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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晚近国内佛教音乐研究的概况，庄海玲曾撰文对2009—2013年国内佛教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笔者在此基础上，从佛教音乐的文化研究、类型研究、区域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社会功用研究五方面对2014年至今国内佛教音乐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资参考。
【关键词】佛教音乐；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国内佛教音乐研究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几个时期，其中，代表性的分期观点当为田青的“三个阶段”说。2005年，田青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一书中提出国内佛教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音乐学界个别有识之士“发现”和“初识”佛教音乐的学术价值及意义，是为第一阶段；40年代到50年代末，由于亚欣对山西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收集，带动了各地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佛教音乐的探索中，此为第二个阶段；“文革”期间，国内佛教音乐研究基本断裂，自20世纪80年代始，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佛曲选集资料，佛教音乐采风工作逐渐恢复，国内佛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也得以回温和有序开展，国内佛教音乐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
20世纪末，在我国台湾地区召开的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将佛教音乐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五年佛教音乐的研究正处于田青所说的第三阶段。在对近五年相关研究文献爬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研究者对佛教音乐个案的研究愈发重视，涌现出诸多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以研究著作、期刊论文及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呈现。
近年，佛教音乐的相关研究著作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佛教音乐文化文库”系列丛书。该丛书包括袁静芳所著的《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2012）、韩军所著的《五台山佛教音乐总论》（2012）、桑德诺瓦与巩海蒂编著的《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2013）、王宗葵编纂的《大相国寺音乐师传乐谱孤本》（2013）、土登彭措、嘉雍群培编写的《藏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2013）、杨秋悦所著的《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研究》（2014）、李春沐与王馗合著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2014）、周耘所著的《天宁梵呗研究》（2014）、嘉雍群培所著的《西藏本土文化、本土宗教——苯教音乐》（2014）、杨久盛编著的《辽宁千山佛教音乐》（2014）、代宏所著的《湖南南岳“幸运香火”法会音乐研究》（2016）、乌兰杰主编的《蒙古族佛教歌曲选》（2017）等。
巴蜀书社出版的“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也是一套极有影响力的宗教研究丛书。近年，该丛书所收录、出版的著作与佛教音乐研究有关的是陈芳所著的《重庆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与传承》（2017）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对“华岩腔”和华岩寺的佛教仪式音乐作了系统的概述和研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丛书”中，黄凌飞所著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16）将人类学与传统的佛教音乐研究相结合，为音乐研究者研究佛教音乐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格桑曲杰所著的《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2015）和由杨民康所著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2016）两本著作选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前者对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体系的系统模式进行了理论探索；后者则对中国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两本著作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由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王娅蕊、王辉编著《智化寺京音樂》（2015）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书中对智化寺京音乐的历史沿革、艺术特色、佛事功用、传承概况及抢救保护工作进行了阐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姚慧所著《京西民间佛事音乐及其保护研究-以张广泉乐社为个案》（2017）为“华林博士文库”丛书之一，作者以北京“张广泉乐社”为个案，对民间佛事音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并对京西佛事音乐的民间化、俗化问题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论述。
除此之外，近年来，国内还出版了一些佛教音乐曲谱汇编书籍。如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王小盾、何剑平、周广荣、王皓编著的《汉文佛经音乐史料类编》（2014）将分散在各部《大藏经》中的佛教音乐史料辑录并按14类编排，反映了原始佛教音乐的发生、传播及流变。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西林禅寺悟端法师主唱，狄其安撰文、整理、记谱的《中国汉传佛教常用梵呗》（2014）对中国汉传佛教中常用的梵呗曲谱进行了汇编，并对梵呗的唱词文体、音乐特色和思想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尼树仁编著的《大相国寺音乐及中州佛教音乐体系整理与研究》（2015）系统地概述了大相国寺的音乐发展情况，阐释了大相国寺音乐与古代音乐的关系，其出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编者还编著了《大相国寺音乐及相关佛曲的研究与编译》，本书对大相国寺音乐传统谱本与古今谱式进行译解，并对大相国寺佛教音乐及相关佛曲进行编译和汇编，分为简谱版和线谱版两种。
近年，国内出版的与佛教音乐相关的著作众多，以上整理难免挂一漏万，但因篇幅限制，且本文重点在于对近五年国内佛教音乐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进行梳理，故不再对相关著作做更多罗列和介绍。以下，本文将从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类型研究、区域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社会功用等五方面对近五年国内佛教音乐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刘江平在《试谈中国佛教音乐》一文中认为，佛教音乐的来源为外来音乐、宫廷音乐、民间乐曲和诗歌，其呈现形式主要以声乐和器乐为主。作者认为，佛教音乐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在于教化人心，其次在于可以培养虔诚的宗教感情，有助于推动佛事活动的进行。作者也发现，随着社会发展，佛教音乐不仅在唱词内容、作曲曲式、演唱技巧上逐步现代化，在乐器的配器方面也与之前不同。
关于佛教音乐是否随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问题，学界基本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西域广为流传的梵呗并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佛教音乐随着佛教一并东传入中国。在《中原佛教音乐的历史地位衍变与区域特征》和《中原佛教音乐研究的基本动态及问题分析》两篇文章中，作者刘英丽倾向于佛教东传入中国时，佛教音乐也一同传入，但相对于佛教义理在中国的传播，佛教音乐传播显得甚为缓慢和困难。作者还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中原佛教音乐的概念加以界定。此外，作者还认为，中原佛教音乐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90年代的发端阶段及90年代至今的发展阶段。时至目前，中原佛教研究还存在着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研究年代过于分散、研究队伍建设不足和发展创新没有引起重视等一系列的问题。 贾茹在《佛教音乐与礼乐中国》一文中认为，佛教音乐因产生于重视心口相传的印度社会中，所以，饱含着神圣性和仪式性。佛教音乐包含了礼乐的特征，两者的核心要求都在于规范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完善人们的内在修养，达到社会等级有序、安定和谐的目标。但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佛教音乐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逐渐消失，呈现出兼容性和世俗性的特征。
汤仕普在《东汉佛典中的原始佛教音乐》一文中对东汉佛典所展现的佛教音乐概况进行了阐述。根据不同场合的使用情况，东汉佛典中的佛教音乐可分为“供养音乐”“宮廷音乐”和“仪仗音乐”。音乐是佛教借以宣传教义教理的重要工具，所以佛教非常重视音乐的功用。佛教对佛教音乐既注重利用，但又有所限制，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由于佛教对音乐存在“佛法音声”和“俗世乐舞”的区别。
孙云在《音声还是音乐——对当下“佛教音乐”惯称的重新定位》一文中表述“诵经、说法与伎乐供养构建了佛教音声三大体系，由于僧尼音乐戒律，早期伎乐供养实为俗人供佛的音乐行为，与僧尼诵经、说法‘非乐行为’有着本质不同。”作者还从世俗中的音声和佛教中的音声两个方面对释、俗社会中的音声进行说明，并列举了部分关于“音声”的文献。此外，作者对僧尼禁乐和早期死人伎乐供养也做了详尽的研究。对于佛教音乐的定位，作者认为，如果不加以区分地用“佛教音乐”代指佛教音声，会有以偏概全之嫌。
由荐田治子所著，拇尾亮子所译的《说唱音乐“平家”与佛教音乐“讲式”》一文将说唱音乐和佛教音乐相结合比较所作。文章中介绍了“平家”与佛教音乐的关系，将“平家”和日本一种独特的佛教说唱音乐——“讲式”的音乐进行了比较，《平家物语》的音乐就是采用了“讲式”的音乐形式并将其发展而形成的。这种比较研究，拓宽了佛教音乐的艺术范畴，也深化了佛教音乐的文化价值。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佛教音乐在各个阶层得以流播，风格也逐渐走向多元化。贠婧、白露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初探》一文中分析了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兴盛的原因及这一时期佛教音乐的发展与传播概况。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纷争不断，政治紊乱，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为求生存而不断迁移，从而使得各民族之间交流增多，文化上呈现出开放、融合的特点，这为佛教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也是佛教音乐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佛教与魏晋玄学的结合以及外来乐器的流入和对中国民族乐器的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音乐逐渐走向多元化，也为佛教音乐的繁荣发展提供重要条件。
二、佛教音乐类型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传播的时间、路径、地区和民族文化、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佛教系统，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国内学界对佛教音乐的类型研究也基本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汉传佛教音乐
田联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少数藏传佛教寺院中尚保存并使用着汉传佛教的宗教器乐，但此类寺院乐器在藏区寺院流传并不普遍，仅存在于个别的寺院。对于这种现象，田联韬在《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分别列举了五个藏传佛教寺院所保存的汉传佛教音乐，并以诸多曲谱、乐器和仪式活动的照片进行佐证说明。作者发现，这些寺院存在的汉传佛教器乐，虽已融入藏传佛教寺院生活，成为寺院仪式活动中的文化元素之一，但大多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与藏传佛教传统的寺院仪式性音乐之间仍有着比较明显的界限。
王鑫沂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汉传佛教音乐东流日本之唐密梵呗真言宗“声明”文化研究》一文中对汉传佛教音乐体系中的“唐密——真言宗”派进行说明和论述，阐述了佛教音乐与唐密梵呗、唐密梵呗东流日本的重要流派——真言宗“声明”之南山进流、真言宗南山进流“声明”之音乐形态和真言宗“声明”在唐密仪式仪轨中的应用。作者通过这几个方面对唐密梵呗文化，尤其是“唐密——真言宗”派进行重点论述，对其历史发展、宗脉流派、主要类别等方面的研究，阐述唐密文化的精髓。
胡暐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汉传佛乐“十方腔”研究——以中国大陆几个代表性寺庙仪式音乐为例》中以“十方腔”形态研究为重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音乐风格、历史传播情况及传承教育特征。作者在整合相关僧人的口头叙述以及学者对此问题的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推出汉传佛教仪式音乐中可能存在“十方腔”的旋律系统，并以三个相距较远的十方丛林的主要唱腔做完整的对比和分析，客观地论证“十方腔”系统的存在状态。作者还对不同的唱腔做形态分析和形成原因解释，并结合传唱人的学习经历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除此之外，作者还对“十方腔”的个性特点、传播特点、传承体系特点及对学校教育的启示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藏传佛教音乐
清政府推崇藏传佛教以巩固蒙藏统治，因此，藏传佛教在清代的统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音乐形式和艺僧管理模式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和长远发展。郭荣隆、彭晶在《清代藏传佛教音乐的艺术特征考究》一文中着重对清代藏传佛教音乐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清代藏传佛教音乐主要分为诵经音乐、礼仪音乐和羌姆乐舞。清代藏传佛教音乐的歌舞表演仪式主要是来自蒙古藏传佛教的表演形式，并对清代藏传佛教的艺僧培养制度进行了考察。
聂一波在《文化共生视域下藏传佛教音乐风格简析》一文中从文化共生视域的大背景下，对藏传佛教音乐的调式风格和节奏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关于调式风格，作者认为，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是藏传佛教音乐在调式上最主要的特征；在节奏特征方面，歌曲大多采用3/4拍，歌词简洁易懂，节奏轻快分明，唱起来朗朗上口；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节奏感强、歌词简单易懂的音乐作品更有利于听众掌握歌曲旋律，并且节奏感强的音乐作品更加具备号召力。在文化共生视域下，作者认为，藏传佛教音乐传入到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时，会在原型态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文化系统发生变化，显示出更多的变异性，蒙古藏传佛教音乐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形态体系。 阿旺桑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藏传佛教宁玛派敏竹林寺仪轨音乐史研究》中，以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敏竹林寺为例，论述了敏竹林寺仪轨音乐的历史、部分乐谱历史、乐器历史以及演奏方法。作者介绍了宁玛派的起源与敏竹林寺的历史及敏竹林寺一年中所有宗教仪式的具体仪轨进行，阐述了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顿”“耷”“央”与宁玛派的文献记载中“词格儿”“阿格儿”“东格儿”三种诵经方式的共通之处。该论文通过大量的史实和传说，对敏竹林寺宗教仪轨音乐的历史进行了阐述。作者还对羌姆舞的历史进行了综合性的概括，并对敏竹林寺宁玛派宗教仪轨中的羌姆舞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蘇敦的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兴安盟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音乐调查研究》亮点在于“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融入当中，结合田野调查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资料作为基础材料，从音乐分析角度出发，在葛根庙仪式过程的整体背景下，来研究葛根庙仪式音乐的具体内容，分析音乐本体，总结音乐特征。”在文中，作者阐述了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的历史文化沿革，包括葛根庙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状、藏传佛教传入兴安盟地区和藏传佛教在葛根庙的历史沿革、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音乐的形态结构，包括诵经仪式音乐的形态特征和查玛仪式的形态特征，并对葛根庙甘珠尔法会的音乐进行实录。
（三）南传佛教音乐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源于东南亚，传入中国云南之后，逐步调整和适应各地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吸收与融合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步本土化、民族化，体现了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
田玉玲在《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生态解析》一文中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个方面对中国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解析。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区内信仰南传佛教的各民族信众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一定差异，这些因素对当地南传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当地南传佛教音乐风格的形成。各地各民族的南传佛教艺术包括音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传入之前的一些基本风格，又融入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直接促成了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多样化和民族性风格的形成。
杨民康在《鼓乐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一文中对云南与周边地区的鼓乐文化进行研究和梳理，作者发现，云南与周边地区属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传统的鼓乐活动都以佛教节庆仪式为基本表演场合。作者对鼓乐的性质、分类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整理，对寺院大鼓的分布及其表演空间进行了阐释，对象脚鼓、蜂桶鼓的分布及其表演空间进行了研究，对编鼓、编锣的分布及其表演空间进行了梳理。作者发现，现在的鼓乐仪式其展演情况已经不限于过去以佛教节庆为主的传统场域和既定的时间范围，不仅走出了信仰南传佛教诸民族的宗教节庆活动，进入了其他阶层和团体的文化活动场合，在活动范围上从白己原有的城乡表演区域向其他民族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各族传统乐器、乐队和器乐已经不仅仅作为宗教或民俗产品使用，而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娱乐工具、文化商品、政治宣传品所特有的各种文化象征意义及殊异的艺术风格色彩，从而体现出较多在“本真性”传统文化基础上“解构”和“建构”的后现代文化特点。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和“跨族群一地域音乐比较研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互补、互渗的两个相关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研究中，国外学者偏重于东南亚国家的局部性研究和比较，中国学者则注重考察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关系。杨民康在《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一文中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方面针对云南及云南周边的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关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作者认为有三个层次以及研究范围：地域性——原生文化层、区域性——次生文化层及整体性——再生文化层。
黄凌飞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音乐研究的两种范式——<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与<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之议》一文中针对《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与《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这两部著作进行学术梳理，试图改变以往学术研究的单一性，拓展学界对于宗教音乐写作的观念，探寻作为云南本土学者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研究及书写“家门口的田野”，在“历时”与“共时”的境域中拓展云南民族传统音乐研究的空间。
三、佛教音乐区域研究
对地区性佛教音乐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兴盛，主要集中于对国内著名名山名寺佛教音乐的研究。
九华山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历经千年传承，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定的九华山文化现象，影响着九华山佛教音乐的传承。李一卉在《佛教文化视域下探究九华山佛教音乐的艺术特征》一文中就九华山佛教文化形成的背景与各种音乐形式展开调查分析，在佛教文化的视域下探究其音乐的艺术特征。辛思洁在《九华山庙会音乐探析》一文中对九华山庙会进行田野调查，对庙会音乐进行梳理探析，总结庙会音乐的特点，对九华山庙会音乐进行初步探究。作者认为，如今的九华山庙会音乐既有数代延续经久不衰的传世经典，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满足了不同年龄和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
庐山东林寺是汉传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发祥地，对发扬汉传佛教净土宗具有重大意义。龙朝明在《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源流考辨》一文中以东林寺佛教净宗音乐为对象，考察东林寺佛教音乐的源流关系及其发展经络，作者认为，东林寺佛教净宗音乐经历了东晋至南北朝时的借鉴期、隋唐至宋时的汉化期、元明清三代的延续期、民国以来至今的稳定期四个历史分期。张红英在《探究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的源流》一文中也将东林寺佛教音乐的衍变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深入分析了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存在的共生关系和密切联系。
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它的佛事、法事活动非常频繁，因此，伴随而来的佛教音乐形式也异常丰富。曾筱雅在《漫谈峨眉山佛教音乐》一文中记述了峨眉山佛教音乐的形式和特点，以及峨眉山的佛事、法事活动中所须严格按照的法定仪轨，每一个步骤都有既定的程序。葛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峨眉山伏虎寺佛事音乐研究》中对峨眉山伏虎寺佛事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包括伏虎寺的概况来源以及传习、伏虎寺进行佛事时的音乐流程、佛事音乐的形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对伏虎寺佛教音乐的分类、旋律主题材料分析、确认核腔和法器的运用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与分析。此外，作者还对伏虎寺佛事音乐的功能及其当代意义，如传教功能、劝世教育功能和情感交流功能进行了论述。 夏红红在《南岳衡山佛教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一文中对南岳衡山佛教音乐形成背景、南岳衡山佛教音乐的概况、我国佛教音乐的地位以及南岳衡山宗教音乐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分析与研究。
丁雪雯在《五台山佛教音乐特点及其在青庙仪式中的运用》一文中对五台山青庙佛事活动中的音乐做了系统的概述，对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概括进行梳理，又对五台山青庙音乐本体，包括种类、调式、音阶、曲式等方面做了详细的研究。
林春菲、易亚辉在《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基本特征及当代价值》一文中分析了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基本特征，阐述了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当代价值。
贾冬在《对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中扛鼓源流的几点浅思》一文中从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手抄曲入手，对其记载的扛鼓与原始社会末期传说的《棡鼓之曲》之联系进行了分析，并与隋唐宫廷鼓吹乐棡鼓之渊源以及宋金辽宫廷音乐棡鼓发展衍变的概况进行了梳理，由此提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与古代宫廷音乐可能存在的姻亲关系。郑倩对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也做了研究整理，在《古都古寺，曼妙佛乐——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一文中，作者对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从历史概况、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三方面进行了阐述。
2014年以来的国内佛教音乐除对以上佛教名山名寺佛教音乐的研究之外，也有研究者对地区佛教音乐加以研究。如广府地区是汉传佛教海路传入中国的起始地，赵旭超在《广府佛教音乐探析》一文中对广府佛教音乐的歌词特征、旋律特征、旋律发展手法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列举了很多谱例，分析广府佛教音乐的音乐特点。
太原地区的佛教音乐属于中国佛教音乐中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五台山佛教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个传承点。傅晔在《浅析太原佛教音樂的艺术特征》一文中对山西佛教音乐中经文演唱的形式及特点、乐器及演奏特点、音阶特点、节奏特点、曲式结构特点五个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
彭琳媛在《河南漯河观音阁佛教音乐文化浅析》一文中以河南省漯河市观音阁佛教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观音阁法会流程、音乐形态和观音阁内新佛乐传播现状分析，对观音阁新佛乐的构成与传承的多元化进行深刻探讨。刘英丽在《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变迁》中，深入考察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并分析其兴衰更替的内在动因。
胡东辉在《铁岭圣水寺僧团对佛教音乐的创新》一文中对圣水寺乐团的建设、圣水寺佛教仪轨音乐形式的变革、圣水寺佛教仪礼活动音乐创作三个方面对圣水寺佛教音乐的创新进行梳理和研究，圣水寺僧团对佛教音乐的创新变相可以说是佛教音乐历史发展的延续，是符合佛教音乐发展规律的。
崔雅在《洋县佛教音乐探析》一文中介绍了陕西省洋县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对于洋县发展的影响，其次对于洋县佛教音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的阐述，然后介绍了洋县佛教音乐的艺术特色，最后分析了研究与发展洋县佛教音乐特殊意义。
刘斐在《音乐意境下的宜春佛教音乐之初探》中，从宜春佛教音乐的概况、佛教音乐的作用、佛教音乐中意境之感悟、如何感悟佛教音乐之意境四个方面研究音乐意境下的宜春佛教音乐。
朱慧娟在《佛教仪式音乐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对心理影响的价值挖掘——以宁波天童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为例》和《宁波天童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特点研究》两篇文章中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对天童寺瑜伽焰日仪式音乐的运用进行了详实的采录，详细了解了唱诵和器乐演奏是如何在瑜伽焰日仪式中穿插使用的；并以瑜伽焰日仪式音乐为例，阐述佛教音乐对信徒心理产生的积极作用。
云南茶马古道沿线迄今散布着汉传、南传、藏传佛教的诸多圣迹，和云峰在《由点到面——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地域流布、选点考察与文化特征》一文中对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进行了考察与调研。
颜婷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佛教仪式音乐30年间之演变及其传承研究——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为例》中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为标本，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阐述了在历史流变中佛教仪式音乐的形态特点、传承特点、教育传承特点以及对教育的启示等。作者认为，历史传承中仪式音乐的整体因素程度比较稳定，变迁因素更多是呈现出细小的、局部的，而这些细微的变迁因素反映了佛教音乐在社会文化的冲击之下的自我调节适应的状态。佛教仪式音乐之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韵味风格，其真正的原因是现代传承体系所形成的冲突，而佛教仪式音乐之所以可以延续上千年是因为它具有一套稳定完善的传承系统，具有特殊的教育传承特性。
陈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及传承研究》中论述了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文化的生存环境，对当代华岩寺佛教仪式的描述与记录；并以课诵、焰口两个典型仪式中的全部八十首乐曲作为音乐形态分析的目标，对华岩寺仪式唱腔风格的典型旋律片段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典型曲目进行了跨地域的比较研究。
颜芬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成都文殊禅院水陆法会仪式音乐及传承研究》中论述了成都文殊禅院水陆法会仪式音乐的文化渊源、生存现状、历史沿革及其音乐概况，还对法会仪式以及音乐活动做了全程实录，并对音乐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进一步对仪式音乐唱腔进行全面深入的音乐形态学研究，对其文化属性进行阐述分析。
关于个案的佛教音乐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还有赵旋的《塔尔寺花架音乐研究》，作者系统地阐述了塔尔寺特有的花架音乐的渊源以及历史脉络，论述了花架音乐的形态和功能，对花架音乐的音乐本体做了细致的研究。刘璐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博山正觉寺佛事音乐研究》中以山东博山正觉寺佛事音乐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佛教音乐对于发展山东地区传统音乐的重要性，论述山东地区佛教音乐研究的意义。任静在《乌拉特中旗席热庙佛教音乐文化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以“微观”来展现“宏观”，考察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演化历程以及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刘默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研究》一文中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概述以及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的人文地理环境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并对实录的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的形态和内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的功能以及文化特征。袁金楠在《河北省定州市佛光寺佛教音乐研究》一文中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佛光寺佛教音乐的历史、音乐形态、发展情况和保护传承这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审视佛教音乐形式外的民俗特点和文化特征。李佳宸赴山西长子县对佛教丧葬仪式中“观灯”仪式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录制采访，在《长子佛教丧葬仪式音乐初探》一文中作者梳理并描述了该仪式的流程，并结合仪式中的一些现象作了简要论述，对佛教仪式音乐和民间仪式音乐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37]胡东辉.铁岭圣水寺僧团对佛教音乐的创新[J].人民音乐，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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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正阳（1998-），女，河北省邯郸市人，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
【关键词】佛教音乐；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国内佛教音乐研究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几个时期，其中，代表性的分期观点当为田青的“三个阶段”说。2005年，田青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一书中提出国内佛教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音乐学界个别有识之士“发现”和“初识”佛教音乐的学术价值及意义，是为第一阶段；40年代到50年代末，由于亚欣对山西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收集，带动了各地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佛教音乐的探索中，此为第二个阶段；“文革”期间，国内佛教音乐研究基本断裂，自20世纪80年代始，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佛曲选集资料，佛教音乐采风工作逐渐恢复，国内佛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也得以回温和有序开展，国内佛教音乐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
20世纪末，在我国台湾地区召开的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将佛教音乐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五年佛教音乐的研究正处于田青所说的第三阶段。在对近五年相关研究文献爬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研究者对佛教音乐个案的研究愈发重视，涌现出诸多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以研究著作、期刊论文及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呈现。
近年，佛教音乐的相关研究著作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佛教音乐文化文库”系列丛书。该丛书包括袁静芳所著的《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2012）、韩军所著的《五台山佛教音乐总论》（2012）、桑德诺瓦与巩海蒂编著的《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2013）、王宗葵编纂的《大相国寺音乐师传乐谱孤本》（2013）、土登彭措、嘉雍群培编写的《藏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2013）、杨秋悦所著的《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研究》（2014）、李春沐与王馗合著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2014）、周耘所著的《天宁梵呗研究》（2014）、嘉雍群培所著的《西藏本土文化、本土宗教——苯教音乐》（2014）、杨久盛编著的《辽宁千山佛教音乐》（2014）、代宏所著的《湖南南岳“幸运香火”法会音乐研究》（2016）、乌兰杰主编的《蒙古族佛教歌曲选》（2017）等。
巴蜀书社出版的“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也是一套极有影响力的宗教研究丛书。近年，该丛书所收录、出版的著作与佛教音乐研究有关的是陈芳所著的《重庆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与传承》（2017）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对“华岩腔”和华岩寺的佛教仪式音乐作了系统的概述和研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丛书”中，黄凌飞所著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16）将人类学与传统的佛教音乐研究相结合，为音乐研究者研究佛教音乐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格桑曲杰所著的《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2015）和由杨民康所著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2016）两本著作选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前者对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体系的系统模式进行了理论探索；后者则对中国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两本著作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由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王娅蕊、王辉编著《智化寺京音樂》（2015）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书中对智化寺京音乐的历史沿革、艺术特色、佛事功用、传承概况及抢救保护工作进行了阐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姚慧所著《京西民间佛事音乐及其保护研究-以张广泉乐社为个案》（2017）为“华林博士文库”丛书之一，作者以北京“张广泉乐社”为个案，对民间佛事音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并对京西佛事音乐的民间化、俗化问题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论述。
除此之外，近年来，国内还出版了一些佛教音乐曲谱汇编书籍。如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王小盾、何剑平、周广荣、王皓编著的《汉文佛经音乐史料类编》（2014）将分散在各部《大藏经》中的佛教音乐史料辑录并按14类编排，反映了原始佛教音乐的发生、传播及流变。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西林禅寺悟端法师主唱，狄其安撰文、整理、记谱的《中国汉传佛教常用梵呗》（2014）对中国汉传佛教中常用的梵呗曲谱进行了汇编，并对梵呗的唱词文体、音乐特色和思想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尼树仁编著的《大相国寺音乐及中州佛教音乐体系整理与研究》（2015）系统地概述了大相国寺的音乐发展情况，阐释了大相国寺音乐与古代音乐的关系，其出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编者还编著了《大相国寺音乐及相关佛曲的研究与编译》，本书对大相国寺音乐传统谱本与古今谱式进行译解，并对大相国寺佛教音乐及相关佛曲进行编译和汇编，分为简谱版和线谱版两种。
近年，国内出版的与佛教音乐相关的著作众多，以上整理难免挂一漏万，但因篇幅限制，且本文重点在于对近五年国内佛教音乐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进行梳理，故不再对相关著作做更多罗列和介绍。以下，本文将从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类型研究、区域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社会功用等五方面对近五年国内佛教音乐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刘江平在《试谈中国佛教音乐》一文中认为，佛教音乐的来源为外来音乐、宫廷音乐、民间乐曲和诗歌，其呈现形式主要以声乐和器乐为主。作者认为，佛教音乐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在于教化人心，其次在于可以培养虔诚的宗教感情，有助于推动佛事活动的进行。作者也发现，随着社会发展，佛教音乐不仅在唱词内容、作曲曲式、演唱技巧上逐步现代化，在乐器的配器方面也与之前不同。
关于佛教音乐是否随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问题，学界基本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西域广为流传的梵呗并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佛教音乐随着佛教一并东传入中国。在《中原佛教音乐的历史地位衍变与区域特征》和《中原佛教音乐研究的基本动态及问题分析》两篇文章中，作者刘英丽倾向于佛教东传入中国时，佛教音乐也一同传入，但相对于佛教义理在中国的传播，佛教音乐传播显得甚为缓慢和困难。作者还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中原佛教音乐的概念加以界定。此外，作者还认为，中原佛教音乐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90年代的发端阶段及90年代至今的发展阶段。时至目前，中原佛教研究还存在着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研究年代过于分散、研究队伍建设不足和发展创新没有引起重视等一系列的问题。 贾茹在《佛教音乐与礼乐中国》一文中认为，佛教音乐因产生于重视心口相传的印度社会中，所以，饱含着神圣性和仪式性。佛教音乐包含了礼乐的特征，两者的核心要求都在于规范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完善人们的内在修养，达到社会等级有序、安定和谐的目标。但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佛教音乐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逐渐消失，呈现出兼容性和世俗性的特征。
汤仕普在《东汉佛典中的原始佛教音乐》一文中对东汉佛典所展现的佛教音乐概况进行了阐述。根据不同场合的使用情况，东汉佛典中的佛教音乐可分为“供养音乐”“宮廷音乐”和“仪仗音乐”。音乐是佛教借以宣传教义教理的重要工具，所以佛教非常重视音乐的功用。佛教对佛教音乐既注重利用，但又有所限制，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由于佛教对音乐存在“佛法音声”和“俗世乐舞”的区别。
孙云在《音声还是音乐——对当下“佛教音乐”惯称的重新定位》一文中表述“诵经、说法与伎乐供养构建了佛教音声三大体系，由于僧尼音乐戒律，早期伎乐供养实为俗人供佛的音乐行为，与僧尼诵经、说法‘非乐行为’有着本质不同。”作者还从世俗中的音声和佛教中的音声两个方面对释、俗社会中的音声进行说明，并列举了部分关于“音声”的文献。此外，作者对僧尼禁乐和早期死人伎乐供养也做了详尽的研究。对于佛教音乐的定位，作者认为，如果不加以区分地用“佛教音乐”代指佛教音声，会有以偏概全之嫌。
由荐田治子所著，拇尾亮子所译的《说唱音乐“平家”与佛教音乐“讲式”》一文将说唱音乐和佛教音乐相结合比较所作。文章中介绍了“平家”与佛教音乐的关系，将“平家”和日本一种独特的佛教说唱音乐——“讲式”的音乐进行了比较，《平家物语》的音乐就是采用了“讲式”的音乐形式并将其发展而形成的。这种比较研究，拓宽了佛教音乐的艺术范畴，也深化了佛教音乐的文化价值。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佛教音乐在各个阶层得以流播，风格也逐渐走向多元化。贠婧、白露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初探》一文中分析了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兴盛的原因及这一时期佛教音乐的发展与传播概况。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纷争不断，政治紊乱，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为求生存而不断迁移，从而使得各民族之间交流增多，文化上呈现出开放、融合的特点，这为佛教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也是佛教音乐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佛教与魏晋玄学的结合以及外来乐器的流入和对中国民族乐器的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音乐逐渐走向多元化，也为佛教音乐的繁荣发展提供重要条件。
二、佛教音乐类型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传播的时间、路径、地区和民族文化、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佛教系统，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国内学界对佛教音乐的类型研究也基本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汉传佛教音乐
田联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少数藏传佛教寺院中尚保存并使用着汉传佛教的宗教器乐，但此类寺院乐器在藏区寺院流传并不普遍，仅存在于个别的寺院。对于这种现象，田联韬在《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分别列举了五个藏传佛教寺院所保存的汉传佛教音乐，并以诸多曲谱、乐器和仪式活动的照片进行佐证说明。作者发现，这些寺院存在的汉传佛教器乐，虽已融入藏传佛教寺院生活，成为寺院仪式活动中的文化元素之一，但大多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与藏传佛教传统的寺院仪式性音乐之间仍有着比较明显的界限。
王鑫沂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汉传佛教音乐东流日本之唐密梵呗真言宗“声明”文化研究》一文中对汉传佛教音乐体系中的“唐密——真言宗”派进行说明和论述，阐述了佛教音乐与唐密梵呗、唐密梵呗东流日本的重要流派——真言宗“声明”之南山进流、真言宗南山进流“声明”之音乐形态和真言宗“声明”在唐密仪式仪轨中的应用。作者通过这几个方面对唐密梵呗文化，尤其是“唐密——真言宗”派进行重点论述，对其历史发展、宗脉流派、主要类别等方面的研究，阐述唐密文化的精髓。
胡暐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汉传佛乐“十方腔”研究——以中国大陆几个代表性寺庙仪式音乐为例》中以“十方腔”形态研究为重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音乐风格、历史传播情况及传承教育特征。作者在整合相关僧人的口头叙述以及学者对此问题的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推出汉传佛教仪式音乐中可能存在“十方腔”的旋律系统，并以三个相距较远的十方丛林的主要唱腔做完整的对比和分析，客观地论证“十方腔”系统的存在状态。作者还对不同的唱腔做形态分析和形成原因解释，并结合传唱人的学习经历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除此之外，作者还对“十方腔”的个性特点、传播特点、传承体系特点及对学校教育的启示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藏传佛教音乐
清政府推崇藏传佛教以巩固蒙藏统治，因此，藏传佛教在清代的统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音乐形式和艺僧管理模式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和长远发展。郭荣隆、彭晶在《清代藏传佛教音乐的艺术特征考究》一文中着重对清代藏传佛教音乐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清代藏传佛教音乐主要分为诵经音乐、礼仪音乐和羌姆乐舞。清代藏传佛教音乐的歌舞表演仪式主要是来自蒙古藏传佛教的表演形式，并对清代藏传佛教的艺僧培养制度进行了考察。
聂一波在《文化共生视域下藏传佛教音乐风格简析》一文中从文化共生视域的大背景下，对藏传佛教音乐的调式风格和节奏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关于调式风格，作者认为，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是藏传佛教音乐在调式上最主要的特征；在节奏特征方面，歌曲大多采用3/4拍，歌词简洁易懂，节奏轻快分明，唱起来朗朗上口；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节奏感强、歌词简单易懂的音乐作品更有利于听众掌握歌曲旋律，并且节奏感强的音乐作品更加具备号召力。在文化共生视域下，作者认为，藏传佛教音乐传入到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时，会在原型态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文化系统发生变化，显示出更多的变异性，蒙古藏传佛教音乐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形态体系。 阿旺桑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藏传佛教宁玛派敏竹林寺仪轨音乐史研究》中，以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敏竹林寺为例，论述了敏竹林寺仪轨音乐的历史、部分乐谱历史、乐器历史以及演奏方法。作者介绍了宁玛派的起源与敏竹林寺的历史及敏竹林寺一年中所有宗教仪式的具体仪轨进行，阐述了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顿”“耷”“央”与宁玛派的文献记载中“词格儿”“阿格儿”“东格儿”三种诵经方式的共通之处。该论文通过大量的史实和传说，对敏竹林寺宗教仪轨音乐的历史进行了阐述。作者还对羌姆舞的历史进行了综合性的概括，并对敏竹林寺宁玛派宗教仪轨中的羌姆舞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蘇敦的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兴安盟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音乐调查研究》亮点在于“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融入当中，结合田野调查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资料作为基础材料，从音乐分析角度出发，在葛根庙仪式过程的整体背景下，来研究葛根庙仪式音乐的具体内容，分析音乐本体，总结音乐特征。”在文中，作者阐述了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的历史文化沿革，包括葛根庙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状、藏传佛教传入兴安盟地区和藏传佛教在葛根庙的历史沿革、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音乐的形态结构，包括诵经仪式音乐的形态特征和查玛仪式的形态特征，并对葛根庙甘珠尔法会的音乐进行实录。
（三）南传佛教音乐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源于东南亚，传入中国云南之后，逐步调整和适应各地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吸收与融合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步本土化、民族化，体现了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
田玉玲在《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生态解析》一文中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个方面对中国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解析。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区内信仰南传佛教的各民族信众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一定差异，这些因素对当地南传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当地南传佛教音乐风格的形成。各地各民族的南传佛教艺术包括音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传入之前的一些基本风格，又融入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直接促成了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多样化和民族性风格的形成。
杨民康在《鼓乐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一文中对云南与周边地区的鼓乐文化进行研究和梳理，作者发现，云南与周边地区属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传统的鼓乐活动都以佛教节庆仪式为基本表演场合。作者对鼓乐的性质、分类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整理，对寺院大鼓的分布及其表演空间进行了阐释，对象脚鼓、蜂桶鼓的分布及其表演空间进行了研究，对编鼓、编锣的分布及其表演空间进行了梳理。作者发现，现在的鼓乐仪式其展演情况已经不限于过去以佛教节庆为主的传统场域和既定的时间范围，不仅走出了信仰南传佛教诸民族的宗教节庆活动，进入了其他阶层和团体的文化活动场合，在活动范围上从白己原有的城乡表演区域向其他民族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各族传统乐器、乐队和器乐已经不仅仅作为宗教或民俗产品使用，而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娱乐工具、文化商品、政治宣传品所特有的各种文化象征意义及殊异的艺术风格色彩，从而体现出较多在“本真性”传统文化基础上“解构”和“建构”的后现代文化特点。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和“跨族群一地域音乐比较研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互补、互渗的两个相关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研究中，国外学者偏重于东南亚国家的局部性研究和比较，中国学者则注重考察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关系。杨民康在《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一文中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方面针对云南及云南周边的南传佛教音乐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关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作者认为有三个层次以及研究范围：地域性——原生文化层、区域性——次生文化层及整体性——再生文化层。
黄凌飞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音乐研究的两种范式——<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与<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之议》一文中针对《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与《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这两部著作进行学术梳理，试图改变以往学术研究的单一性，拓展学界对于宗教音乐写作的观念，探寻作为云南本土学者该以何种姿态去面对、研究及书写“家门口的田野”，在“历时”与“共时”的境域中拓展云南民族传统音乐研究的空间。
三、佛教音乐区域研究
对地区性佛教音乐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兴盛，主要集中于对国内著名名山名寺佛教音乐的研究。
九华山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历经千年传承，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定的九华山文化现象，影响着九华山佛教音乐的传承。李一卉在《佛教文化视域下探究九华山佛教音乐的艺术特征》一文中就九华山佛教文化形成的背景与各种音乐形式展开调查分析，在佛教文化的视域下探究其音乐的艺术特征。辛思洁在《九华山庙会音乐探析》一文中对九华山庙会进行田野调查，对庙会音乐进行梳理探析，总结庙会音乐的特点，对九华山庙会音乐进行初步探究。作者认为，如今的九华山庙会音乐既有数代延续经久不衰的传世经典，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满足了不同年龄和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
庐山东林寺是汉传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发祥地，对发扬汉传佛教净土宗具有重大意义。龙朝明在《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源流考辨》一文中以东林寺佛教净宗音乐为对象，考察东林寺佛教音乐的源流关系及其发展经络，作者认为，东林寺佛教净宗音乐经历了东晋至南北朝时的借鉴期、隋唐至宋时的汉化期、元明清三代的延续期、民国以来至今的稳定期四个历史分期。张红英在《探究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的源流》一文中也将东林寺佛教音乐的衍变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深入分析了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存在的共生关系和密切联系。
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它的佛事、法事活动非常频繁，因此，伴随而来的佛教音乐形式也异常丰富。曾筱雅在《漫谈峨眉山佛教音乐》一文中记述了峨眉山佛教音乐的形式和特点，以及峨眉山的佛事、法事活动中所须严格按照的法定仪轨，每一个步骤都有既定的程序。葛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峨眉山伏虎寺佛事音乐研究》中对峨眉山伏虎寺佛事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包括伏虎寺的概况来源以及传习、伏虎寺进行佛事时的音乐流程、佛事音乐的形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对伏虎寺佛教音乐的分类、旋律主题材料分析、确认核腔和法器的运用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与分析。此外，作者还对伏虎寺佛事音乐的功能及其当代意义，如传教功能、劝世教育功能和情感交流功能进行了论述。 夏红红在《南岳衡山佛教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一文中对南岳衡山佛教音乐形成背景、南岳衡山佛教音乐的概况、我国佛教音乐的地位以及南岳衡山宗教音乐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分析与研究。
丁雪雯在《五台山佛教音乐特点及其在青庙仪式中的运用》一文中对五台山青庙佛事活动中的音乐做了系统的概述，对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概括进行梳理，又对五台山青庙音乐本体，包括种类、调式、音阶、曲式等方面做了详细的研究。
林春菲、易亚辉在《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基本特征及当代价值》一文中分析了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基本特征，阐述了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当代价值。
贾冬在《对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中扛鼓源流的几点浅思》一文中从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手抄曲入手，对其记载的扛鼓与原始社会末期传说的《棡鼓之曲》之联系进行了分析，并与隋唐宫廷鼓吹乐棡鼓之渊源以及宋金辽宫廷音乐棡鼓发展衍变的概况进行了梳理，由此提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与古代宫廷音乐可能存在的姻亲关系。郑倩对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也做了研究整理，在《古都古寺，曼妙佛乐——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一文中，作者对大相国寺佛教音乐从历史概况、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三方面进行了阐述。
2014年以来的国内佛教音乐除对以上佛教名山名寺佛教音乐的研究之外，也有研究者对地区佛教音乐加以研究。如广府地区是汉传佛教海路传入中国的起始地，赵旭超在《广府佛教音乐探析》一文中对广府佛教音乐的歌词特征、旋律特征、旋律发展手法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列举了很多谱例，分析广府佛教音乐的音乐特点。
太原地区的佛教音乐属于中国佛教音乐中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五台山佛教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个传承点。傅晔在《浅析太原佛教音樂的艺术特征》一文中对山西佛教音乐中经文演唱的形式及特点、乐器及演奏特点、音阶特点、节奏特点、曲式结构特点五个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
彭琳媛在《河南漯河观音阁佛教音乐文化浅析》一文中以河南省漯河市观音阁佛教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观音阁法会流程、音乐形态和观音阁内新佛乐传播现状分析，对观音阁新佛乐的构成与传承的多元化进行深刻探讨。刘英丽在《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变迁》中，深入考察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并分析其兴衰更替的内在动因。
胡东辉在《铁岭圣水寺僧团对佛教音乐的创新》一文中对圣水寺乐团的建设、圣水寺佛教仪轨音乐形式的变革、圣水寺佛教仪礼活动音乐创作三个方面对圣水寺佛教音乐的创新进行梳理和研究，圣水寺僧团对佛教音乐的创新变相可以说是佛教音乐历史发展的延续，是符合佛教音乐发展规律的。
崔雅在《洋县佛教音乐探析》一文中介绍了陕西省洋县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对于洋县发展的影响，其次对于洋县佛教音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的阐述，然后介绍了洋县佛教音乐的艺术特色，最后分析了研究与发展洋县佛教音乐特殊意义。
刘斐在《音乐意境下的宜春佛教音乐之初探》中，从宜春佛教音乐的概况、佛教音乐的作用、佛教音乐中意境之感悟、如何感悟佛教音乐之意境四个方面研究音乐意境下的宜春佛教音乐。
朱慧娟在《佛教仪式音乐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对心理影响的价值挖掘——以宁波天童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为例》和《宁波天童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特点研究》两篇文章中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对天童寺瑜伽焰日仪式音乐的运用进行了详实的采录，详细了解了唱诵和器乐演奏是如何在瑜伽焰日仪式中穿插使用的；并以瑜伽焰日仪式音乐为例，阐述佛教音乐对信徒心理产生的积极作用。
云南茶马古道沿线迄今散布着汉传、南传、藏传佛教的诸多圣迹，和云峰在《由点到面——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地域流布、选点考察与文化特征》一文中对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进行了考察与调研。
颜婷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佛教仪式音乐30年间之演变及其传承研究——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为例》中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为标本，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阐述了在历史流变中佛教仪式音乐的形态特点、传承特点、教育传承特点以及对教育的启示等。作者认为，历史传承中仪式音乐的整体因素程度比较稳定，变迁因素更多是呈现出细小的、局部的，而这些细微的变迁因素反映了佛教音乐在社会文化的冲击之下的自我调节适应的状态。佛教仪式音乐之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韵味风格，其真正的原因是现代传承体系所形成的冲突，而佛教仪式音乐之所以可以延续上千年是因为它具有一套稳定完善的传承系统，具有特殊的教育传承特性。
陈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及传承研究》中论述了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文化的生存环境，对当代华岩寺佛教仪式的描述与记录；并以课诵、焰口两个典型仪式中的全部八十首乐曲作为音乐形态分析的目标，对华岩寺仪式唱腔风格的典型旋律片段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典型曲目进行了跨地域的比较研究。
颜芬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成都文殊禅院水陆法会仪式音乐及传承研究》中论述了成都文殊禅院水陆法会仪式音乐的文化渊源、生存现状、历史沿革及其音乐概况，还对法会仪式以及音乐活动做了全程实录，并对音乐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进一步对仪式音乐唱腔进行全面深入的音乐形态学研究，对其文化属性进行阐述分析。
关于个案的佛教音乐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还有赵旋的《塔尔寺花架音乐研究》，作者系统地阐述了塔尔寺特有的花架音乐的渊源以及历史脉络，论述了花架音乐的形态和功能，对花架音乐的音乐本体做了细致的研究。刘璐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博山正觉寺佛事音乐研究》中以山东博山正觉寺佛事音乐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佛教音乐对于发展山东地区传统音乐的重要性，论述山东地区佛教音乐研究的意义。任静在《乌拉特中旗席热庙佛教音乐文化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以“微观”来展现“宏观”，考察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演化历程以及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刘默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研究》一文中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概述以及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的人文地理环境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并对实录的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的形态和内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富裕正洁寺仪式音乐的功能以及文化特征。袁金楠在《河北省定州市佛光寺佛教音乐研究》一文中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佛光寺佛教音乐的历史、音乐形态、发展情况和保护传承这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审视佛教音乐形式外的民俗特点和文化特征。李佳宸赴山西长子县对佛教丧葬仪式中“观灯”仪式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录制采访，在《长子佛教丧葬仪式音乐初探》一文中作者梳理并描述了该仪式的流程，并结合仪式中的一些现象作了简要论述，对佛教仪式音乐和民间仪式音乐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37]胡东辉.铁岭圣水寺僧团对佛教音乐的创新[J].人民音乐，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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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正阳（1998-），女，河北省邯郸市人，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