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记者采访时，方新的嗓子已经有些干涩。作为教育部第一批派往四川地震灾区的心理专家，这位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刚刚结束了第一阶段为期7天的心理援助工作。5月24日返回北京后，她每天的日程依然排得满满的，接下来将是第二次去往灾区。
　　到目前为止，在地震灾区从事心理干预工作的人数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其中既有方新这样政府部门派去的专家，也有NGO组织和普通志愿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灾后心理干预行动。“人心”被前所未有地提到如此高度。
　　根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灾难心理学专家吉尔伯特·瑞耶斯的说法，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特大自然灾害，可能会给大约30%的受灾群体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张侃则预计，本次地震中直接和间接受到心理伤害的群众及救灾人员将不少于50万人。如果用更为专业的术语来阐述，那就是地震将给群众带来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aumatic stress didorder,PTSD)。
　　PTSD是一种由重大灾难引发的焦虑障碍，其特征是通过痛苦的回忆、梦境、幻觉或者闪现，持续地重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时的各种情感。据统计，唐山大地震PTSD发生率为18.48%，延迟性PTSD发生率为22.17%，地震所致孤儿中PTSD总发生率为23.0%。
　　灾后人心援助的启动，显示出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灾难之后我们不仅要“活下去”，还要“好好活”。
　　
　　从“心”开始重建
　　
　　按文献记载，灾后心理干预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之后。但直到2002年5月7日大连空难事故，心理危机干预才逐渐为政府和大众媒体所重视。当时，一些精神卫生学专家受政府邀请，在大连和北京分别举行了三次集体的心理干预。由于干预及时、措施得当,“5·7”空难后遇难者家属的失常程度相对要轻很多。
　　
　　如果说上述心理干预还局限于政府举措的话，四川大地震则是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全社会的关注和响应。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天下午，科技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就分别召集各自渠道的心理专家开会，制定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一些专业的心理网站也迅速行动起来。
　　“地震发生10分钟后，当我们确定了消息，就开始进行心理援助的准备了。”蓝心网负责人杜嵩杰对《商务周刊》回忆到。这是一个由全国心理咨询职业资格考评委员会鉴定中心、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和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四家机构支持下的专业心理网站。蓝心网首先发布的是一些与灾后心理干预相关的资讯，两天之后形成了专题。“主要是资料的搜集，我们当时是希望成为在一线从事心理干预工作的志愿者的大后方。”杜嵩杰说。
　　5月13日，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开始培训队伍。
　　5月14日，中国心理学会成立抗震应急工作小组，并在网络上发出征募志愿者通知。学会专家开始通过各类媒体提出建议，许多单位与个人积极向学会请战；心理学会通过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国际应用心理学会及其他各类渠道，组织材料与专家队伍。
　　具体的行动从5月15日展开。除了远程的支持与人才培训依然在继续外，中科院心理所和上海增爱基金会紧急启动了“‘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分批向灾区派遣心理学专家。第一批两位专家于5月15日上午离京赶赴灾区，第二批10—20名心理专家在一周后派往灾区，更大规模的第三批心理学专家将在一个月后启程。“‘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包括五项任务: 一是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的心理援助，帮助受灾群众恢复自我调节能力，减少心理疾患的发生；二是对救援人员进行快速的基本心理干预技巧培训，一方面使他们在救灾时能对灾民进行基本心理疏导，另一方面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避免心理枯竭，提高工作效率并维持工作热情；三是在受灾地区建立灾害心理干预基地，组织队伍为灾后重建提供持续心理援助，重点为帮助受灾地区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校生及其家长和教师，走出心理阴影、恢复信心、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四是为社会大众提供重大灾害发生后的心理健康知识，减低恐慌，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五是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地震救灾方案提供心理学补充和具体措施。
　　5月18日，一套名为“与你同心——灾后心理援助行动”的广播节目首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国内外著名心理学专家通过广播为灾区群众提供心理救助。
　　灾后心理干预工作范围开始不断扩大。在灾区当地医院，为灾区孤儿招募“陪护妈妈”的民间组织正在积极活动；南到广州北到哈尔滨，除了专门派遣专业医疗人员赶赴四川进行医疗援助和心理救助外，还专门设立了抗震救灾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服务队，开通24小时心理健康援助热线; 一个由20人组成的唐山市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赶赴四川震中，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
　　5月19日和20日，卫生部派出的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分成多个小组，走进平武县城最大的报恩寺灾民安置点，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展开访谈。如此大规模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在国内是首次尝试。专家们听到了地震灾民关于目前境况的一些迫切声音，5月19日中午，专家组紧急召开碰头会，以书面建议形式及时将这些声音传递给当地部门，建议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地震灾区群众心理的有关因素，以利于其情绪稳定，更有效地进行救援和管理。
　　专家指出，灾难发生后很短一些时间是灾后心理干预的第一个阶段，即应急阶段，人们联合起来对抗灾难，乐观地认为会很快回到灾害之前的情况，心理问题并不明显。但到了第二个阶段，即灾后阶段，一般是从灾后几天到几周之内，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凸显出来，如果不伴随相应的心理援助，灾民马上就会因为发现灾难的损失和重建的困难，而感到强烈的失落。只有“心理救灾”与“物质救灾”同步进行，才能达到最佳的救灾效果。
　　5月20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第8天，灾后心理干预工作从点扩展到面。除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第二批青年医疗卫生志愿者抗震救灾服务队抵达四川什邡、绵阳等重灾区外，日本心理学会也决定派专家来中国支援心理援助工作。
　　同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80万册名为《我们一起度过——献给地震灾后的孩子们》的心理援助读本陆续赠送到四川以及重庆、甘肃、陕西等灾区学生手中。在地震前线，江油将首次将安置点的400多名北川、平武受灾群众和学生送进江油中学帐篷学校进行心理疏导。
　　5月21日，中国心理学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人民网发布关于地震救灾媒体报道的倡议。邓亚萍、高敏等世界冠军随中国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心理专家来到北川县桂溪乡，对部分受灾孩子进行心理辅导。
　　5月22日，卫生部发布《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对灾后心理干预工作从组织到具体实施做了详细规定。当天早上9点半起，中国教育电视台开设空中课堂，包括心理辅导节目、教学节目纪录片等，这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证学生们不仅接受一定的教育，还可以接受心理咨询等内容。
　　而继开通10086生命爱心热线为17561人次成功寻亲以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又专门为灾区群众开通了100865灾后心理咨询线热，14位具有心理学知识的志愿者在专家的指导下接听电话，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心理健康。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北京分公司所招收的来自地震重灾区都江堰市的95名新员工的上岗培训，第一课也是由心理学教授进行灾后心理干预。
　　
　　关注儿童
　　
　　通过上述流水账式的记录可以发现，灾后心理干预的重点集中在孩子上。这次地震中垮塌建筑中很多都是学校，方新表示：“地震的影响对孩子更厉害，孩子没有自我总结的能力，对于地震的恐惧和悲伤更多留在躯体里，对心理治疗是非常困难的。”
　　在5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高洪特别提出，教育部已经要求灾区的省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心理援助队伍的组织协调、统一管理，加强对进入灾区从事心理援助的组织和人员从业资质的核准，杜绝对同一个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心理咨询等活动。
　　他解释到：“我们看到不同的媒体时常对受到伤害的同学或老师反复采访，让他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和痛苦，所以教育部提出要尽可能杜绝这样的行为。”
　　5月17日开始，绵阳市区高三学生全面复课。当天晚上，方新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正副两名司长一起随专家组到达成都，专家组组长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申继亮。专家组在成都与当地专业人员一起组成了5支队伍。5月19日，第一批帐篷学校正式启动。
　　方新回忆到，当她第一次面对这些灾区的师生时，发现孩子的情况比想象得要好。“这和老师的付出有很大关系，他们不顾亲人还埋在废墟里坚守岗位。而对于孩子来说，老师在身边就是一种心理安慰。教育部门的复课也很快，其意义在于让孩子感到有人管了、有组织的感觉。”她说。
　　作为面向学校的心理干预，方新等人把学生分成两个组，一个是幼儿组，包括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另一个是五年级以上的大孩子组。“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对一的心理辅导，但目前情况不能进行个体治疗，所以是团体辅导，比如说生日排序，结交新朋友，同画一幅画等等。”
　　而针对老师的心理干预则以小组的形式，每组10人左右。一个是培训当地的老师，第二是对老师开展心理援助进行现场指导，这种培训方新在灾区时做了三次。“有些学校可以提供封闭的不受打搅的环境，我们的心理干预就可以深入，但也有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学校，我们就根据现场条件决定具体做什么。”方新说，“课本上虽然写了具体的过程，但实际对心理干预人员的现场要求非常高，要求具备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这也是一切救援人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
　　在方新看来，这一过程中让她感动的是孩子们的自我承受能力。“在一些中学，孩子们已经开始总结灾难对于生命的意义，学会了尊重动植物。这是一个自然流露的过程。”她说，“以前小孩子喜欢玩动物，现在看到一只蚂蚁会绕着走。把坏事变成好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一点让我感觉特别美妙。”
　　
　　20年的心灵重建
　　
　　199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20周年时，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1813人中有402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占22.1%。特大地震灾害给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心理干预除了应激阶段和灾后阶段，还需要包括恢复和重建阶段，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卫生部也把本次心理危机干预人群分为四级。第一级人群是亲历灾难的幸存者，如死难者家属、伤员、幸存者；第二级人群是灾难现场的目击者，如目击灾难发生的灾民、现场指挥、救护人员(消防、武警官兵，医疗救护人员和其他救护人员); 第三级人群是与第一级、第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幸存者和目击者的亲人等；第四级人群是后方救援人员、灾难发生后在灾区开展服务的人员或志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心理干预重点将从第一级人群开始逐步扩展。
　　但是，目前国内获得国际心理治疗资格认证的专业心理治疗师只有33名。组织了第一届国际心理治疗资格认证培训的方新表示，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将是更多组织外国专家来中国培训心理治疗师。目前，方新正在参与教育部的灾区老师培训大纲制定工作。她提醒到：“首先，灾后心理干预的对象大多数会是健康人群；其次，由于孩子受影响特别严重，需要各领域的儿童专家参与；另外，孩子和老师、家长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要通过培训老师，让老师教家长怎么沟通。”
　　从5月17日起，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蓝心网上发起了心灵连线“灾后心理支持”计划，目前正面向全国招募心理援助志愿者。加入“灾后心理支持”计划的心灵救助者可以通过公益心理援助平台——心灵连线，开通在线咨询功能，通过网络呼叫中心，为地震灾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儿童、青少年、学生、家长进行心理干预和长期的心理援助与支持，发挥网络和网民的巨大力量；同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总调度，随时做好准备，在必要时赶赴灾区一线工作。心灵救助者的服务形式包括在线实时语音咨询、团体辅导、工作坊、互助会、同行心理支持小组，以及线上及线下朋辈支持等等。
　　杜嵩杰透露，目前参加的志愿者已经有200多人，最终希望在严格认证的基础上从全国招募1000—2000名志愿者。他表示：“现在很多人想去一线，但可以去的人数毕竟有限。心理救援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工作。我们与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合作，就是希望以冷静的态度，长期而有序的进行这项工作。”
　　接受记者采访时，蓝心网刚刚派了两名心理专家参与到《广州日报》记者的经验同享会中，以帮助从地震前线回来的记者解决心理困扰。“我们希望以一线志愿者拉起更多志愿者屏障，在地震发生2—3个月之后发挥更大力量。”杜嵩杰说。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震后虽然心理干预得到空前重视，但也存在协调困难、标准不一、各立门户等问题，有时甚至引起灾民的反感。方新认为，针对这次地震后的心理援助工作要维持20年甚至更久，“而劳动部管心理咨询师，卫生部管心理治疗师，很多老师归教育部管”，各方如何协调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早在2002年4月17日，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就联合下发“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提出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尽管其中提到的灾后人员心理应急预案在2003年已经出了草案，但一直没有正式出台。2004年9月，国务院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开展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的心理干预和心理应急救援工作，评估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需求，确定灾后心理卫生干预的重点人群，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危机干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心理学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和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和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并向卫生部精神卫生处提交了一份《关于灾后心理救援目前的严重问题及管理应对策略的建议方案》。该方案还经由民进党副主席、现任人大常委朱永新教授递交到决策部门。
　　面对这样一个大灾难，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城乡地区需求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系统，是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政府官员乃至所有有爱心的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