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淳安县志》记载：淳安县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因为大饥，斗米二钱二分，百姓饿死不可胜计。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候，人们大都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想方设法去地里、山上开地下粮仓。
　　人们去采摘苎麻叶、苦麻叶、小艾叶、牛蒡叶以及野菜、紫藤花等加工食用；有的去山上采摘野果、山楂、弥猴桃、野萄萄、野草莓充饥。还有的扛着山锄上山去挖蕨根、葛根加工成淀粉，掺以野菜熬成汤来饱肚。总之，什么能吃就吃什么。人人饿得面黄肌瘦，脸无血色，手脚无力。我村更是有一位名叫童老八的村民因饥饿受不了上吊而死。
　　那天，他也和其他村民一样扛着山锄，有气无力地到离村十几里的一个地名叫松塘坞里的半山腰的茶园中掘蕨根，想想今后的日子没法过，就用带来捆蕨根的箩绳，把自己吊死在茶园的茅棚中。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一日三餐吃的大都以杂粮为主，马铃薯、番薯和老南瓜唱了主角。还有那玉米果、玉米糊，都是掺以野蒜和野菜做成的，难以下咽。我经常吃一点就想把它扔掉，母亲一看到我这样，就严厉地教训我说：“别扔掉，留着下一餐吃。你这个儿子一点不懂事，你没听说二队童老八吊死的事吗！”
　　那个时候一到采茶农忙时，学校都放假支农，我经常跟着母亲和组里的妇女去采茶。而我组那块茶园刚好在吊死人的那块茶园边。采茶时，我母亲指着旁边那块茶园告诉我说：“童老八就在那块茶园中吊死的。他要是还有一口饭吃，哪怕是玉米糊掺野菜，也不至于这样！”听了母亲的话，我更是对自己从前浪费粮食的行为羞愧难当。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的吃饭问题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更不用想吃到美味佳肴。虽然国家发给每人一定的供应粮，但我们还是很少吃到名符其实的香喷喷的白米饭。餐餐都是白米加杂粮做成的南瓜饭、马铃薯饭、番薯饭、野菜饭等等。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读中学时，星期天都带些马铃薯、番薯回学校，再到粮管所买来几斤大米，每餐蒸饭时将马铃薯或番薯洗净切块放入有些许米粒的饭盒中蒸饭吃。有时候我母亲还将玉米在石磨中去皮磨成半粒半粒的，叫我带到学校蒸玉米饭吃，还有的时候将玉米磨成粗粉蒸玉米糊吃。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缺粮吗！
　　改革开放以后，人人有饭吃，人人吃饱饭这一愿望终于实现。现在人们一日三餐的食物相当丰盛，谈论最多的，不再是有没有饭吃，能不能吃饱，而是变成了怎样吃得好、有营养、有利于健康。于是阔别多年的粗粮，又回到了我的餐桌上，望着这些曾经让我活下来的老伙计，大恩人，我却总提不起食欲来。因为它们代表着那段不堪回首，让人饥饿的岁月。
　　与我不同的是，那些年龄稍大的过来人却还常常忆起当年那些缺吃少穿的事，尤其对吃的食物耿耿于怀。我八十余岁的老母亲就常常在我面前不厌其烦地叨唠：“现在的人真有口福啊，想吃什么有什么，这真是神仙过的好日子啊，我们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饥饿，给了我们太多的苦难记忆。面对它，有的人选择忘却，有的人选择记住。我想，无论是忘却还是记住，都是有情可原的，那都代表着如今可以告别地下粮仓的幸福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