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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悲愤诗》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在于它以女性的心理、视角观察、叙述亲历事件。无论是对离乱现实的揭示、还是对非常态下母爱的刻画,都显示了蔡琰独特的女性书写特征。
[关键词]蔡琰;《悲愤诗》;女性书写
[中图分类号]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1)04—0016—01
汉末女诗人蔡琰,存世作品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悲愤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以女性的心理、视角观察、叙述亲历事件,给长篇叙事诗开辟了新的视野。
一、揭示“女性难民”眼中的离乱现实
与建安时期许多诗作一样,《悲愤诗》也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它与曹操的《蒿里行》等诗作一起展示了离乱现实的惨痛画面。细加辨析,我们会发现,《悲愤诗》在这组题材相近的诗歌中毫不逊色,而且有着其他诗作无法取代的魅力,这正是它特定的女性视角所致。
蔡琰揭示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绝不仅仅限于情感的煎熬,而仅仅反映身居后方的妇女们的不幸,《悲愤诗》第一次写及卷入战争漩涡的妇女们的非人处境,第一次表现了一个女难民眼中战乱的可怖: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远比男人更为深重。男人战死疆场,虽然不幸,但不失壮烈,也算死得其所;而女人作为战胜一方的战利品,遭到掳掠,备受凌辱,生死两难,灵与肉的创伤远甚于男子。
首先,表现在妇女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方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妇女连基本的人格尊严都不能保证,只是男人们的附庸和玩物,战争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妇女像物品一样,随军队在马车中被运来运去。《三国志》在记述董卓军抄掠阳城时云:“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人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货,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他们对妇女的蔑视和侮辱是无以复加的,毫无理由地杀死她们的丈夫,剥夺她们的财产,使她们充当兵士的玩物与驱使工具。其次,写她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面对虎狼般的乱军,她们如同风中的芦苇一般脆弱:“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至于役使打骂,就更司空见惯了:“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这些妇女作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面对厄运,只能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苦捱时光了。在流落异邦十二年后,当蔡琰有幸被赎回时,“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这些“同时辈”本是与蔡琰同时被掳、流落匈奴的人,其中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而号啕痛哭。因战乱而流落异乡的弱质女子,生活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二、描绘“变态母亲”的变态母爱
千百年来,“母爱”一直是诗歌吟唱的主题。《诗经·凯风》就曾歌咏“母爱”的伟大:“凯风白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然而,早期诗歌虽涉及“母爱”这一重大主题,但它并不占中心地位。诗歌中出现的母亲形象也多从侧面描绘,写作者多为男性作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存在不少局限和限制。蔡琰则不然,她从母亲本人的角度真切地展现了母亲与子女间的骨肉之情,《悲愤诗》中的母亲形象就是她自己,她勇敢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描写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母亲无法选择又不得不选择的内心痛楚。
这类描写在《悲愤诗》中占有相当长的篇幅:“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宁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儿子听说母亲将返中原,难舍难分,跑来声泪俱下地哭诉生离死别之苦。孩子只知道悲伤,又怎能体会到阿母对他无法割舍的眷顾之情!她万般矛盾痛苦:中原乃父母之邦,重返故土无疑是她梦寐以求的,却又不敢面对母子暌隔从此生死两茫茫的情感事实,只有一再动摇和矛盾罢了:“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牺牲母爱才能换得渴盼已久的自由和尊严,对一个母亲已是残忍的重击,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又句句戳到她的痛处,更令她肝肠寸断:“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亲子之爱”与“故土之情”激烈冲突的结果是,诗人忍痛割断血肉相连的情感纽带,独自走上归程。可每前进一步,伤口都会滴下淋漓的鲜血:“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悲愤诗》中,蔡琰将归国别子的情景写得如此深切动人,刻骨铭心的痛楚被展现得可感可触!无怪乎梁启超曾言:“可怜她情爱的神圣,早已为境遇所牺牲了,所剩的只有母子情爱,到底也保不住。”她的情爱到处被蹂躏,她所写完全是变态。”切入角度的独特,使《悲愤诗》中的“母爱”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
可见,《悲愤诗》既饱含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又有具体而微的诗人内心的曲致幽邃。从中,我们洞彻了汉魏之际妇女群体遭受的苦难和碾压,同时又对蔡琰流落异邦、骨肉分离的个人不幸深深叹息。时代摧残了她,也玉成了她。蔡琰犹如一丛饱受时代风雨摧残却不甘飘零的“丁香”,以“女性难民”、“变态母亲”等多重身份,对女性的性灵不加任何矫饰和扭曲,以吾手写吾心的真诚,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沉挚深婉、独一无二的女性世界,构建起了中国女性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魏书六》,中华历史文库.北京: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1999,P174。
[2][3]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P84.P85。
[关键词]蔡琰;《悲愤诗》;女性书写
[中图分类号]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1)04—0016—01
汉末女诗人蔡琰,存世作品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悲愤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以女性的心理、视角观察、叙述亲历事件,给长篇叙事诗开辟了新的视野。
一、揭示“女性难民”眼中的离乱现实
与建安时期许多诗作一样,《悲愤诗》也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它与曹操的《蒿里行》等诗作一起展示了离乱现实的惨痛画面。细加辨析,我们会发现,《悲愤诗》在这组题材相近的诗歌中毫不逊色,而且有着其他诗作无法取代的魅力,这正是它特定的女性视角所致。
蔡琰揭示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绝不仅仅限于情感的煎熬,而仅仅反映身居后方的妇女们的不幸,《悲愤诗》第一次写及卷入战争漩涡的妇女们的非人处境,第一次表现了一个女难民眼中战乱的可怖: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远比男人更为深重。男人战死疆场,虽然不幸,但不失壮烈,也算死得其所;而女人作为战胜一方的战利品,遭到掳掠,备受凌辱,生死两难,灵与肉的创伤远甚于男子。
首先,表现在妇女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方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妇女连基本的人格尊严都不能保证,只是男人们的附庸和玩物,战争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妇女像物品一样,随军队在马车中被运来运去。《三国志》在记述董卓军抄掠阳城时云:“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人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货,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他们对妇女的蔑视和侮辱是无以复加的,毫无理由地杀死她们的丈夫,剥夺她们的财产,使她们充当兵士的玩物与驱使工具。其次,写她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面对虎狼般的乱军,她们如同风中的芦苇一般脆弱:“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至于役使打骂,就更司空见惯了:“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这些妇女作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面对厄运,只能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苦捱时光了。在流落异邦十二年后,当蔡琰有幸被赎回时,“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这些“同时辈”本是与蔡琰同时被掳、流落匈奴的人,其中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而号啕痛哭。因战乱而流落异乡的弱质女子,生活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二、描绘“变态母亲”的变态母爱
千百年来,“母爱”一直是诗歌吟唱的主题。《诗经·凯风》就曾歌咏“母爱”的伟大:“凯风白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然而,早期诗歌虽涉及“母爱”这一重大主题,但它并不占中心地位。诗歌中出现的母亲形象也多从侧面描绘,写作者多为男性作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存在不少局限和限制。蔡琰则不然,她从母亲本人的角度真切地展现了母亲与子女间的骨肉之情,《悲愤诗》中的母亲形象就是她自己,她勇敢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描写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母亲无法选择又不得不选择的内心痛楚。
这类描写在《悲愤诗》中占有相当长的篇幅:“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宁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儿子听说母亲将返中原,难舍难分,跑来声泪俱下地哭诉生离死别之苦。孩子只知道悲伤,又怎能体会到阿母对他无法割舍的眷顾之情!她万般矛盾痛苦:中原乃父母之邦,重返故土无疑是她梦寐以求的,却又不敢面对母子暌隔从此生死两茫茫的情感事实,只有一再动摇和矛盾罢了:“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牺牲母爱才能换得渴盼已久的自由和尊严,对一个母亲已是残忍的重击,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又句句戳到她的痛处,更令她肝肠寸断:“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亲子之爱”与“故土之情”激烈冲突的结果是,诗人忍痛割断血肉相连的情感纽带,独自走上归程。可每前进一步,伤口都会滴下淋漓的鲜血:“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悲愤诗》中,蔡琰将归国别子的情景写得如此深切动人,刻骨铭心的痛楚被展现得可感可触!无怪乎梁启超曾言:“可怜她情爱的神圣,早已为境遇所牺牲了,所剩的只有母子情爱,到底也保不住。”她的情爱到处被蹂躏,她所写完全是变态。”切入角度的独特,使《悲愤诗》中的“母爱”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
可见,《悲愤诗》既饱含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又有具体而微的诗人内心的曲致幽邃。从中,我们洞彻了汉魏之际妇女群体遭受的苦难和碾压,同时又对蔡琰流落异邦、骨肉分离的个人不幸深深叹息。时代摧残了她,也玉成了她。蔡琰犹如一丛饱受时代风雨摧残却不甘飘零的“丁香”,以“女性难民”、“变态母亲”等多重身份,对女性的性灵不加任何矫饰和扭曲,以吾手写吾心的真诚,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沉挚深婉、独一无二的女性世界,构建起了中国女性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魏书六》,中华历史文库.北京: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1999,P174。
[2][3]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P84.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