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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西方保护主义思潮弥漫的背景下，中国通过2016年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以及2017年5月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与此同时，美国却因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策而遭到各方质疑，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移开始进入国际舆论视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是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重要平台，在中美全球治理角色转移之际，《纽约时报》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提供怎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参考，是考察西方涉华舆论新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文利用专业数据库和媒体网站资源，通过数据分析、比较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根据《纽约时报》2016年以来的涉华报道，考察在中美全球治理角色转移之际，该报涉华报道的特点及变化。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整体框架仍较为负面
《纽约时报》2016年仍维持较高的对华关注度，但从其报道手法、社论主题、议题分布等情况来看，其涉华报道仍具有较明显的消极倾向。
（一）《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自十八大以来逐年小幅下降，但对华关注度仍远高于对其他主要国家的关注。利用专业数据库Factiva进行数据统计，2016年《纽约时报》全年涉华报道量为1294篇，略低于去年的1378篇。自十八大中国领导人换届以来，该报涉华报道呈逐年小幅下降趋势（见图1），2013年以来每年平均下降幅度不超过4%。另外，《纽约时报》2016年涉华报道量远高于其有关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报道量，维持了较高的对华关注度。（见图2）
（二）熱点事件是《纽约时报》展开对华深入报道、发挥强势话语权、强化对我施压意图的主要契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频次和密度总体平均、平稳，不过，围绕2016年初股市波动和经济形势，2016年两会，G20杭州峰会，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十八届六中全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中美领导人首次通话，香港旺角骚乱、立法会选举及议员宣誓风波，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一系列热点事件等，均曾出现过密集报道态势，并通过社论、专家访谈、实地采访、背景介绍等多种体裁形式对同一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以实现其对中美政府施压或建言的传播意图。
（三）负面议题和消极报道在《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社论中占比较重，反映该报对华态度总基调。《纽约时报》的社论部分与新闻部分完全分离，社论委员会自成一体，由委员会成员定期开会讨论热点问题并撰写社论，直接代表该报舆论导向。2016年，该报刊发与中国直接相关的社论19篇，包括：负面议题报道8篇，占总量42%，涉及香港、西藏、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异议分子、司法审判、民间团体等话题，对我民主政治、人权自由批评指摘倾向明显；一般议题报道9篇，占总报道量的58%，从报道倾向上看，也以向我施压为主，包括渲染我在南海问题上的“好战”和强硬加剧区域紧张形势，指责我对朝态度是近期朝核危机的根源，批评我投资主导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担忧我资本外流冲击美国金融体系，警告我“僵尸企业”问题严峻等。
（四）中美关系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核心议题，政治和社会领域议题分布明显失衡，人权、涉港和环境负面议题报道十分突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普遍具有较强的分析性和评论性，通过对其2016年全年涉华报道逐篇梳理，遴选出含有一定评论观点或倾向的深度报道共398篇，占其涉华报道总量（1294篇）的三分之一。其中，包含南海问题、朝核问题、贸易问题等在内的泛中美关系话题报道共122篇，占比最重（31%），成为该报涉华报道的核心议题。从各领域报道来看，政治和社会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比例失衡，有关维权律师、异议分子、“六四”、文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网络监管等人权议题以及涉港议题的报道量占政治类报道绝大多数，而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量也远高于医疗卫生、航天科技、体育文化等其他社会话题报道量。
《纽约时报》仍未突破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纽约时报》2016年涉华报道的负面基调主要表现在：
（一）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报道，突出人权和民主问题，塑造一系列二元对立。在《纽约时报》2016年有关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两会、十八届六中全会、涉港等政治议题报道中，依然存在对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该报仍将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大会议描绘为“精心策划”的“橡皮图章”会议，称人大代表选举是“伪选举”，“没有搅局者，只有庄严的投票”。该报在对两会的报道中质疑我是否有决心推进削弱政府权力的改革，将经济转型困境下的工人抗议置于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对立面。涉港议题是《纽约时报》集中攻击我民主政治的典型案例，该报在凸显“港独”新兴政治力量崛起的同时，刻画香港和内地“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形象。人权议题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议程中的“重头戏”，2016年，该报围绕一些维权律师和人权倡议者案件、“六四”和文革等异见分子状况、我强化网络监管举措以及雷洋案等司法审判话题，不断突出自由和“专制”的对立。
（二）关注中国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突出中美角力以及中国与周边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对立”。2016年，对G20杭州峰会期间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报道集中体现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看法。该报认为，主导G20杭州峰会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美国在亚洲面对的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一个重新走向强大的中国”。围绕南海、朝核和贸易问题的中美角力是《纽约时报》2016年有关中美关系报道的三大主线，其中以南海仲裁案为高潮的中美南海角力表现最为突出。该报认为，南海仲裁案“事关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是“中国在作为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对裁决的回应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进一步刺激南海、朝核、台海和中美贸易等问题，《纽约时报》密切关注特朗普当选后的中美关系动向，认为特朗普的当选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担忧在特朗普任内美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收缩，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战略机遇”。 （三）担忧中国经济转型困难，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及不确定性加剧了对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施压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纽约时报》密切关注我经济走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重点关注我经济调控举措。2016年初对我经济放缓、资本外流和股市波动的密集报道，集中体现了该报对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看法。该报认为，“产能过剩加剧中国经济放缓”，“不良信贷风险不断加大”，“全球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股市波动、资本外流及币值波动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2016年下半年以来，由房地产行业带动的经济复苏再次引发《纽约时报》对我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该报十分担忧我经济政策和调控举措带来的联动效应，称“北京的失误可能造成全球性后果”。该报认为，中国仍可通过仅靠技术追赶而得到相当快的增長速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松绑，问题是“中国似乎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四）在社会领域，突出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严峻，质疑中国医疗监管的公信力，弱化中国科技领域发展成就。以空气污染为主，包括土地和地下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占据较大比例，将环境污染归因于工业生产并突显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愤怒是其主要报道手法。2016年，该报着重报道我煤电产业生产状况对环境的影响，称我虽然出台限制煤电政策，但煤电厂仍在“不断增建”。该报还突出报道了以常州学校“毒地”为代表的几起学校化工污染事件，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生态移民问题以及工业废料处理不当的城市环境问题等。《纽约时报》有关我社会领域其他负面议题的报道还包括，借魏则西事件和非法疫苗事件质疑我政府监管公信力等。但对我“天眼”望眼镜、墨子号量子卫星、神十一升空等科技领域发展，则以消息报道为主。
《纽约时报》近期涉华报道中的积极变化
《纽约时报》2016年以来的涉华报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为其整体较为负面的涉华报道基调增添了一些理性色彩。
（一）肯定两会为了解中国政府工作重点提供重要线索。《纽约时报》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本上持批评态度，但对人大会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予以充分肯定。2016年，该报报道称，“两会可以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工作重点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从中一窥中国人当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另外，该报还肯定中国在2016年两会上将经济增长目标从具体数字变成区间范围“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并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旨在重振改革进程的重要新方案”。
（二）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肯定我控制资本外流和稳定币值。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16年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困境会引发全球危机吗？”的文章，对国际舆论中普遍弥漫的夸大中国经济“硬着陆”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言论予以纠正，认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纽约时报》注意到我加大金融监管举措起到的积极成效，于3、4月及时反映我资本外流放缓和外汇储备增长，认为尽管外界对中国修补金融体系的能力仍然有所怀疑，但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止住了资金的大量外流。针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有关中国“操控”人民币贬值的多次指责，《纽约时报》指出，事实正好相反，中国在外界竭力打压人民币之际，正在努力支撑人民币，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状况的巨大转变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
（三）反映美国学界在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上的理性态度。《纽约时报》所刊发的专家学者署名文章普遍比一般涉华报道和专家访谈文章更为理性和客观，对该报的涉华报道倾向起到了平衡作用。如，美国战略情报顾问尼古拉斯·博洛兹和东南亚事务独立分析员亨特·马斯顿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美国应停止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化行动”的文章称，“中国已经获得了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美国领导人应该对中国少一点优越感，应该以不挑衅的方式与中国展开更多沟通，对军事化的过多关注只会导致冲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文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将如何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再度崛起？”的文章，驳斥了中国制造业给美国带来就业问题的观点，认为在将来，“中国创新给美国人带来的益处，将不亚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那种互惠”。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现在从多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来看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正在把自己拥有的大约四万亿美元资金储备投资到像‘一带一路’计划这样的全球基础设施上，除非能够拥有接近于中国的活力，否则美国别指望用过时的贸易协议（TPP）来制衡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不管它们被说得多么伟大不朽。”
（四）积极关注我环保举措、新能源技术和科技进步。《纽约时报》突出我环境问题的整体基调没有改变，但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环境治理举措及进展的报道。同时，该报积极评价我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认为我正在“谋求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领导权”。与以往相比，《纽约时报》有关我科技进步方面的报道开始明显增多，认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心由美国继续向中国转移，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美国不是梦话”，“未来十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工业、农业和其他应用领域的最大机器人生产商。”
结语：《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积极面在增加
如上所述，《纽约时报》2016年对华关注度仍维持较高水平，但从其报道手法、社论主题、议题分布等情况来看，仍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并未完全突破以往刻板印象。《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所呈现的负面基调和施压态势，一方面源自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中国崛起和中美角力的现实担忧。
不过，随着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的平稳过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多积极作用以及对外交往能力的不断提升，《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的理性成分正在增加。其涉华报道开始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肯定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重要性，客观分析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积极报道中国在科技、新能源和环保方面的进步等。
由此可见，虽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具有一定的消极框架模式，但不断变化着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的主动作为仍能直接、有力地影响其涉华报道态势。未来一段时间内，该报涉华报道可能仍将以中美关系议题为主，重点是在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中美谈判，其涉华报道的积极面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改善《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状况，除了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努力和成绩外，公共外交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国力日益上升，与外界联系日益增多，我面对国际社会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加，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也更加成熟。不断提升对外交往能力，将以往过于紧张和僵硬的对外宣传手段向更加灵活自如、更为形式多样的方向转变，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张丹萍：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室副研究员。
沙涛：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本文利用专业数据库和媒体网站资源，通过数据分析、比较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根据《纽约时报》2016年以来的涉华报道，考察在中美全球治理角色转移之际，该报涉华报道的特点及变化。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整体框架仍较为负面
《纽约时报》2016年仍维持较高的对华关注度，但从其报道手法、社论主题、议题分布等情况来看，其涉华报道仍具有较明显的消极倾向。
（一）《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自十八大以来逐年小幅下降，但对华关注度仍远高于对其他主要国家的关注。利用专业数据库Factiva进行数据统计，2016年《纽约时报》全年涉华报道量为1294篇，略低于去年的1378篇。自十八大中国领导人换届以来，该报涉华报道呈逐年小幅下降趋势（见图1），2013年以来每年平均下降幅度不超过4%。另外，《纽约时报》2016年涉华报道量远高于其有关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报道量，维持了较高的对华关注度。（见图2）
（二）熱点事件是《纽约时报》展开对华深入报道、发挥强势话语权、强化对我施压意图的主要契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频次和密度总体平均、平稳，不过，围绕2016年初股市波动和经济形势，2016年两会，G20杭州峰会，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十八届六中全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中美领导人首次通话，香港旺角骚乱、立法会选举及议员宣誓风波，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一系列热点事件等，均曾出现过密集报道态势，并通过社论、专家访谈、实地采访、背景介绍等多种体裁形式对同一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以实现其对中美政府施压或建言的传播意图。
（三）负面议题和消极报道在《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社论中占比较重，反映该报对华态度总基调。《纽约时报》的社论部分与新闻部分完全分离，社论委员会自成一体，由委员会成员定期开会讨论热点问题并撰写社论，直接代表该报舆论导向。2016年，该报刊发与中国直接相关的社论19篇，包括：负面议题报道8篇，占总量42%，涉及香港、西藏、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异议分子、司法审判、民间团体等话题，对我民主政治、人权自由批评指摘倾向明显；一般议题报道9篇，占总报道量的58%，从报道倾向上看，也以向我施压为主，包括渲染我在南海问题上的“好战”和强硬加剧区域紧张形势，指责我对朝态度是近期朝核危机的根源，批评我投资主导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担忧我资本外流冲击美国金融体系，警告我“僵尸企业”问题严峻等。
（四）中美关系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核心议题，政治和社会领域议题分布明显失衡，人权、涉港和环境负面议题报道十分突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普遍具有较强的分析性和评论性，通过对其2016年全年涉华报道逐篇梳理，遴选出含有一定评论观点或倾向的深度报道共398篇，占其涉华报道总量（1294篇）的三分之一。其中，包含南海问题、朝核问题、贸易问题等在内的泛中美关系话题报道共122篇，占比最重（31%），成为该报涉华报道的核心议题。从各领域报道来看，政治和社会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比例失衡，有关维权律师、异议分子、“六四”、文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网络监管等人权议题以及涉港议题的报道量占政治类报道绝大多数，而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量也远高于医疗卫生、航天科技、体育文化等其他社会话题报道量。
《纽约时报》仍未突破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纽约时报》2016年涉华报道的负面基调主要表现在：
（一）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报道，突出人权和民主问题，塑造一系列二元对立。在《纽约时报》2016年有关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两会、十八届六中全会、涉港等政治议题报道中，依然存在对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该报仍将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大会议描绘为“精心策划”的“橡皮图章”会议，称人大代表选举是“伪选举”，“没有搅局者，只有庄严的投票”。该报在对两会的报道中质疑我是否有决心推进削弱政府权力的改革，将经济转型困境下的工人抗议置于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对立面。涉港议题是《纽约时报》集中攻击我民主政治的典型案例，该报在凸显“港独”新兴政治力量崛起的同时，刻画香港和内地“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形象。人权议题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议程中的“重头戏”，2016年，该报围绕一些维权律师和人权倡议者案件、“六四”和文革等异见分子状况、我强化网络监管举措以及雷洋案等司法审判话题，不断突出自由和“专制”的对立。
（二）关注中国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突出中美角力以及中国与周边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对立”。2016年，对G20杭州峰会期间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报道集中体现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看法。该报认为，主导G20杭州峰会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美国在亚洲面对的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一个重新走向强大的中国”。围绕南海、朝核和贸易问题的中美角力是《纽约时报》2016年有关中美关系报道的三大主线，其中以南海仲裁案为高潮的中美南海角力表现最为突出。该报认为，南海仲裁案“事关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是“中国在作为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对裁决的回应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进一步刺激南海、朝核、台海和中美贸易等问题，《纽约时报》密切关注特朗普当选后的中美关系动向，认为特朗普的当选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担忧在特朗普任内美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收缩，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战略机遇”。 （三）担忧中国经济转型困难，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及不确定性加剧了对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施压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纽约时报》密切关注我经济走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重点关注我经济调控举措。2016年初对我经济放缓、资本外流和股市波动的密集报道，集中体现了该报对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看法。该报认为，“产能过剩加剧中国经济放缓”，“不良信贷风险不断加大”，“全球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股市波动、资本外流及币值波动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2016年下半年以来，由房地产行业带动的经济复苏再次引发《纽约时报》对我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该报十分担忧我经济政策和调控举措带来的联动效应，称“北京的失误可能造成全球性后果”。该报认为，中国仍可通过仅靠技术追赶而得到相当快的增長速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松绑，问题是“中国似乎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四）在社会领域，突出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严峻，质疑中国医疗监管的公信力，弱化中国科技领域发展成就。以空气污染为主，包括土地和地下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占据较大比例，将环境污染归因于工业生产并突显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愤怒是其主要报道手法。2016年，该报着重报道我煤电产业生产状况对环境的影响，称我虽然出台限制煤电政策，但煤电厂仍在“不断增建”。该报还突出报道了以常州学校“毒地”为代表的几起学校化工污染事件，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生态移民问题以及工业废料处理不当的城市环境问题等。《纽约时报》有关我社会领域其他负面议题的报道还包括，借魏则西事件和非法疫苗事件质疑我政府监管公信力等。但对我“天眼”望眼镜、墨子号量子卫星、神十一升空等科技领域发展，则以消息报道为主。
《纽约时报》近期涉华报道中的积极变化
《纽约时报》2016年以来的涉华报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为其整体较为负面的涉华报道基调增添了一些理性色彩。
（一）肯定两会为了解中国政府工作重点提供重要线索。《纽约时报》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本上持批评态度，但对人大会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予以充分肯定。2016年，该报报道称，“两会可以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工作重点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从中一窥中国人当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另外，该报还肯定中国在2016年两会上将经济增长目标从具体数字变成区间范围“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并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旨在重振改革进程的重要新方案”。
（二）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肯定我控制资本外流和稳定币值。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16年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困境会引发全球危机吗？”的文章，对国际舆论中普遍弥漫的夸大中国经济“硬着陆”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言论予以纠正，认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纽约时报》注意到我加大金融监管举措起到的积极成效，于3、4月及时反映我资本外流放缓和外汇储备增长，认为尽管外界对中国修补金融体系的能力仍然有所怀疑，但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止住了资金的大量外流。针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有关中国“操控”人民币贬值的多次指责，《纽约时报》指出，事实正好相反，中国在外界竭力打压人民币之际，正在努力支撑人民币，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状况的巨大转变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
（三）反映美国学界在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上的理性态度。《纽约时报》所刊发的专家学者署名文章普遍比一般涉华报道和专家访谈文章更为理性和客观，对该报的涉华报道倾向起到了平衡作用。如，美国战略情报顾问尼古拉斯·博洛兹和东南亚事务独立分析员亨特·马斯顿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美国应停止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化行动”的文章称，“中国已经获得了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美国领导人应该对中国少一点优越感，应该以不挑衅的方式与中国展开更多沟通，对军事化的过多关注只会导致冲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文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将如何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再度崛起？”的文章，驳斥了中国制造业给美国带来就业问题的观点，认为在将来，“中国创新给美国人带来的益处，将不亚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那种互惠”。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现在从多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来看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正在把自己拥有的大约四万亿美元资金储备投资到像‘一带一路’计划这样的全球基础设施上，除非能够拥有接近于中国的活力，否则美国别指望用过时的贸易协议（TPP）来制衡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不管它们被说得多么伟大不朽。”
（四）积极关注我环保举措、新能源技术和科技进步。《纽约时报》突出我环境问题的整体基调没有改变，但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环境治理举措及进展的报道。同时，该报积极评价我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认为我正在“谋求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领导权”。与以往相比，《纽约时报》有关我科技进步方面的报道开始明显增多，认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心由美国继续向中国转移，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美国不是梦话”，“未来十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工业、农业和其他应用领域的最大机器人生产商。”
结语：《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积极面在增加
如上所述，《纽约时报》2016年对华关注度仍维持较高水平，但从其报道手法、社论主题、议题分布等情况来看，仍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并未完全突破以往刻板印象。《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所呈现的负面基调和施压态势，一方面源自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中国崛起和中美角力的现实担忧。
不过，随着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的平稳过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多积极作用以及对外交往能力的不断提升，《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的理性成分正在增加。其涉华报道开始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肯定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重要性，客观分析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积极报道中国在科技、新能源和环保方面的进步等。
由此可见，虽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具有一定的消极框架模式，但不断变化着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的主动作为仍能直接、有力地影响其涉华报道态势。未来一段时间内，该报涉华报道可能仍将以中美关系议题为主，重点是在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中美谈判，其涉华报道的积极面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改善《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状况，除了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努力和成绩外，公共外交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国力日益上升，与外界联系日益增多，我面对国际社会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加，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也更加成熟。不断提升对外交往能力，将以往过于紧张和僵硬的对外宣传手段向更加灵活自如、更为形式多样的方向转变，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张丹萍：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室副研究员。
沙涛：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