题的报告》，从此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和高能物理研究成为我国基础科学中的重要项目之一。1977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时谈到高能加速器的问题。他回答杨振宁提议中国要花很大力量造加速器的问题时指出：你的意见很好。我们要多方面听取意见。送走杨振宁后，小平同志同方毅等谈话，指出：建造加速器问题应再和杨振宁谈谈，加速器的三关（指杨振宁在谈话时提到的建造大加速器实验室有三个关口：第一关是加速器要有足够的流强，如达不到流强就是失败。第二关是要有足够的实验物理工作者能够利用这个加速器，这比第一关的难度还大。苏联、日本都还没有过这一关。第三关是要有理论物理工作者和实验物理工作者在大加速器上完成重要的实验）究竟能不能过，要讲清楚。即使我们自己有了加速器，也要不断派人出去实习，出去总会提高一些。
1979年6月11日晚上，小平同志和方毅会见李斯（时任美国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美方主席）为首的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美方成员，听取客人介绍美国高能物理发展情况和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建议。在谈到中国该不该搞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问题时他指出：“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儿，看远一点儿。搞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可以带动许多方面，也许下这个决心可以帮我们把科技发展速度提高得快一点儿。我们也有懂行的，他们非常积极，我给他们当后勤部长。我们科技发展耽误了十一二年，现在才进行了两年。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要建立在善于学习的基础上。所谓善于学习，包括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我们穷，就想些穷办法，这是我们的实际。中美两国科学技术的合作是相互的，但更多的是要你们帮助。你们谈到希望合作领域更宽些，这个意见很好。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主要是向你们学习。希望20年后，我们也能对国际科学技术领域有那么一点点贡献。”可见，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个工程。
我在承担具体工作过程中，对小平同志重视高能加速器工程感触特别深。那时，小平同志接见外国科技代表团，很多时候让我陪同。他有个习惯，每次接见一结束，就回到沙发上点支烟，喝口水，思考一下事情，问几个问题。他几乎每次都会问我：“赵东宛，你负责的那个工程进展怎么样啊？”
1979年7月，在接见美国代表团后，他就问我高能加速器的事情。我汇报说进展很好，我们已经从京外调入279名科技骨干，并且组织500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联合设计，时间进度也较快，并且完成了高能加速器的理论设计、质子直线加速器等九个方面的设计，工程进展速度也较快。小平同志听完后说：“好啊！你们的进展还是蛮快的。”
1981年，赵东宛（右一）陪同邓小平接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朱传渠教授（左二）
1980年，小平同志接见西欧科技代表团后，又问我“八七”工程情况如何？我汇报说：“已完成了设计任务。玉泉路的预制基地也将完工。这几年安排研制的一些重要项目像预制注入器、直线加速器、各种磁铁等共300多个科研项目、200多种新材料、180多项部件的研究等即将全部完成。与美国、西欧的合作项目进展也较好，几乎包括了建造高能加速器及探测器的各个关键部分，这几年先后派往美国五大高能试验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71批、448人……”几年时间派了71批448人到五大高能试验中心去，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工程项目，派这么多科学家、工程专家，每个关键部位都派人去学习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小平同志听完汇报以后很高兴，说：“好！搞工程就是要有这种决心。”
正当“八七”工程扎扎实实进行的时候，1980年12月5日，14位美籍科学家给小平同志写信，认为由于建造高能加速器人力物力花费太大，严重影响中国科技的正常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四化建设，主张暂停建造高能加速器，改建一个电子储存环加速器。1981年1月10日，小平同志阅信后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方毅批示让我筹备专家会议。1981年5月4日至7日，我筹备召开了专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6个单位60多位专家学者，一致同意建造一台2×22亿电子伏特正负对撞机方案来替代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并派三位科学家去美国征求我们派往美国五大研究中心学者的意见和美国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会议上没有人同意改建一个电子储存环加速器的建议，美国同行的专家和学者也不同意。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奠基典礼举行。至此，“八七” 工程指挥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小平同志始终非常关注电子对撞机工程，1984年，他亲自参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奠基典礼，并亲笔为基石题字。四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实验室建造成功，小平同志又一次亲临现场祝贺，并仔细地参观了所有的实验设备。 从准备建造高能加速器到改建电子对撞机，我认为我们要历史地分析问题，不能苛求于前人，实际上批准建设高能加速器和转为改建正负电子对撞机都是正确的。“八七”工程因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而调整，也为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上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小平同志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去调整过去的决定，很不容易，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记者：我们知道，您后来又调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劳动人事部部长、人事部部长，在这期间您和小平同志有没有具体的接触呢？
赵东宛：1984年，我离开国家科委，调到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当副秘书长，之后又出任人事部部长。因为我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小平同志也慢慢从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我与他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1986年我任劳动人事部部长时，陪同小平同志接见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那是我最后一次陪同他接见外宾。见面后，他说：“听说你到劳动人事部工作了？”我说是中央决定的。他说：“蛮好，劳动制度是搞活企业的基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我在1980年就说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搞好改革。”这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他对我的教诲。
记者：通过和小平同志近距离的接触，您认为小平同志有哪些特点、哪些方面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1986年，赵东宛（左二）陪同邓小平接见外宾
赵东宛：小平同志是那种你越接触就越觉得厉害，越会发自内心尊重的人。通过和他接触，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人物，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普通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领导能力上、领导风度上、理论建树方面，他确实有伟大贡献，这是世界公认的。譬如他提出了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战略方针。说他是普通人，是指你和他接触多了，会感到他非常亲切、非常平易近人。你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平等地对待你，从不居高临下，没有架子。他所决定的事情偶尔也有变化，譬如说高能加速器，情况变化了，他就主动提出修正方案，他总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个感受是，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对问题的观察总是一针见血，总能指出事情的本质，非常恰当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个感受是，他提问题之前总会经过深思熟虑，比如说研究计算机的发展问题时提出的能引进就引进，抓应用、促发展等等观念，都是他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第四个感受是，他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做报告、做指示、谈问题，总是简明扼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最后，我要说一句，我非常敬爱小平同志。我认为，今天我们缅怀小平同志、纪念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伟大思想、崇高风范，珍惜来之不易的开放创新局面和改革发展成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辑 杨 琳）
赵老今年已88岁高龄，12岁就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人事部部长等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而正是这些重要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多次与邓小平接触，领略邓小平的领袖风范和伟人风采。
视察基层讲话：务实干脆有内涵
记者：赵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您和邓小平有很多接触，请问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您和他有过接触吗？
赵东宛：因为我参加革命早，所以很早就知道小平同志的经历和事迹，最早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渠道了解到的，他给我的印象比较严肃、能干。真正和他有面对面的交流，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9月11日上午，小平同志与李富春、蔡畅、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一起到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视察工作。那时，我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担任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厂长。我和厂党委书记张超、管基建的副厂长李干三人负责接待邓小平一行。见面后，我很激动地跑过去说：“我是厂长赵东宛，代表我们全厂、全体职工欢迎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前来视察工作！”小平同志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就陪他到会议室去听取工厂的工作汇报。在路上，小平同志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已经32岁了。”他说：“你很年轻啊！”接着又问：“你干工业多长时间了？”我说：“我1948年转到工业战线，1951年调到抚顺重机厂当厂长，后来组织上送我和我爱人到苏联学习，去年回来的。”小平同志就说：“你是老资格了！”我一听，赶忙说：“小平同志，我可不敢当，我可不是老资格。”我当时心想，在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面前，我哪敢说老资格啊！
在会议室，主要由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汇报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情况，重点汇报三大工程（即“打桩工程”、“沉箱工程”、“金属结构工程”）的进展情况。二是生产方面的情况，主要汇报当时我们企业争取到的两大产品——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和Φ1150毫米初轧机在生产方面的进展。
12500吨水压机、Φ1150 毫米初轧机这两个产品，当时在国际上都属于先进产品，别说我们没有生产过，连见也没见过。汇报完生产准备工作后，我就重点向小平同志等领导汇报数万名职工在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下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富拉尔基和现在不一样，真是块不毛之地。我们常开玩笑说，富拉尔基全年只刮一次风，大风小风不断，从1月一直刮到12月。而且，一年四季，有半年是冬天，经常是零下30多摄氏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全厂干部职工干劲非常足，争分夺秒搞基本建设、生产准备，精神面貌非常好。技术大楼凌晨1点钟之前都是灯火通明，大家自愿加班加点，不计报酬，确实有一种只争朝夕为国家作贡献的精神。
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很高兴，说：“搞工厂，搞一线工作，都要有这种不怕艰苦，敢于承担的精神。”并且希望我们能够胜利完成任务，生产出12500吨水压机、Φ1150毫米初轧机两大产品。
其实，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不仅没有万吨水压机，6000吨的水压机也只我们第一重机厂有一台，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齐齐哈尔钢厂和太原重机厂的3000吨水压机是苏联制造的；沈阳重机厂的一台3000吨水压机是德国制造的。当时国内连3000吨的水压机都没制造过，一下子要生产12500吨水压机，其难度可想而知。Φ1150 毫米初轧机不仅生产任务和水压机一样艰巨，它还有特殊情况：反对让我们生产Φ1150 毫米初轧机的人太多，包括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一些同志、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包钢的同志和在包钢工作的苏联专家以及社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Φ1150 毫米初轧机在国内生产，更不同意将任务交给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我们据理力争，才把这项生产任务拿到手，可以说是立了军令状的。
在会议室听取完汇报后，我们陪着小平同志一行到工厂参观考察。参观考察过程中，小平同志自始至终都很高兴，和工人握手，管年龄稍大点儿的叫“老同志”，年龄小点儿的叫“小同志”，问这问那，没有一点儿总书记的架子。
到11点半左右，参观结束，我请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等作指示。小平同志说：“你们是大工厂，大设备，应该给国家作出大贡献。” 我们等着他继续做指示，谁知道他说，讲完了。就这么几句话，简单干脆。后来接触多了，对小平同志这种务实、干脆的说话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见怪不怪了，知道这就是他的个性和风格。这次接触改变了小平同志原先在我心目中严肃的形象，我感觉到他很平易近人而又不失领导风度。
科学大会发言：果敢讲话扫阴霾
记者：你们再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邓小平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
赵东宛：重新见面是近20年后的1978年。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初，我被党中央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不久，于1977年9月被调至刚刚恢复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当副主任。我到科委工作不久，科委开始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被任命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副秘书长。当时，国家科委班子有主任方毅，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蒋南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武衡，副主任童大林和我。另外，第一副主任张爱萍和副主任于光远没有具体分工，他们二位也不常来国家科委。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时，蒋南翔担任秘书长，负责全面工作；武衡担任副秘书长，负责科学技术规划；童大林担任副秘书长，负责领导讲话、大会简报等文件的起草；我也担任副秘书长，负责会务。 因为我负责会务，日常事务都要管，所以和领导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大会期间，我和小平同志前后有过四五次的接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78年3月18日下午，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致开幕词，那真是振奋人心。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小平同志的讲话着重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他还谈道：“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他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针对这个问题他明确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
记者：有人说正因为有邓小平开幕词的这个讲话，才有了“科学的春天”。您觉得当时讲出这番话最振奋人心的地方在哪儿？当时这样讲是不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赵东宛：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中央并没有做出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小平同志的发言确实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也正因为广大知识分子都处于观望心态的时候他率先做出这种表态，才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轰动。
后来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兴起。他一恢复工作就提出负责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5月12日，他就约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5月24日，他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1978年3月4日上午，他又和方毅、王震、张爱萍听取王诤和我汇报关于计算机发展的问题。所以说，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他经过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的思想成果。
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重视科技教育，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受到过严厉批判。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会心有余悸，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敢说话。而当时又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还有不少人仍在高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
记者：对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会上知识分子是什么态度？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反响是什么态度？
赵东宛：要说知识分子对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的态度，那很简单，就是大家感觉压在心头多年的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就像一阵强劲的春风吹散了埋在大家心底多年的阴霾。那种如释重负、那种欢欣鼓舞，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所无法体会的，真是感觉天也亮了，云也轻了。因为毛主席曾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只来一次，而是要隔几年搞一次。大家害怕“继续革命”，听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心有余悸。“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革”谁的“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知识分子往往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鲜有幸免。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一句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而不是“革命”的对象，那真是说到知识分子的心坎上去了，所以不少人激动得当场热泪盈眶。
但是话又说回来，并非小平同志一讲话，知识分子心中顾虑就一下子消失了。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也害怕风向再转。尤其是华国锋在总结讲话中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家心中的疑虑就更重了。
在开幕式讲话几天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问我：“大家对我那个讲话有什么反应啊？”我说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很多人感动、兴奋得流泪。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对这个讲话存有疑虑，他们怀疑、担心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是不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小平同志说：“要听得进不同意见，不要批评这些同志，要正面做工作。”
引进计算机计划：远见卓识有魄力
记者：听说1978年初邓小平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计算机问题会议，您是主要参与者，请问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赵东宛：是的，那次会议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会议是1978年3月4日上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方毅、王震、张爱萍、王诤和我。
我们都是9点半之前到的他家里。9点半，小平同志准时来到会议室。大家落座后，小平同志说：“发展计算机事业很重要，今天主要研究发展计算机的问题。我不太了解情况，请你们先讲，可以随便讲，不要拘束。”然后，就指着我说：“赵东宛，你先讲。”我根据之前的准备，主要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西方国家很重视计算机的发展，他们的计算机已进入第四代了，计算机产值增长也很快，平均每年增长20%～50%，美国、西欧国家计算机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苏联、东欧、印度、韩国为1%，而我国仅为1‰。它们已经研制成功上亿次的大型计算机，我们只是计划研制3000万次计算机。至于微型机的生产和应用，同样有很大差距，西方已经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普遍采用微型机，而且效果很好。我国微型机不仅产量少，技术落后，计算机的应用更差了，也很不普及。第二，我国在计算机的基础——集成电路方面也很落后，集成电路所用的材料面广而技术要求高，数量少，难度大，现在才开始攻关。第三，关于国内生产微型机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应尽快规模化，同时要搞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有机会的话，最好能引进一些计算机、集成电路或聘请一些外国专家，使我们的计算机事业少走弯路，能尽快赶上去……”
我发言之后，其他同志也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最后，小平同志发表总结性讲话。他指出：“大型计算机都应该由国家控制。1000万次、2000万次的到底需要多少台，应该调查清楚。制造计算机要打歼灭战。一个省可集中搞一个型号，但可集中力量来论证。这样搞既出成果，也培养了人才。还要派人出去学习，到丁肇中、邓昌黎那里去学习。我们还要考虑把一些主要的科学实验手段搞上去。我会见阿达姆斯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你们要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当时我就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的。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小平同志继续说道：“一般的小型计算机也要很好地搞一下。我们在计划、银行、商业、企业、学校等部门，都应该用计算机。四机部一定要搞专业化生产。搞专业化生产，才能提高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不仅要专业化，而且要搞三化，要成立计算机总局，下设一些公司。这些都是科学管理问题。”
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话虽不长，实际上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大型计算机的研制要“打歼灭战”，集中力量搞攻坚。这个指导思想不仅适应于计算机，对于其他产品研制同样适用。第二是抓应用、促生产。计算机在银行、学校、科研单位先用起来。只要应用好了，市场有需求，就必然会对企业生产提出要求，就必然会促进企业的发展。抓应用、促发展的思想不仅在计算机方面很实用，对其他产业，如汽车、信息产业同样实用。第三是赞成计算机生产规模化，并且要实行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而且主张能引进就引进，主张开放。通过全国科学大会和这次小型计算机会议的进一步接触，我对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了解。
记者：有了邓小平这么明确的指示精神，计算机引进工作一定进行得很顺利吧？
赵东宛：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差点儿被戴上“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是在小平同志的干预下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当时，我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任计算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计算机引进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找合适的机会引进一批先进的计算机。1979年，在廖承志的帮助下，我们和香港爱国人士查济民进行接触，他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引进小型机、微型机500台，并愿意为国家培养应用小型机、微型机的人才。
为了落实引进500台微型计算机的任务，1979年4月，我和国家科委一局局长阎沛霖、三局副局长杨浚专门去了一趟香港。我们在香港、广州两地和查济民先生谈了数次，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得到港澳工委的完全支持。一是签订了500台先进、适用的微型计算机引进合同，查先生同意引进若干高级计算机，但是为了避免麻烦，不出现在进口设备清单中。二是同意先培训200多名微型计算机使用和维修人员，培训地点在香港，这样有利于外国专家授课。三是关于在香港或美国合资办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问题，大家倾向于在美国办厂，并决定在引进计算机落实后继续讨论合资办厂问题。谈判取得圆满成果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开始了国内各项准备工作。
1979年6月15日，我将与查济民先生的谈判情况和落实情况写成报告，向方毅和廖承志汇报。6月17日，方毅批示：“邓副主席，此事是经廖公关系，并由港澳工委领导下安排的，经过这项努力，把计算机技术提上去。工委已答应先付800万美元。查先生多次来京商谈，较为可靠。请批示。”6月19日，小平同志批示：“陈云、先念、秋里、谷牧同志批阅，拟完全同意。” 不久，陈云、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批示“同意”。
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香港爱国人士这个途径引进计算机呢？因为当时和美国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是比较紧张，引进计算机很不容易。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这500台计算机里头，还包括几十台高级计算机。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外国一般不会批准出口给我们的，所以当时清单上并没写高级计算机。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正是引进500台计算机，才促进了国内小型机、微型机的大批量生产，才逐渐在各行各业中展开计算机的应用。当时所培养的几百名技术人员，大都成为计算机行业和各行各业应用计算机的骨干，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因为当时极左思想还没有肃清，有人抱着顽固保守思想，总是看不顺眼，认为我们又在香港培训人员，又花钱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还请外国专家上课，是“卖国主义”。这些人给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写信，说引进500台计算机是卖国主义，计算机委员会是卖国主义，计算机委员会办公室是卖国主义。小平同志看到这个信以后，很生气，就批了“什么卖国主义？”六个字。话虽不多，但是大家都能看明白意思，就是批评告状的人胡搅蛮缠，这场风波也随之平息。但是也正因为思想不开放，还有各种阻力，报告中提出的在美国或香港合资兴办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的设想未能实现。如果20世纪70年代末就能在境外合资兴办工厂，那将对中国引进技术，发展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起到多大的作用啊！这件事可以说是让我遗憾终生的事。 1981年5月，30000次计算机实验成功，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指示要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同志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们给计算机研究所打电话，转达了小平同志的意思，大家都非常高兴。
灵活改变决策：从谏如流讲民主
记者：高能加速器您也是主要负责者，请您谈谈小平同志和高能加速器的事情。
赵东宛：我当国家科委副主任后，不仅兼任计算机办公室主任，也兼任高能物理实验室工程（又称“八七”工程）的总指挥。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的问题提出的比计算机问题更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曾制定过重要的发展规划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和周总理一起批准国家计委报送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设问题的报告》，从此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和高能物理研究成为我国基础科学中的重要项目之一。1977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时谈到高能加速器的问题。他回答杨振宁提议中国要花很大力量造加速器的问题时指出：你的意见很好。我们要多方面听取意见。送走杨振宁后，小平同志同方毅等谈话，指出：建造加速器问题应再和杨振宁谈谈，加速器的三关（指杨振宁在谈话时提到的建造大加速器实验室有三个关口：第一关是加速器要有足够的流强，如达不到流强就是失败。第二关是要有足够的实验物理工作者能够利用这个加速器，这比第一关的难度还大。苏联、日本都还没有过这一关。第三关是要有理论物理工作者和实验物理工作者在大加速器上完成重要的实验）究竟能不能过，要讲清楚。即使我们自己有了加速器，也要不断派人出去实习，出去总会提高一些。
1979年6月11日晚上，小平同志和方毅会见李斯（时任美国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美方主席）为首的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美方成员，听取客人介绍美国高能物理发展情况和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建议。在谈到中国该不该搞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问题时他指出：“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儿，看远一点儿。搞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可以带动许多方面，也许下这个决心可以帮我们把科技发展速度提高得快一点儿。我们也有懂行的，他们非常积极，我给他们当后勤部长。我们科技发展耽误了十一二年，现在才进行了两年。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要建立在善于学习的基础上。所谓善于学习，包括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我们穷，就想些穷办法，这是我们的实际。中美两国科学技术的合作是相互的，但更多的是要你们帮助。你们谈到希望合作领域更宽些，这个意见很好。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主要是向你们学习。希望20年后，我们也能对国际科学技术领域有那么一点点贡献。”可见，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个工程。
我在承担具体工作过程中，对小平同志重视高能加速器工程感触特别深。那时，小平同志接见外国科技代表团，很多时候让我陪同。他有个习惯，每次接见一结束，就回到沙发上点支烟，喝口水，思考一下事情，问几个问题。他几乎每次都会问我：“赵东宛，你负责的那个工程进展怎么样啊？”
1979年7月，在接见美国代表团后，他就问我高能加速器的事情。我汇报说进展很好，我们已经从京外调入279名科技骨干，并且组织500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联合设计，时间进度也较快，并且完成了高能加速器的理论设计、质子直线加速器等九个方面的设计，工程进展速度也较快。小平同志听完后说：“好啊！你们的进展还是蛮快的。”
1980年，小平同志接见西欧科技代表团后，又问我“八七”工程情况如何？我汇报说：“已完成了设计任务。玉泉路的预制基地也将完工。这几年安排研制的一些重要项目像预制注入器、直线加速器、各种磁铁等共300多个科研项目、200多种新材料、180多项部件的研究等即将全部完成。与美国、西欧的合作项目进展也较好，几乎包括了建造高能加速器及探测器的各个关键部分，这几年先后派往美国五大高能试验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71批、448人……”几年时间派了71批448人到五大高能试验中心去，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工程项目，派这么多科学家、工程专家，每个关键部位都派人去学习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小平同志听完汇报以后很高兴，说：“好！搞工程就是要有这种决心。”
正当“八七”工程扎扎实实进行的时候，1980年12月5日，14位美籍科学家给小平同志写信，认为由于建造高能加速器人力物力花费太大，严重影响中国科技的正常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四化建设，主张暂停建造高能加速器，改建一个电子储存环加速器。1981年1月10日，小平同志阅信后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方毅批示让我筹备专家会议。1981年5月4日至7日，我筹备召开了专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6个单位60多位专家学者，一致同意建造一台2×22亿电子伏特正负对撞机方案来替代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并派三位科学家去美国征求我们派往美国五大研究中心学者的意见和美国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会议上没有人同意改建一个电子储存环加速器的建议，美国同行的专家和学者也不同意。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奠基典礼举行。至此，“八七” 工程指挥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小平同志始终非常关注电子对撞机工程，1984年，他亲自参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奠基典礼，并亲笔为基石题字。四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实验室建造成功，小平同志又一次亲临现场祝贺，并仔细地参观了所有的实验设备。 从准备建造高能加速器到改建电子对撞机，我认为我们要历史地分析问题，不能苛求于前人，实际上批准建设高能加速器和转为改建正负电子对撞机都是正确的。“八七”工程因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而调整，也为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上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小平同志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去调整过去的决定，很不容易，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记者：我们知道，您后来又调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劳动人事部部长、人事部部长，在这期间您和小平同志有没有具体的接触呢？
赵东宛：1984年，我离开国家科委，调到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当副秘书长，之后又出任人事部部长。因为我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小平同志也慢慢从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我与他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1986年我任劳动人事部部长时，陪同小平同志接见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那是我最后一次陪同他接见外宾。见面后，他说：“听说你到劳动人事部工作了？”我说是中央决定的。他说：“蛮好，劳动制度是搞活企业的基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我在1980年就说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搞好改革。”这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他对我的教诲。
记者：通过和小平同志近距离的接触，您认为小平同志有哪些特点、哪些方面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赵东宛：小平同志是那种你越接触就越觉得厉害，越会发自内心尊重的人。通过和他接触，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人物，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普通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领导能力上、领导风度上、理论建树方面，他确实有伟大贡献，这是世界公认的。譬如他提出了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战略方针。说他是普通人，是指你和他接触多了，会感到他非常亲切、非常平易近人。你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平等地对待你，从不居高临下，没有架子。他所决定的事情偶尔也有变化，譬如说高能加速器，情况变化了，他就主动提出修正方案，他总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个感受是，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对问题的观察总是一针见血，总能指出事情的本质，非常恰当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个感受是，他提问题之前总会经过深思熟虑，比如说研究计算机的发展问题时提出的能引进就引进，抓应用、促发展等等观念，都是他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第四个感受是，他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做报告、做指示、谈问题，总是简明扼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最后，我要说一句，我非常敬爱小平同志。我认为，今天我们缅怀小平同志、纪念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伟大思想、崇高风范，珍惜来之不易的开放创新局面和改革发展成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辑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