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政务院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由于历经多年战乱，中南海的许多古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且年久失修，残痕斑斑，破烂不堪，政务院的会议厅是一幢破旧的老式平房，室内光线阴暗，面积狭小，而这里是政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每次开会时都显得非常拥挤。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就建议重修这个会议厅，并一个劲地鼓动周恩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修建了雄伟气派的政府大厦，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政务院连一处像样的会议厅都没有，应该好好修建一个。”周恩来听了以后，坚决不答应，并且一再做说服工作。他说：“扩建会议厅不是当务之急，现在的会议厅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吗？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和劳力用在国家建设上，以改善人民生活。”
　　1959年前后，在筹建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兴建国务院政府大楼的计划，地址选在府右街西侧，周恩来看到盖大楼的方案和图纸后，立即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具体了解筹划盖大楼的情况。高登榜把盖政府办公大楼的几种设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以后又强调说，“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坚决撤销了这项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计划。后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就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讲排场的思想作风。
　　周恩来向来反对在工作上讲排场，对自己的生活更是能将就就将就，从不提特殊要求。周恩来当时的住处也在中南海，是一处破旧的平房，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但他不但没有向组织提出修缮，反而经常阻止工人整修。
　　为了能使日理万机的总理有一个安静、舒适的住所和工作环境，有一年，他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趁他出国访问之际，背着他做了一些修缮。周恩来回来后，见到房屋粉刷一新，而且换上了崭新的窗帘，很生气，甚至下令将窗帘等物换回原样。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条件比延安窑洞的条件要好得多，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温饱水平，我们在这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没有理由奢侈享受。”
　　1963年前后，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在招待工作中一度出现比阔气、讲排场的风气，饭店、宾馆越建标准越高，用公款游山玩水，请客送礼的风气也随之而来。为了迅速扭转这种不良风气，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招待工作会议，周恩来到会做了五点指示，内容包括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指示；大的饭店、招待所要管，接待一般干部的招待所也要管，而且必须管好（招待部门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等）。
　　周恩来身体力行，说到做到。一次，他陪同外宾到东北访问，送走外宾之后，顺便来到辽宁省鞍山市巡视工作，正好鞍山市刚建好一座名为东方红的高级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想让周恩来作为第一位客人住到这座新宾馆里去，可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后，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住处，并严肃地对鞍山市的负责人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三令五申不准兴建楼堂馆所，你们不经请示就搞这样的工程，这不是浪费吗？还有没有纪律观念？”
　　后来，周恩来在市内无意中又发现了新建的礼堂，这个礼堂虽然不大，可是它的外部造型有很多地方仿照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也是廊柱式建筑，大门前也有几根大圆柱子。周恩来说：“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接着，周恩来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冷轧厂，当看到因苏联单方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而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时，他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