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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舶来品,包括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内的财富评选诞生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初的几年,这一新生事物并不为人乐享,甚至榜单上的富豪们也一笑置之。
一定程度上,各类富豪排行榜的影响力的日隆是和国内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的几何增长相伴随的。财富榜本身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多大关联,只是它的出现给了富豪们一个量化的标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做一个隐形富豪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近几年来,富豪榜给人一种错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富豪们在走上榜单的同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没有谁能保证其财富的原始积累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财富的统计是绝对正确的。所以,“问题富豪”和“临时富豪”成为一种中国独有的现象。
当我们看到千亿富豪杨惠妍数年间财富蒸发了过半,当我们看到三次登顶的黄光裕一朝成为阶下囚,当我们看到中国的首富一年三易主的时候,我们该思量的不是如何去谴责排榜的胡润和《福布斯》,而是富豪造富的路径和背后的真正病灶。
5月14日,《新财富》发布2010新财富500富人榜,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以401.1亿元的财富笑傲群雄,成为今年新财富500富人榜首富。
4天之后的5月18日上午10点半,曾经三次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三罪并罚,获刑14年,并被处罚金6亿,没收个人财产2亿。首富神话不再。
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因首富的光环被强行拉近。
流星富豪
富豪排行榜这类玩意儿,近年来是饱受口诛笔伐的。以效用论来判断,这的确不是个有意义的事情。评选富豪,既不能直观上让后进人士见富思齐,又可能因造榜之人的主观原因而使评选结果有失偏颇。人所共知的是,已经存在了十年的胡润富豪榜的创始人已经赚了盆满钵满,可见这是个商业生意经。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一枝独秀,众多富豪脱颖而出。就在此前的3月,老牌的财富统计机构《福布斯》在纽约发布了财富榜,在世界富豪前一百名中,中国大陆无一人上榜,南亚国家印度倒是有8人。
类似的对比,早已成为中国富豪榜的李约瑟难题,催生了一系列的疑问。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为何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中国产生不了如比尔•盖茨一样的超级富豪?一个令国人些许欣慰的是,今年福布斯的排行榜上的前一千名,有中国富豪95名,大陆富豪64名,仅次于美国。但与此同时,这些在中国堪为巨富之商,资产大多在1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不足刚刚滑至世界第二的比尔•盖茨53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
除了2007年,杨惠妍因承袭其父所有股份并以1300亿资产问鼎当年胡润百富榜的首富外,其余年份鲜有突破500亿门槛的首富出现。即使是此前刚刚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的王健林,也才400亿元人民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包括《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胡润百富榜》和《新财富富豪五百强》在内的多家统计数据,在中国富豪的评选中为何鲜有相同的面孔?三个富豪榜中,既没有像美国比尔•盖茨那样雄霸富豪榜首14年(1994-2008)的常青树,也没有在规模上与他比肩的后起之秀。不无讽刺的是,榜单上的唯一一位三次获得胡润百富榜榜魁的黄光裕,如今也成了阶下之囚。
做中国的首富,有如坐过山车,此起彼伏间帽子就被摘掉了。这是分析人士早已经成定论的表态。其中有如黄光裕这样三次问鼎而一朝伏法的超级富豪,也有低调的实力派比亚迪的王传福和娃哈哈的宗庆后;有不到而立之年便坐拥千亿资产的杨惠妍,也有唯一以网络巨头的身份登顶的丁磊。尽管富豪本人早已对这种头衔不再煞有介事,但客观上也难掩富豪榜嬗变后的囚徒困境。富豪与富豪之间彼此心照不宣,或泡沫或杠杆的主导下,富豪徐隐徐现,但绝非颠扑不破。
虚拟沉浮
富豪榜,杀猪榜;杀猪榜,富豪榜!对于财富评选的定位,始终是一个难题。在胡润百富榜诞生迄后的十几年来,富豪对待这个榜单的思维也为之转变。从最初的新奇到关注,到如今的避恐不及,或多或少都能说明一些问题。
去年12月,国内媒体曾经对胡润富豪榜进行过彻底的统计。从1999年到当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坐过财富榜过山车的问题富豪,以数十计。其中,富豪榜落马富豪被判刑者16人,正接受调查10人,下落不明者7人。近半年来,虽因黄光裕定罪等最新事态,使各种问题的分布人数些微改变,但问题富豪的人数仍复如前。杀猪榜名副其实。
当媒体与公众将问题的本源归咎于胡润及其所主导的财富榜生意的时候,往往真正的病灶被忽略了。究竟是胡润导致了富豪的落马还是其他被忽略的复杂因由?
在每次富豪榜的发布会上,必谈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往往决定着富豪的数量和含金量。举世闻名的福布斯富豪榜上,美国和日本一直是富豪批量生产的国度。在1994年以前,可以说是日本的一枝独秀,自那以后的十数年,美国接过富豪工厂的接力棒至今。众所周知,日本上世纪的90年代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经济衰退导致财富缩水。而美国适时崛起。
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规模与日俱增。因为没有可借鉴之路,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具体的路向选择,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在经济发展速度下自然催生出一批财富聚变的富豪,同时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又导致部分富豪与“问题”结缘。
纵览跌下富豪榜神坛的曾经佼佼者,有因资本杠杆使用过度者,如黄光裕,牟其中;有逆市场规则与法理者,如顾雏军和黄宏生;更有因泡沫和虚拟价值阴差阳错的上榜之人,如兰世立,最终因债务危机原形毕露。
抛却问题富豪不谈,其他非问题富豪的稳定性也不容乐观。光在今年,富豪榜首就几交易其主。先是福布斯评选的宗庆后取代胡润百富榜的王传福,继之《新财富》五百富人榜的王健林取代宗庆后。其间最有戏剧性的要数控股海普瑞医药的李锂、李坦夫妇,因公司股票以破纪录发行价148元,而成了媒体热炒的新首富。
究竟中国富豪的含金量几许,鲜有人定论。在2007年,中国股市创下了历史最高的6124点,因此富豪财产成倍增长。是时碧桂园地产的杨惠妍以千亿资产谱写了一个简短的神话,其余富豪也同样水涨船高。当股市急转直下后,榜单富豪的财产均蒸发过半。
中国股市的市盈率一直是国际评估机构的担忧所在,这是富豪榜流动性之大之快的最直接原因。从今年《新财富》500富人的整体看,今年旗下拥有上市公司者达299位,占60%,而去年这一比例仅为43%。去年诞生的创业板,更是以上百倍的市盈率制造了众多亿万富翁。
动辄近百倍的市盈率,成为临时富豪的孵化器,榜单上的富豪所控股企业,多数市盈率都远高于市场平均值。过山车式更迭,反为正常的了。
一个去泡沫化的富豪榜,早就在坊间呼吁。但这听来似乎只是一厢情愿式的寄望。不仅在统计上不易实现,即使可以实现,也未必被采用,因为如果这样,能被富豪冠之的人数,屈指可算了。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今年已经发布的两个榜单上,娃哈哈的宗庆后和万达地产的王健林,都还没有步入资本市场。尽管后者一直在为之绸缪。
富豪心影录
2001年,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中,新科首富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以一句“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令观众震惊。在如今富豪皆在呼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时候,回思刘永好的微言大义,仍让人不胜唏嘘。
刘永好的堪为惊世的言论发表后的翌年,还不是百大富豪的宗庆后就放言:“娃哈哈创建15年来积累的资产要多于李嘉诚创业前20年所积累的资产,我要做杭州的李嘉诚!”。如今八年已逝,宗庆后在近古稀之年以70亿美元的资产终成大陆首富。
十年来,富豪榜让人们对富裕阶层重新审视。从艳羡到仇富,再到如今的麻木心态,走过了一条清晰的历程。所以,前二者的高调如今更显出类。
十年来,看那些已经落马的富豪,似乎再没有如刘永好、宗庆后式的范例。反之的是,在千名富豪诞生的过程中,“枪打出头鸟,树大爱招风”的古训又被拾起。
一个共识是,在富豪榜单上的出现对于企业与个人,不会带来立竿见影似的效果。但是,如果从这个榜单上沉没,就意味着再难见出头之日。毕竟像史玉柱这样几度沉浮,从公认的最失败之人到如今的脑白金的缔造者,纽交所上市公司的当家人,终究只是孤案。
中国最大的地产集团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曾说,我是富人,但不是富豪。这是何其所谓的中庸之道。在公认的概念中,10亿人民币是富人,10亿美元则是富豪。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富豪屈指可数。再除以市盈率的话,更是惨不忍睹。
今年,曾经荣登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70名的兰世立,构思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诗,其中两句是“昨天我还在和各国元首一起享受国宴,今天吃的却是难以下咽的囚饭;昨天我还住在国宾馆,今天却睡在了关押死刑犯的囚室。”写该诗时,兰世立已走下富豪榜的神坛,因逃避追缴欠税之罪获刑四年。
在吴晓波的《大败局》中,20多家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及其控制人都黯然收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明星企业家面孔。这不是一个规律,却是走上某条不归路之后的必然现实。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失败之前,早有若干个玄机出现,只是个中之人未能领会。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分析过,任何通往消极的道路,总能在事前发觉某种端倪。这种它山之石,在那些已经发展充分的国度,皆可拿来借鉴。富豪榜的本身的确无多大意义,如果能从中得到如何使中国的富人在去泡沫化的过程中坐稳如泰山,又能在经济的崛起中不断涌现新的富裕阶层,倒可以视为财富榜的无心插柳。
中国富豪的道路艰且漫长,这是一个从伪富豪到真富豪的历练过程。
一定程度上,各类富豪排行榜的影响力的日隆是和国内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的几何增长相伴随的。财富榜本身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多大关联,只是它的出现给了富豪们一个量化的标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做一个隐形富豪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近几年来,富豪榜给人一种错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富豪们在走上榜单的同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没有谁能保证其财富的原始积累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财富的统计是绝对正确的。所以,“问题富豪”和“临时富豪”成为一种中国独有的现象。
当我们看到千亿富豪杨惠妍数年间财富蒸发了过半,当我们看到三次登顶的黄光裕一朝成为阶下囚,当我们看到中国的首富一年三易主的时候,我们该思量的不是如何去谴责排榜的胡润和《福布斯》,而是富豪造富的路径和背后的真正病灶。
5月14日,《新财富》发布2010新财富500富人榜,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以401.1亿元的财富笑傲群雄,成为今年新财富500富人榜首富。
4天之后的5月18日上午10点半,曾经三次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三罪并罚,获刑14年,并被处罚金6亿,没收个人财产2亿。首富神话不再。
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因首富的光环被强行拉近。
流星富豪
富豪排行榜这类玩意儿,近年来是饱受口诛笔伐的。以效用论来判断,这的确不是个有意义的事情。评选富豪,既不能直观上让后进人士见富思齐,又可能因造榜之人的主观原因而使评选结果有失偏颇。人所共知的是,已经存在了十年的胡润富豪榜的创始人已经赚了盆满钵满,可见这是个商业生意经。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一枝独秀,众多富豪脱颖而出。就在此前的3月,老牌的财富统计机构《福布斯》在纽约发布了财富榜,在世界富豪前一百名中,中国大陆无一人上榜,南亚国家印度倒是有8人。
类似的对比,早已成为中国富豪榜的李约瑟难题,催生了一系列的疑问。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为何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中国产生不了如比尔•盖茨一样的超级富豪?一个令国人些许欣慰的是,今年福布斯的排行榜上的前一千名,有中国富豪95名,大陆富豪64名,仅次于美国。但与此同时,这些在中国堪为巨富之商,资产大多在1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不足刚刚滑至世界第二的比尔•盖茨53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
除了2007年,杨惠妍因承袭其父所有股份并以1300亿资产问鼎当年胡润百富榜的首富外,其余年份鲜有突破500亿门槛的首富出现。即使是此前刚刚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的王健林,也才400亿元人民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包括《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胡润百富榜》和《新财富富豪五百强》在内的多家统计数据,在中国富豪的评选中为何鲜有相同的面孔?三个富豪榜中,既没有像美国比尔•盖茨那样雄霸富豪榜首14年(1994-2008)的常青树,也没有在规模上与他比肩的后起之秀。不无讽刺的是,榜单上的唯一一位三次获得胡润百富榜榜魁的黄光裕,如今也成了阶下之囚。
做中国的首富,有如坐过山车,此起彼伏间帽子就被摘掉了。这是分析人士早已经成定论的表态。其中有如黄光裕这样三次问鼎而一朝伏法的超级富豪,也有低调的实力派比亚迪的王传福和娃哈哈的宗庆后;有不到而立之年便坐拥千亿资产的杨惠妍,也有唯一以网络巨头的身份登顶的丁磊。尽管富豪本人早已对这种头衔不再煞有介事,但客观上也难掩富豪榜嬗变后的囚徒困境。富豪与富豪之间彼此心照不宣,或泡沫或杠杆的主导下,富豪徐隐徐现,但绝非颠扑不破。
虚拟沉浮
富豪榜,杀猪榜;杀猪榜,富豪榜!对于财富评选的定位,始终是一个难题。在胡润百富榜诞生迄后的十几年来,富豪对待这个榜单的思维也为之转变。从最初的新奇到关注,到如今的避恐不及,或多或少都能说明一些问题。
去年12月,国内媒体曾经对胡润富豪榜进行过彻底的统计。从1999年到当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坐过财富榜过山车的问题富豪,以数十计。其中,富豪榜落马富豪被判刑者16人,正接受调查10人,下落不明者7人。近半年来,虽因黄光裕定罪等最新事态,使各种问题的分布人数些微改变,但问题富豪的人数仍复如前。杀猪榜名副其实。
当媒体与公众将问题的本源归咎于胡润及其所主导的财富榜生意的时候,往往真正的病灶被忽略了。究竟是胡润导致了富豪的落马还是其他被忽略的复杂因由?
在每次富豪榜的发布会上,必谈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往往决定着富豪的数量和含金量。举世闻名的福布斯富豪榜上,美国和日本一直是富豪批量生产的国度。在1994年以前,可以说是日本的一枝独秀,自那以后的十数年,美国接过富豪工厂的接力棒至今。众所周知,日本上世纪的90年代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经济衰退导致财富缩水。而美国适时崛起。
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规模与日俱增。因为没有可借鉴之路,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具体的路向选择,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在经济发展速度下自然催生出一批财富聚变的富豪,同时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又导致部分富豪与“问题”结缘。
纵览跌下富豪榜神坛的曾经佼佼者,有因资本杠杆使用过度者,如黄光裕,牟其中;有逆市场规则与法理者,如顾雏军和黄宏生;更有因泡沫和虚拟价值阴差阳错的上榜之人,如兰世立,最终因债务危机原形毕露。
抛却问题富豪不谈,其他非问题富豪的稳定性也不容乐观。光在今年,富豪榜首就几交易其主。先是福布斯评选的宗庆后取代胡润百富榜的王传福,继之《新财富》五百富人榜的王健林取代宗庆后。其间最有戏剧性的要数控股海普瑞医药的李锂、李坦夫妇,因公司股票以破纪录发行价148元,而成了媒体热炒的新首富。
究竟中国富豪的含金量几许,鲜有人定论。在2007年,中国股市创下了历史最高的6124点,因此富豪财产成倍增长。是时碧桂园地产的杨惠妍以千亿资产谱写了一个简短的神话,其余富豪也同样水涨船高。当股市急转直下后,榜单富豪的财产均蒸发过半。
中国股市的市盈率一直是国际评估机构的担忧所在,这是富豪榜流动性之大之快的最直接原因。从今年《新财富》500富人的整体看,今年旗下拥有上市公司者达299位,占60%,而去年这一比例仅为43%。去年诞生的创业板,更是以上百倍的市盈率制造了众多亿万富翁。
动辄近百倍的市盈率,成为临时富豪的孵化器,榜单上的富豪所控股企业,多数市盈率都远高于市场平均值。过山车式更迭,反为正常的了。
一个去泡沫化的富豪榜,早就在坊间呼吁。但这听来似乎只是一厢情愿式的寄望。不仅在统计上不易实现,即使可以实现,也未必被采用,因为如果这样,能被富豪冠之的人数,屈指可算了。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今年已经发布的两个榜单上,娃哈哈的宗庆后和万达地产的王健林,都还没有步入资本市场。尽管后者一直在为之绸缪。
富豪心影录
2001年,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中,新科首富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以一句“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令观众震惊。在如今富豪皆在呼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时候,回思刘永好的微言大义,仍让人不胜唏嘘。
刘永好的堪为惊世的言论发表后的翌年,还不是百大富豪的宗庆后就放言:“娃哈哈创建15年来积累的资产要多于李嘉诚创业前20年所积累的资产,我要做杭州的李嘉诚!”。如今八年已逝,宗庆后在近古稀之年以70亿美元的资产终成大陆首富。
十年来,富豪榜让人们对富裕阶层重新审视。从艳羡到仇富,再到如今的麻木心态,走过了一条清晰的历程。所以,前二者的高调如今更显出类。
十年来,看那些已经落马的富豪,似乎再没有如刘永好、宗庆后式的范例。反之的是,在千名富豪诞生的过程中,“枪打出头鸟,树大爱招风”的古训又被拾起。
一个共识是,在富豪榜单上的出现对于企业与个人,不会带来立竿见影似的效果。但是,如果从这个榜单上沉没,就意味着再难见出头之日。毕竟像史玉柱这样几度沉浮,从公认的最失败之人到如今的脑白金的缔造者,纽交所上市公司的当家人,终究只是孤案。
中国最大的地产集团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曾说,我是富人,但不是富豪。这是何其所谓的中庸之道。在公认的概念中,10亿人民币是富人,10亿美元则是富豪。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富豪屈指可数。再除以市盈率的话,更是惨不忍睹。
今年,曾经荣登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70名的兰世立,构思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诗,其中两句是“昨天我还在和各国元首一起享受国宴,今天吃的却是难以下咽的囚饭;昨天我还住在国宾馆,今天却睡在了关押死刑犯的囚室。”写该诗时,兰世立已走下富豪榜的神坛,因逃避追缴欠税之罪获刑四年。
在吴晓波的《大败局》中,20多家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及其控制人都黯然收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明星企业家面孔。这不是一个规律,却是走上某条不归路之后的必然现实。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失败之前,早有若干个玄机出现,只是个中之人未能领会。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分析过,任何通往消极的道路,总能在事前发觉某种端倪。这种它山之石,在那些已经发展充分的国度,皆可拿来借鉴。富豪榜的本身的确无多大意义,如果能从中得到如何使中国的富人在去泡沫化的过程中坐稳如泰山,又能在经济的崛起中不断涌现新的富裕阶层,倒可以视为财富榜的无心插柳。
中国富豪的道路艰且漫长,这是一个从伪富豪到真富豪的历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