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绝句》一百首，首首论书，又不惟论书。知书与不知书，读者，莫不展卷粲然。
　　作者以书法名世，且为赏鉴大家。一双善别真伪的慧眼，移以知人论事，却又极是通达。昔年阮文达启南北书派论之端，是后论家聚讼纷纭。作者乃从容言道：“六朝书派，至大小欧阳，始臻融会贯通。端重之书，如碑版、志铭，固无论矣。即门额、楹联、手板、名剌，罔不以楷正为宜。盖使观者望之而知其字、明其义，以收昭告之效耳。”而“书札简帖，只需授受两方相喻即可，甚至套格密码，唯恐第三人得知者亦有之，故无贵其庄严端重也。此碑版简札书体之所以异趋，亦‘碑学’‘帖学’之说所以误起耳。”此论允称有识，洵可息讼。犹记刘宋时人羊欣《古来能书人名》所言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按狎含亲近习熟之义，恰为简札闻问之形容；《论书绝句》第100页言宋人独尊颜鲁公行押，则彼“行押”与此“行狎”乃为一事)《观堂别集·梁虞思美造象跋》亦有云：“世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箫凉草书札，与羲、献规模，亦不甚远。南朝碑版，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劲、《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则碑、帖之异，不自南北分殊，而本之文体有别。故“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论书绝句》第62页)嗜碑者，于“峨冠朝服”中审其结体间架之美；嗜帖者，自“轻裘缓带”中赏其洒落之风神，放逸之情怀，皆无不可，又何必扬此抑彼。阮元作《南北书派论》，闻见不广是一因，也固有其书法发展史上的种种必然，且于当日书坛，亦并非全无意义，然今人作论，却不必狃于碑学帖学之歧见，一意追随古人，而不妨作此汇通之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语为人所常道，作者却曰不然。“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踪唐傲宋贤。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谷以人传。”诗咏蔡京蔡卞二人书，系早年之作，因此作者于诗后补叙道：“所谓宋四家中之蔡，其为京卞无可疑，而世人以京卞人奸，遂以蔡襄代之，此人之俗，殆尤甚于始拼四家者。”“此诗余少作也，当时尚不悟拼凑、调换之可笑。‘一念云泥’云云，未能免腐。”故知书有书的价值，原不必因人而传。德与艺未必不可剖为二事——德是入世之人对人生价值的判定与选择，艺则发自性心纯乎本来，初与德无关。赵松雪之刚健婀娜，王觉斯之奔腾激越，斯墨俱在，足以蔚其书名，又岂可以德概之。当年柳公权对穆宗言书事，有“心正则笔正”之言，作者颇以为诳。神策军腥彰史册，玄秘塔主佞比权奸，柳一一为之书石，心之邪正，又当何论？而碑之传，非因文，而以书，则诚悬不必以“心正”自饰，后人亦无须推阐“欺君”之言，长垂者，书艺而已。
　　反之，亦岂不然？则德行高尚之蔡襄不必冒跻“宋四家”，位高爵显之刘墉亦无当过誉之辞。
　　艺所体现的，要在一点灵心，一种天性。字如其人，乃如其人之真性，乃如其人之真情。“无今无古任天真，举重如轻笔绝尘”的唐六如，“坦白胸襟品最高，神寒骨重墨萧寥”的郑板桥，天生丽质，发为翰墨，自是清气萧疏，逸趣飒然。至若机趣流露大巧若拙，将一肚皮不合时宜一发为“人间未见”之书的八大山人，作者拈取“嬉笑之怒，甚于裂眦”一语以评之，则怒有不同，或嬉笑或裂眦，更是见心见性了。而在正史上被列入另册的“贰臣”，即所谓出处失节者，犹可以艺事焕其声光，便在“德”虽难全，而一点真性却并未全失罢。《论书绝句》装帧别致，排版疏朗大方，诗右所附图版九十六幅，亦觉清晰可观，但仍有小疵，如第六页录陆机平复帖帖文：“彦先赢瘵，恐难平复。往属问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幸为复失前忧耳”，据《启功丛稿》此帖释文，“此已为庆”句后漏排“承使□(唯)男”一句，此言彦先多病，活到此时，已觉可庆，又有儿子侍奉，更可无忧了。此正 作者所言“套格密码”之类，受、授二人同处一“语言天地”之中，吊丧问饥，寒暄琐事，评骘容止，无须辞费，而无不心领神会，无限意趣，宜乎“第三者”领略焉。
　　
　　(《论书绝句》，启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