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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腐廉政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十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腐败的表现形式及特点、反腐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廉政建设的策略，对当前反腐廉政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腐败；廉政建设；综述
反腐廉政建设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不尽相同，导致了各国腐败成因的多样性和廉政建设的不同步性，但腐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痼疾，其社会危害性具有共通性。因此，反腐廉政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反腐廉政建设的研究现状
我国从建国伊始就开始重视反腐倡廉问题，但其时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之中，专门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具体的理论研究少，研究领域比较狭窄。1990年王沪宁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肇始，反腐研究群体才开始发育。随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加入反腐理论研究的行列，但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问题居多，针对我国国情的细化对策研究很少。
2000年，湖南省委组织部王明高等正式成立了“新世纪惩治腐败研究”课题组，并提出了包括金融实名制等一系列具体对策。同年10月，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的廉政研究学术机构——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成立。随后各地高校纷纷成立各种廉政研究中心，许多学校开设了廉政学相关研究方向专业。至此，反腐廉政建设队伍日益壮大，研究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
二、反腐廉政建设的研究内容
近十年来，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当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并积极投入到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中，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文章。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腐败产生的原因
学界大致有綜合因素论、制度缺陷论、成本——收益论、寻租致腐论等几种主要观点。
1.综合因素论。持此观点者普遍认为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多种因素，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失衡、权力监督缺位、制度建设缺失、腐朽思想泛滥、价值观念扭曲等方面。如张小平认为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法制不健全，权力运行不规范；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三是一些干部价值观取向错位、“官本位”思想大回潮是腐败滋生的思想原因。李海红指出封建余毒沉渣再度泛起是我国腐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经济体制转轨中权力监督的失效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西方的“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是腐败产生的诱因；我国的监督机关还不能发挥其作用，也是腐败产生的原因。李苏生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弊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缺位、法制缺失、人事任用制度缺陷等）、历史文化和思想（封建腐朽思想、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等）、心理（不良心理的产生）、“时间差”（反腐制度滞后于腐败行为）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
2.制度缺陷论。李瑾等指出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缺陷，是腐败现象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赵清城认为从实践上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不完善，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3.成本——收益论。李力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腐败行为的简单发生动机和边际发生概率，认为腐败的预期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大，被查处的风险越小，腐败行为越容易发生。徐向东等分析了腐败的收益与成本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而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取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
4.寻租致腐论。张文静探讨了寻租性腐败产生的成因：政府对企业的种种管制是其根本原因；监督体系不健全是其现实原因；经济利益驱动是其内在原因；信息不对称是其外在原因。
（二）关于腐败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诸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腐败形式多样化，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挪用公款等等不一而足；其特点是腐败领域不断扩大，腐败群体化倾向严重，腐败形式更加隐蔽繁杂，权力腐败尤为突出。辛宇指出5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三大变化，即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及虚拟货币形态转变；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陈焱光把20世纪9O年代以来的腐败现象概括为三个方面：①腐败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发展。②腐败分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③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呈现出区域化、国际化的倾向。谷宇等指出非传统腐败逐渐成为中国腐败的主流形式，炫耀性腐败势头日益上升。
（三）关于反腐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认为存在着反腐机制欠完整科学、制度和法规建设不健全、监督执行力度不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陈焱光指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机制存在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反腐败思想教育机制的空洞化；二是反腐败主要对象严重缺位，反腐败实践无效化；三是反腐败权力监督制约运行机制各自为政，梗阻严重；四是权利监督权力机制极端乏力、腐败分子有恃无恐；五是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未落实。管淮阐述了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存在制度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化，有些制度带有滞后性，制度执行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特别对于违反制度行为的惩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没有发挥制度的应有效力等问题和不足。李进宏等认为制度反腐当前还面临着公民制度意识薄弱、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四）关于反腐廉政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众学者注重研究如何发挥和加强思想教育、权力制约、制度保障、监督执行等机制方面的作用，主张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制度反腐建设、完善民主和法治体系、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反腐廉政。马义新等指出应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筑牢“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推进制度的根本性建设，构建“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强化监督的关键性功能，形成“不敢腐败”的监督防线来防治腐败。邵景均认为反腐必须着重抓好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风建设；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等工作。黄存金提出要不断探索廉政文化建设规律，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载体，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并借鉴世界各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以不断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张增田等认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加强权力分解制度建设、权力规范制度建设、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和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使权力的设置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合法化和透明化。林春逸指出新时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需要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必须创新各部门协调一致，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构建操作性强、效率高的反腐败机制（包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特别是选举制约机制、政务公开制度、廉政教育机制和官德监督机制的创新等）；创新反腐败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张书林提出引入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推进反腐廉政建设，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着力建立“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吴玉英认为应从完善网络舆论监控系统，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网络反腐立法，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等方面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
（五）关于行业反腐廉政建设
针对近年来各个行业腐败现象纷纷涌现的现状，有学者开始探讨腐败多发领域（如高校和国企）的反腐廉政建设问题，并结合行业特点提出了可行的措施与对策。宋影等指出高校应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做到各司其职；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投诉举报激励机制和保护举报人制度，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商业贿赂斗争；推进制度建设，重视机制创新，完善预防、惩治腐败体系，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陈修辉认为高校应当按照全面性、科学性、公开性、制衡性、惩戒性五项原则，建立包括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和反馈五种机制在内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最大限度防止因制度漏洞而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陈柏新针对建设领域具有权力大、涉及巨额经济利益、社会关注程度高的特点，提出通过严惩腐败犯罪、重视网络监督、强化行贿查询机制、完善招投标制度四项对策，以提高建设领域的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在反腐廉政建设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研究侧重于实践策略，主要集中在反腐廉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与对策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都运用描述性语言，根据自身理论水平，经验性地对问题进行研讨。同时，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尽管对腐败成因的研究较多，其中对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较为深入，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深入展开。二是多学科向度研究较少，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深入研究腐败产生根源的文章并不多。并且具体对策性研究日渐增多，而反腐廉政建设的规律性研究尚属薄弱。三是分散的、宽泛的治理措施研究较多，而如何构建反腐廉政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研究相对缺乏。四是反腐监督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有学者指出要加强反腐倡廉的教育和监督力度，但对于如何创建独立的监督机构，提高监督机关的权威；如何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和网络监督的作用还有待于继续开掘。五是侧重于研究反腐的事中监督和事后惩处机制，而事前预警和预防机制研究不多，并且如何建立反腐的预警机制体制，如何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加强反腐廉政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等较为匮乏。六是对新形势下涌现出的反腐廉政建设新方式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尽管廉政文化建设已经开始纳入研究的范畴，但是对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实际作用，如何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使其深入人心、人脑，建设一个清政廉洁的社会氛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网络反腐的兴起，利弊俱存，有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但如何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充分发挥其优势，克服其负面影响与不足，都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而腐朽思想也沉渣泛起，致使腐败现象高发的可能性增加。为了有效遏制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不断加深对腐败现状、腐败产生根源和反腐廉政建设对策的研究，尽快建立真正切实可行、惩防结合的反腐廉政机制和制度体系势在必行，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苏生.试析腐败的产生原因及治腐对策[J].理论探讨，2000，（6）.
[2]管淮.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2）.
[3]吴玉英.网络反腐：缘起、困境及对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5）.
[4]陳柏新.提高建设领域反腐倡廉成效的对策[J].建筑，2010，（3）.
作者简介：刘崇锦（1973-），男，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雪梅（1968-），女，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讲师。
关键词：腐败；廉政建设；综述
反腐廉政建设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不尽相同，导致了各国腐败成因的多样性和廉政建设的不同步性，但腐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痼疾，其社会危害性具有共通性。因此，反腐廉政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反腐廉政建设的研究现状
我国从建国伊始就开始重视反腐倡廉问题，但其时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之中，专门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具体的理论研究少，研究领域比较狭窄。1990年王沪宁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肇始，反腐研究群体才开始发育。随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加入反腐理论研究的行列，但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问题居多，针对我国国情的细化对策研究很少。
2000年，湖南省委组织部王明高等正式成立了“新世纪惩治腐败研究”课题组，并提出了包括金融实名制等一系列具体对策。同年10月，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的廉政研究学术机构——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成立。随后各地高校纷纷成立各种廉政研究中心，许多学校开设了廉政学相关研究方向专业。至此，反腐廉政建设队伍日益壮大，研究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
二、反腐廉政建设的研究内容
近十年来，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当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并积极投入到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中，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文章。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腐败产生的原因
学界大致有綜合因素论、制度缺陷论、成本——收益论、寻租致腐论等几种主要观点。
1.综合因素论。持此观点者普遍认为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多种因素，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失衡、权力监督缺位、制度建设缺失、腐朽思想泛滥、价值观念扭曲等方面。如张小平认为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法制不健全，权力运行不规范；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三是一些干部价值观取向错位、“官本位”思想大回潮是腐败滋生的思想原因。李海红指出封建余毒沉渣再度泛起是我国腐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经济体制转轨中权力监督的失效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西方的“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是腐败产生的诱因；我国的监督机关还不能发挥其作用，也是腐败产生的原因。李苏生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弊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缺位、法制缺失、人事任用制度缺陷等）、历史文化和思想（封建腐朽思想、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等）、心理（不良心理的产生）、“时间差”（反腐制度滞后于腐败行为）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
2.制度缺陷论。李瑾等指出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缺陷，是腐败现象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赵清城认为从实践上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不完善，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3.成本——收益论。李力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腐败行为的简单发生动机和边际发生概率，认为腐败的预期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大，被查处的风险越小，腐败行为越容易发生。徐向东等分析了腐败的收益与成本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而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取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
4.寻租致腐论。张文静探讨了寻租性腐败产生的成因：政府对企业的种种管制是其根本原因；监督体系不健全是其现实原因；经济利益驱动是其内在原因；信息不对称是其外在原因。
（二）关于腐败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诸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腐败形式多样化，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挪用公款等等不一而足；其特点是腐败领域不断扩大，腐败群体化倾向严重，腐败形式更加隐蔽繁杂，权力腐败尤为突出。辛宇指出5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三大变化，即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及虚拟货币形态转变；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陈焱光把20世纪9O年代以来的腐败现象概括为三个方面：①腐败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发展。②腐败分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③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呈现出区域化、国际化的倾向。谷宇等指出非传统腐败逐渐成为中国腐败的主流形式，炫耀性腐败势头日益上升。
（三）关于反腐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认为存在着反腐机制欠完整科学、制度和法规建设不健全、监督执行力度不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陈焱光指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机制存在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反腐败思想教育机制的空洞化；二是反腐败主要对象严重缺位，反腐败实践无效化；三是反腐败权力监督制约运行机制各自为政，梗阻严重；四是权利监督权力机制极端乏力、腐败分子有恃无恐；五是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未落实。管淮阐述了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存在制度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化，有些制度带有滞后性，制度执行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特别对于违反制度行为的惩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没有发挥制度的应有效力等问题和不足。李进宏等认为制度反腐当前还面临着公民制度意识薄弱、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四）关于反腐廉政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众学者注重研究如何发挥和加强思想教育、权力制约、制度保障、监督执行等机制方面的作用，主张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制度反腐建设、完善民主和法治体系、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反腐廉政。马义新等指出应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筑牢“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推进制度的根本性建设，构建“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强化监督的关键性功能，形成“不敢腐败”的监督防线来防治腐败。邵景均认为反腐必须着重抓好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风建设；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等工作。黄存金提出要不断探索廉政文化建设规律，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载体，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并借鉴世界各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以不断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张增田等认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加强权力分解制度建设、权力规范制度建设、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和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使权力的设置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合法化和透明化。林春逸指出新时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需要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必须创新各部门协调一致，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构建操作性强、效率高的反腐败机制（包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特别是选举制约机制、政务公开制度、廉政教育机制和官德监督机制的创新等）；创新反腐败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张书林提出引入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推进反腐廉政建设，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着力建立“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吴玉英认为应从完善网络舆论监控系统，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网络反腐立法，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等方面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
（五）关于行业反腐廉政建设
针对近年来各个行业腐败现象纷纷涌现的现状，有学者开始探讨腐败多发领域（如高校和国企）的反腐廉政建设问题，并结合行业特点提出了可行的措施与对策。宋影等指出高校应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做到各司其职；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投诉举报激励机制和保护举报人制度，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商业贿赂斗争；推进制度建设，重视机制创新，完善预防、惩治腐败体系，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陈修辉认为高校应当按照全面性、科学性、公开性、制衡性、惩戒性五项原则，建立包括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和反馈五种机制在内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最大限度防止因制度漏洞而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陈柏新针对建设领域具有权力大、涉及巨额经济利益、社会关注程度高的特点，提出通过严惩腐败犯罪、重视网络监督、强化行贿查询机制、完善招投标制度四项对策，以提高建设领域的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在反腐廉政建设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研究侧重于实践策略，主要集中在反腐廉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与对策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都运用描述性语言，根据自身理论水平，经验性地对问题进行研讨。同时，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尽管对腐败成因的研究较多，其中对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较为深入，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深入展开。二是多学科向度研究较少，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深入研究腐败产生根源的文章并不多。并且具体对策性研究日渐增多，而反腐廉政建设的规律性研究尚属薄弱。三是分散的、宽泛的治理措施研究较多，而如何构建反腐廉政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研究相对缺乏。四是反腐监督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有学者指出要加强反腐倡廉的教育和监督力度，但对于如何创建独立的监督机构，提高监督机关的权威；如何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和网络监督的作用还有待于继续开掘。五是侧重于研究反腐的事中监督和事后惩处机制，而事前预警和预防机制研究不多，并且如何建立反腐的预警机制体制，如何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加强反腐廉政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等较为匮乏。六是对新形势下涌现出的反腐廉政建设新方式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尽管廉政文化建设已经开始纳入研究的范畴，但是对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实际作用，如何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使其深入人心、人脑，建设一个清政廉洁的社会氛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网络反腐的兴起，利弊俱存，有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但如何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充分发挥其优势，克服其负面影响与不足，都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而腐朽思想也沉渣泛起，致使腐败现象高发的可能性增加。为了有效遏制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不断加深对腐败现状、腐败产生根源和反腐廉政建设对策的研究，尽快建立真正切实可行、惩防结合的反腐廉政机制和制度体系势在必行，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苏生.试析腐败的产生原因及治腐对策[J].理论探讨，2000，（6）.
[2]管淮.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2）.
[3]吴玉英.网络反腐：缘起、困境及对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5）.
[4]陳柏新.提高建设领域反腐倡廉成效的对策[J].建筑，2010，（3）.
作者简介：刘崇锦（1973-），男，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雪梅（1968-），女，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