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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2019年总目录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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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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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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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由于过分迷信大样本计量统计和形式模型而忽视了许多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重要问题。作为一种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研究范式,比较历史分析是部分西方学者对这一方法论危机的重要回应。相对而言,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特别致力于为大规模社会结果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社会科学因果解释。它们不仅关注宏大的历史问题,而且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因果性解释;不仅运用案例间的比较确定历史问题的因果效应,同时重视案例内的分析探寻背后的因果机制;不仅热衷于追寻经济社会结果的长历史原因,同时强调历史时序的重要性。尽管国内政治学界一向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代表性危机的结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主流政党疏离社会、融入国家,由代表组织转变为统治机构,导致政治回应性的弱化。主流政党代表功能的萎缩,促使社会成员转向民粹主义的替代模式。为了控制政策议程,民粹主义政党仍然需要遵循选举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固然挑战了主流的民主模式,但它同样可以在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重构政党体制,扩展政治代表的渠道。只有客观地分析国家、社会与政党在代表性建构中的互动机制,才能准确地认识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预测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作为社会科学预测性研究的重要领域,选举预测是促进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动力。选举预测不仅限于民调,科学的选举预测可以划分为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大数据范式。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不同预测方法在准确性、超前性、解释力、可重复性、中立性和预测成本等评判标准上各具优势,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目前,选举预测领域呈现多元化、交叉互补、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其未来发展方向是“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微观预测变量与宏观预测变量相结合、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
进入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地区因征地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农民集体维权事件处于高发态势。尽管不少征地案件存在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但支撑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是他们对地权增值的再分配主张。在维权过程中,农民以宗族为动员基础,以重新分配地利为主要目标,并采取了“挟”“闹”“诉”和“谋”等行动策略。地方政府则采用了“开口子”“给票子”“定调子”和“补漏子”等回应性治理策略。农民和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原本属于利益博弈的问题,但是农民通过维权方式将利益博弈问题转化为民生问题和权利话语。村庄微观政治通过信
为了深入学习、研究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2019年11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在成都主办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教学与研究》和《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国家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领域的核心主题。基于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三条线索,本文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展开综述。综述表明,七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展现出如下轨迹:在研究主题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主轴,经历了从“相对单一”向“一体多元”的转变;在研究指向上,国家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携手同行;在研究自主性上,经历了从侧重于国家理论的“知识引介”向“自主创新”转变;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以“规范研究”为主向“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过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党理论研究经历了对西方政党理论的批判否定到学习借鉴,再到自觉构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鲜明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解读和学理辩护上,“政党中心主义”成为解释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合文化”成为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因。二是在中国执政党研究的议题转换上,从普遍性的政党理论到特殊的中国执政党议题。三是在对参政党的性质、功能与结构的研究与关注上,要“把民主党派摆进去”,完整而系统地解释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优势。中国政党理论要完成“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