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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明君，其在位期间，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择善从之，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一般认为，唐太宗善于纳谏缘于其优秀的品德和大度的胸襟，他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任贤》）。其实，这一政治现象的出现也与唐朝中枢决策体制的性质有关。
唐朝的中央决策体制是三省制。三省制产生于魏晋，完善于隋唐时期。三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者的分工是，“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文献通考》卷202）。通常认为，三省制的出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产物。但要强调的是，三省制下，专制皇权的行使仍有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三省制对专制皇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未经中书省和门下省连署，皇帝的命令不具备最高效力，此即《旧唐书·刘祎之传》中所言“未经凤阁鸾台，何名曰敕。”（武则天时期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中国古代帝国对政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靠公文运作进行的文书行政，相应地，皇权也主要体现在制敕等下行文书上。李锦绣在《唐“王言之制”初探》中指出，制敕文书的形成首先是中书舍人的起草，进画。进画即由皇帝御画日，是皇帝意志在制敕文书中的体现。中书省将御画日之后的制敕文书重写一分，原件留中书省制敕甲库存档。然后中书省将重写的制敕文书下门下省，门下写好覆奏文后进行覆奏，皇帝御画可后，下门下省，重写一份，侍中注制可，下尚书省施行，原件留门下省制敕甲库存档。
要注意的是，在制敕文书的形成过程中，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有署敕权。中书省的署敕权指的是，在皇帝对制敕文书御画之后，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侍郎和中书舍人需要连署，然后才能转送门下省。其连署的方式依职任不同而有差别，中书令是“署而宣之”，中书侍郎是“署而奉之”，中书舍人是“署而行之”。门下省的署敕权指的是，门下省收到中书省转来的制敕文书后，需要对文书内容进行审覆，并于敕尾连署。侍中“署而审之”，门下侍郎“署而省之”，给事中“署而读之”。
要强调的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署敕权绝非流于形式。《贞观政要》卷2《直谏》记载：太宗即位之初，封德彝提议将征兵范围由二十一岁扩大至十八岁，虽然相关诰敕已经过皇帝的签署并下发到门下省，但时任给事中的魏征坚持不肯署敕，最终这个决定没有颁下施行。事实上，一直到宋初，没有宰相的署名，皇帝的敕令仍然不具备法律效力。比如乾德二年，太祖任命赵普为相，因范质、王溥、魏仁甫三相同时被罢，无人署敕，最后只好以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使相，非真宰相）赵光义署衔，才蒙混过关。
第二，门下省有“封驳”权。中书省的“封驳”，指的是中书舍人的“封还词头”。所谓“词头”，指的是皇帝或朝廷命词臣撰拟诏敕时的摘由或提要，中书舍人如果对内容不满，可以拒绝草诏，是为“封还词头”。门下省的“封驳”也叫“涂归”。指门下省接到中书省下达的皇帝的诏令，有权进行审议。如果认为可行的，就送达尚书省执行。如果认为不妥的，有权“封”还中书省重议，意即将原诏书送回中书省再拟。门下省的“封驳”还指“驳”回尚书省送给皇帝的请示奏章。尚书省所奏文书，需送门下省审核，然后由门下省决定是否呈送皇帝批阅。《唐六典》卷8“给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颂之。”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封驳制的推行，他曾对侍臣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已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资治通鉴》卷192）
第三，中书省押判上行文书的权力。中书省押判上行文书的权力称为“六押”或“五花判事”。所谓“六押”指的是，六员中书舍人按照尚书六部的分工，每人负责押判一部的上奏文书，其余五舍人也要在已判的文书上同押连署，因签名字体为“花字”，故又称“五花判事”。《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注云：“六人分押尚书六司，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奏。”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壬申”条引《中兴圣政》：“唐制以三省之长共议国政，复以中书舍人平处或否，给事中驳正违失，盖惧其行之而未善也。至德以后，兵兴急于权便，三省之长始专决遣，于是政去台阁，迨会昌间，乃复旧典。国朝建官，遵用唐旧，上下相维之制，益复详密。艰难以来，军事或不待给舍书行，循习滋久。凡拟官断狱，一切径下，是亦何异于至德以后哉？使给舍缄默，不得有所建明，是岂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断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给舍书读，不以一时之权，而忘万世之制。”
第四，唐时三省制下有相对完备的谏官体系。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谏议之类的职官，春秋时齐国有大谏，晋国有中大夫，战国时赵国有左右司过，秦汉时有给事中、侍中、谏议大夫等官职，魏晋南北朝又有散骑常侍等。只有到了唐代，才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唐代谏官有谏议大夫、散骑常侍、补阙、拾遗，皆分左右，分属中书和门下二省。谏官专职规劝皇帝，对皇权制约较大。
三省制的上述特点，表明唐中央决策体制有别于以往“独裁政治”的认知模式。日人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从六朝至唐的政治体制是“贵族政治”。所谓贵族政治，指当时的政治为全体贵族所有，君主不过是贵族的代表而已，政治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这样一来，在唐朝中央造成了一种“共商国是”或“集体议政”的局面。这恐怕也是唐太宗善于納谏的重要原因。也正基于此，高宗以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墨敕”“内降”等方式，绕开正规的颁诏程序，直接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在三省制外设置大量的使职，由于使职“不缘曹司，特奉制敕”，并直接“入奏天阙”，绕开了中书省和门下省对奏事文书的“书读”和“覆奏”。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此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唐太宗善于纳谏的君主了。
作者简介： 熊燕军（1978- ），男，湖北鄂州人，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唐朝的中央决策体制是三省制。三省制产生于魏晋，完善于隋唐时期。三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者的分工是，“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文献通考》卷202）。通常认为，三省制的出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产物。但要强调的是，三省制下，专制皇权的行使仍有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三省制对专制皇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未经中书省和门下省连署，皇帝的命令不具备最高效力，此即《旧唐书·刘祎之传》中所言“未经凤阁鸾台，何名曰敕。”（武则天时期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中国古代帝国对政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靠公文运作进行的文书行政，相应地，皇权也主要体现在制敕等下行文书上。李锦绣在《唐“王言之制”初探》中指出，制敕文书的形成首先是中书舍人的起草，进画。进画即由皇帝御画日，是皇帝意志在制敕文书中的体现。中书省将御画日之后的制敕文书重写一分，原件留中书省制敕甲库存档。然后中书省将重写的制敕文书下门下省，门下写好覆奏文后进行覆奏，皇帝御画可后，下门下省，重写一份，侍中注制可，下尚书省施行，原件留门下省制敕甲库存档。
要注意的是，在制敕文书的形成过程中，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有署敕权。中书省的署敕权指的是，在皇帝对制敕文书御画之后，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侍郎和中书舍人需要连署，然后才能转送门下省。其连署的方式依职任不同而有差别，中书令是“署而宣之”，中书侍郎是“署而奉之”，中书舍人是“署而行之”。门下省的署敕权指的是，门下省收到中书省转来的制敕文书后，需要对文书内容进行审覆，并于敕尾连署。侍中“署而审之”，门下侍郎“署而省之”，给事中“署而读之”。
要强调的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署敕权绝非流于形式。《贞观政要》卷2《直谏》记载：太宗即位之初，封德彝提议将征兵范围由二十一岁扩大至十八岁，虽然相关诰敕已经过皇帝的签署并下发到门下省，但时任给事中的魏征坚持不肯署敕，最终这个决定没有颁下施行。事实上，一直到宋初，没有宰相的署名，皇帝的敕令仍然不具备法律效力。比如乾德二年，太祖任命赵普为相，因范质、王溥、魏仁甫三相同时被罢，无人署敕，最后只好以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使相，非真宰相）赵光义署衔，才蒙混过关。
第二，门下省有“封驳”权。中书省的“封驳”，指的是中书舍人的“封还词头”。所谓“词头”，指的是皇帝或朝廷命词臣撰拟诏敕时的摘由或提要，中书舍人如果对内容不满，可以拒绝草诏，是为“封还词头”。门下省的“封驳”也叫“涂归”。指门下省接到中书省下达的皇帝的诏令，有权进行审议。如果认为可行的，就送达尚书省执行。如果认为不妥的，有权“封”还中书省重议，意即将原诏书送回中书省再拟。门下省的“封驳”还指“驳”回尚书省送给皇帝的请示奏章。尚书省所奏文书，需送门下省审核，然后由门下省决定是否呈送皇帝批阅。《唐六典》卷8“给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颂之。”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封驳制的推行，他曾对侍臣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已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资治通鉴》卷192）
第三，中书省押判上行文书的权力。中书省押判上行文书的权力称为“六押”或“五花判事”。所谓“六押”指的是，六员中书舍人按照尚书六部的分工，每人负责押判一部的上奏文书，其余五舍人也要在已判的文书上同押连署，因签名字体为“花字”，故又称“五花判事”。《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注云：“六人分押尚书六司，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奏。”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壬申”条引《中兴圣政》：“唐制以三省之长共议国政，复以中书舍人平处或否，给事中驳正违失，盖惧其行之而未善也。至德以后，兵兴急于权便，三省之长始专决遣，于是政去台阁，迨会昌间，乃复旧典。国朝建官，遵用唐旧，上下相维之制，益复详密。艰难以来，军事或不待给舍书行，循习滋久。凡拟官断狱，一切径下，是亦何异于至德以后哉？使给舍缄默，不得有所建明，是岂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断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给舍书读，不以一时之权，而忘万世之制。”
第四，唐时三省制下有相对完备的谏官体系。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谏议之类的职官，春秋时齐国有大谏，晋国有中大夫，战国时赵国有左右司过，秦汉时有给事中、侍中、谏议大夫等官职，魏晋南北朝又有散骑常侍等。只有到了唐代，才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唐代谏官有谏议大夫、散骑常侍、补阙、拾遗，皆分左右，分属中书和门下二省。谏官专职规劝皇帝，对皇权制约较大。
三省制的上述特点，表明唐中央决策体制有别于以往“独裁政治”的认知模式。日人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从六朝至唐的政治体制是“贵族政治”。所谓贵族政治，指当时的政治为全体贵族所有，君主不过是贵族的代表而已，政治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这样一来，在唐朝中央造成了一种“共商国是”或“集体议政”的局面。这恐怕也是唐太宗善于納谏的重要原因。也正基于此，高宗以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墨敕”“内降”等方式，绕开正规的颁诏程序，直接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在三省制外设置大量的使职，由于使职“不缘曹司，特奉制敕”，并直接“入奏天阙”，绕开了中书省和门下省对奏事文书的“书读”和“覆奏”。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此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唐太宗善于纳谏的君主了。
作者简介： 熊燕军（1978- ），男，湖北鄂州人，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