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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在中国民众和学术界中再一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和国内经济振兴问题到移民问题，特朗普的每一次言论都成功地刷新了大众对美国总统执政风格的认识。透过这位新任总统不着调的言论，中美关系的前途看起来似乎在风中飘摇。特朗普本人究竟有何特点？出现“特朗普现象”的背后，是否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会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评价中美两国领导人4月初举行的首次会晤？与此同时，“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并发也引起了全世界对反全球化的思考，中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又将何去何从？为此，本刊采访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國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特朗普与中美关系
《领导文萃》：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本人就成了中美关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您如何评价特朗普这个人？
金灿荣：我认为特朗普的个人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非常成功的投机商人。作为商人的他对利益尤其敏感，相较而言，他对价值观、人权观等则不那么感兴趣。第二，他敢冒险。他不是正儿八经的教科书式的商人，这体现为他乱投资，经历过三次破产。第三，总体而言，他很成功，身家有几十亿，经营家庭和培养孩子都算非常成功，所以这个人的能力不可低估。以上三方面是特朗普作为个人而言的特点，而作为政治家，特朗普实则属于反建制派，用中国人的话说，他就是造反派，但是他不是革命家，他不可能改变美国体制，他会打倒一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会为美国带来一些混乱和不确定因素。
《领导文萃》：您认为特朗普能成功上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特朗普的竞选招数在外人看来很奇怪，而事实证明特朗普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美国中下层人群的选票。这种策略也符合他个人特点和从商经历。当然，特朗普当选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根源在于，美国大多数民众对过去30多年以来推动的新自由主义不满。这导致美国社会中存在的 “上下、左右、黑白”三大裂痕加剧，社会矛盾上升了。
第一个裂痕是“上下”，也可称之为阶层矛盾。该矛盾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2010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表现。第二个裂痕是“左右”，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矛盾，具体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其表现为如何看待移民，如何看待伊斯兰，如何看待“政治正确”。第三个裂痕是“黑白”，这是传统的种族矛盾。这一矛盾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被激化，白人心理上的“历史负担”没有了，加上美国新移民的涌入，有色人种的急剧增加，使得白人产生了“不安全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剑走偏锋，充分利用了现有的社会矛盾，准确地抓住中下阶层的选票，讨好右翼，支持白人利益，而这些本来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群体就成了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
《领导文萃》：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
金灿荣：我们都知道，过去45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得非常好，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确实还是有波折的，不过不论如何波折，后来都能形成一个很好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至少倒退了3年，停滞了3年，两国领导人不见面了，一直到1993年西雅图会议，江泽民主席会见克林顿才有了转机，后来又经历很多波折，像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等，但是最后总体来看还是成功的。到了2010年，我认为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不过这是名义GDP，若是按购买力来评价，中国在1992年就已经超过日本了，汇率是2010年超过他们，201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同年发电量也超过美国，这个就让美国的战略家非常紧张了，因为美国的战略有一个特点，就是防范第二名，谁老二，他防谁，跟你这个国家的性质没有关系。20世纪他先后防范过德国、苏联、日本，进入到21世纪，因为中国是第二了，就开始防范中国。
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就有一些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力量的平衡导致的。面对这种新现实，美国方面采取的政策比较老套，当时他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回归亚洲，一年以后改成了东向，从欧洲转向了亚洲，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后来又定了一个口号是“亚太再平衡”。那么，这个政策总体来说我认为是很古老的政策，就是把中国当成对手，想办法阻止中国的成长，限制中国的影响力。这个政策有四根支柱，第一就是军事，他已经明确表态，到2020年要把他的60%的兵力放在太平洋上，这非常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态势。冷战时期美国将60%的兵力放在北大西洋限制苏联，20%的兵力保卫本土，其他人员机动，现在他也是用60%对付中国，20%保卫本土，10%对付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第二是经济上搞TPP，实际上就是把中国排除在外，搞了一个贸易圈。第三是聪明外交，说透了其实就是挑拨离间，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已经存在的矛盾，像钓鱼岛、朝鲜半岛、中越边境等，充分利用这些矛盾拖中国的后腿。第四就是充分利用因特网，希拉里表示要搞因特网外交，用因特网渗透影响你们的思维和发展。那么这样一个打法，坦率地说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问题了，双方的不信任都在加强。中国一部分人就认为你在搞C型包围圈，弄得不好就是O型的。美国的这个动作是有点挑衅性的，而我们的对策仍然是韬光养晦，在当时中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强调中美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面对美国的挑衅，我们这个效果还挺好，因为美国人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越是沉住气他就越是发毛，你反应了他反而知道了你的分量。到了2012年11月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有三个要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从道德层面说，我们这个比他的回归亚洲要高，回归亚洲是小气的，我们的新型大国关系道德站位要高一些。我理解，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伙伴关系。后来两边都没有达成伙伴关系，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他58.5%的海军力量调到了亚洲，可这一点作用也没有。中国这几年现代化步伐很快，这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美国把他60%的海空军调过来，这其实是对他不利的，你越调我们这边越发展，到最后都给抵消了，反倒是美国全球战略陷于被动。总之， 我认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政策不很成功，而且是部分失败。 从中国来说，我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对其中第一点不冲突不对抗美国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第二点卡住了，就是我们要相互尊重这一条，美国认为是中国向他要平等待遇，要跟他平起平坐，这个美国就不干了，他心底上还没有接受我们做平等伙伴。第三点，原则上说他们是同意的，合作共赢，但是因为他的老大身份，所以，他每次让我们多付点账，少来点利，所以我们提的这个东西，他没有否决，但是也没有接受。我个人认为，在奥巴马当政的几年内中美关系有波折，特别是2011年他提出的回归亚洲，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矛盾还是可控的。
特朗普参选后发表了不少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比如说抨击中国操纵汇率等等。而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的态度却有所软化，日前他的团队——特朗普经济顾问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就表示有关中国的议题，将不会有汇率操纵国或其他问题。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也明确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正式结束，特朗普政府将同中国发展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实际是有益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可以明确的是，不论是出于对选民的承诺，还是特朗普本人的价值判断，特朗普政府会将更加看重其认为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虽然不会放弃其全球战略野心，但利益轻重布局会有所调整，这也使中国与其打交道时有了可操作的空间。但是，从特朗普的就职演说、组建的团队、第一次国会演说等表现来看，他对选民的承诺并非全都是空头支票，不论最后达成与否，特朗普至少会付诸行动。不仅如此，特朗普给出的承诺反映了他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是决定一个人行为取向的最深层力量。因此，就对中国的看法而言，特朗普早就有了基本倾向，接下来就看特朗普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了。特朗普医改法案失败很明显地证实了特朗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状。他的经验来自公司管理，而美国总统要平衡的是美国政治体制下的各权力中心。因此，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政策能否贯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都有待观察。
从特朗普的讲话和他的班子成员的讲话分析，他想给中国打五张牌。第一张是贸易，各种手段让中国让利，第二张是台湾，第三张是南海，第四张是朝鲜，第五张是俄罗斯，打这五张牌。然而从这一个多月的中美沟通情况来看，好像他开始退缩。这一个多月中国其实没闲着，中国对特朗普总的来说就是特别低调，中国跟各国相比首先是特别低调，其次是积极沟通。我们大使馆跟他们家庭积极沟通。现在看效果还可以。有什么效果呢？第一，他别的方面都兑现承诺了，什么撤医保、建墙、限制穆斯林。但有一个没兑现，就是他曾说的首先要对中国征税。台湾问题现在看起来他也有点往回退，过年时他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说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他的国务卿在不同的场合也讲了，还是尊重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在南海方面，他好像还是在示强，但是仔细看也只是摆了个姿态，秀秀肌肉而已。所以目前来看，还是打贸易牌可能性很大，不过规模肯定不是那么激烈，台湾牌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往回缩，南海牌他还在试探，但是现在看来力度并不大。那么剩下两张牌，朝鲜牌，好像是中美在合作。在春节前一周，中国商务部出了一个对朝制裁的单子，朝鲜对我们出口整个是24亿美元，其中煤炭是11亿多美元，占比达46%。朝鲜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东南亚，那么在金正男事件后，也丢了。我认为，这些事情串在一起，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其实是合作的。最后一张就是俄罗斯牌，现在看来肯定打不起来，美国国内的反俄势力非常强大。所以把这些合到一块，一个大的结论应该说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新手确实是会带来很多变化，但是好像落到中美关系上变化是比较小的。所以我直觉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代应该是可控的。
另一方面，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特朗普政策，如果成功，或者如果失败，对两国国力消长的影响。如果他克服了国会阻力，真正实施下去，他真有可能把经济增长搞到3%以上，因为中国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个前提，他得冲破反对党的阻碍，赢得党内高层的支持。现在反对党斗争得很厉害，反对党对他不服，党内的高层对他的态度也是心怀暗胎，各有打算。所以他的执政环境也不太好。反过来假设，如果他的这套打法成功了，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会发展很快。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用一年时间把经济增长搞到4%，但今年他期待的低一点就是3.2%，比去年翻一倍，以后再搞到4%，这是一种前景，他的經济政策见效了，政治上也就算成功了。如果是这样，那中国赶上美国的时间会被拉长一点。但是，如果特朗普做不到，美国就会更混乱，那么中国赶上美国的时间则会提前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很明显对全球化的支持力度下降，全世界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两个未来的变量。目前特朗普冲击波在中美关系上我认为是控制住了，但对日本、德国可能还没有控制住。再往后，未来有两个观察点，一个是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否实现？实现了，那就意味着美国有个小辉煌，他会影响中美关系。还有一个观察点也是变量就是咱们要接全球化的领导角色，比如说我们去接盘，有一种可能就是战略投资，需要担心的是中国是否能承担起这笔战略投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搞得还不错，那中国就会提前取代美国老大的位置，其承担成功了的代价是可控的，中国的上升会快一点，也会让中美关系的变量复杂一点。
总之，这一轮的特朗普冲击波在中美关系上是可控的。未来就看他的改革成功与否。我们试图做全球化的领头羊，做全球治理的领导者，这也是一个新实验和新挑战。
《领导文萃》：在今年的4月6日和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这也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首次会晤。您如何评价这次会晤？
金灿荣：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在参加选举期间就一直在批评中国，涉及中国的话题包括“一个中国”政策、南海问题、经济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这一度引起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目前看来，通过中美双方的积极沟通，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实际情况比预期的好，这是中国外交的成绩。虽然此次会晤并未达成新的联合公报，但是“习特会”的成功举行本身就是有积极意义的，特朗普本人对此也评价积极。特朗普总统刚执政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实现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新的纪录。总之，“习特会”是中美关系的新起点，能否利用好这个良好起点，发展建设性和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反思新自由主义思潮
《领导文萃》：正如您所分析的那样，特朗普乃至美国对全球化的支持力度下降。中美关系的重要观察点之一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与此相联系，值得关注的是，英国“脱欧”等反全球化现象也几乎同时发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状？这一连串现象的出现是否有着深层次的背景？
金灿荣：这要回顾一下过去的30多年。从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当权，1980年11月里根总统当权，在英美就出现了一股思潮叫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有积极的历史贡献，它进一步挖掘了市场潜力，促进了技术创新，让金融资本发挥更大作用，对中国的改革有帮助，对英美的改革有帮助，使得数亿人脱贫，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不容否定。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新自由主义第一大问题，就是促进经济虚拟化，特别是英美经济虚拟化，让金融资本占的比例太大，使整个世界经济虚拟化。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实有的GDP大概是74万亿美元，可是资本市场虚拟的金融资产是2000多万亿美元，是实有价值的30多倍，这个迟早要出事，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资本作用太大，另外贫富差距也太大，加速了国家分化。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积极的历史贡献是肯定的，它对市场潜能的开发，对经济技术的促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帮助要肯定，但是一定要看到它的缺点，它促使了经济的发展不均衡，促进了国家发展不平衡，这个必定是要出事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跟历史上的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上的全球化是产业资本推动，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是金融资本推动。产业资本有一点通货膨胀，金融资本则是反通货膨胀，金融资本就是把资本搞得特别廉价，现在都已经到了谷底了。目前欧洲和日本都是负利率，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有两家出现负利率，美国是低利率，考虑到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负利率，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然而，就在去年，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现了反弹，在政治上表现为民粹主义。我认为，其经济表现是在产业资本上，如英国选择“脱欧”，美国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对产业资本有利的政策，即对外准备搞贸易保护主义，把竞争者赶出去，对内第一减税，为实业资本减税，第二放松金融管制。很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准备搞基础建设投资1万亿美元，发展传统产业和煤炭产业，说气候变化是中国人造的谣，不认同气候变化，要挖煤、开采石油，所以把原来废掉的加拿大到美国的石油管道给恢复了。
事实上，英美两国联动效应早有历史。在过去的30多年间，美英两国多次联动，通过将社会思潮推广与国际实践相结合的战略举措深刻影响了世界。在这其中，美英两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广与实践尤为引人注目。对新自由主义的概括，简而言之就是：倡导自由贸易、市场开放、私有化、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开支等，以增加私人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并且认为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英两国的推动下席卷全球。美英两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上的第一次联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的施政方针被认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且彼此呼应，相互联动。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分别在两国以现实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推动了它在全球范圍内的广泛传播。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扩散，并由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美英两国第二次联动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执政时期，积极推行“第三条道路”，该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以所谓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旨在建立活力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理论体系。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也对此表示支持，其在国内也执行了“第三条道路”。美英再次联动带来的影响是，围绕“第三条道路”，西欧政坛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群体。欧元区11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名为《欧洲新道路》的文件，从内容来看带有明显的布莱尔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色彩，导致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可以说，美英两国的联动不仅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印记，也深刻塑造了国际政治的架构。美英两国第三次联动则出现在当前，即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与反弹，具体表现为英国举行全民公投要求“脱欧”，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两者都表现出国家主义至上与孤立主义的倾向。这标志着英美两国内部对“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的间接否定。这种迹象表明，曾经在新自由主义狂潮下塑造的全球化的西方出现了巨大的逆转，大西洋两岸的英美彼此联动，正颠覆着在过去30年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和认知，世界秩序正展现出乱象，推动着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反思。
《领导文萃》：全球化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中国会因此受到何种影响？中美关系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金灿荣：全球化的基本逻辑还是经济逻辑，通过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实现人类总体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推动人类进步，从这个逻辑讲，全球化是合理的。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都是由美英主导，而现在，这两个国家却成为了反对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看，人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大部分收益都被华尔街拿走，而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从中受益并不多；从国际上看，特朗普认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从全球化浪潮中得到的好处比美国更多。所以，特朗普并非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是希望有更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当下所谓的全球化危机其实是原来的主导者美国和英国要求重新算账，要按照他们的思路来搞。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球化还会继续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着主导权和收益分配还是会有斗争的。
特朗普针对美国的政治、自由贸易、全球化，可能又会回到传统自由主义，这具体就是对盟国、邻国、贸易伙伴国、穆斯林国家都有冲击。那落到咱们中国，问题不大，中国其实就是贸易伙伴国，会有一点麻烦，他会觉得我们赚得太多了，要吐出来一点，这个好像是免不了的。总体处境还可以，再加上我们中国本身天生独立，所以，他对我们影响是比较小的。对中国总体影响小，但对中美关系还是有影响的。 《领导文萃》：我们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说开，引申出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那么，中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退潮以及世界秩序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金灿荣：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此，我们应采取辩证态度，实事求是肯定新自由主义的正面影响和现实的历史贡献。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也带来诸多问题，需要深刻反思。例如，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了贫富分化和全球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工业化加速，但也导致了环境破坏和污染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在带来金融资本繁荣的同时，也带来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脱节；出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有些国家出现畸形经济发展；财富两极化带来国家内部出现族群与阶层的严重分裂；新自由主义所输送的华盛顿模式让发展中国家落入现代化的陷阱，等等。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亚洲一些国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在非洲、中东等地区则发展滞后，这也是该地区极端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与根源。
反思新自由主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对市场极度崇拜，将“看不见的手”奉为圭臬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一市场化就灵”。新自由主义没有深入思考和直面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常会失灵，市场不会永远正确，有时也会导致资源错配。尽管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回避市场失灵的情况，但是采取的态度往往是轻描淡写或者是有意忽视，过分强调和放大政府干预的危险，忽视市场失灵甚至导致资源错配的弊端。此外，新自由主义对竞争也过度强调，而现实情况是，竞争带来的更多结果是导致垄断，新自由主义有意忽略了这条逻辑。
第二，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人的个体性而忽视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的人，首先是个体存在，然后是社会存在。其实，人天生就是群体性的生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要两方面强调才合适。新自由主义往往宣扬个人自由，单方面强调个体的存在，这对一般国家中的个人而言，特别有诱惑力和误导性，其导致的后果是让个体不择手段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个人财富，忽视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定位，诸如个体人的社会责任、社会道德。
第三，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但无视“绝对权力须承担绝对责任”这一政治原则。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集权主义之苦，吃过极权主义的亏，所以，“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这一口号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强的蛊惑性。在硬币的两面中，新自由主义无视硬币的另外一面，即绝对的权力须负绝对责任。在现实中，由于多党政体的选举体系，西方民主国家一出事故，就以某个官员道歉辞职的方式表示承担责任，或者重新改选政府或内阁来担责，但鞠躬换人换政府就算承担责任么？事实上，它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缓解了政治责任问题，实际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西方虽然可以从一个民主走向另一个民主，但问题依旧存在，根本没有解决。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自我欺骗，在本质上是无人负责。
第四，在社会管理上，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诸多好处，甚至宣扬小政府都可以取消而交由NGO去管理。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国家建构历史，特别是经历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形成了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模式，所以他们会按照效率的原则进行优化选择，哪些领域交由政府管理，哪些交由社会管理。但是，这一方式放在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体系，其国家力量相对较弱。在这种条件下，推广“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推入发展的深渊。还有，“小政府大社会”背后还存在一个陷阱就是，弱国家体系随时可以被操控，实现更替政权，进而带来政治的动荡。因此，在政府體系弱、地方豪强强的情况下，宣扬NGO主导地位，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落井下石策略。
第五，在企业管理上，新自由主义永远鼓吹私有优于国营。但是，对那些发展中的中小国家，如果没有大一点的国营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这些私有企业基本没有什么机会与英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私有企业大都是小型企业，其资金、技术、人才等实力远不如西方跨国公司，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保护与支持，它们与西方大公司想要同台竞争，其结果就是以卵击石。
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只是选取了人类社会经验的某一个方面，出于为西方自身服务的目的而向第三世界强烈推销。如果一国不基于本国国情，且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路径走下去，就会落入陷阱，离现代化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远。因此，面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乱局，学术界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些基本价值观都需做出改变，否则只会害人害己。
中国从中受到的启发应该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虽然新自由主义为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治、社会自由化以及经济繁荣，但其本身也存在缺陷和严重负外部性，比如社会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破坏、道德混乱等。当前，新自由主义在其发源地英美国家都面临主体社会的不满，这更要求人们对其有所反思，跳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误区。对于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要在学理上和实践上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要在这两个方面走在英美的前面。在促进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进程中，能为各国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方案，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二，不能再提倡以纯经济学思维主导社会治理，而应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角来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正常社会体系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实体体系和思想文化这个虚拟体系。其中的三个实体体系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如果政治体系、社会体系变了而经济体系没能跟上，就会出现英国“脱欧”或“特朗普现象”等失序问题。这背后的原理在于，以纯经济学思维指导社会治理会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当强者收益越来越大，而弱者被逼到困境时，社会治理就将难以为继。
第三，中国在实践中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束缚，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而没有掉入现代化陷阱。我们发展战略一直坚持问题导向，这其中既有外部压力，也有源自内部发展的需求。除了问题导向，中国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即条件资源。学术界要做的是对我们基于问题需求导向和现实条件资源的战略做出有力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理论建构落后于实践，不仅在总体战略和外交领域如此，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理论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注定落后于实践，但也不能过于落后。理论建构虽难但不能不做，好的理论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减少未来犯错的概率。
从历史上看，一般的国际秩序在形成后都能稳定几十年，且英美一直采取联动的方式来深刻塑造国际政治格局，但为何美国在冷战后主导的“一超多强”秩序这么短时间就出现了问题？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退潮以及世界秩序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利弊权衡，谋定而后动。坦率地说，当今世界很多情况已经超出一些学者过去几十年来学习和研究的知识积累。所以，我们应该先正确认识已然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然后再根据现实问题和条件资源来探索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与中美关系
《领导文萃》：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本人就成了中美关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您如何评价特朗普这个人？
金灿荣：我认为特朗普的个人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非常成功的投机商人。作为商人的他对利益尤其敏感，相较而言，他对价值观、人权观等则不那么感兴趣。第二，他敢冒险。他不是正儿八经的教科书式的商人，这体现为他乱投资，经历过三次破产。第三，总体而言，他很成功，身家有几十亿，经营家庭和培养孩子都算非常成功，所以这个人的能力不可低估。以上三方面是特朗普作为个人而言的特点，而作为政治家，特朗普实则属于反建制派，用中国人的话说，他就是造反派，但是他不是革命家，他不可能改变美国体制，他会打倒一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会为美国带来一些混乱和不确定因素。
《领导文萃》：您认为特朗普能成功上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特朗普的竞选招数在外人看来很奇怪，而事实证明特朗普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美国中下层人群的选票。这种策略也符合他个人特点和从商经历。当然，特朗普当选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根源在于，美国大多数民众对过去30多年以来推动的新自由主义不满。这导致美国社会中存在的 “上下、左右、黑白”三大裂痕加剧，社会矛盾上升了。
第一个裂痕是“上下”，也可称之为阶层矛盾。该矛盾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2010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表现。第二个裂痕是“左右”，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矛盾，具体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其表现为如何看待移民，如何看待伊斯兰，如何看待“政治正确”。第三个裂痕是“黑白”，这是传统的种族矛盾。这一矛盾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被激化，白人心理上的“历史负担”没有了，加上美国新移民的涌入，有色人种的急剧增加，使得白人产生了“不安全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剑走偏锋，充分利用了现有的社会矛盾，准确地抓住中下阶层的选票，讨好右翼，支持白人利益，而这些本来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群体就成了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
《领导文萃》：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
金灿荣：我们都知道，过去45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得非常好，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确实还是有波折的，不过不论如何波折，后来都能形成一个很好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至少倒退了3年，停滞了3年，两国领导人不见面了，一直到1993年西雅图会议，江泽民主席会见克林顿才有了转机，后来又经历很多波折，像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等，但是最后总体来看还是成功的。到了2010年，我认为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不过这是名义GDP，若是按购买力来评价，中国在1992年就已经超过日本了，汇率是2010年超过他们，201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同年发电量也超过美国，这个就让美国的战略家非常紧张了，因为美国的战略有一个特点，就是防范第二名，谁老二，他防谁，跟你这个国家的性质没有关系。20世纪他先后防范过德国、苏联、日本，进入到21世纪，因为中国是第二了，就开始防范中国。
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就有一些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力量的平衡导致的。面对这种新现实，美国方面采取的政策比较老套，当时他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回归亚洲，一年以后改成了东向，从欧洲转向了亚洲，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后来又定了一个口号是“亚太再平衡”。那么，这个政策总体来说我认为是很古老的政策，就是把中国当成对手，想办法阻止中国的成长，限制中国的影响力。这个政策有四根支柱，第一就是军事，他已经明确表态，到2020年要把他的60%的兵力放在太平洋上，这非常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态势。冷战时期美国将60%的兵力放在北大西洋限制苏联，20%的兵力保卫本土，其他人员机动，现在他也是用60%对付中国，20%保卫本土，10%对付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第二是经济上搞TPP，实际上就是把中国排除在外，搞了一个贸易圈。第三是聪明外交，说透了其实就是挑拨离间，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已经存在的矛盾，像钓鱼岛、朝鲜半岛、中越边境等，充分利用这些矛盾拖中国的后腿。第四就是充分利用因特网，希拉里表示要搞因特网外交，用因特网渗透影响你们的思维和发展。那么这样一个打法，坦率地说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问题了，双方的不信任都在加强。中国一部分人就认为你在搞C型包围圈，弄得不好就是O型的。美国的这个动作是有点挑衅性的，而我们的对策仍然是韬光养晦，在当时中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强调中美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面对美国的挑衅，我们这个效果还挺好，因为美国人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越是沉住气他就越是发毛，你反应了他反而知道了你的分量。到了2012年11月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有三个要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从道德层面说，我们这个比他的回归亚洲要高，回归亚洲是小气的，我们的新型大国关系道德站位要高一些。我理解，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伙伴关系。后来两边都没有达成伙伴关系，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他58.5%的海军力量调到了亚洲，可这一点作用也没有。中国这几年现代化步伐很快，这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美国把他60%的海空军调过来，这其实是对他不利的，你越调我们这边越发展，到最后都给抵消了，反倒是美国全球战略陷于被动。总之， 我认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政策不很成功，而且是部分失败。 从中国来说，我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对其中第一点不冲突不对抗美国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第二点卡住了，就是我们要相互尊重这一条，美国认为是中国向他要平等待遇，要跟他平起平坐，这个美国就不干了，他心底上还没有接受我们做平等伙伴。第三点，原则上说他们是同意的，合作共赢，但是因为他的老大身份，所以，他每次让我们多付点账，少来点利，所以我们提的这个东西，他没有否决，但是也没有接受。我个人认为，在奥巴马当政的几年内中美关系有波折，特别是2011年他提出的回归亚洲，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矛盾还是可控的。
特朗普参选后发表了不少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比如说抨击中国操纵汇率等等。而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的态度却有所软化，日前他的团队——特朗普经济顾问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就表示有关中国的议题，将不会有汇率操纵国或其他问题。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也明确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正式结束，特朗普政府将同中国发展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实际是有益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可以明确的是，不论是出于对选民的承诺，还是特朗普本人的价值判断，特朗普政府会将更加看重其认为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虽然不会放弃其全球战略野心，但利益轻重布局会有所调整，这也使中国与其打交道时有了可操作的空间。但是，从特朗普的就职演说、组建的团队、第一次国会演说等表现来看，他对选民的承诺并非全都是空头支票，不论最后达成与否，特朗普至少会付诸行动。不仅如此，特朗普给出的承诺反映了他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是决定一个人行为取向的最深层力量。因此，就对中国的看法而言，特朗普早就有了基本倾向，接下来就看特朗普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了。特朗普医改法案失败很明显地证实了特朗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状。他的经验来自公司管理，而美国总统要平衡的是美国政治体制下的各权力中心。因此，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政策能否贯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都有待观察。
从特朗普的讲话和他的班子成员的讲话分析，他想给中国打五张牌。第一张是贸易，各种手段让中国让利，第二张是台湾，第三张是南海，第四张是朝鲜，第五张是俄罗斯，打这五张牌。然而从这一个多月的中美沟通情况来看，好像他开始退缩。这一个多月中国其实没闲着，中国对特朗普总的来说就是特别低调，中国跟各国相比首先是特别低调，其次是积极沟通。我们大使馆跟他们家庭积极沟通。现在看效果还可以。有什么效果呢？第一，他别的方面都兑现承诺了，什么撤医保、建墙、限制穆斯林。但有一个没兑现，就是他曾说的首先要对中国征税。台湾问题现在看起来他也有点往回退，过年时他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说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他的国务卿在不同的场合也讲了，还是尊重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在南海方面，他好像还是在示强，但是仔细看也只是摆了个姿态，秀秀肌肉而已。所以目前来看，还是打贸易牌可能性很大，不过规模肯定不是那么激烈，台湾牌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往回缩，南海牌他还在试探，但是现在看来力度并不大。那么剩下两张牌，朝鲜牌，好像是中美在合作。在春节前一周，中国商务部出了一个对朝制裁的单子，朝鲜对我们出口整个是24亿美元，其中煤炭是11亿多美元，占比达46%。朝鲜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东南亚，那么在金正男事件后，也丢了。我认为，这些事情串在一起，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其实是合作的。最后一张就是俄罗斯牌，现在看来肯定打不起来，美国国内的反俄势力非常强大。所以把这些合到一块，一个大的结论应该说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新手确实是会带来很多变化，但是好像落到中美关系上变化是比较小的。所以我直觉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代应该是可控的。
另一方面，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特朗普政策，如果成功，或者如果失败，对两国国力消长的影响。如果他克服了国会阻力，真正实施下去，他真有可能把经济增长搞到3%以上，因为中国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个前提，他得冲破反对党的阻碍，赢得党内高层的支持。现在反对党斗争得很厉害，反对党对他不服，党内的高层对他的态度也是心怀暗胎，各有打算。所以他的执政环境也不太好。反过来假设，如果他的这套打法成功了，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会发展很快。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用一年时间把经济增长搞到4%，但今年他期待的低一点就是3.2%，比去年翻一倍，以后再搞到4%，这是一种前景，他的經济政策见效了，政治上也就算成功了。如果是这样，那中国赶上美国的时间会被拉长一点。但是，如果特朗普做不到，美国就会更混乱，那么中国赶上美国的时间则会提前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很明显对全球化的支持力度下降，全世界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两个未来的变量。目前特朗普冲击波在中美关系上我认为是控制住了，但对日本、德国可能还没有控制住。再往后，未来有两个观察点，一个是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否实现？实现了，那就意味着美国有个小辉煌，他会影响中美关系。还有一个观察点也是变量就是咱们要接全球化的领导角色，比如说我们去接盘，有一种可能就是战略投资，需要担心的是中国是否能承担起这笔战略投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搞得还不错，那中国就会提前取代美国老大的位置，其承担成功了的代价是可控的，中国的上升会快一点，也会让中美关系的变量复杂一点。
总之，这一轮的特朗普冲击波在中美关系上是可控的。未来就看他的改革成功与否。我们试图做全球化的领头羊，做全球治理的领导者，这也是一个新实验和新挑战。
《领导文萃》：在今年的4月6日和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这也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首次会晤。您如何评价这次会晤？
金灿荣：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在参加选举期间就一直在批评中国，涉及中国的话题包括“一个中国”政策、南海问题、经济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这一度引起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目前看来，通过中美双方的积极沟通，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实际情况比预期的好，这是中国外交的成绩。虽然此次会晤并未达成新的联合公报，但是“习特会”的成功举行本身就是有积极意义的，特朗普本人对此也评价积极。特朗普总统刚执政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实现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新的纪录。总之，“习特会”是中美关系的新起点，能否利用好这个良好起点，发展建设性和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反思新自由主义思潮
《领导文萃》：正如您所分析的那样，特朗普乃至美国对全球化的支持力度下降。中美关系的重要观察点之一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与此相联系，值得关注的是，英国“脱欧”等反全球化现象也几乎同时发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状？这一连串现象的出现是否有着深层次的背景？
金灿荣：这要回顾一下过去的30多年。从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当权，1980年11月里根总统当权，在英美就出现了一股思潮叫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有积极的历史贡献，它进一步挖掘了市场潜力，促进了技术创新，让金融资本发挥更大作用，对中国的改革有帮助，对英美的改革有帮助，使得数亿人脱贫，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不容否定。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新自由主义第一大问题，就是促进经济虚拟化，特别是英美经济虚拟化，让金融资本占的比例太大，使整个世界经济虚拟化。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实有的GDP大概是74万亿美元，可是资本市场虚拟的金融资产是2000多万亿美元，是实有价值的30多倍，这个迟早要出事，金融高度虚拟化，金融资本作用太大，另外贫富差距也太大，加速了国家分化。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积极的历史贡献是肯定的，它对市场潜能的开发，对经济技术的促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帮助要肯定，但是一定要看到它的缺点，它促使了经济的发展不均衡，促进了国家发展不平衡，这个必定是要出事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跟历史上的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上的全球化是产业资本推动，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是金融资本推动。产业资本有一点通货膨胀，金融资本则是反通货膨胀，金融资本就是把资本搞得特别廉价，现在都已经到了谷底了。目前欧洲和日本都是负利率，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有两家出现负利率，美国是低利率，考虑到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负利率，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然而，就在去年，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现了反弹，在政治上表现为民粹主义。我认为，其经济表现是在产业资本上，如英国选择“脱欧”，美国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对产业资本有利的政策，即对外准备搞贸易保护主义，把竞争者赶出去，对内第一减税，为实业资本减税，第二放松金融管制。很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准备搞基础建设投资1万亿美元，发展传统产业和煤炭产业，说气候变化是中国人造的谣，不认同气候变化，要挖煤、开采石油，所以把原来废掉的加拿大到美国的石油管道给恢复了。
事实上，英美两国联动效应早有历史。在过去的30多年间，美英两国多次联动，通过将社会思潮推广与国际实践相结合的战略举措深刻影响了世界。在这其中，美英两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广与实践尤为引人注目。对新自由主义的概括，简而言之就是：倡导自由贸易、市场开放、私有化、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开支等，以增加私人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并且认为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英两国的推动下席卷全球。美英两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上的第一次联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的施政方针被认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且彼此呼应，相互联动。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分别在两国以现实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推动了它在全球范圍内的广泛传播。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扩散，并由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美英两国第二次联动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执政时期，积极推行“第三条道路”，该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以所谓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旨在建立活力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理论体系。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也对此表示支持，其在国内也执行了“第三条道路”。美英再次联动带来的影响是，围绕“第三条道路”，西欧政坛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群体。欧元区11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名为《欧洲新道路》的文件，从内容来看带有明显的布莱尔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色彩，导致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可以说，美英两国的联动不仅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印记，也深刻塑造了国际政治的架构。美英两国第三次联动则出现在当前，即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与反弹，具体表现为英国举行全民公投要求“脱欧”，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两者都表现出国家主义至上与孤立主义的倾向。这标志着英美两国内部对“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的间接否定。这种迹象表明，曾经在新自由主义狂潮下塑造的全球化的西方出现了巨大的逆转，大西洋两岸的英美彼此联动，正颠覆着在过去30年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和认知，世界秩序正展现出乱象，推动着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反思。
《领导文萃》：全球化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中国会因此受到何种影响？中美关系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金灿荣：全球化的基本逻辑还是经济逻辑，通过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实现人类总体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推动人类进步，从这个逻辑讲，全球化是合理的。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都是由美英主导，而现在，这两个国家却成为了反对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看，人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大部分收益都被华尔街拿走，而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从中受益并不多；从国际上看，特朗普认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从全球化浪潮中得到的好处比美国更多。所以，特朗普并非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是希望有更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当下所谓的全球化危机其实是原来的主导者美国和英国要求重新算账，要按照他们的思路来搞。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球化还会继续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着主导权和收益分配还是会有斗争的。
特朗普针对美国的政治、自由贸易、全球化，可能又会回到传统自由主义，这具体就是对盟国、邻国、贸易伙伴国、穆斯林国家都有冲击。那落到咱们中国，问题不大，中国其实就是贸易伙伴国，会有一点麻烦，他会觉得我们赚得太多了，要吐出来一点，这个好像是免不了的。总体处境还可以，再加上我们中国本身天生独立，所以，他对我们影响是比较小的。对中国总体影响小，但对中美关系还是有影响的。 《领导文萃》：我们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说开，引申出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那么，中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退潮以及世界秩序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金灿荣：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此，我们应采取辩证态度，实事求是肯定新自由主义的正面影响和现实的历史贡献。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也带来诸多问题，需要深刻反思。例如，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了贫富分化和全球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工业化加速，但也导致了环境破坏和污染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在带来金融资本繁荣的同时，也带来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脱节；出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有些国家出现畸形经济发展；财富两极化带来国家内部出现族群与阶层的严重分裂；新自由主义所输送的华盛顿模式让发展中国家落入现代化的陷阱，等等。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亚洲一些国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在非洲、中东等地区则发展滞后，这也是该地区极端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与根源。
反思新自由主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对市场极度崇拜，将“看不见的手”奉为圭臬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一市场化就灵”。新自由主义没有深入思考和直面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常会失灵，市场不会永远正确，有时也会导致资源错配。尽管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回避市场失灵的情况，但是采取的态度往往是轻描淡写或者是有意忽视，过分强调和放大政府干预的危险，忽视市场失灵甚至导致资源错配的弊端。此外，新自由主义对竞争也过度强调，而现实情况是，竞争带来的更多结果是导致垄断，新自由主义有意忽略了这条逻辑。
第二，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人的个体性而忽视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的人，首先是个体存在，然后是社会存在。其实，人天生就是群体性的生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要两方面强调才合适。新自由主义往往宣扬个人自由，单方面强调个体的存在，这对一般国家中的个人而言，特别有诱惑力和误导性，其导致的后果是让个体不择手段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个人财富，忽视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定位，诸如个体人的社会责任、社会道德。
第三，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但无视“绝对权力须承担绝对责任”这一政治原则。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集权主义之苦，吃过极权主义的亏，所以，“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这一口号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强的蛊惑性。在硬币的两面中，新自由主义无视硬币的另外一面，即绝对的权力须负绝对责任。在现实中，由于多党政体的选举体系，西方民主国家一出事故，就以某个官员道歉辞职的方式表示承担责任，或者重新改选政府或内阁来担责，但鞠躬换人换政府就算承担责任么？事实上，它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缓解了政治责任问题，实际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西方虽然可以从一个民主走向另一个民主，但问题依旧存在，根本没有解决。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自我欺骗，在本质上是无人负责。
第四，在社会管理上，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诸多好处，甚至宣扬小政府都可以取消而交由NGO去管理。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国家建构历史，特别是经历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形成了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模式，所以他们会按照效率的原则进行优化选择，哪些领域交由政府管理，哪些交由社会管理。但是，这一方式放在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体系，其国家力量相对较弱。在这种条件下，推广“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推入发展的深渊。还有，“小政府大社会”背后还存在一个陷阱就是，弱国家体系随时可以被操控，实现更替政权，进而带来政治的动荡。因此，在政府體系弱、地方豪强强的情况下，宣扬NGO主导地位，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落井下石策略。
第五，在企业管理上，新自由主义永远鼓吹私有优于国营。但是，对那些发展中的中小国家，如果没有大一点的国营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这些私有企业基本没有什么机会与英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私有企业大都是小型企业，其资金、技术、人才等实力远不如西方跨国公司，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保护与支持，它们与西方大公司想要同台竞争，其结果就是以卵击石。
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只是选取了人类社会经验的某一个方面，出于为西方自身服务的目的而向第三世界强烈推销。如果一国不基于本国国情，且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路径走下去，就会落入陷阱，离现代化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远。因此，面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乱局，学术界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些基本价值观都需做出改变，否则只会害人害己。
中国从中受到的启发应该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虽然新自由主义为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治、社会自由化以及经济繁荣，但其本身也存在缺陷和严重负外部性，比如社会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破坏、道德混乱等。当前，新自由主义在其发源地英美国家都面临主体社会的不满，这更要求人们对其有所反思，跳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误区。对于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要在学理上和实践上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要在这两个方面走在英美的前面。在促进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进程中，能为各国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方案，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二，不能再提倡以纯经济学思维主导社会治理，而应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角来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正常社会体系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实体体系和思想文化这个虚拟体系。其中的三个实体体系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如果政治体系、社会体系变了而经济体系没能跟上，就会出现英国“脱欧”或“特朗普现象”等失序问题。这背后的原理在于，以纯经济学思维指导社会治理会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当强者收益越来越大，而弱者被逼到困境时，社会治理就将难以为继。
第三，中国在实践中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束缚，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而没有掉入现代化陷阱。我们发展战略一直坚持问题导向，这其中既有外部压力，也有源自内部发展的需求。除了问题导向，中国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即条件资源。学术界要做的是对我们基于问题需求导向和现实条件资源的战略做出有力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理论建构落后于实践，不仅在总体战略和外交领域如此，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理论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注定落后于实践，但也不能过于落后。理论建构虽难但不能不做，好的理论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减少未来犯错的概率。
从历史上看，一般的国际秩序在形成后都能稳定几十年，且英美一直采取联动的方式来深刻塑造国际政治格局，但为何美国在冷战后主导的“一超多强”秩序这么短时间就出现了问题？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退潮以及世界秩序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利弊权衡，谋定而后动。坦率地说，当今世界很多情况已经超出一些学者过去几十年来学习和研究的知识积累。所以，我们应该先正确认识已然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然后再根据现实问题和条件资源来探索中国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