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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村合作金融的“小井庄试验”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都是体制改革的主动之举，但前者不但没有取得后者的改革成效，却处在了生死两茫茫的尴尬境地。
李祖全原本是小井庄村小有名气的“能人”，但现在，他却成了“罪人”。
因为 “能办成大事”，李祖全在2005年12月当选为小井庄社区金融合作社主任。这是个由香港乐施会资助、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负责组织试施的项目，外界称之为“小井庄试验”。
2007年初，李祖全一次失败的投资，不仅使自己身负巨债，其领导的合作社也被置于停止运行甚至死亡的危机中。
意在探索农村金融内生机制成长的可能与路径，培育农民自我组织能力的“小井庄试验”，在近三年的试验中，它并没有完全按照试验组织者的设计发展，其间的改良和遭遇的危机引起人们对小额信贷普适性的思考。
动议
小井庄是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西端的一个行政村，在历史上，它早于凤阳小岗村一个月实行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小井庄试验”是由该村下辖的同名村民组实施。
40户，160人，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在肥西，小井庄村民组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我们选择小井庄，主要原因在于小井庄人改革创新的精神。”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何开荫说。
今年73岁的何开荫兼任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因为参与推行大包干全过程、较早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建议，而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2003年9月起，何开荫开始在小井庄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2005年3月启动的“小井庄试验”正是在他原先试验基础之上进行的。
关于试验的最初动议，还得从何开荫4年前的一次广西之行说起。
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举办活动庆祝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三农论坛”的活动，当时邀请参加的专家除何开荫外，还有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德元以及供职香港乐施会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
在论坛上，李昌平认为农民的组织管理能力较高，他还以自己在云南、贵州等地的考察实例来进行了说明。与会的张德元在听后发出了一个疑问，“你举的例子都在贫困山区，依靠农民自我组织解决了简单再生产问题，填饱了肚子，实际上是扶贫性质，即使运转很好，也无法证明具有普适的意义？换个地方行不行？”
这一问题引起了李昌平的兴趣，小额信贷不光在中国是这样，在印度、孟加拉等地也都在贫困地区。在这次碰头之后，选择一个并不贫困的地区进行试验便被提上日程。在何开荫、张德元等人的努力下，小井庄幸运地成为试验地。
运营
为了筹办合作社，2005年6月9日，张德元带着村民组里的“精英”、山南镇领导等一行七人登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此行的目的是学习云南农村金融互助合作组织的经验做法。
在云南禄劝县三天，张德元等人考察多个乡镇的合作组织。当地在资金管理上实行密码分开、民主选举合作组织负责人等经验做法后来都被移植。据参与这次考察的一位村民介绍，云南当地村民资金额度不大，每笔贷款数多在2000元左右，多的也不超过4000元，借贷则主要用于养鸡养牛或小商小贩的小本生意。
而小井庄则不同，所需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收购、运输工具购买或办厂等，资金需求额度较大。按照合作社章程规定，贷款户可以贷款2万，“做大生意的规矩村民”则可以两次贷款，共4万元。据了解，最小的一笔贷款是1.3万元，在村民看来，数额小的话“没有多大用处”。
实际上，正是这一不同造成了后来的危机。
2005年12月，小井庄金融合作互助组织正式运营。以3000元为一股，第一批共有23户村民参加，集资7.2万元（其中一户出了双股），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则配股15万元，资金总额22.2万元。
按照各户主议定章程，民主选举了由主任、会计各一名，监督员三名组成的五人管理小组。高中毕业、办过大米加工厂的李祖全是村里的 “能人”，在这次选举中，他被村民委以重任，当选为合作社主任。
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村民抱着怀疑的目光，观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而合作社贷款的低利息和方便性还是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动了心”。
在合作社内，所有贷款只需要五位管理人员一致同意，立刻就能拿到借款，7厘2的利息远比信用社的要低，最值得称道的是方便。“向信用社贷款很难，即使请客送礼，也不一定就能贷到。”一位村民抱怨说。
2006年，合作社在小井庄扎根，并深得人心，随后，又有十余位村民入股合作社，一度，合作社资金规模接近40万元。2006年底，村民每股分红145元，在这个时候，包括村民和试验组织者在内，谁也没有对 “小井庄试验”的未来产生过怀疑。
危机
小井庄的危机始于2007年初。
以李祖全为代表的几个农民 “精英”，投资近百万，合伙兴办了一个食用油加工厂，加工设备早已购买到位，但是由于缺少流动资金，工厂一直无法开工。而在办厂过程中，李祖全向合作社借贷4万元，由于工厂无法运转，已经到期的借贷迟迟未能归还。
作为合作社主任，李祖全的这一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其他贷款户也纷纷拒绝偿还到期的借款，一年多以来，合作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李祖全本人也成了“罪魁祸首”。
关于李祖全和另一位会计私分合作社资金的说法也在村里流传，一位村民告诉本报，通过同为社员的兄弟或亲戚担保，两人向合作社多次贷款，实际控制资金22万元，其中李祖全12万。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李祖全承认了12万一说，但绝无私分之念，他表示自己的责任一定会承担，如果油厂运转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社员间的矛盾也被激发。贷过款的社员默不作声，没有贷款的社员则有些愤怒，他们组织起来前往山南镇政府，要求镇领导干涉并解决此事。
远在省城合肥市区办公的张德元熟知小井庄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本报，之所以不愿意干预此事，就是希望农民能够自己解决，从而锻炼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也是试验的目的所在。
“当初做的时候，我就反复说不仅我要超脱，政府也要超脱。”张德元坦承，现在来看，不靠外界干预，恐怕村民一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山南镇一位副镇长和李祖全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李祖全说，农民的素质是有限的，今后要使合作社顺利运转，资金的所有权和监督权绝对不能下放到小井庄，必须放在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即使将来这笔资金赠送给小井庄，也不要说出来，否则就会被分掉。
李祖全的话颇有代表性，但是村民对外界干预管理的要求，并不是试验者所期望的，因为它正在背离实验的初衷。
得失
这一危机的出现，正好印证了张德元当初关于小额信贷普适性的担忧。张德元解释说，贫困地区生产简单，村民需求的资金规模小，这也就意味着市场风险较小，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则正好相反，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控制风险。
张德元举例说，在合作社的章程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即所有资金不能全部贷完，必须预留20%。张德元最初以为这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后来跟村民聊天中才得知，预留是为了怕有人急用钱，如果从合作社借不到钱，信誉何在？
“在面子和风险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面子，而不是风险。”张德元说。在张德元看来，合作社已经发生并且今后还要防范的问题不包括精英控制与民主管理的矛盾。
能人一上台，往往就会出现精英控制问题，李祖全就是一例。在村里，他是比较能干的人，大家都相信他干事不会错，所以有了这种思想，监督就容易出问题。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失败项目，也一再说明这是个棘手问题。
按照规划，试验的计划周期为两年，“希望通过两年的民主训练，可以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张德元说。然而危机的出现，也让试验的组织者不得不重新考量“小井庄试验”，民主训练的时间还会延长，那么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28日编辑：蔡文清）
点评：“小井庄试验”的设计和推动者，初衷也许是希望在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重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潮头之效。结果却只能直面生死难定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源，不仅仅在于政府层面农村金融政策的缺位，更突出地说明了在新经济条件下，农民的“革命性”日趋弱化，对复杂经济形态无力把握，很难再成为“主动”的改革者，而只能沦为新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或消极抵制者。
李祖全原本是小井庄村小有名气的“能人”，但现在，他却成了“罪人”。
因为 “能办成大事”，李祖全在2005年12月当选为小井庄社区金融合作社主任。这是个由香港乐施会资助、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负责组织试施的项目，外界称之为“小井庄试验”。
2007年初，李祖全一次失败的投资，不仅使自己身负巨债，其领导的合作社也被置于停止运行甚至死亡的危机中。
意在探索农村金融内生机制成长的可能与路径，培育农民自我组织能力的“小井庄试验”，在近三年的试验中，它并没有完全按照试验组织者的设计发展，其间的改良和遭遇的危机引起人们对小额信贷普适性的思考。
动议
小井庄是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西端的一个行政村，在历史上，它早于凤阳小岗村一个月实行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小井庄试验”是由该村下辖的同名村民组实施。
40户，160人，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在肥西，小井庄村民组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我们选择小井庄，主要原因在于小井庄人改革创新的精神。”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何开荫说。
今年73岁的何开荫兼任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因为参与推行大包干全过程、较早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建议，而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2003年9月起，何开荫开始在小井庄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2005年3月启动的“小井庄试验”正是在他原先试验基础之上进行的。
关于试验的最初动议，还得从何开荫4年前的一次广西之行说起。
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举办活动庆祝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三农论坛”的活动，当时邀请参加的专家除何开荫外，还有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德元以及供职香港乐施会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
在论坛上，李昌平认为农民的组织管理能力较高，他还以自己在云南、贵州等地的考察实例来进行了说明。与会的张德元在听后发出了一个疑问，“你举的例子都在贫困山区，依靠农民自我组织解决了简单再生产问题，填饱了肚子，实际上是扶贫性质，即使运转很好，也无法证明具有普适的意义？换个地方行不行？”
这一问题引起了李昌平的兴趣，小额信贷不光在中国是这样，在印度、孟加拉等地也都在贫困地区。在这次碰头之后，选择一个并不贫困的地区进行试验便被提上日程。在何开荫、张德元等人的努力下，小井庄幸运地成为试验地。
运营
为了筹办合作社，2005年6月9日，张德元带着村民组里的“精英”、山南镇领导等一行七人登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此行的目的是学习云南农村金融互助合作组织的经验做法。
在云南禄劝县三天，张德元等人考察多个乡镇的合作组织。当地在资金管理上实行密码分开、民主选举合作组织负责人等经验做法后来都被移植。据参与这次考察的一位村民介绍，云南当地村民资金额度不大，每笔贷款数多在2000元左右，多的也不超过4000元，借贷则主要用于养鸡养牛或小商小贩的小本生意。
而小井庄则不同，所需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收购、运输工具购买或办厂等，资金需求额度较大。按照合作社章程规定，贷款户可以贷款2万，“做大生意的规矩村民”则可以两次贷款，共4万元。据了解，最小的一笔贷款是1.3万元，在村民看来，数额小的话“没有多大用处”。
实际上，正是这一不同造成了后来的危机。
2005年12月，小井庄金融合作互助组织正式运营。以3000元为一股，第一批共有23户村民参加，集资7.2万元（其中一户出了双股），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则配股15万元，资金总额22.2万元。
按照各户主议定章程，民主选举了由主任、会计各一名，监督员三名组成的五人管理小组。高中毕业、办过大米加工厂的李祖全是村里的 “能人”，在这次选举中，他被村民委以重任，当选为合作社主任。
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村民抱着怀疑的目光，观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而合作社贷款的低利息和方便性还是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动了心”。
在合作社内，所有贷款只需要五位管理人员一致同意，立刻就能拿到借款，7厘2的利息远比信用社的要低，最值得称道的是方便。“向信用社贷款很难，即使请客送礼，也不一定就能贷到。”一位村民抱怨说。
2006年，合作社在小井庄扎根，并深得人心，随后，又有十余位村民入股合作社，一度，合作社资金规模接近40万元。2006年底，村民每股分红145元，在这个时候，包括村民和试验组织者在内，谁也没有对 “小井庄试验”的未来产生过怀疑。
危机
小井庄的危机始于2007年初。
以李祖全为代表的几个农民 “精英”，投资近百万，合伙兴办了一个食用油加工厂，加工设备早已购买到位，但是由于缺少流动资金，工厂一直无法开工。而在办厂过程中，李祖全向合作社借贷4万元，由于工厂无法运转，已经到期的借贷迟迟未能归还。
作为合作社主任，李祖全的这一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其他贷款户也纷纷拒绝偿还到期的借款，一年多以来，合作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李祖全本人也成了“罪魁祸首”。
关于李祖全和另一位会计私分合作社资金的说法也在村里流传，一位村民告诉本报，通过同为社员的兄弟或亲戚担保，两人向合作社多次贷款，实际控制资金22万元，其中李祖全12万。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李祖全承认了12万一说，但绝无私分之念，他表示自己的责任一定会承担，如果油厂运转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社员间的矛盾也被激发。贷过款的社员默不作声，没有贷款的社员则有些愤怒，他们组织起来前往山南镇政府，要求镇领导干涉并解决此事。
远在省城合肥市区办公的张德元熟知小井庄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本报，之所以不愿意干预此事，就是希望农民能够自己解决，从而锻炼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也是试验的目的所在。
“当初做的时候，我就反复说不仅我要超脱，政府也要超脱。”张德元坦承，现在来看，不靠外界干预，恐怕村民一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山南镇一位副镇长和李祖全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李祖全说，农民的素质是有限的，今后要使合作社顺利运转，资金的所有权和监督权绝对不能下放到小井庄，必须放在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即使将来这笔资金赠送给小井庄，也不要说出来，否则就会被分掉。
李祖全的话颇有代表性，但是村民对外界干预管理的要求，并不是试验者所期望的，因为它正在背离实验的初衷。
得失
这一危机的出现，正好印证了张德元当初关于小额信贷普适性的担忧。张德元解释说，贫困地区生产简单，村民需求的资金规模小，这也就意味着市场风险较小，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则正好相反，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控制风险。
张德元举例说，在合作社的章程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即所有资金不能全部贷完，必须预留20%。张德元最初以为这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后来跟村民聊天中才得知，预留是为了怕有人急用钱，如果从合作社借不到钱，信誉何在？
“在面子和风险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面子，而不是风险。”张德元说。在张德元看来，合作社已经发生并且今后还要防范的问题不包括精英控制与民主管理的矛盾。
能人一上台，往往就会出现精英控制问题，李祖全就是一例。在村里，他是比较能干的人，大家都相信他干事不会错，所以有了这种思想，监督就容易出问题。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失败项目，也一再说明这是个棘手问题。
按照规划，试验的计划周期为两年，“希望通过两年的民主训练，可以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张德元说。然而危机的出现，也让试验的组织者不得不重新考量“小井庄试验”，民主训练的时间还会延长，那么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28日编辑：蔡文清）
点评：“小井庄试验”的设计和推动者，初衷也许是希望在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重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潮头之效。结果却只能直面生死难定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源，不仅仅在于政府层面农村金融政策的缺位，更突出地说明了在新经济条件下，农民的“革命性”日趋弱化，对复杂经济形态无力把握，很难再成为“主动”的改革者，而只能沦为新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或消极抵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