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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公路（原称喀喇昆仑公路）修建于1966年2月至1979年底，历经12年，它起于中国新疆的喀什，经红其拉甫达坂至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塔科特，全长1200公里。中国在完成了国内段的584公里的修筑后，又应巴方请求派遣工程兵赴巴境内援建，援助巴方筑路。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筑巴境内公路分三期进行，我为第二期、第三期中国援巴筑路工程指挥部政委，在巴基斯坦工作时间长达5年多。关于中巴公路特别是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建中巴公路的总体情况已有文章发表，在此，我尽量拾遗补缺，力求更生动地再现中国筑路大军在巴境内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缘起和准备
修建中巴公路是巴基斯坦政府主动提出来的，经过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刘伯承、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具体安排的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援外项目。当时，巴基斯坦政府刚刚独立，为了改变北部山区交通闭塞、偏僻落后的状况，就计划修建一条从塔科特到吉尔吉特的公路。但由于这个地方山高谷深，地质情况又非常复杂，工程任务异常艰巨，经济资源又非常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工修建。随后，鉴于巴基斯坦和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巴基斯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中巴公路的建议。
1965年9月30日和10月9日，周总理在两次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顾问法鲁克时，均表示尽可能满足他们关于修建这条路的请求。同年11月，新疆军区按照总参谋部的指示，派出一批勘察人员，对水布浪沟到红其拉甫达坂、罗布盖孜到明铁盖达坂进行了详细勘察。1966年1月15日到17日，中巴两国政府派出联合勘察组在新疆喀什商谈接线点和有关问题。20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和巴基斯坦工程兵司令法鲁吉上将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巴公路联合勘察组关于修筑中巴公路的会谈纪要》，规定这条公路的交接点在红其拉甫达坂。
1966年3月，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3月18日，中巴双方签订了《关于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协定签订以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新疆也成立了由南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治区交通厅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工程指挥部，负责设计、施工、验收等全部工作。组长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副组长是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田仲。
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巴公路修成。因为喀喇昆仑山海拔很高，地质很破碎，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很严重。自然灾害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地上挖一块石头，半个山体基本上都垮下来了，泥石流很多，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是不畏艰险的中国工程兵部队，再困难艰苦，只要党和国家需要，都会奋不顾身地去完成。然而修筑中巴公路毕竟工程浩大，这条公路前后修了10多年的时间。
在中巴《关于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中，双方商定：中巴公路以红其拉甫达坂为界，红其拉甫达坂以南由巴基斯坦派筑路部队来修，红其拉甫达坂以北由中国来修。巴基斯坦政府在中国无偿提供筑路设备和物资的条件下，积极修建本国境内的一段公路。由于交通不方便、地质复杂、技术落后、工具差、财力不足等原因，巴基斯坦境内的公路建设进度十分缓慢，且难以为继，后请求由中国政府帮助修建。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和请求。
1968年4月，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公路考察组到巴基斯坦进行考察。考察组经过考察向国内报告称：两年来，巴方在此段投入劳动力约12000人（其中民工3500人），塔科特至吉尔吉特390公里公路已粗通卡车，全部桥梁还没有修建。吉尔吉特至帕苏160公里可以通吉普车，帕苏至红其拉普达坂144公里，修了25公里便道。按两国政府协定标准，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程和全部桥梁没有修建。巴方称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经济资源有限，困难很大，1969年按标准完成是不可能的。考察组认为，按剩余工程和巴方的现有施工力量，初步估计还需要5年多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为使中巴公路早日建成，中方积极主动地提出派人帮助巴方修路，双方并就援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互换了函件。1968年5月6日，两国政府换文确认，由中国派筑路人员修筑自红其拉甫达坂向南至帕苏约140公里公路，并规定如果中方在1969年底提前完成工程，而巴方还没有修到帕苏，则中方继续向南修建直至在巴尔提特以北同巴方修建的部分连接为止。
由于当时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指示让新疆军区来具体承办这个任务，交通部为承建部，施工人员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技术力量和勘测设计由新疆交通厅负责，在力量不够时，交通部给予支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这项援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外交部、外经部、交通部、国家计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参加的领导小组，交通部援外办公室具体承办有关事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也相应组成了以新疆军区、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军区、喀什专署和新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有关二级部等一些单位参加的“新疆喀喇昆仑公路领导小组”，组长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副组长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马森。办公室设在后勤部的军交部。对于在工地组织施工的机构名称，经过研究以后，报中共中央援建巴公路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喀喇昆仑公路筑路指挥部”。
组织这样庞大的筑路队伍到国外去执行援外任务，对新疆来说还是第一次。不仅任务复杂艰巨，也没有援外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当时又值“文化大革命”，困难是相当多的。新疆军区根据国家的规定，研究制定了出国人员的条件，以便在各单位选调出国人员，组织施工队伍。另外就是明确施工组织机构，下达选调任务。第三就是选调了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还限期到任。干部到任后，把领导和一般干部分成两班人马：一部分到选调出国人员的单位协助、指导、督促组织施工队伍；另一部分组成先头分队，于1968年7月16日到达工地，进行施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喀喇昆仑公路筑路指挥部是在1968年6月20日成立的，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还根据任务的不同，设有处、科室和组，人员由新疆军区机关、部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调组成，下面有三个大队，机械大队和修理厂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调，汽车大队由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派出，两个测量队由新疆交通厅调派一个，国家交通部组建一个，另设有一个医院。此外，外交部、外经部、交通部及北京、天津、上海、云南等兄弟单位大力支援了工程技术人员和翻译。巴基斯坦政府为了配合工作，也派联络组和护照官住在工地上。
援建大致情况
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路第一期工程是从1968年7月到1971年2月。这段时间中国筑路人员由红其拉甫达坂向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尔提特地区的哈利·格希修了150多公里，这是最艰苦的地段。而巴方陆军工程兵“边境工程组织”继续修建塔科特到哈利·格希480公里的路段。
中巴公路的建设，我参加了两期，也就是第二期和第三期。之前我是新疆军区阿勒泰军分区副政委。在修筑中巴公路第二期工程时，新疆军区调我到中巴公路筑路指挥部任政委。
中巴公路一期工程建成通车后，并不意味着全线都已经按照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规定的标准建成，巴方承担的哈利·格希至塔科特段还有很多工程需要继续进行修建。巴方要求中国政府再向南延伸400公里。经过多次会谈后，1972年10月中方派出考察组，对全线进行了考察，提出考察报告。1973年6月25日，中巴两国政府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关于修建哈利·格希至塔科特段公路协定》，1973年7月15日由国家交通部副部长郭鲁和巴基斯坦工兵司令塔力克少将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就修建这段公路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协定》和《会谈纪要》规定，由中国派出9000名筑路员工，巴方派出6000名员工共同修筑，全部筑路机械、车辆、设备、器材（除巴方提供外）、工具及中国施工人员的生活物资均由中方提供，分别从海上运达卡拉奇，由巴方负责转运到工地和由北线经过新疆直接运到工地。巴方负责提供工程所需要的水泥、燃料、油料。1973年8月中国勘测设计队相继出国，1974年4月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工地。这就是第二期工程，也叫新线工程。因为工程规模较大，中方参加的部队较多，除新疆军区的一个工兵团外，地方上还组织了一个筑路大队，外加一个桥梁部队。巴方也抽调了一些部队。第二期工程用了4年时间，于1978年5月底竣工。
这段公路于1971年1月底建成移交后，由于巴方未能派出相应的维护力量进行起码的维护，因此被洪水局部或轻微毁坏，加上对塌方地段没有能够整治保养，接着因1972年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多处防护工程和路基，巴托拉冰川河口改道冲毁了两座桥梁，还毁掉了800米路基，个别路段塌方严重。1973年洪水使公路毁坏更加严重。除自然灾害等原因外，测量设计、施工质量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构造物基础设计没有到冲刷线以下，同时施工有任意提高标高的现象，浆砌质量较差，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1974年4月，波堤巴尔沟泥石流爆发，堵塞河道，河水淹没了公路和桥梁。到1978年，毁坏工程逐年增加到160多处。由于修复工程量太大，工期长，经过中巴两国政府商谈，作为一个新的援建项目，和第二期工程分开。1976年3月，双方签订了《关于修复喀喇昆仑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格希段的换文》，1977年4月又签订了《修复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格希段公路的会谈纪要》。
为了节省国家开支，给修复工程留有骨干，并照顾部分干部和员工在国外工作四五年之久、家庭和身体方面都存在一些困难的实际情况，经过研究决定，中方从第二期施工队伍中留下2000余人和相应的施工机械、设备、车辆和各类物资，再由国内选调1000多人予以补充，组成了3750余人的施工队伍进行第三期工程。1978年6月，修复工程指挥部成立，领导班子除由第二期工程指挥部选留外，从国内又选调了4名领导组成，支队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和轮换。其机构有工程支队、桥梁支队、医疗队、综合库、修理厂、两个直属汽车连，指挥部驻帕苏，工程支队驻巴尔，桥梁支队驻古尔米特。巴基斯坦设联络组于帕苏。第三期工程从1978年6月开始，到1979年11月结束。
工程完工交接的时候，正值苏联攻打阿富汗，形势比较紧张。交接仪式原准备在吉尔吉特举行，后来换到塔科特。据中国驻巴大使跟我说，起初拟派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出席交接仪式，经过研究后，决定升格，派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出席了交接仪式。
援助巴基斯坦筑路首先要解决的困难是把各方面的人员弄到一起。筑路队伍中有新疆军区的干部，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有工程支队，有汽车队，有医院。那时人们的思想和现在人的思想不同，大家都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尽国际义务，所以大家的情绪比较高涨。从指挥部的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从上到下待遇都是一个标准：去了之后，吃是一起吃，穿是穿工作服，每人每个月发40元钱，包括6元外币，只不过我们干部为了应付外事，有一套所谓的礼服，其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因为大家干劲很高，情绪也很高昂，筑路队伍基本上都是昼夜奋战。开始，我们吃的东西完全是从国内运过去的，如水果罐头、猪肉罐头、面粉等，这些物资在国内装船，走太平洋，到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到阿拉伯湾，再运到卡拉奇，从卡拉奇运到工地。由于时间长，加上海风一吹，食品都发霉了，没办法吃，黏黏的，味道很苦。我们一看这样不行，就向国内请示，后来就在国外的面粉厂买面粉。以后，筑路部队的生活慢慢地走上正轨了。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外，恶劣的施工环境也是对筑路部队的一大挑战。中巴公路经过的地方都比较艰苦。有人形容，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工地，一路上大体上是经过春夏秋冬。从乌鲁木齐到喀什比较热，到了塔什库尔干就比较寒冷了，到了红其拉甫达坂就是冬天，大冰川看得清清楚楚的。再往下走，又比较暖和了，吉尔吉特、吉拉斯这些地方简直热得受不了，40多度。我们住帐篷，帐篷里面比外面更热。当时，我们就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了尽国际义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分裂主义，比赛着干。中午热得干不了，晚上掌着灯干。对于困难，我们能克服就克服，不能克服就忍受。尽管这样艰苦，大家都没有怨言。如在南线，有条印度河，河水是从冰川上流下来的，尽管天气热，但河水很凉，不能洗澡。有一个筑路人员写过一首打油诗：“行军历时七天多，来到红掌石头窝，旁边只有一条河，不能洗澡和止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说在喀喇昆仑山上修公路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努力下最终建成了，这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中巴公路是中国通向西亚的唯一一条战略公路。这条公路修通以后，对于增进中巴友谊，促进同西亚的物资交流和人员来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条公路所经过的北部地区同阿富汗和克什米尔接壤，对于巴基斯坦自身安全、对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乃至南亚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到中国访问时，曾经称这条公路为巴中两国人民创造了世界“第八大奇迹”。
“修筑”中巴友谊
在修建中巴公路期间，中方人员和巴方人员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的。中巴友谊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鲜血换来的。由于地质情况不好，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塌方、掉石头的现象，还有洪水、泥石流，山高沟窄，水流湍急，土质疏松，地上挖一块石头塌下半个山。这样一来，造成施工人员伤亡比较大。有一次，山塌下来，把我们一个排的人员给压在下面了。修筑第二期工程伤亡的人更多。有一次雪崩，把两台推土机埋到雪里，幸亏收工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还有一次，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掉到帐篷里，把做饭的锅给砸了，还把战士们睡觉的床也给砸坏了，由于正在上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头滚下来时，像刮风似的，到处都是灰尘。工地上经常到处都是石头，要不断清理石头，所以难度非常大。我们援巴筑路部队上至领导，下至员工一起干，当领导的不是指手画脚。新疆军区炮二师教导员吴至业，由于技术大队分成几个小组，他在一个营里当处长。在一个名叫巴旦的地方，放过炮后，清理石头，他在那儿指挥。就在这时，上边掉下了石头。他把身边的工兵推出去，自己来不及躲闪，石头落在他的头上，牺牲了。我们都很痛心，就用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直升机把他的遗体送到吉尔吉特去安葬，虽然事先没有通知巴基斯坦部队的官兵，但到下葬的时候，巴方的工兵来了，带着铁锹，戴着花环。他们帮助挖坑，培土，致悼词，表示对中国部队的感谢，对烈士的哀悼，场面非常感人。新疆军区给吴至业记了二等功。还有我们地质队的一个连长叫刘德毅，为了救巴方人员，也牺牲了。新疆军区也给他记了二等功。
中巴公路前两期工程中方共牺牲了115人，有93人牺牲于意外事故。巴方也牺牲了一些人。在这93人中，葬在巴基斯坦的有83人。第三期工程牺牲了7人，其中在巴基斯坦境内牺牲了5人。到现在，共有88人还在巴基斯坦安葬着。为此巴基斯坦政府特地在吉尔吉特修了一个中国烈士陵园，巴基斯坦政府把这个烈士陵园保护得很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巴方专门派了2户人家守护着。烈士陵园最初建得比较简单，后来巴方进行了重修。2005年10月3日，一座刻有中文、乌尔都文和英文三种语言文字的“巴基斯坦中国烈士纪念碑”落成，巴方为此还专门举行了一个揭幕仪式。
巴方对中国施工人员的印象特别好，巴方有一个联络处一直跟随着我们。他们在100多公里的工地沿线的每一个居住点都派了特工站岗。工作地点也有人站岗。据我们了解，我们要是出了问题，他们是要负责任的。1976年中国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工地慰问演出，在每一个工作地点演出时，当地群众都会来看，他们非常激动，因为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演出。当时，慰问团每到一处都要举行欢迎仪式，中方人员喊热烈欢迎慰问团，他们也跟着喊；中方人员喊毛主席万岁，他们也喊毛主席万岁。
巴方的工兵司令叫巴特少将，我和他很熟悉。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无话不谈。有一次，我到中国驻巴使馆开会，巴特少将跟我说，他请我吃饭。在席间，他对我说，他夫人病了，能不能带个医生给她看看病。我说，完全可以。第二天，我就带了一个医生去了。到了他家一看，院子修得很好，那可真叫享受。在给他夫人看病时，他叫进来一个姑娘，打扮得非常漂亮，不到20岁。他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未来的儿媳妇。后来，我使馆的孙副官对我说，你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他能够把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叫出来让你们看（在巴基斯坦这本来是很忌讳的），看来他确实把你们看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了。有一次，我和李长林副司令员到与我共事时间很长的十九大队司令家去，他们全家都出门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他女儿正在北京学裁缝。我回国后，有次他转道香港到中国来，到了新疆，在吐鲁番碰到我们的副政委，十分高兴，打听我的下落。他听说我已调到乌鲁木齐后，非要见见我，还说见不到他不走。经过外事部门以及新疆军区同意后，我到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看望了他。
1977年中国国庆节期间，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李长林到巴基斯坦检查工作。他快回国时我带着他到中国驻巴使馆，大使告诉我们使馆马上要举行国庆招待会，让我们也来参加宴会。那时，阿里·布托刚刚去世。马上就要接任巴基斯坦总统的齐亚·哈克出席了招待会。中国大使向他介绍了我们之后，哈克说，我当总统后，第一个宴请的客人就是你们，后天请你们中国专家组到我家去赴宴。中国大使、武官也参加，带上你们的夫人。我们去后，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通过我们筑路部队的实际行动，我们不仅和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而且和巴基斯坦普通民众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中巴公路沿线都是崇山峻岭，泥石流多，当地的巴基斯坦老百姓在泥石流荒滩上开荒种地，非常穷困。红其拉甫达坂以南30公里以内荒无人烟，30公里以南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居民。越往下走居民越多，二三百公里以外居民就更多了。修路之初，巴基斯坦当地群众用石头砸我们的汽车，但是后来用面纱蒙着头的妇女纷纷捧着葡萄献给我们。这个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了解我们的一个很重要渠道就是我们给他们看病。那里的老百姓很少吃药，我们给他们开药，他们一吃病就好了。他们觉得中国的医生真神奇。在帕什米尔的一个村子，村长夫人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中国医生说可以开刀。但在那个地方这非同小可，一个妇女赤身裸体地躺着让大夫开刀成何体统。但那个村长同意了。当时主刀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的一名医生。开完刀缝合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她的病很快好了。这一消息传开后，轰动了。当时，我们治好了很多这样的病号。有一次地震，一个女人被一根木头戳破了肚皮。她死活不肯到中国医院治疗，但他的丈夫说中国医生是好的，一定要去。经过精心治疗，伤很快就好了。除给巴基斯坦群众看病外，我们还给当地的群众传播种菜技术。一开始，这些群众不怎么吃蔬菜。我们到巴基斯坦时就带有蔬菜种子，在公路沿线播种。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吃，他们觉得非常好吃。那里漫山遍野长着一些野菜，我们施工人员就掐些野菜吃，当地的群众看见后，笑话我们怎么像牛羊一样吃野草。我们种出的蔬菜，像西红柿、辣椒、黄瓜等，送给当地的群众吃后，他们也觉得非常好吃。
修筑中巴公路第二期路段时，巴基斯坦陆军工程兵干得很好，我们中方人员主要从事的是难度最大的路段和桥梁建设。我们援建的大小桥梁约有10来座。其中，塔科特大桥被称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桥”。 记得大桥刚修好后，我们医院的一群女护士碰到一群当地妇女，戴着面纱，用手在摸桥的栏杆。她们看到女护士后，亲热得很。翻译后来说，这群妇女是从很远的山沟走路来的，听说这里有新鲜事，特地过来看看。这些事情是一件一件地出现的，越是到最后，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中巴之间友谊的深厚。可以说，中巴公路是有形的，可以被石头堵塞，桥可以被冲垮，但中巴友谊是无形的，根本抹杀不了的。2004年8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将塔科特大桥改名为“友谊桥”，桥头的石碑上还用中文刻着“友谊桥”三个字。
中巴公路见证了中巴之间的友谊。记得有一次休息，我带着筑路指挥部机关的几个人到一个叫塔克西拉的小公园去玩。我们去后，正在那里游玩的巴基斯坦一所大学的学生看见了我们，我们发现他们议论着什么，翻译仔细听了之后，告诉我们，有的学生说我们可能是日本人，有的说我们不像，有点像中国人。有一个大胆的学生走到我们面前直接问我们是什么国家的人。我们说是中国人。听后，这些学生非常兴奋地说，哎哟！都竖起了大拇指，纷纷要和我们照相。当时，我们从卡拉奇等地坐飞机回国，我们有优先权，机上的巴方人员非常热情，说我们是中国朋友。由此可见，中巴友好的基础存在于各个角落。
（责任编辑谢文雄）
缘起和准备
修建中巴公路是巴基斯坦政府主动提出来的，经过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刘伯承、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具体安排的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援外项目。当时，巴基斯坦政府刚刚独立，为了改变北部山区交通闭塞、偏僻落后的状况，就计划修建一条从塔科特到吉尔吉特的公路。但由于这个地方山高谷深，地质情况又非常复杂，工程任务异常艰巨，经济资源又非常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工修建。随后，鉴于巴基斯坦和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巴基斯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中巴公路的建议。
1965年9月30日和10月9日，周总理在两次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顾问法鲁克时，均表示尽可能满足他们关于修建这条路的请求。同年11月，新疆军区按照总参谋部的指示，派出一批勘察人员，对水布浪沟到红其拉甫达坂、罗布盖孜到明铁盖达坂进行了详细勘察。1966年1月15日到17日，中巴两国政府派出联合勘察组在新疆喀什商谈接线点和有关问题。20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和巴基斯坦工程兵司令法鲁吉上将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巴公路联合勘察组关于修筑中巴公路的会谈纪要》，规定这条公路的交接点在红其拉甫达坂。
1966年3月，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3月18日，中巴双方签订了《关于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协定签订以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新疆也成立了由南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治区交通厅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工程指挥部，负责设计、施工、验收等全部工作。组长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副组长是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田仲。
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巴公路修成。因为喀喇昆仑山海拔很高，地质很破碎，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很严重。自然灾害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地上挖一块石头，半个山体基本上都垮下来了，泥石流很多，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是不畏艰险的中国工程兵部队，再困难艰苦，只要党和国家需要，都会奋不顾身地去完成。然而修筑中巴公路毕竟工程浩大，这条公路前后修了10多年的时间。
在中巴《关于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中，双方商定：中巴公路以红其拉甫达坂为界，红其拉甫达坂以南由巴基斯坦派筑路部队来修，红其拉甫达坂以北由中国来修。巴基斯坦政府在中国无偿提供筑路设备和物资的条件下，积极修建本国境内的一段公路。由于交通不方便、地质复杂、技术落后、工具差、财力不足等原因，巴基斯坦境内的公路建设进度十分缓慢，且难以为继，后请求由中国政府帮助修建。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和请求。
1968年4月，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公路考察组到巴基斯坦进行考察。考察组经过考察向国内报告称：两年来，巴方在此段投入劳动力约12000人（其中民工3500人），塔科特至吉尔吉特390公里公路已粗通卡车，全部桥梁还没有修建。吉尔吉特至帕苏160公里可以通吉普车，帕苏至红其拉普达坂144公里，修了25公里便道。按两国政府协定标准，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程和全部桥梁没有修建。巴方称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经济资源有限，困难很大，1969年按标准完成是不可能的。考察组认为，按剩余工程和巴方的现有施工力量，初步估计还需要5年多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为使中巴公路早日建成，中方积极主动地提出派人帮助巴方修路，双方并就援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互换了函件。1968年5月6日，两国政府换文确认，由中国派筑路人员修筑自红其拉甫达坂向南至帕苏约140公里公路，并规定如果中方在1969年底提前完成工程，而巴方还没有修到帕苏，则中方继续向南修建直至在巴尔提特以北同巴方修建的部分连接为止。
由于当时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指示让新疆军区来具体承办这个任务，交通部为承建部，施工人员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技术力量和勘测设计由新疆交通厅负责，在力量不够时，交通部给予支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这项援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外交部、外经部、交通部、国家计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参加的领导小组，交通部援外办公室具体承办有关事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也相应组成了以新疆军区、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军区、喀什专署和新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有关二级部等一些单位参加的“新疆喀喇昆仑公路领导小组”，组长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副组长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马森。办公室设在后勤部的军交部。对于在工地组织施工的机构名称，经过研究以后，报中共中央援建巴公路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喀喇昆仑公路筑路指挥部”。
组织这样庞大的筑路队伍到国外去执行援外任务，对新疆来说还是第一次。不仅任务复杂艰巨，也没有援外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当时又值“文化大革命”，困难是相当多的。新疆军区根据国家的规定，研究制定了出国人员的条件，以便在各单位选调出国人员，组织施工队伍。另外就是明确施工组织机构，下达选调任务。第三就是选调了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还限期到任。干部到任后，把领导和一般干部分成两班人马：一部分到选调出国人员的单位协助、指导、督促组织施工队伍；另一部分组成先头分队，于1968年7月16日到达工地，进行施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喀喇昆仑公路筑路指挥部是在1968年6月20日成立的，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还根据任务的不同，设有处、科室和组，人员由新疆军区机关、部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调组成，下面有三个大队，机械大队和修理厂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调，汽车大队由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派出，两个测量队由新疆交通厅调派一个，国家交通部组建一个，另设有一个医院。此外，外交部、外经部、交通部及北京、天津、上海、云南等兄弟单位大力支援了工程技术人员和翻译。巴基斯坦政府为了配合工作，也派联络组和护照官住在工地上。
援建大致情况
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路第一期工程是从1968年7月到1971年2月。这段时间中国筑路人员由红其拉甫达坂向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尔提特地区的哈利·格希修了150多公里，这是最艰苦的地段。而巴方陆军工程兵“边境工程组织”继续修建塔科特到哈利·格希480公里的路段。
中巴公路的建设，我参加了两期，也就是第二期和第三期。之前我是新疆军区阿勒泰军分区副政委。在修筑中巴公路第二期工程时，新疆军区调我到中巴公路筑路指挥部任政委。
中巴公路一期工程建成通车后，并不意味着全线都已经按照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规定的标准建成，巴方承担的哈利·格希至塔科特段还有很多工程需要继续进行修建。巴方要求中国政府再向南延伸400公里。经过多次会谈后，1972年10月中方派出考察组，对全线进行了考察，提出考察报告。1973年6月25日，中巴两国政府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关于修建哈利·格希至塔科特段公路协定》，1973年7月15日由国家交通部副部长郭鲁和巴基斯坦工兵司令塔力克少将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就修建这段公路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协定》和《会谈纪要》规定，由中国派出9000名筑路员工，巴方派出6000名员工共同修筑，全部筑路机械、车辆、设备、器材（除巴方提供外）、工具及中国施工人员的生活物资均由中方提供，分别从海上运达卡拉奇，由巴方负责转运到工地和由北线经过新疆直接运到工地。巴方负责提供工程所需要的水泥、燃料、油料。1973年8月中国勘测设计队相继出国，1974年4月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工地。这就是第二期工程，也叫新线工程。因为工程规模较大，中方参加的部队较多，除新疆军区的一个工兵团外，地方上还组织了一个筑路大队，外加一个桥梁部队。巴方也抽调了一些部队。第二期工程用了4年时间，于1978年5月底竣工。
这段公路于1971年1月底建成移交后，由于巴方未能派出相应的维护力量进行起码的维护，因此被洪水局部或轻微毁坏，加上对塌方地段没有能够整治保养，接着因1972年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多处防护工程和路基，巴托拉冰川河口改道冲毁了两座桥梁，还毁掉了800米路基，个别路段塌方严重。1973年洪水使公路毁坏更加严重。除自然灾害等原因外，测量设计、施工质量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构造物基础设计没有到冲刷线以下，同时施工有任意提高标高的现象，浆砌质量较差，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1974年4月，波堤巴尔沟泥石流爆发，堵塞河道，河水淹没了公路和桥梁。到1978年，毁坏工程逐年增加到160多处。由于修复工程量太大，工期长，经过中巴两国政府商谈，作为一个新的援建项目，和第二期工程分开。1976年3月，双方签订了《关于修复喀喇昆仑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格希段的换文》，1977年4月又签订了《修复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格希段公路的会谈纪要》。
为了节省国家开支，给修复工程留有骨干，并照顾部分干部和员工在国外工作四五年之久、家庭和身体方面都存在一些困难的实际情况，经过研究决定，中方从第二期施工队伍中留下2000余人和相应的施工机械、设备、车辆和各类物资，再由国内选调1000多人予以补充，组成了3750余人的施工队伍进行第三期工程。1978年6月，修复工程指挥部成立，领导班子除由第二期工程指挥部选留外，从国内又选调了4名领导组成，支队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和轮换。其机构有工程支队、桥梁支队、医疗队、综合库、修理厂、两个直属汽车连，指挥部驻帕苏，工程支队驻巴尔，桥梁支队驻古尔米特。巴基斯坦设联络组于帕苏。第三期工程从1978年6月开始，到1979年11月结束。
工程完工交接的时候，正值苏联攻打阿富汗，形势比较紧张。交接仪式原准备在吉尔吉特举行，后来换到塔科特。据中国驻巴大使跟我说，起初拟派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出席交接仪式，经过研究后，决定升格，派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出席了交接仪式。
援助巴基斯坦筑路首先要解决的困难是把各方面的人员弄到一起。筑路队伍中有新疆军区的干部，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有工程支队，有汽车队，有医院。那时人们的思想和现在人的思想不同，大家都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尽国际义务，所以大家的情绪比较高涨。从指挥部的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从上到下待遇都是一个标准：去了之后，吃是一起吃，穿是穿工作服，每人每个月发40元钱，包括6元外币，只不过我们干部为了应付外事，有一套所谓的礼服，其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因为大家干劲很高，情绪也很高昂，筑路队伍基本上都是昼夜奋战。开始，我们吃的东西完全是从国内运过去的，如水果罐头、猪肉罐头、面粉等，这些物资在国内装船，走太平洋，到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到阿拉伯湾，再运到卡拉奇，从卡拉奇运到工地。由于时间长，加上海风一吹，食品都发霉了，没办法吃，黏黏的，味道很苦。我们一看这样不行，就向国内请示，后来就在国外的面粉厂买面粉。以后，筑路部队的生活慢慢地走上正轨了。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外，恶劣的施工环境也是对筑路部队的一大挑战。中巴公路经过的地方都比较艰苦。有人形容，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工地，一路上大体上是经过春夏秋冬。从乌鲁木齐到喀什比较热，到了塔什库尔干就比较寒冷了，到了红其拉甫达坂就是冬天，大冰川看得清清楚楚的。再往下走，又比较暖和了，吉尔吉特、吉拉斯这些地方简直热得受不了，40多度。我们住帐篷，帐篷里面比外面更热。当时，我们就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了尽国际义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分裂主义，比赛着干。中午热得干不了，晚上掌着灯干。对于困难，我们能克服就克服，不能克服就忍受。尽管这样艰苦，大家都没有怨言。如在南线，有条印度河，河水是从冰川上流下来的，尽管天气热，但河水很凉，不能洗澡。有一个筑路人员写过一首打油诗：“行军历时七天多，来到红掌石头窝，旁边只有一条河，不能洗澡和止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说在喀喇昆仑山上修公路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努力下最终建成了，这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中巴公路是中国通向西亚的唯一一条战略公路。这条公路修通以后，对于增进中巴友谊，促进同西亚的物资交流和人员来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条公路所经过的北部地区同阿富汗和克什米尔接壤，对于巴基斯坦自身安全、对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乃至南亚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到中国访问时，曾经称这条公路为巴中两国人民创造了世界“第八大奇迹”。
“修筑”中巴友谊
在修建中巴公路期间，中方人员和巴方人员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的。中巴友谊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鲜血换来的。由于地质情况不好，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塌方、掉石头的现象，还有洪水、泥石流，山高沟窄，水流湍急，土质疏松，地上挖一块石头塌下半个山。这样一来，造成施工人员伤亡比较大。有一次，山塌下来，把我们一个排的人员给压在下面了。修筑第二期工程伤亡的人更多。有一次雪崩，把两台推土机埋到雪里，幸亏收工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还有一次，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掉到帐篷里，把做饭的锅给砸了，还把战士们睡觉的床也给砸坏了，由于正在上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头滚下来时，像刮风似的，到处都是灰尘。工地上经常到处都是石头，要不断清理石头，所以难度非常大。我们援巴筑路部队上至领导，下至员工一起干，当领导的不是指手画脚。新疆军区炮二师教导员吴至业，由于技术大队分成几个小组，他在一个营里当处长。在一个名叫巴旦的地方，放过炮后，清理石头，他在那儿指挥。就在这时，上边掉下了石头。他把身边的工兵推出去，自己来不及躲闪，石头落在他的头上，牺牲了。我们都很痛心，就用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直升机把他的遗体送到吉尔吉特去安葬，虽然事先没有通知巴基斯坦部队的官兵，但到下葬的时候，巴方的工兵来了，带着铁锹，戴着花环。他们帮助挖坑，培土，致悼词，表示对中国部队的感谢，对烈士的哀悼，场面非常感人。新疆军区给吴至业记了二等功。还有我们地质队的一个连长叫刘德毅，为了救巴方人员，也牺牲了。新疆军区也给他记了二等功。
中巴公路前两期工程中方共牺牲了115人，有93人牺牲于意外事故。巴方也牺牲了一些人。在这93人中，葬在巴基斯坦的有83人。第三期工程牺牲了7人，其中在巴基斯坦境内牺牲了5人。到现在，共有88人还在巴基斯坦安葬着。为此巴基斯坦政府特地在吉尔吉特修了一个中国烈士陵园，巴基斯坦政府把这个烈士陵园保护得很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巴方专门派了2户人家守护着。烈士陵园最初建得比较简单，后来巴方进行了重修。2005年10月3日，一座刻有中文、乌尔都文和英文三种语言文字的“巴基斯坦中国烈士纪念碑”落成，巴方为此还专门举行了一个揭幕仪式。
巴方对中国施工人员的印象特别好，巴方有一个联络处一直跟随着我们。他们在100多公里的工地沿线的每一个居住点都派了特工站岗。工作地点也有人站岗。据我们了解，我们要是出了问题，他们是要负责任的。1976年中国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工地慰问演出，在每一个工作地点演出时，当地群众都会来看，他们非常激动，因为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演出。当时，慰问团每到一处都要举行欢迎仪式，中方人员喊热烈欢迎慰问团，他们也跟着喊；中方人员喊毛主席万岁，他们也喊毛主席万岁。
巴方的工兵司令叫巴特少将，我和他很熟悉。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无话不谈。有一次，我到中国驻巴使馆开会，巴特少将跟我说，他请我吃饭。在席间，他对我说，他夫人病了，能不能带个医生给她看看病。我说，完全可以。第二天，我就带了一个医生去了。到了他家一看，院子修得很好，那可真叫享受。在给他夫人看病时，他叫进来一个姑娘，打扮得非常漂亮，不到20岁。他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未来的儿媳妇。后来，我使馆的孙副官对我说，你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他能够把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叫出来让你们看（在巴基斯坦这本来是很忌讳的），看来他确实把你们看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了。有一次，我和李长林副司令员到与我共事时间很长的十九大队司令家去，他们全家都出门迎接我们。他还介绍说，他女儿正在北京学裁缝。我回国后，有次他转道香港到中国来，到了新疆，在吐鲁番碰到我们的副政委，十分高兴，打听我的下落。他听说我已调到乌鲁木齐后，非要见见我，还说见不到他不走。经过外事部门以及新疆军区同意后，我到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看望了他。
1977年中国国庆节期间，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李长林到巴基斯坦检查工作。他快回国时我带着他到中国驻巴使馆，大使告诉我们使馆马上要举行国庆招待会，让我们也来参加宴会。那时，阿里·布托刚刚去世。马上就要接任巴基斯坦总统的齐亚·哈克出席了招待会。中国大使向他介绍了我们之后，哈克说，我当总统后，第一个宴请的客人就是你们，后天请你们中国专家组到我家去赴宴。中国大使、武官也参加，带上你们的夫人。我们去后，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通过我们筑路部队的实际行动，我们不仅和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而且和巴基斯坦普通民众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中巴公路沿线都是崇山峻岭，泥石流多，当地的巴基斯坦老百姓在泥石流荒滩上开荒种地，非常穷困。红其拉甫达坂以南30公里以内荒无人烟，30公里以南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居民。越往下走居民越多，二三百公里以外居民就更多了。修路之初，巴基斯坦当地群众用石头砸我们的汽车，但是后来用面纱蒙着头的妇女纷纷捧着葡萄献给我们。这个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了解我们的一个很重要渠道就是我们给他们看病。那里的老百姓很少吃药，我们给他们开药，他们一吃病就好了。他们觉得中国的医生真神奇。在帕什米尔的一个村子，村长夫人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中国医生说可以开刀。但在那个地方这非同小可，一个妇女赤身裸体地躺着让大夫开刀成何体统。但那个村长同意了。当时主刀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的一名医生。开完刀缝合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她的病很快好了。这一消息传开后，轰动了。当时，我们治好了很多这样的病号。有一次地震，一个女人被一根木头戳破了肚皮。她死活不肯到中国医院治疗，但他的丈夫说中国医生是好的，一定要去。经过精心治疗，伤很快就好了。除给巴基斯坦群众看病外，我们还给当地的群众传播种菜技术。一开始，这些群众不怎么吃蔬菜。我们到巴基斯坦时就带有蔬菜种子，在公路沿线播种。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吃，他们觉得非常好吃。那里漫山遍野长着一些野菜，我们施工人员就掐些野菜吃，当地的群众看见后，笑话我们怎么像牛羊一样吃野草。我们种出的蔬菜，像西红柿、辣椒、黄瓜等，送给当地的群众吃后，他们也觉得非常好吃。
修筑中巴公路第二期路段时，巴基斯坦陆军工程兵干得很好，我们中方人员主要从事的是难度最大的路段和桥梁建设。我们援建的大小桥梁约有10来座。其中，塔科特大桥被称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桥”。 记得大桥刚修好后，我们医院的一群女护士碰到一群当地妇女，戴着面纱，用手在摸桥的栏杆。她们看到女护士后，亲热得很。翻译后来说，这群妇女是从很远的山沟走路来的，听说这里有新鲜事，特地过来看看。这些事情是一件一件地出现的，越是到最后，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中巴之间友谊的深厚。可以说，中巴公路是有形的，可以被石头堵塞，桥可以被冲垮，但中巴友谊是无形的，根本抹杀不了的。2004年8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将塔科特大桥改名为“友谊桥”，桥头的石碑上还用中文刻着“友谊桥”三个字。
中巴公路见证了中巴之间的友谊。记得有一次休息，我带着筑路指挥部机关的几个人到一个叫塔克西拉的小公园去玩。我们去后，正在那里游玩的巴基斯坦一所大学的学生看见了我们，我们发现他们议论着什么，翻译仔细听了之后，告诉我们，有的学生说我们可能是日本人，有的说我们不像，有点像中国人。有一个大胆的学生走到我们面前直接问我们是什么国家的人。我们说是中国人。听后，这些学生非常兴奋地说，哎哟！都竖起了大拇指，纷纷要和我们照相。当时，我们从卡拉奇等地坐飞机回国，我们有优先权，机上的巴方人员非常热情，说我们是中国朋友。由此可见，中巴友好的基础存在于各个角落。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