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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减缓中国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例失调，伤害家庭伦理，种种问题，让呼吁调整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再生一个
赵先生和太太2005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降临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喜悦。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夫妇俩就想着再要一个孩子，两人都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而且对孩子以后的成长也不利。一对夫妻养育两个孩子，是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家庭组合。
根据现行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但是赵先生和太太都不是独生子女，不符合计划生育的要求。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封公开信中所提到的“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现象。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1980年以来以‘一个孩子’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言，短期来看是‘杀鸡取卵’，从长远来看，则无异于‘自毁长城’。”而且“一胎化”的政策可能导致社会伦理问题，“家庭结构的急速变化颠覆了传统家庭的许多正向功能”。
2009年，赵先生和太太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夫妇俩实现了夙愿却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不过，他们愿赌服输。
“我在民营企业工作，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我太太在事业单位工作，就提前辞职回家了。”不等“犯错误”之后再受处分，除此之外，赵先生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还交付了21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这样，违反政策出生的“老二”才有了户口。从单位辞职后，赵太太就在家做起了全职妈妈。在记者采访赵先生的时候，赵太太正带着孩子在国外参加钢琴比赛。
期待调整
不是所有想生二胎但又不符合政策的家庭都有底气做出这样干脆的决定——为了再生一个孩子，放弃一个人的工作，再交二十多万的“社会抚养费”。没条件交“社会抚养费”的家庭中，很大一部分放弃了，还有一部分坚持着，譬如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支柱。
在中国，生孩子这件事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的决定，也不是两个家庭的决定，最重要的是要符合国家的规定。总结计划生育相关规定，中国普通老百姓在12种情况下可以生二胎，包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双方均为华侨等，而在这12种情况之外的就只能生一个孩子。
早在2008年《南方周末》就曾刊登文章《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近年，有报道称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从2011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5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一时间，此消息流布甚广。
今年7月份，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透露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近日，《瞭望》周刊刊登文章《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时候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教授在文中指出：“综合考量之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但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在李建新教授看来，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就该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违背人口发展规律，而且反人性。”
纵使千呼万唤，调整和改变还是没有出现。长期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减轻中国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弊端。
一胎化政策加速了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在有重男轻女文化传统的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生性别选择泛滥。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有学者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人口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之日，将会有3000-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从2005年开始，性别比偏高造成众多婚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后果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近两年，广东等地出现“用工荒”。很多密集产业如餐饮业、鞋业、玩具业、电子企业都招不到人。其原因正是因为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在不断减少。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李建新教授看来：“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带来人口老龄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是发展的必然。但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老龄化进程，加重了老龄化的程度。相较工业化、现代化同时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超前20年。这一加快过程，不仅让国民付出很多代价，而且后果严重。”
人是最重要的
邓女士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离开老家在北京工作。像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一样，邓女士的父母和公婆在各自的老家，家里请了一位阿姨。
按照规定邓女士和先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09年，大女儿囡囡出世，今年夏天，邓女士怀上了第二胎。“如果规定不允许，那我们也不会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我们也没钱交罚款。”邓女士和先生都很喜欢孩子，觉得家里有两个孩子肯定比一个孩子要完美。
两岁半的囡囡知道妈妈又怀小宝宝了，可是她对妈妈怀宝宝还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妈妈不能经常抱她了，她不能再经常腻在妈妈怀里。孕期的妈妈时常呕吐，她常看到爸爸给妈妈拍后背，于是她也学着给妈妈拍后背，还拿纸巾给妈妈擦嘴。
囡囡的这些举动让邓女士觉得很开心，两岁半的女儿好像一下子懂事了，带给她很大的惊喜和快乐，她觉得“生活真美好”。
邓女士十年前从老家长沙来到北京，现在在一家德国驻华机构办事处工作，先生是山东青岛人，两人在北京都是集体户口。
2008年邓女士怀上了囡囡，在办准生证等一系列材料证件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和先生都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解决。二人遂决定在北京买房，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房子名下。
现在每个月还房贷，给家里请的阿姨发工资，加上一家人的开销，对于都是工薪阶层的邓女士夫妇而言，是不小的压力。
亲戚朋友们知道邓女士怀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大多数人都很惊讶，甚至揣测她和先生“一定很有钱，要不然在北京不会要两个孩子”。也有很多朋友羡慕，但羡慕归羡慕，无人效仿再要一个孩子。毕竟，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养育两个孩子压力太大。
这也是很多专家学者推测即使放开二胎也不会导致人口膨胀的一个原因：由于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不愿意要两个孩子了，有的甚至连一个都不要。
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邓女士觉得：“可能有些人把养育两个孩子的压力夸张放大了，或者大家对生活的承受能力减弱了吧。经济上的压力是有，可是我觉得现在走一步算一步，我不可能现在就想着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也不算是最次的，如果像这样的情况都没法生存下去的话，那还想要怎么样呢？每个人面对生活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对自己和孩子的物质生活都不会有太高的需求。两个孩子小时候可以穿同样的衣服，前几年开销最大的也就是奶粉和纸尿布两样。除开那些物质的东西，我始终觉得人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怀孕前邓女士去申请第二胎的准生证，过程很繁琐，审查也特别严格，计生部门怕当事人作弊。各种材料都交齐之后，邓女士获知20天后二胎准生证就可以下来，到记者采访的那天，已经过去四十多天了，准生证还没有下来。
9月22日，邓女士给记者发了一条彩信，是刚刚发下来的二胎准生证的照片。邓女士打电话告诉在长沙老家的母亲，母亲开心地在电话里对她说：“你们向幸福出发吧！”
再生一个
赵先生和太太2005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降临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喜悦。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夫妇俩就想着再要一个孩子，两人都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而且对孩子以后的成长也不利。一对夫妻养育两个孩子，是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家庭组合。
根据现行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但是赵先生和太太都不是独生子女，不符合计划生育的要求。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封公开信中所提到的“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现象。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1980年以来以‘一个孩子’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言，短期来看是‘杀鸡取卵’，从长远来看，则无异于‘自毁长城’。”而且“一胎化”的政策可能导致社会伦理问题，“家庭结构的急速变化颠覆了传统家庭的许多正向功能”。
2009年，赵先生和太太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夫妇俩实现了夙愿却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不过，他们愿赌服输。
“我在民营企业工作，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我太太在事业单位工作，就提前辞职回家了。”不等“犯错误”之后再受处分，除此之外，赵先生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还交付了21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这样，违反政策出生的“老二”才有了户口。从单位辞职后，赵太太就在家做起了全职妈妈。在记者采访赵先生的时候，赵太太正带着孩子在国外参加钢琴比赛。
期待调整
不是所有想生二胎但又不符合政策的家庭都有底气做出这样干脆的决定——为了再生一个孩子，放弃一个人的工作，再交二十多万的“社会抚养费”。没条件交“社会抚养费”的家庭中，很大一部分放弃了，还有一部分坚持着，譬如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支柱。
在中国，生孩子这件事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的决定，也不是两个家庭的决定，最重要的是要符合国家的规定。总结计划生育相关规定，中国普通老百姓在12种情况下可以生二胎，包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双方均为华侨等，而在这12种情况之外的就只能生一个孩子。
早在2008年《南方周末》就曾刊登文章《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近年，有报道称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从2011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5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一时间，此消息流布甚广。
今年7月份，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透露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近日，《瞭望》周刊刊登文章《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时候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教授在文中指出：“综合考量之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但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在李建新教授看来，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就该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违背人口发展规律，而且反人性。”
纵使千呼万唤，调整和改变还是没有出现。长期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减轻中国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弊端。
一胎化政策加速了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在有重男轻女文化传统的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生性别选择泛滥。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有学者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人口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之日，将会有3000-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从2005年开始，性别比偏高造成众多婚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后果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近两年，广东等地出现“用工荒”。很多密集产业如餐饮业、鞋业、玩具业、电子企业都招不到人。其原因正是因为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在不断减少。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李建新教授看来：“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带来人口老龄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是发展的必然。但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老龄化进程，加重了老龄化的程度。相较工业化、现代化同时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超前20年。这一加快过程，不仅让国民付出很多代价，而且后果严重。”
人是最重要的
邓女士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离开老家在北京工作。像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一样，邓女士的父母和公婆在各自的老家，家里请了一位阿姨。
按照规定邓女士和先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09年，大女儿囡囡出世，今年夏天，邓女士怀上了第二胎。“如果规定不允许，那我们也不会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我们也没钱交罚款。”邓女士和先生都很喜欢孩子，觉得家里有两个孩子肯定比一个孩子要完美。
两岁半的囡囡知道妈妈又怀小宝宝了，可是她对妈妈怀宝宝还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妈妈不能经常抱她了，她不能再经常腻在妈妈怀里。孕期的妈妈时常呕吐，她常看到爸爸给妈妈拍后背，于是她也学着给妈妈拍后背，还拿纸巾给妈妈擦嘴。
囡囡的这些举动让邓女士觉得很开心，两岁半的女儿好像一下子懂事了，带给她很大的惊喜和快乐，她觉得“生活真美好”。
邓女士十年前从老家长沙来到北京，现在在一家德国驻华机构办事处工作，先生是山东青岛人，两人在北京都是集体户口。
2008年邓女士怀上了囡囡，在办准生证等一系列材料证件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和先生都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解决。二人遂决定在北京买房，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房子名下。
现在每个月还房贷，给家里请的阿姨发工资，加上一家人的开销，对于都是工薪阶层的邓女士夫妇而言，是不小的压力。
亲戚朋友们知道邓女士怀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大多数人都很惊讶，甚至揣测她和先生“一定很有钱，要不然在北京不会要两个孩子”。也有很多朋友羡慕，但羡慕归羡慕，无人效仿再要一个孩子。毕竟，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养育两个孩子压力太大。
这也是很多专家学者推测即使放开二胎也不会导致人口膨胀的一个原因：由于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不愿意要两个孩子了，有的甚至连一个都不要。
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邓女士觉得：“可能有些人把养育两个孩子的压力夸张放大了，或者大家对生活的承受能力减弱了吧。经济上的压力是有，可是我觉得现在走一步算一步，我不可能现在就想着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也不算是最次的，如果像这样的情况都没法生存下去的话，那还想要怎么样呢？每个人面对生活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对自己和孩子的物质生活都不会有太高的需求。两个孩子小时候可以穿同样的衣服，前几年开销最大的也就是奶粉和纸尿布两样。除开那些物质的东西，我始终觉得人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怀孕前邓女士去申请第二胎的准生证，过程很繁琐，审查也特别严格，计生部门怕当事人作弊。各种材料都交齐之后，邓女士获知20天后二胎准生证就可以下来，到记者采访的那天，已经过去四十多天了，准生证还没有下来。
9月22日，邓女士给记者发了一条彩信，是刚刚发下来的二胎准生证的照片。邓女士打电话告诉在长沙老家的母亲，母亲开心地在电话里对她说：“你们向幸福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