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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消费主导作为大战略
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
走向消费主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取得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走向消费主导决定我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我国自身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的上升通道。但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使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等，综合地体现为消费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共同富裕，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
如何判断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如何确立走向消费主导的目标
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未来5年最为关键，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消费主导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五年。需要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在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跃过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就将跨入一个新的平台。
消费主导对经济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子，并且充分发挥城市作为服务业载体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也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消费主导对社会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当前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建议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不是政府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
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型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
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从增长主义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走向消费主导，对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尽快扭转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倾向，强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编/杜凤娇肖楠美编/石玉
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
走向消费主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取得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走向消费主导决定我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我国自身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的上升通道。但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使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等，综合地体现为消费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共同富裕，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
如何判断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如何确立走向消费主导的目标
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未来5年最为关键，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消费主导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五年。需要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在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跃过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就将跨入一个新的平台。
消费主导对经济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子，并且充分发挥城市作为服务业载体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也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消费主导对社会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当前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建议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不是政府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
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型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
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从增长主义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走向消费主导，对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尽快扭转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倾向，强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编/杜凤娇肖楠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