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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博物馆是由欧洲学者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现今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蓬勃发展。生态博物馆强调生态、居民和文化的整体性，在特定情境下还肩负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总体来讲，社区居民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成分，社区参与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中西方关于社区参与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理论研究，进而分析了大量国内外的具体案例，阐述了社区参与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理念运用、模式架构、发展意义和现存缺陷。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遗产保护
生态博物馆（écomusée）[1]是20世纪70年代由国际博物馆协会领导人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提出的一种新型博物馆概念。国际博物馆协会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是：“生态博物馆是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展现某个代表区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性试验，其过程伴随着人们的参与，是一种以保证研究与保护功能为原则，以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整体为目的的新型文化机构。从定义来看，生态博物馆同时强调生态保护和民众参与两个概念，并承载着保护当地生态的责任。
生态博物馆起源于西方社会生态运动与民主化思潮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业革命在促进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生态污染，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为遗产运动指明了方向，随后，雨果·德·瓦兰于1971-1974年间在法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西生态博物馆，并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效仿，至今已在世界范围内涌现了400多所生态博物馆。中国也从1995年起先后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批生态博物馆。
雨果·戴瓦兰在定义生态博物馆时特意将其与传统博物馆进行了区分，如果传统博物馆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博物馆 = 建筑 + 收藏品 + 公众 + 专家，那么生态博物馆即为地域内遗产与当地居民和居民的共同记忆构成，即：生态博物馆 = 地域 + 遗产 + 居民 + 记忆[2]。由此可见，以居民为代表的社区参与不仅是生态博物馆结构框架中的重要成分，也是区分传统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重要指标。
一、社区参与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理论研究
社区参与的概念最先得到了西方学者的系统分析和阐述。西方学者Haywood[3] 认为社区参与是一个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决策的过程，这些所有利益共同者包含政府，居民，以及专业人员（如旅游规划师、博物馆专家等）。David·G·Simmons等人[4]通过对加拿大安大略湖省Huron镇的调研提出了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意义重大的两个原因。首先，受到旅游业影响最大的地区往往是当地社区；其次，社区原住民能否自主意识到其自身是增强当地景区“好客气氛”决定了社区能否持续发展。而Gunn[5]等人则认为社区是影响旅游发展的最大可控因素，旅游规划的一大任务就是将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融合到旅游规划中。Wall[6]等人也进一步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他们认为社区参与能够为园区带来更加全面协调的整体进步，并指出这一切的前提是园区的经济收益可以被社区居民共享。Rosse·E·Mitchell[7]等人以秘鲁Taquile岛上的Andean社区为例，提出社区与旅游一体化是否可行取决于以下因素：决策权的结构和实施方式，局部控制权或所有关系归属，雇佣类型和岗位分布，以及社区原住民的被雇佣率（特指被当地景区雇佣）。他们同时指出Taquile岛上高水平的社区旅游一体化催生了更高效的社会经济学体系，从而大幅裨益了当地居民。
孙九霞[8]等人将西方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脉络归纳为四个阶段：1）缺失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旅游业发端之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性；2）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社区参与被当作一种旅游规划的要素和方法；3）推进阶段，社区参与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4）社区本位阶段，社区参与成为社区发展的一种需求，并且广泛展开了对社区参与模式和有效性的思考。中国学者对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主要围绕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主题开展。刘伟华等人[9]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承担着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担，应当把社区作为主题纳入规划、开发、决策等进程中。保继刚等人[10]认为国内外社区参与的差异体现在：1）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国外发展当地社区的力量之一，而在中国则处于支配地位，也是唯一的推动力；2）利益诉求不同，国外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发现了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境破坏，民俗稀释等，而中国只是单纯地逐利；3）参与的主动性不同，国外以主动参与为主，而国内大多为被动参与；4）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国外各参与方力量对比均衡，而国内则差距悬殊，社区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5）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比国内的发展等级更高，经历的考验和变革更多。孙九霞等人[11]认为社区参与是一个基于旅游人类学的概念，兼容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参与，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孙凤芝等人[12]强调在社区参与的研究中应当重视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合理利用政府部门，专家和旅游企业的影响力，同时应当防止主导权和话语权被强势的精英阶层垄断。
二、社区参与在国内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实践案例
中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将国内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总结为四个阶段[12]：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建立于1995—2004年，分别是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和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包括内蒙古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以及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包括云南西双版纳的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和贵州的地扪生态博物馆；第四代生态博物馆已经出现在城市中，包括北京乾面胡同历史街区，沈阳铁西老工業区居民旧址博物馆，以及云南的民族文化生态村。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进程中，社区参与的理念和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的合作产物，借鉴了挪威博物馆学家理查德·伯奇的理念，即强调当地生态环境、文化遗产、自然资源、民风民俗的整体性，从宏观上限定了生态博物馆的结构，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和挪威相关部门掌握着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的绝对权力。梭戛生态博物馆[13]是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代表，于1998年建成，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和六枝特区交界处的梭戛乡，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中有一个独特的群体：保留着苗族传统习俗和文化的箐苗族。博物馆建立之初由政府、博物馆专家和社区代表三方共同管理，随后博物馆学家退出管理层，社区代表的权力也被稀释，最终演变为政府部门的独角戏。与此同时，各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纷，此起彼伏的政治斡旋严重阻碍了园区的发展。原住民渴望通过园区吸引游客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渴望得到国家的政策扶持，而主导园区发展的政府部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政府部门单纯注重增加园区收入，频繁鼓动园区居民跟风学习吸引游客眼球的技能，如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等，忽视了社区居民迫切希望脱贫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内部也围绕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了矛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唯一的协调力量显得孤掌难鸣，而社区居民也渐渐失去了主人翁意识，反而将精力投入到和游客、开发商、甚至邻里之间的利益斗争中。生态博物馆保护原生态和发展当地经济的愿景迟迟未能实现。 中国在第二代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更加重视精英力量对社区居民的影响和带动，并创立了博物馆学家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体制，通过专业学者的宣传来深化当地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帮助其掌握特定的技能，同时更加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14]是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的代表，其位于广西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于2004年建成，涵盖了化图、蛮降和化桥三个周边村寨，其居民多为白裤瑶族。白裤瑶族保留着独特的饮食、音乐、舞蹈、婚嫁等习俗。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的决策运营者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将居民的需求和建议纳入园区规划和决策的范畴；同时开设对应课程，向当地居民普及旅游和环保知识，增强其接待技能，鼓励其参与节日庆典和文艺表演，并向游客介绍自己的家园以及民族历史文化；组织社区妇女参与旅游工艺品的制作（例如极具民族特色的蜡染和刺绣）。
以云南西双版纳巴卡小寨基诺族生态博物馆[15]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大体上实现了社区居民自治的理念。该生态博物馆于2001年建成，当地社区居民大多为基诺族，园区内遍布基诺族的传统建筑。在该馆建设之初，云南大学的专家学者曾亲赴当地进行园区宣传，也积极帮助当地居民学习旅游环保知识。同时，村干部也不断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监督其保护环境，鼓励其参与民族特色背包、服饰、手工艺品的制作加工，同时发展具有基诺族特色的餐饮业，举办大型篝火表演。但由于当地居民始终未能获得参与场馆维护、修缮的权力，以及管理和决策的权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场馆陈旧、环境退化、场馆维护团队（被外来企业承包）不专业、不负责、不作为等问题频频出现，再加上原住民无法从博物馆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居民对场馆建设的态度逐渐演变为漠视乃至仇视，巴卡小寨生态博物馆最终走向了衰落。
中国的第四代生态博物馆缩小了社区原住民和普通游客之间的差异，也缩小了农村和城市对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差异。这一阶段更加注重保护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沈阳铁西老工业区居民旧址博物馆[16]就是中国第四代生态博物馆的代表。沈阳铁西区是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其工业遗产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具有极大的旅游价值。此外，当地原住民大多经历过铁西区的辉煌时期，并且熟知铁西区的历史、地理、人文历程，带着这样深厚的情感，这些居民往往能够自发地向子女后辈以及外来游客宣传铁西区的历史和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铁西区的保护和良性改造工作起到了督促、建议的作用。
综上，生态博物馆建设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探索，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则走向了没落。究其根本，社区参与作为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深刻影响着生态博物馆和当地居民的命运。社区参与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具体体现在各参与方的力量对比、不同势力的利益争夺、针对民众的培训和教育体制、精英力量的带动作用、新兴技术和网络的利用等方面。中国关于社区参与模式的探索相比国外还有一定差距，突出表现为两点：首先，社区参与在中国肩负着帮助当地脱贫的重担，导致各参与方一味地追求经济收入，忽视了民族认同感的培养，大刀阔斧的改建也给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其次，社区本位理念从未得到真正的落实，原住民作为生态博物馆真正的主人却一直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当一腔热血和主人翁意识发酵为漠视和仇视，生态博物馆在保护和发展的道路上将举步维艰。
参考文献
[1]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J].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Z1）：29-40.
[2]金露.探寻生态博物馆之根——论生态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J].生态经济，2012，（09）：180-185.
[3]Haywood K M.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 Tourism Planning in the Community[J].Tourism Management，1988，9（2）：105-108.
[4]Simmons D G.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lanning[J].Tourism Management，1994，15（2）：98-108.
[5]Gunn C A.Tourism Planning Basics，Concepts，Cases [M].Tayor& Francis，1994.
[6]Wall G.Sustainable tourism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Pigram.Tourism，Development and Growth [ C].1997
[7]Mitchell R E，Reid D G.Community integration：Island tourism in Peru[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1）：113-139.
[8]孙九霞，保继刚.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脈络[J].旅游学刊，2006，（07）：63-68.
[9]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J].旅游学刊，2000，15（1）：47 - 52.
[10]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04）：401-413.
[11]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05）：89-92.
[12]孙凤芝，许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7）：142-148.
[13]郭小涛.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冲突研究——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4，（10）：191-192.
[14]彭家威.生态博物馆及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研究——以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为例[J].河池学院学报，2007，（02）：55-59.
[15]孙九霞，马涛.巴卡小寨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命运解读：社区参与的视角[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1）：90-95.
[16]汤欣.铁西区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RMP分析[D].辽宁大学，2013.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遗产保护
生态博物馆（écomusée）[1]是20世纪70年代由国际博物馆协会领导人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提出的一种新型博物馆概念。国际博物馆协会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是：“生态博物馆是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展现某个代表区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性试验，其过程伴随着人们的参与，是一种以保证研究与保护功能为原则，以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整体为目的的新型文化机构。从定义来看，生态博物馆同时强调生态保护和民众参与两个概念，并承载着保护当地生态的责任。
生态博物馆起源于西方社会生态运动与民主化思潮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业革命在促进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生态污染，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为遗产运动指明了方向，随后，雨果·德·瓦兰于1971-1974年间在法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西生态博物馆，并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效仿，至今已在世界范围内涌现了400多所生态博物馆。中国也从1995年起先后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批生态博物馆。
雨果·戴瓦兰在定义生态博物馆时特意将其与传统博物馆进行了区分，如果传统博物馆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博物馆 = 建筑 + 收藏品 + 公众 + 专家，那么生态博物馆即为地域内遗产与当地居民和居民的共同记忆构成，即：生态博物馆 = 地域 + 遗产 + 居民 + 记忆[2]。由此可见，以居民为代表的社区参与不仅是生态博物馆结构框架中的重要成分，也是区分传统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重要指标。
一、社区参与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理论研究
社区参与的概念最先得到了西方学者的系统分析和阐述。西方学者Haywood[3] 认为社区参与是一个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决策的过程，这些所有利益共同者包含政府，居民，以及专业人员（如旅游规划师、博物馆专家等）。David·G·Simmons等人[4]通过对加拿大安大略湖省Huron镇的调研提出了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意义重大的两个原因。首先，受到旅游业影响最大的地区往往是当地社区；其次，社区原住民能否自主意识到其自身是增强当地景区“好客气氛”决定了社区能否持续发展。而Gunn[5]等人则认为社区是影响旅游发展的最大可控因素，旅游规划的一大任务就是将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融合到旅游规划中。Wall[6]等人也进一步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他们认为社区参与能够为园区带来更加全面协调的整体进步，并指出这一切的前提是园区的经济收益可以被社区居民共享。Rosse·E·Mitchell[7]等人以秘鲁Taquile岛上的Andean社区为例，提出社区与旅游一体化是否可行取决于以下因素：决策权的结构和实施方式，局部控制权或所有关系归属，雇佣类型和岗位分布，以及社区原住民的被雇佣率（特指被当地景区雇佣）。他们同时指出Taquile岛上高水平的社区旅游一体化催生了更高效的社会经济学体系，从而大幅裨益了当地居民。
孙九霞[8]等人将西方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脉络归纳为四个阶段：1）缺失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旅游业发端之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性；2）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社区参与被当作一种旅游规划的要素和方法；3）推进阶段，社区参与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4）社区本位阶段，社区参与成为社区发展的一种需求，并且广泛展开了对社区参与模式和有效性的思考。中国学者对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主要围绕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主题开展。刘伟华等人[9]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承担着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担，应当把社区作为主题纳入规划、开发、决策等进程中。保继刚等人[10]认为国内外社区参与的差异体现在：1）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国外发展当地社区的力量之一，而在中国则处于支配地位，也是唯一的推动力；2）利益诉求不同，国外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发现了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境破坏，民俗稀释等，而中国只是单纯地逐利；3）参与的主动性不同，国外以主动参与为主，而国内大多为被动参与；4）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国外各参与方力量对比均衡，而国内则差距悬殊，社区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5）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比国内的发展等级更高，经历的考验和变革更多。孙九霞等人[11]认为社区参与是一个基于旅游人类学的概念，兼容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参与，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孙凤芝等人[12]强调在社区参与的研究中应当重视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合理利用政府部门，专家和旅游企业的影响力，同时应当防止主导权和话语权被强势的精英阶层垄断。
二、社区参与在国内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实践案例
中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将国内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总结为四个阶段[12]：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建立于1995—2004年，分别是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和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包括内蒙古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以及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包括云南西双版纳的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和贵州的地扪生态博物馆；第四代生态博物馆已经出现在城市中，包括北京乾面胡同历史街区，沈阳铁西老工業区居民旧址博物馆，以及云南的民族文化生态村。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进程中，社区参与的理念和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的合作产物，借鉴了挪威博物馆学家理查德·伯奇的理念，即强调当地生态环境、文化遗产、自然资源、民风民俗的整体性，从宏观上限定了生态博物馆的结构，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和挪威相关部门掌握着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的绝对权力。梭戛生态博物馆[13]是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代表，于1998年建成，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和六枝特区交界处的梭戛乡，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中有一个独特的群体：保留着苗族传统习俗和文化的箐苗族。博物馆建立之初由政府、博物馆专家和社区代表三方共同管理，随后博物馆学家退出管理层，社区代表的权力也被稀释，最终演变为政府部门的独角戏。与此同时，各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纷，此起彼伏的政治斡旋严重阻碍了园区的发展。原住民渴望通过园区吸引游客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渴望得到国家的政策扶持，而主导园区发展的政府部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政府部门单纯注重增加园区收入，频繁鼓动园区居民跟风学习吸引游客眼球的技能，如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等，忽视了社区居民迫切希望脱贫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内部也围绕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了矛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唯一的协调力量显得孤掌难鸣，而社区居民也渐渐失去了主人翁意识，反而将精力投入到和游客、开发商、甚至邻里之间的利益斗争中。生态博物馆保护原生态和发展当地经济的愿景迟迟未能实现。 中国在第二代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更加重视精英力量对社区居民的影响和带动，并创立了博物馆学家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体制，通过专业学者的宣传来深化当地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帮助其掌握特定的技能，同时更加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14]是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的代表，其位于广西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于2004年建成，涵盖了化图、蛮降和化桥三个周边村寨，其居民多为白裤瑶族。白裤瑶族保留着独特的饮食、音乐、舞蹈、婚嫁等习俗。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的决策运营者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将居民的需求和建议纳入园区规划和决策的范畴；同时开设对应课程，向当地居民普及旅游和环保知识，增强其接待技能，鼓励其参与节日庆典和文艺表演，并向游客介绍自己的家园以及民族历史文化；组织社区妇女参与旅游工艺品的制作（例如极具民族特色的蜡染和刺绣）。
以云南西双版纳巴卡小寨基诺族生态博物馆[15]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大体上实现了社区居民自治的理念。该生态博物馆于2001年建成，当地社区居民大多为基诺族，园区内遍布基诺族的传统建筑。在该馆建设之初，云南大学的专家学者曾亲赴当地进行园区宣传，也积极帮助当地居民学习旅游环保知识。同时，村干部也不断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监督其保护环境，鼓励其参与民族特色背包、服饰、手工艺品的制作加工，同时发展具有基诺族特色的餐饮业，举办大型篝火表演。但由于当地居民始终未能获得参与场馆维护、修缮的权力，以及管理和决策的权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场馆陈旧、环境退化、场馆维护团队（被外来企业承包）不专业、不负责、不作为等问题频频出现，再加上原住民无法从博物馆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居民对场馆建设的态度逐渐演变为漠视乃至仇视，巴卡小寨生态博物馆最终走向了衰落。
中国的第四代生态博物馆缩小了社区原住民和普通游客之间的差异，也缩小了农村和城市对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差异。这一阶段更加注重保护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沈阳铁西老工业区居民旧址博物馆[16]就是中国第四代生态博物馆的代表。沈阳铁西区是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其工业遗产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具有极大的旅游价值。此外，当地原住民大多经历过铁西区的辉煌时期，并且熟知铁西区的历史、地理、人文历程，带着这样深厚的情感，这些居民往往能够自发地向子女后辈以及外来游客宣传铁西区的历史和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铁西区的保护和良性改造工作起到了督促、建议的作用。
综上，生态博物馆建设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探索，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则走向了没落。究其根本，社区参与作为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深刻影响着生态博物馆和当地居民的命运。社区参与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具体体现在各参与方的力量对比、不同势力的利益争夺、针对民众的培训和教育体制、精英力量的带动作用、新兴技术和网络的利用等方面。中国关于社区参与模式的探索相比国外还有一定差距，突出表现为两点：首先，社区参与在中国肩负着帮助当地脱贫的重担，导致各参与方一味地追求经济收入，忽视了民族认同感的培养，大刀阔斧的改建也给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其次，社区本位理念从未得到真正的落实，原住民作为生态博物馆真正的主人却一直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当一腔热血和主人翁意识发酵为漠视和仇视，生态博物馆在保护和发展的道路上将举步维艰。
参考文献
[1]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J].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Z1）：29-40.
[2]金露.探寻生态博物馆之根——论生态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J].生态经济，2012，（09）：18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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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unn C A.Tourism Planning Basics，Concepts，Cases [M].Tayor& Francis，1994.
[6]Wall G.Sustainable tourism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Pigram.Tourism，Development and Growth [ C].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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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九霞，保继刚.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脈络[J].旅游学刊，2006，（07）：63-68.
[9]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J].旅游学刊，2000，15（1）：47 - 52.
[10]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04）：401-413.
[11]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05）：89-92.
[12]孙凤芝，许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7）：142-148.
[13]郭小涛.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冲突研究——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4，（10）：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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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九霞，马涛.巴卡小寨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命运解读：社区参与的视角[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1）：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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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