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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还是起了这样一个乍看有些不知所云，但也许反而让人产生看一眼兴趣的题目。
姜、朱、锺、邵，依出生年代先后排，姜德明、朱正、锺叔河、邵燕祥四位老先生也。年龄均已过了八十五岁。至于“题题题”的来龙去脉，也得交代一二。
这是一套共计四卷、与签名题跋密切相关的书话类图书，内容与结构却别开生面。四位老先生各一卷，但都共同拥有一位第二作者，即本套图书的整体构想者及操作者萧跃华君。就所谓圈里圈外而言，萧君乃正宗的“圈外”人士，职业与读书界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偏生爱书。一介武夫出身，却敢于自嘲“附庸风雅”，尤好收集当代文化名人的签名题跋，多年下来，收获颇丰。一位友人先是得知他藏有邵燕祥先生二十多部签名题跋书，每本大抵都题有数百字，信手写来，文思飞扬，又颇具潜在的史料价值，便建议他何不将邵先生的著作全部搜齐，请其一一题跋，再由自己按每个题跋写一篇与之相关的书话，聚成一册出版。这个建议正合萧君心意，由此又举一反三，几经辗转联系到了锺叔河、朱正、姜德明三位先生，凭借对这几位在文化界建树卓著的前辈学者的崇敬，以及敢于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军人作风，耗时四年，遍搜其全部著述，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其题跋，终于成就了集四位先生全部著述书影、题跋手跡，并包括收藏者本人所撰精短书话的四本书。
总套书名题为《旧锻坊题题题》（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旧锻坊”乃锺先生替萧君取的斋名。萧君年轻时曾以铁匠为营生，锺先生说，《梦溪笔谈》中有“锻坊”之说。你过去打过铁，现在爬格子，一个“旧”字便将你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了。而“题题题”也是出自锺先生的建议，说民国著名文人周越然有《书书书》，湖南的韩少功有《爸爸爸》，这套书名就叫《题题题》也蛮好。萧君以为绝妙。而他在每位先生的题跋后写上的一段书话，顺理成章就成了“题锺题”、“题朱题”、“题邵题”、“题姜题”，因此也成为每本书的第二作者。
萧君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书，有点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全仰仗几位老先生对自己多有奖掖与抬爱之意。姜、朱、锺、邵四位先生，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对无名晚辈如此宽厚，宽容，应该是萧君毕生不可再遇的荣幸。
这是一套既可仔细看，也可随意翻的书。尤其四位先生的题跋各有旨趣和韵味，且不乏深刻含义。萧君当然也肯花心思，有时将寥寥数语的几句题跋予以丰富或引申，亦有相得益彰之妙。
如《朱正卷》第二十页，先生在其杂文集《字纸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的扉页上题道：“跃华先生：此册是被出版社抽去《赦免麻雀的“说法”》等四篇文章后才得以出版的。”
萧君由此借题发挥：“《赦免麻雀的“说法”》被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2000年中国散文精选》，由此可见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出版人也有胆小的时候。”
此事缘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闹出的“除四害”这个事件。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提出：分別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加强调：“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一时间，全国展开了一场向麻雀宣战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后来有科学家对将麻雀定为害鸟提出异议，说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说外国也打过后来吃了亏，麻雀的处境才稍有改观。
麻雀最终被赦免，是毛泽东在1960年3月起草关于卫生工作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因此，谭震林1960年4月6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特意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浏览《邵燕祥》卷目录时，书名《南磨坊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引起了我的好奇。以前只知道“南书房行走”是清代翰林侍候皇帝读书的兼差，王国维就曾任过清逊帝溥仪的这个差事。不知“南磨坊行走”有何典故。翻到正文细读，方才得知有两重寓意，不禁哑然。意一是，先生寓所华威北里乃处南磨房路，自嘲日常生活不出这个圈子，常常在南磨房路上走来走去，此所谓“南磨房行走”也。意二，则诚如先生在题跋中所云：
出书后，历史学者，曾任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丁伟志先生开玩笑说：“在‘南磨房’里‘行走’的是驴啊”，此可记的趣话调侃也。拙文虽亦不少，然重复多多，无非呼吁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譬之磨道驴之日行数十百里，日日行行重行行而终在原地踏步不前，不亦宜乎。
看似无奈的自嘲，其实含有深刻的幽默。这是我最喜爱的。
而在萧君收藏的《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中，邵先生题道：“今日回首，当年种种何止是我一个人的败笔。”
仅仅一行字，却包含了作者多么沉痛的心情！恰如萧君感言：“反思历史，触及灵魂，蓦然回首，‘当年种种何止是我一个人的败笔’的那些人，有几人能像先生一样触及思想灵魂，孜孜不倦留下当事人在现场的物证和证词？！”
锺叔河先生的为人为文，我素所敬重、景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刚出牢房便走向世界”，以一己之力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三十六种），甫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反响。他为此套丛书所撰写的二十五篇叙论，尤其展示出深厚的人文学养及深刻的历史洞见。这些叙论曾数度结集出版。在萧跃华君收藏的《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中，锺先生题道：“中国人从东方到西方，比欧洲人从西方到东方，足足滞后了一千年。此不仅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民族性格所使然。历史就是这样的啊！” 真乃一语中的。
萧君由此在这篇“题锺题”里写道：“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自信，最为开放，最具世界性，不搞锁国主义。其他朝代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慢慢丧失了古代东方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于西方的优势。东汉、东吴以降，只见欧洲人‘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不见中国人‘自东徂西’去到欧洲。欧洲人对外部世界新知识、新资源的不懈探索和追寻，是他们后来居上，从此接受世界影响进而广泛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一氓先生是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组长，也是锺先生文章的知己。其时并不认识偏居长沙、默默无闻的锺先生。但他慧眼识珠，光凭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及几篇叙论，就破例邀请锺先生参加集国家一流学者、专家参与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称赞丛书“是近年出版界的一巨大業绩”，“这套书这样一弄，真可以传之万世了”。他还牺牲假日撰写精彩序言，充分肯定《叙论集》“文笔流畅，论断精当。这确实是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可称为整理古籍的典范”。
锺先生同时还是一位著述颇丰的散文大家，其眼界近乎孤高。古人独喜张岱，近人偏爱周作人。此外能入其眼者寥寥。萧君投其所好，亦请先生在所藏《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7月出版，〔明〕张岱著）上题跋，锺先生欣然题道：“古人文字予独喜张宗子，他是真正的大少爷出身，并没有做过什么官，从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能够不看别人的脸色，做出来的文章才能是真正的自己的文章，也才能是真正的好文章吧。”
锺先生所著所编题跋赠我者不少，虽秉性疏懒未及通读，但一概喜欢。又因我与锺先生同居一栋楼，所以萧君在请先生题跋的过程中，我得有机会尽些绵薄之力。这回发现锺先生给萧君题跋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锺叔河编著），也题赠给我过。两相比较，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含意却有內在的一致，蛮有意味。特录如下：“《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之价值，不仅在于荟萃了诸大名家的手迹，尤在于揭示了古往今来官民关系的真谛，即先要有好官才会有好老百姓也，不知萧君以为然否？”“百廿年的林屋山民还能够给因爱民而去官的“巡检”送米，可见那时的专制制度下，民意还是有发表机会的。思之慨然。志此与王平君共勉。”
此书最初为1948年珂罗版印本，印数仅百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藏书爱好者赵国忠君从北京东城一旧书摊上偶然购得（送米图卷子原件被后人在“文革”中付之一炬），且写过一短文介绍。锺先生看后当即以为有特殊价值，遂托人联系上赵国忠君，将原书影印并重新制版，认真编订后写序推荐出版了。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起因于清末苏州洞庭西山巡检（相当于镇长）暴方子“不媚上官媚庶人”，“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被上司目为“性情乖张，做事荒谬”，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被撤职。他卸任后没钱搬家，甚至没米做饭，远近村民闻之纷纷负米担柴，馈遗不绝，“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一月之中，共收米百四石八斗，柴约十倍于米，他若鱼肉鸡鸭糕酒果蔬之类不可计数”。这既是对暴方子的支持，也是对官府的抗议，是社情民意的一次大显示。太湖厅、苏州府、江苏省各级政府为之震惊，谓之“以致人心煸惑”，要“严密查访，从严惩办”。
这件事情激动了当时的名流，秦散之（敏树）于光绪十七年二月绘丈二《林屋山民送米图》并作长跋，有俞樾（曲园）作篆字题额又作长歌，接着又“广征题咏”，一时成为盛事。数十年间，先后有郑叔间、吴大澂、沈坚、易顺鼎、吴昌硕、胡适、徐悲鸿、俞阶云、俞平伯、朱光潜、游国恩、马衡、朱自清、沈从文、张东荪、陈垣、浦江清、冯友兰、黎锦熙等题诗题跋，对这个九品小吏表现出了极大的钦佩和关心。用锺先生的话说，“从卷子看到的不只是诗文，而是中国的民治生活，是人民的公意”。
该书2002年4月初版时，先生写过序言《民意与士气》，提出检验“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的标准，“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这次重排新版又再写序言《人间要好官》，自谦卑之无甚高论：“其实我想讲的只有一句话：关于民主民权等等放言高论还请缓来，先烧高香祈求多出几个暴方子这样的好官吧。”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奇书。以仅百册印数且被湮没数十年后得以重见天日，不得不令人钦佩锺先生敏锐的眼光及深邃的洞察力。
姜、朱、锺、邵四位老先生，只有姜德明先生我未直接交往过，这应该是个莫大的遗憾。虽然多年前我在《书屋》做编辑时就得知大名，先生也在《书屋》发表过文章。在我想象之中，姜德明先生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霭然长者。萧跃华君在《姜德明卷》之后记里说了些大实话。
萧君说，如果不是邵燕祥先生在《绿灯小集》题跋中说到“在编者剀切指引下”，他是想不到登门拜访姜德明先生的。之前他没有特别留意过先生的散文、书话著作。但这通过这次拜访，姜先生的博识与谦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时萧君还没有将先生的作品纳入“旧锻坊题题题”丛书，但觉先生其人可敬，其文可诵，回家便上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寻。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先生早年出版的散文、书话集，品相稍好的动辄数百元，比许多著名学者的旧著还贵。原来他是继唐弢先生之后现代文学期刊收藏的巨富，也是当今书话写作的代表人物，是夏衍、叶圣陶、阿英、陈原、臧克家、巴金、孙犁等前辈作家的座上宾。
如是，萧君决定淘齐先生的所著所编，逐一请先生签名题跋，然后像写“邵书珍藏录”、“题锺题”一样，逐书逐跋撰写短文。先生再三劝他：“你别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的书不能和朱正先生、锺叔河先生、邵燕祥先生比。”但萧君主意已定。因此，遂成《旧锻坊题题题》之《姜德明卷》。
姜先生为萧君题跋，多与书话或藏书有关。信手拈来一则（题《书摊寻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我不懂京剧，也收藏了有关梅兰芳、程砚秋的书，更重视的是他们为人的品格。” 萧君由此题跋而写就的“题姜题”，其感受、其议论，值得全文引用：
先生足不出户时就写点书话。他摊开旧藏，任意浏览，在书中寻找尘封已久、有益他人的物事，或作点介绍，或作点小小的考证，以补他人的逸失和微不足道的差错。他这一写就是六十九题八十二篇，表达了自己赋闲生活的心境和所感，為旧雨新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尚书大传》卷三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之句，这就是成语“爱屋及乌”的由来。先生敬重梅兰芳、程砚秋先生“为人的品格”，所以他有意收藏了不少有关他们的书籍并撰写了这方面的书话。
日寇占领上海后，梅兰芳先生杜门谢客，过起隐居生活。日寇为粉饰太平，妄想请梅先生出来，率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先生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此后，他不再刮脸，蓄起胡须，对外宣称“上了年纪，嗓子坏了，早已退出舞台”。日寇不死心，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先生出面讲几句话，梅先生闻讯后让医生打了三针伤寒预防针，发起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寇派军医前来检查，果然发现梅先生得了伤寒，高烧四十二度，这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八年抗战，梅先生身处逆境，始终拒绝为敌伪演出，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这就是著名的“蓄须明志”。
程砚秋先生在北平沦陷后，也像恩师梅先生一样罢演舞台，坚决不为日伪演出，迁徙郊区青龙桥务农，过起闭心、闭眼、闭口的“三闭主义”生活。抗战胜利后，他开心、开眼、开口（“三开主义”），重新登上舞台，将自己精湛的京剧艺术满腔热忱地奉献给人民大众。
“才子常无行，倡优屡有节”。明末有文士钱谦益的失节，名妓柳如是的骨气；民国有文人周作人、梁鸿志的觍颜事敌，名角梅兰芳、程砚秋先生的一身正气。难怪诗人闻一多先生痛斥民国官场：“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做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
“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闻一多先生大声怒斥汉奸诗人，更加衬托出国破家亡之际梅兰芳、程砚秋先生人品戏德的难能可贵！
萧君之所以能成就姜、朱、锺、邵四卷《旧锻坊题题题》，固然与四位老先生的提携和抬爱有关，亦与萧君本人的不懈努力有关。萧君自嘲是“霸王硬上弓”，但若无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我肯定做不到——读者当无缘得见这套在当今书界可称独步一时的书话类丛书。
姜、朱、锺、邵，依出生年代先后排，姜德明、朱正、锺叔河、邵燕祥四位老先生也。年龄均已过了八十五岁。至于“题题题”的来龙去脉，也得交代一二。
这是一套共计四卷、与签名题跋密切相关的书话类图书，内容与结构却别开生面。四位老先生各一卷，但都共同拥有一位第二作者，即本套图书的整体构想者及操作者萧跃华君。就所谓圈里圈外而言，萧君乃正宗的“圈外”人士，职业与读书界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偏生爱书。一介武夫出身，却敢于自嘲“附庸风雅”，尤好收集当代文化名人的签名题跋，多年下来，收获颇丰。一位友人先是得知他藏有邵燕祥先生二十多部签名题跋书，每本大抵都题有数百字，信手写来，文思飞扬，又颇具潜在的史料价值，便建议他何不将邵先生的著作全部搜齐，请其一一题跋，再由自己按每个题跋写一篇与之相关的书话，聚成一册出版。这个建议正合萧君心意，由此又举一反三，几经辗转联系到了锺叔河、朱正、姜德明三位先生，凭借对这几位在文化界建树卓著的前辈学者的崇敬，以及敢于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军人作风，耗时四年，遍搜其全部著述，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其题跋，终于成就了集四位先生全部著述书影、题跋手跡，并包括收藏者本人所撰精短书话的四本书。
总套书名题为《旧锻坊题题题》（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旧锻坊”乃锺先生替萧君取的斋名。萧君年轻时曾以铁匠为营生，锺先生说，《梦溪笔谈》中有“锻坊”之说。你过去打过铁，现在爬格子，一个“旧”字便将你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了。而“题题题”也是出自锺先生的建议，说民国著名文人周越然有《书书书》，湖南的韩少功有《爸爸爸》，这套书名就叫《题题题》也蛮好。萧君以为绝妙。而他在每位先生的题跋后写上的一段书话，顺理成章就成了“题锺题”、“题朱题”、“题邵题”、“题姜题”，因此也成为每本书的第二作者。
萧君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书，有点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全仰仗几位老先生对自己多有奖掖与抬爱之意。姜、朱、锺、邵四位先生，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对无名晚辈如此宽厚，宽容，应该是萧君毕生不可再遇的荣幸。
这是一套既可仔细看，也可随意翻的书。尤其四位先生的题跋各有旨趣和韵味，且不乏深刻含义。萧君当然也肯花心思，有时将寥寥数语的几句题跋予以丰富或引申，亦有相得益彰之妙。
如《朱正卷》第二十页，先生在其杂文集《字纸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的扉页上题道：“跃华先生：此册是被出版社抽去《赦免麻雀的“说法”》等四篇文章后才得以出版的。”
萧君由此借题发挥：“《赦免麻雀的“说法”》被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2000年中国散文精选》，由此可见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出版人也有胆小的时候。”
此事缘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闹出的“除四害”这个事件。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提出：分別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加强调：“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一时间，全国展开了一场向麻雀宣战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后来有科学家对将麻雀定为害鸟提出异议，说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说外国也打过后来吃了亏，麻雀的处境才稍有改观。
麻雀最终被赦免，是毛泽东在1960年3月起草关于卫生工作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因此，谭震林1960年4月6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特意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浏览《邵燕祥》卷目录时，书名《南磨坊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引起了我的好奇。以前只知道“南书房行走”是清代翰林侍候皇帝读书的兼差，王国维就曾任过清逊帝溥仪的这个差事。不知“南磨坊行走”有何典故。翻到正文细读，方才得知有两重寓意，不禁哑然。意一是，先生寓所华威北里乃处南磨房路，自嘲日常生活不出这个圈子，常常在南磨房路上走来走去，此所谓“南磨房行走”也。意二，则诚如先生在题跋中所云：
出书后，历史学者，曾任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丁伟志先生开玩笑说：“在‘南磨房’里‘行走’的是驴啊”，此可记的趣话调侃也。拙文虽亦不少，然重复多多，无非呼吁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譬之磨道驴之日行数十百里，日日行行重行行而终在原地踏步不前，不亦宜乎。
看似无奈的自嘲，其实含有深刻的幽默。这是我最喜爱的。
而在萧君收藏的《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中，邵先生题道：“今日回首，当年种种何止是我一个人的败笔。”
仅仅一行字，却包含了作者多么沉痛的心情！恰如萧君感言：“反思历史，触及灵魂，蓦然回首，‘当年种种何止是我一个人的败笔’的那些人，有几人能像先生一样触及思想灵魂，孜孜不倦留下当事人在现场的物证和证词？！”
锺叔河先生的为人为文，我素所敬重、景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刚出牢房便走向世界”，以一己之力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三十六种），甫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反响。他为此套丛书所撰写的二十五篇叙论，尤其展示出深厚的人文学养及深刻的历史洞见。这些叙论曾数度结集出版。在萧跃华君收藏的《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中，锺先生题道：“中国人从东方到西方，比欧洲人从西方到东方，足足滞后了一千年。此不仅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民族性格所使然。历史就是这样的啊！” 真乃一语中的。
萧君由此在这篇“题锺题”里写道：“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自信，最为开放，最具世界性，不搞锁国主义。其他朝代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慢慢丧失了古代东方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于西方的优势。东汉、东吴以降，只见欧洲人‘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不见中国人‘自东徂西’去到欧洲。欧洲人对外部世界新知识、新资源的不懈探索和追寻，是他们后来居上，从此接受世界影响进而广泛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一氓先生是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组长，也是锺先生文章的知己。其时并不认识偏居长沙、默默无闻的锺先生。但他慧眼识珠，光凭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及几篇叙论，就破例邀请锺先生参加集国家一流学者、专家参与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称赞丛书“是近年出版界的一巨大業绩”，“这套书这样一弄，真可以传之万世了”。他还牺牲假日撰写精彩序言，充分肯定《叙论集》“文笔流畅，论断精当。这确实是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可称为整理古籍的典范”。
锺先生同时还是一位著述颇丰的散文大家，其眼界近乎孤高。古人独喜张岱，近人偏爱周作人。此外能入其眼者寥寥。萧君投其所好，亦请先生在所藏《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7月出版，〔明〕张岱著）上题跋，锺先生欣然题道：“古人文字予独喜张宗子，他是真正的大少爷出身，并没有做过什么官，从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能够不看别人的脸色，做出来的文章才能是真正的自己的文章，也才能是真正的好文章吧。”
锺先生所著所编题跋赠我者不少，虽秉性疏懒未及通读，但一概喜欢。又因我与锺先生同居一栋楼，所以萧君在请先生题跋的过程中，我得有机会尽些绵薄之力。这回发现锺先生给萧君题跋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锺叔河编著），也题赠给我过。两相比较，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含意却有內在的一致，蛮有意味。特录如下：“《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之价值，不仅在于荟萃了诸大名家的手迹，尤在于揭示了古往今来官民关系的真谛，即先要有好官才会有好老百姓也，不知萧君以为然否？”“百廿年的林屋山民还能够给因爱民而去官的“巡检”送米，可见那时的专制制度下，民意还是有发表机会的。思之慨然。志此与王平君共勉。”
此书最初为1948年珂罗版印本，印数仅百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藏书爱好者赵国忠君从北京东城一旧书摊上偶然购得（送米图卷子原件被后人在“文革”中付之一炬），且写过一短文介绍。锺先生看后当即以为有特殊价值，遂托人联系上赵国忠君，将原书影印并重新制版，认真编订后写序推荐出版了。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起因于清末苏州洞庭西山巡检（相当于镇长）暴方子“不媚上官媚庶人”，“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被上司目为“性情乖张，做事荒谬”，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被撤职。他卸任后没钱搬家，甚至没米做饭，远近村民闻之纷纷负米担柴，馈遗不绝，“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一月之中，共收米百四石八斗，柴约十倍于米，他若鱼肉鸡鸭糕酒果蔬之类不可计数”。这既是对暴方子的支持，也是对官府的抗议，是社情民意的一次大显示。太湖厅、苏州府、江苏省各级政府为之震惊，谓之“以致人心煸惑”，要“严密查访，从严惩办”。
这件事情激动了当时的名流，秦散之（敏树）于光绪十七年二月绘丈二《林屋山民送米图》并作长跋，有俞樾（曲园）作篆字题额又作长歌，接着又“广征题咏”，一时成为盛事。数十年间，先后有郑叔间、吴大澂、沈坚、易顺鼎、吴昌硕、胡适、徐悲鸿、俞阶云、俞平伯、朱光潜、游国恩、马衡、朱自清、沈从文、张东荪、陈垣、浦江清、冯友兰、黎锦熙等题诗题跋，对这个九品小吏表现出了极大的钦佩和关心。用锺先生的话说，“从卷子看到的不只是诗文，而是中国的民治生活，是人民的公意”。
该书2002年4月初版时，先生写过序言《民意与士气》，提出检验“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的标准，“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这次重排新版又再写序言《人间要好官》，自谦卑之无甚高论：“其实我想讲的只有一句话：关于民主民权等等放言高论还请缓来，先烧高香祈求多出几个暴方子这样的好官吧。”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奇书。以仅百册印数且被湮没数十年后得以重见天日，不得不令人钦佩锺先生敏锐的眼光及深邃的洞察力。
姜、朱、锺、邵四位老先生，只有姜德明先生我未直接交往过，这应该是个莫大的遗憾。虽然多年前我在《书屋》做编辑时就得知大名，先生也在《书屋》发表过文章。在我想象之中，姜德明先生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霭然长者。萧跃华君在《姜德明卷》之后记里说了些大实话。
萧君说，如果不是邵燕祥先生在《绿灯小集》题跋中说到“在编者剀切指引下”，他是想不到登门拜访姜德明先生的。之前他没有特别留意过先生的散文、书话著作。但这通过这次拜访，姜先生的博识与谦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时萧君还没有将先生的作品纳入“旧锻坊题题题”丛书，但觉先生其人可敬，其文可诵，回家便上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寻。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先生早年出版的散文、书话集，品相稍好的动辄数百元，比许多著名学者的旧著还贵。原来他是继唐弢先生之后现代文学期刊收藏的巨富，也是当今书话写作的代表人物，是夏衍、叶圣陶、阿英、陈原、臧克家、巴金、孙犁等前辈作家的座上宾。
如是，萧君决定淘齐先生的所著所编，逐一请先生签名题跋，然后像写“邵书珍藏录”、“题锺题”一样，逐书逐跋撰写短文。先生再三劝他：“你别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的书不能和朱正先生、锺叔河先生、邵燕祥先生比。”但萧君主意已定。因此，遂成《旧锻坊题题题》之《姜德明卷》。
姜先生为萧君题跋，多与书话或藏书有关。信手拈来一则（题《书摊寻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我不懂京剧，也收藏了有关梅兰芳、程砚秋的书，更重视的是他们为人的品格。” 萧君由此题跋而写就的“题姜题”，其感受、其议论，值得全文引用：
先生足不出户时就写点书话。他摊开旧藏，任意浏览，在书中寻找尘封已久、有益他人的物事，或作点介绍，或作点小小的考证，以补他人的逸失和微不足道的差错。他这一写就是六十九题八十二篇，表达了自己赋闲生活的心境和所感，為旧雨新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尚书大传》卷三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之句，这就是成语“爱屋及乌”的由来。先生敬重梅兰芳、程砚秋先生“为人的品格”，所以他有意收藏了不少有关他们的书籍并撰写了这方面的书话。
日寇占领上海后，梅兰芳先生杜门谢客，过起隐居生活。日寇为粉饰太平，妄想请梅先生出来，率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先生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此后，他不再刮脸，蓄起胡须，对外宣称“上了年纪，嗓子坏了，早已退出舞台”。日寇不死心，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先生出面讲几句话，梅先生闻讯后让医生打了三针伤寒预防针，发起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寇派军医前来检查，果然发现梅先生得了伤寒，高烧四十二度，这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八年抗战，梅先生身处逆境，始终拒绝为敌伪演出，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这就是著名的“蓄须明志”。
程砚秋先生在北平沦陷后，也像恩师梅先生一样罢演舞台，坚决不为日伪演出，迁徙郊区青龙桥务农，过起闭心、闭眼、闭口的“三闭主义”生活。抗战胜利后，他开心、开眼、开口（“三开主义”），重新登上舞台，将自己精湛的京剧艺术满腔热忱地奉献给人民大众。
“才子常无行，倡优屡有节”。明末有文士钱谦益的失节，名妓柳如是的骨气；民国有文人周作人、梁鸿志的觍颜事敌，名角梅兰芳、程砚秋先生的一身正气。难怪诗人闻一多先生痛斥民国官场：“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做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
“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闻一多先生大声怒斥汉奸诗人，更加衬托出国破家亡之际梅兰芳、程砚秋先生人品戏德的难能可贵！
萧君之所以能成就姜、朱、锺、邵四卷《旧锻坊题题题》，固然与四位老先生的提携和抬爱有关，亦与萧君本人的不懈努力有关。萧君自嘲是“霸王硬上弓”，但若无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我肯定做不到——读者当无缘得见这套在当今书界可称独步一时的书话类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