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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城区的迅速扩展，市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环境需求，以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时代诉求，都对城市管理的变革提出了客观要求。在全面学习借鉴东城区“网格模式”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朝阳区以建设部在全国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契机，结合区域特点，积极推动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探索建立了“朝阳区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并在理论、机制、技术和管理实践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取得了良好成效。
作为国家建设部确定的首批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的10家城市（城区）之一，朝阳区从2005年7月起启动了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工作。2006年3月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验收。2006年11月获得“全国城市管理先进集体”称号。
在一期建设成果基础上，朝阳区对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不断进行扩展与深化，先后将安全、人口、社会保障，环境整治乃至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最终建立精确、敏捷、高效、可视化、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体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随着对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不断深入实践与探索，基于多年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成果，朝阳区于2009年率先提出建设朝阳区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在数字化城市管理领域进一步“巩固成果、整合资源、突破创新”。
为解密数字化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朝阳模式”，本刊以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模式创新为主线，通过翔实的访谈、资料、数据等来介绍朝阳模式、梳理模式历程、总结理念精髓，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分享推介现代城市数字化管理的“朝阳经验”。
城市管理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自从有了城市文明，就开始了城市管理的实践。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伴生了一系列的人口、交通、环境污染、社会动乱、经济发展等城市问题。
目前，我国的数字城市建设面临着巨大需求，也具备一些城市信息化有利的条件和环境。首先，城镇化的推进使数字城市有了用武之地；其次，我国的信息产业快速发展，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技术和产品支撑。另外，信息技术愈加广泛的普及也为数字城市的普及应用提供了有利环境。
2009年，胡锦涛主席来北京朝阳区调研的时候说：“朝阳（区）像东方升起的一轮朝阳。”这既是指朝阳区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是对朝阳区在社会服务管理模式上进行的体制性变革予以肯定。
北京朝阳区在“数字城管”道路上的一系列探索，不仅丰富了现代城市管理体系，而且树立了新的典范——“朝阳模式“。
符合朝阳城区特点的新探索
凌晨2时许，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路京广桥东南角辅路污水管线发生漏水事故，由此造成三环路南向北方向部分主辅路塌陷。上午8时，朝阳区召开三环路沿线街乡紧急会议，立即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封闭现场，撤离人员，截流污水，疏导交通。
另一日，京广桥辅路发生塌陷事故时，由于正在巡查的城市管理监督员及时从现场发回了照片，使得市政部门迅速实施了抢修，3小时后道路交通就恢复了正常。
朝阳区能如此优质、高效地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正是得益于“朝阳模式”的建设与实施。
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建于2005年11月。作为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第一批试点城区，朝阳区在全面借鉴东城区经验的基础上，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数字城市管理新模式为契机，进行了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性探索，由“网格模式”发展为“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
在朝阳区监督指挥中心办公楼一楼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8个文明办的2165项标准，将城市管理系统中各个主体的责任通过量化评价机制进行公布，力求高度透明化。目前，这些标准已在3个社区、4个街道公布，下一步将扩展到全区447个社区，这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将评价体系做到如此精细与透明，并在全区推广，这从一个侧面向外界展示了“朝阳模式”的内涵：以社会化为目标，以精细化为手段，以信息化为基础，以诚信评价体系为保证的新型数字城管模式。
数字城管时代已然来临，而真正意义上打通城市条块化管理，建立起适合中国现代城市信息化管理的标杆，还要从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说起。
2004年，北京东城区推出“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全国各地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也自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据介绍，“东城模式”的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是在政府内部引入独立的监督机制，解决部门不作为和部门利益纠葛的问题；二是把科学技术引入到城市管理之中。具体说来，就是在社会环境管理层面引入竞争和诚信约束机制，采用“网格模式”将城市管理问题分为“部件”和“事件”两类。部件包括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园林绿化、其他设施5大类69小类，管理对象为井盖、灯杆、车棚、体育设施、停车场、桥梁等各类设施；事件包括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突发事件、街面秩序、扩展事件6大类55小类，管理对象涵盖私搭乱建、残土洒落、乱扔垃圾、乱贴小广告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这一系统，直接指向传统城市管理存在的信息不及时，管理被动后置，政府管理缺位、专业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管理方式粗放、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等弊端。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城市的管理问题予以解决了。
然而，不同的城市总是有不同于东城区的自身特点，即便是同为首都北京的辖区，朝阳区也自有特点，不能生搬硬套“东城模式”。
与现代城市面对的复杂的管理形势、繁重的管理任务不相适应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惟一出路是创新，从体制、机制、技术等各方面挖掘潜力，用新思路、新办法、新技术来提高管理水平。
朝阳区城乡面积为东城区的20倍，但政府力量却是其十分之一。朝阳区是在计划经济与二元社会基础上，实施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国际化与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五化并举”，城市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更集中，因而更具典型性。因此，朝阳区必须在全面学习借鉴东城模式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朝阳区的特点来创新。
为此，朝阳区开始结合自身的情况，展开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如今看来，这种探索完全是有必要的。“朝阳模式”的数字城管监督内容在“东城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与增强，并进一步发挥社会的作用，初步实现了社会化。
和“东城模式“相比，朝阳区的数字城管监督内容涵盖了市容环境、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单位及人口管理、百姓生活、文化娱乐场所管理、市场秩序管理等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也将尽可能地进入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实现管理内容的标准化，操作的规范化、流程化，正努力实现由政府控制、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对这一新型管理模式，朝阳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皮定均介绍说，区里称之为“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对外介绍时，一般也叫“符合朝阳特点的现代城市公共治理模式的探索”。
就在不久前，分管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的北京市委常委梁伟来朝阳区调研，在听完汇报之后，表示对朝阳区探索建立的这一套系统感到非常振奋。他鼓励说，这一新型管理模式就应该总结提升为“朝阳模式”。
城市管理的数字航空母舰
数字城管一开始是历史形成、自然形成的条块化的专业管理架构。比如说：节水工作重要，就成立节约用水办公室；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就成立文明城区建设办公室；环境保护重要，就成立环保局。
这种自然形成的条块管理体制，同时也造成了部门条块分割，职能部门间形成交叉。某部门愿意干或者容易干的事就尽量干，不愿干的事就找借口找理由不管，相互推诿扯皮。由于缺少监督，事情的解决在于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如果碰到难题，又没有监督，就可能无法协调了，也就是说人的主观因素起主要作用。
根据这一传统弊病，朝阳区的管理模式设置了“无缝隙的不间断的闭环式系统化管理”，在空间上决定了条块之间的清晰责任。制定标准以后，就由指挥中心代表区政府分别派遣任务，在时间流程上，谁先谁后一目了然，工作连贯不间断，从而有效规避了“真空地带”，也直接避免了协调难的问题。
“以往所谓综合执法，就是多个部门一起做一件事，由一个主管区长来牵头管理，但往往鞭长莫及。在朝阳区的无缝隙的不间断的闭环式管理中，责任明确到个人，必须完成，并且有严格的评价制度，使得办事质量与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皮定均说。
而此种管理模式得以实现，则要归功于“朝阳模式”建立过程中形成的三大特征：信息化、精细化与诚信评价体系。
信息化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的重要基础。在过去的信息化工作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没有实现各个维护管理层面的资源共享；二是很少有及时、定期的数据更新机制；三是使用操作不简便，且不够大众化。
因此，朝阳区与北京国研数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了“朝阳模式”的“四库”，即部件库、事件库、人口库、单位库，将各类城市管理的基础数据建立在GIS中，完善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体系和朝阳社区服务网，形成了超大容量、超高速度、高度稳定、开放性强、使用简便化的数字化系统平台——“数字航空母舰”。
“朝阳模式”的又一特征为精细化，主要体现在标准化、数量化、细微化三个方面：按照新的管理体制要求制定并落实各项标准，建立标准化行政村、标准化社区和标准化大街；对城市管理各方面情况进行量化统计、量化分析和量化评价；逐步掌握区内“六个一”的“五类主体”的详细情况，进行末梢管理和细节分析。
皮定均主任介绍说：“朝阳区内每一平方米土地、每一栋房屋、每一个地上（下）物、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件事的具体情况都建立了相关数据库，相应的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个科、队、站、所、班组、个人履行维护管理责任的情况，都纳入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与此同时，朝阳区还探索建立了诚信评价体系，将社会信用纳入建设范畴，并将评价对象划分为政府、单位、社区、和公民四个方面通过绩效评价。朝阳区八个文明街道形成了2165个细类的量化统计量化分析量化评价，全方位地在这八类责任主体当中建立起了竞争和诚信约束机制。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全方位”，因为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小的领域，而是这两千多个细类，囊括了十大行动的社会服务的主要方面。
回头去看，最开始的模式只是在社会环境管理层面引入竞争和诚信约束机制，现在在治安维稳、安全生产、地下空间管理、人口管理等等方面，全面引入进来了。它会推动各类责任主体发挥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往前走。
“举一个例子说，现在23个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上亮一个‘红灯’，领导都会去追究责任，而且是层层追责，不解决就扣分扣奖金。同时我们也建立起排名机制，让大家在工作绩效上展开竞争。”皮定钧说。
紧扣“社会化”的理念精髓
纵观世界一流城市建设体系，便会发现，发挥社会主体能动性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方略。例如，香港的安全社区建设，都是议会的代表牵头、政府支持，而内地则是政府牵头、大家参与，正相反。在德国，消防安全协会都是属于社区的，也就是社区成立消防安全协会，政府出资提供培训。
过去的内地城市管理体制中，似乎只有被视为“脸面”的主要道路和繁华街区，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背街小巷、城郊农村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是政府和社区的管理服务不到位，究其主要原因，是人员编制不到位或人员不够。
对此，传统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各类协管员，二是加强社区自治。但是，增加协管员的缺点显而易见，效率低成本高。媒体上很多报道都指出协管人员歪戴帽子斜穿衣、打人等现象，反而伤害了城管形象，又进一步危及政府形象，这显然不符合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的要求。
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城市管理的现代化。为此，把推进城市管理社会化作为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朝阳模式”在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笔。朝阳区依据实践首先提出了“社区自治”理念。
事实上，“朝阳模式”理念的精髓就是“社会化”，是一种极力推动“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模式。
“比如说，平时工作中，协管员去敲住户的门往往受到强烈排斥，但居住在本小区的大爷大妈们就不会。因此，社区把这些热心的大爷大妈组织起来，给他们自治的权力，检查住户的职业、安全用电等等，就能有效维护好小区的安全。”皮定均说。
对于社区自治、全民参与的重要性，皮定钧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事例：“北京奥运之前，某个小区出租房屋里，由于建设原因烟囱没有伸出窗外，几个外地来务工的女孩子洗澡时被熏窒息而死，没能及时发现，令人痛心。其实，居住在本楼的楼长是能最先发现谁家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人。如果每个楼的楼长都能及时检查和指导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也就是说，若能发动大家共同协作来搞好安全社区，每栋楼好了，一个小区就好了；每个小区都好了，全市区就好了。目前，朝阳区城市管理系统所纳入的社会单位有5770家，政府通过社区大大加强了这方面的服务和管理。
皮定钧介绍，“朝阳模式”中的社会服务管理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服务管理结构，即“大三角关系”（政府、社区、补充）。其责任主体为法律规定的公共管理者主体，比如市容环境卫生的责任管理人即是城市环境的管理者主体。
“在这一结构内，政府的职责是管理与执法，而不是市容环境卫生的负责人。”皮定均主任解释说，“过去有一种理念，周末清洁日市长带头示范扫大街，这是政府加强社会服务管理的体现。实际上这是和法律责任主体理念相违背的。明确责任主体，是朝阳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
第二个方面，即社会服务管理结构，则是存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小三角关系”（服务管理主体、执法主体和监督主体）。
传统体制是“小社会、大政府；大执法，小管理”，“东城模式”在政府内部开创性地增加了监督主体。“朝阳模式”则是积极推进“大社会、小政府；大管理，小执法”，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同时执法归位、管理到位。也就是说，在东城区的基础上，朝阳区将监督机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
“朝阳模式”和传统体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体的变化。”皮定均的一句话展示了朝阳区社会化管理模式的基本理念。
在他看来，朝阳区的评价体系选择在各个社区公示，是为了表明社区就是主体。如果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做到位了，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就能实现了。
“大城管”趋势的全方位展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人口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以及各地加速推进“大部制”改革等特点，原建设部推广的“数字城管”模式已不能满足如今城市管理发展的新需求。经过研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大城管”概念。
现在看来，“朝阳模式”系统本身就是“大城管”理念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展望未来，朝阳区对运用新模式推进主体结构的科学化，提出了“三个目标”。
“近期目标”是逐步完善符合朝阳特点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即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为组织者的管理体系。所谓常设机构就是居委会，由居民代表大会选出。形成以全体居民和全体社区单位共同参与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合作的现代社会服务管理模式。让政府由“划船式政府”向“掌舵式政府”转型，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型。
“中期目标”是逐步实现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覆盖。
“长期目标”是建立在科学计划基础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充分利用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的成果，逐步完善在现代数据管理体系基础上政府科学决策的支持结构，努力推进宏观经济社会管理的数量化、精细化，积极促进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步加大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和必要资源的配置，逐步建立在科学计划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模式。
目前，朝阳区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已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建设：2005年7月启动“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2007年10月开始实行“数字化为民服务”，2009年10月正式推进文明城区建设。以“数字化服务管理”为重心的第四阶段也于2010年7月开始推进。
通过几年努力，“朝阳模式”也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效：一，形成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二，城市治理的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三，城市治理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城市环境面貌达到了奥运会举办以来的最好水平，基本实现了“朝阳永远干净”的目标；四，人口管理基本步入常态化管理阶段；五，单位管理方面大有提高，消防安全达到100%。
如此显著的成绩，以“朝阳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基本理论，被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城市管理专业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
关于数字城管的未来趋势，专家认为具体有三个方面的体现：
第一，由小城管转变为大城管，即从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市容环境管理转变为城市的综合管理。在大城管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城市运行的控制管理。
第二，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即由政府管理转变为公共治理，公众、社会单位与政府共同治理。只有参与管理的主体发生变化，真正的社会化才能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各项问题。
第三，数字化城市管理将形成一种横向联合，也就是应急管理与常态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复用。在节约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有序、有效、数字化管理。
看来，“朝阳模式”不仅仅是现代城市管理办法的改革，更是一种体制的改革。在朝阳区未来的发展建设中，这种体制框架内逐步的变更带来的将是一片全新的景象。
作为国家建设部确定的首批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的10家城市（城区）之一，朝阳区从2005年7月起启动了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工作。2006年3月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验收。2006年11月获得“全国城市管理先进集体”称号。
在一期建设成果基础上，朝阳区对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不断进行扩展与深化，先后将安全、人口、社会保障，环境整治乃至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最终建立精确、敏捷、高效、可视化、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体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随着对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不断深入实践与探索，基于多年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成果，朝阳区于2009年率先提出建设朝阳区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在数字化城市管理领域进一步“巩固成果、整合资源、突破创新”。
为解密数字化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朝阳模式”，本刊以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模式创新为主线，通过翔实的访谈、资料、数据等来介绍朝阳模式、梳理模式历程、总结理念精髓，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分享推介现代城市数字化管理的“朝阳经验”。
城市管理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自从有了城市文明，就开始了城市管理的实践。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伴生了一系列的人口、交通、环境污染、社会动乱、经济发展等城市问题。
目前，我国的数字城市建设面临着巨大需求，也具备一些城市信息化有利的条件和环境。首先，城镇化的推进使数字城市有了用武之地；其次，我国的信息产业快速发展，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技术和产品支撑。另外，信息技术愈加广泛的普及也为数字城市的普及应用提供了有利环境。
2009年，胡锦涛主席来北京朝阳区调研的时候说：“朝阳（区）像东方升起的一轮朝阳。”这既是指朝阳区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是对朝阳区在社会服务管理模式上进行的体制性变革予以肯定。
北京朝阳区在“数字城管”道路上的一系列探索，不仅丰富了现代城市管理体系，而且树立了新的典范——“朝阳模式“。
符合朝阳城区特点的新探索
凌晨2时许，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路京广桥东南角辅路污水管线发生漏水事故，由此造成三环路南向北方向部分主辅路塌陷。上午8时，朝阳区召开三环路沿线街乡紧急会议，立即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封闭现场，撤离人员，截流污水，疏导交通。
另一日，京广桥辅路发生塌陷事故时，由于正在巡查的城市管理监督员及时从现场发回了照片，使得市政部门迅速实施了抢修，3小时后道路交通就恢复了正常。
朝阳区能如此优质、高效地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正是得益于“朝阳模式”的建设与实施。
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建于2005年11月。作为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第一批试点城区，朝阳区在全面借鉴东城区经验的基础上，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数字城市管理新模式为契机，进行了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性探索，由“网格模式”发展为“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
在朝阳区监督指挥中心办公楼一楼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8个文明办的2165项标准，将城市管理系统中各个主体的责任通过量化评价机制进行公布，力求高度透明化。目前，这些标准已在3个社区、4个街道公布，下一步将扩展到全区447个社区，这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将评价体系做到如此精细与透明，并在全区推广，这从一个侧面向外界展示了“朝阳模式”的内涵：以社会化为目标，以精细化为手段，以信息化为基础，以诚信评价体系为保证的新型数字城管模式。
数字城管时代已然来临，而真正意义上打通城市条块化管理，建立起适合中国现代城市信息化管理的标杆，还要从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说起。
2004年，北京东城区推出“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全国各地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也自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据介绍，“东城模式”的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是在政府内部引入独立的监督机制，解决部门不作为和部门利益纠葛的问题；二是把科学技术引入到城市管理之中。具体说来，就是在社会环境管理层面引入竞争和诚信约束机制，采用“网格模式”将城市管理问题分为“部件”和“事件”两类。部件包括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园林绿化、其他设施5大类69小类，管理对象为井盖、灯杆、车棚、体育设施、停车场、桥梁等各类设施；事件包括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突发事件、街面秩序、扩展事件6大类55小类，管理对象涵盖私搭乱建、残土洒落、乱扔垃圾、乱贴小广告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这一系统，直接指向传统城市管理存在的信息不及时，管理被动后置，政府管理缺位、专业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管理方式粗放、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等弊端。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城市的管理问题予以解决了。
然而，不同的城市总是有不同于东城区的自身特点，即便是同为首都北京的辖区，朝阳区也自有特点，不能生搬硬套“东城模式”。
与现代城市面对的复杂的管理形势、繁重的管理任务不相适应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惟一出路是创新，从体制、机制、技术等各方面挖掘潜力，用新思路、新办法、新技术来提高管理水平。
朝阳区城乡面积为东城区的20倍，但政府力量却是其十分之一。朝阳区是在计划经济与二元社会基础上，实施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国际化与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五化并举”，城市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更集中，因而更具典型性。因此，朝阳区必须在全面学习借鉴东城模式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朝阳区的特点来创新。
为此，朝阳区开始结合自身的情况，展开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如今看来，这种探索完全是有必要的。“朝阳模式”的数字城管监督内容在“东城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与增强，并进一步发挥社会的作用，初步实现了社会化。
和“东城模式“相比，朝阳区的数字城管监督内容涵盖了市容环境、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单位及人口管理、百姓生活、文化娱乐场所管理、市场秩序管理等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也将尽可能地进入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实现管理内容的标准化，操作的规范化、流程化，正努力实现由政府控制、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对这一新型管理模式，朝阳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皮定均介绍说，区里称之为“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对外介绍时，一般也叫“符合朝阳特点的现代城市公共治理模式的探索”。
就在不久前，分管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的北京市委常委梁伟来朝阳区调研，在听完汇报之后，表示对朝阳区探索建立的这一套系统感到非常振奋。他鼓励说，这一新型管理模式就应该总结提升为“朝阳模式”。
城市管理的数字航空母舰
数字城管一开始是历史形成、自然形成的条块化的专业管理架构。比如说：节水工作重要，就成立节约用水办公室；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就成立文明城区建设办公室；环境保护重要，就成立环保局。
这种自然形成的条块管理体制，同时也造成了部门条块分割，职能部门间形成交叉。某部门愿意干或者容易干的事就尽量干，不愿干的事就找借口找理由不管，相互推诿扯皮。由于缺少监督，事情的解决在于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如果碰到难题，又没有监督，就可能无法协调了，也就是说人的主观因素起主要作用。
根据这一传统弊病，朝阳区的管理模式设置了“无缝隙的不间断的闭环式系统化管理”，在空间上决定了条块之间的清晰责任。制定标准以后，就由指挥中心代表区政府分别派遣任务，在时间流程上，谁先谁后一目了然，工作连贯不间断，从而有效规避了“真空地带”，也直接避免了协调难的问题。
“以往所谓综合执法，就是多个部门一起做一件事，由一个主管区长来牵头管理，但往往鞭长莫及。在朝阳区的无缝隙的不间断的闭环式管理中，责任明确到个人，必须完成，并且有严格的评价制度，使得办事质量与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皮定均说。
而此种管理模式得以实现，则要归功于“朝阳模式”建立过程中形成的三大特征：信息化、精细化与诚信评价体系。
信息化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的重要基础。在过去的信息化工作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没有实现各个维护管理层面的资源共享；二是很少有及时、定期的数据更新机制；三是使用操作不简便，且不够大众化。
因此，朝阳区与北京国研数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了“朝阳模式”的“四库”，即部件库、事件库、人口库、单位库，将各类城市管理的基础数据建立在GIS中，完善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体系和朝阳社区服务网，形成了超大容量、超高速度、高度稳定、开放性强、使用简便化的数字化系统平台——“数字航空母舰”。
“朝阳模式”的又一特征为精细化，主要体现在标准化、数量化、细微化三个方面：按照新的管理体制要求制定并落实各项标准，建立标准化行政村、标准化社区和标准化大街；对城市管理各方面情况进行量化统计、量化分析和量化评价；逐步掌握区内“六个一”的“五类主体”的详细情况，进行末梢管理和细节分析。
皮定均主任介绍说：“朝阳区内每一平方米土地、每一栋房屋、每一个地上（下）物、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件事的具体情况都建立了相关数据库，相应的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个科、队、站、所、班组、个人履行维护管理责任的情况，都纳入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与此同时，朝阳区还探索建立了诚信评价体系，将社会信用纳入建设范畴，并将评价对象划分为政府、单位、社区、和公民四个方面通过绩效评价。朝阳区八个文明街道形成了2165个细类的量化统计量化分析量化评价，全方位地在这八类责任主体当中建立起了竞争和诚信约束机制。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全方位”，因为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小的领域，而是这两千多个细类，囊括了十大行动的社会服务的主要方面。
回头去看，最开始的模式只是在社会环境管理层面引入竞争和诚信约束机制，现在在治安维稳、安全生产、地下空间管理、人口管理等等方面，全面引入进来了。它会推动各类责任主体发挥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往前走。
“举一个例子说，现在23个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上亮一个‘红灯’，领导都会去追究责任，而且是层层追责，不解决就扣分扣奖金。同时我们也建立起排名机制，让大家在工作绩效上展开竞争。”皮定钧说。
紧扣“社会化”的理念精髓
纵观世界一流城市建设体系，便会发现，发挥社会主体能动性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方略。例如，香港的安全社区建设，都是议会的代表牵头、政府支持，而内地则是政府牵头、大家参与，正相反。在德国，消防安全协会都是属于社区的，也就是社区成立消防安全协会，政府出资提供培训。
过去的内地城市管理体制中，似乎只有被视为“脸面”的主要道路和繁华街区，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背街小巷、城郊农村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是政府和社区的管理服务不到位，究其主要原因，是人员编制不到位或人员不够。
对此，传统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各类协管员，二是加强社区自治。但是，增加协管员的缺点显而易见，效率低成本高。媒体上很多报道都指出协管人员歪戴帽子斜穿衣、打人等现象，反而伤害了城管形象，又进一步危及政府形象，这显然不符合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的要求。
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城市管理的现代化。为此，把推进城市管理社会化作为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朝阳模式”在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笔。朝阳区依据实践首先提出了“社区自治”理念。
事实上，“朝阳模式”理念的精髓就是“社会化”，是一种极力推动“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模式。
“比如说，平时工作中，协管员去敲住户的门往往受到强烈排斥，但居住在本小区的大爷大妈们就不会。因此，社区把这些热心的大爷大妈组织起来，给他们自治的权力，检查住户的职业、安全用电等等，就能有效维护好小区的安全。”皮定均说。
对于社区自治、全民参与的重要性，皮定钧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事例：“北京奥运之前，某个小区出租房屋里，由于建设原因烟囱没有伸出窗外，几个外地来务工的女孩子洗澡时被熏窒息而死，没能及时发现，令人痛心。其实，居住在本楼的楼长是能最先发现谁家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人。如果每个楼的楼长都能及时检查和指导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也就是说，若能发动大家共同协作来搞好安全社区，每栋楼好了，一个小区就好了；每个小区都好了，全市区就好了。目前，朝阳区城市管理系统所纳入的社会单位有5770家，政府通过社区大大加强了这方面的服务和管理。
皮定钧介绍，“朝阳模式”中的社会服务管理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服务管理结构，即“大三角关系”（政府、社区、补充）。其责任主体为法律规定的公共管理者主体，比如市容环境卫生的责任管理人即是城市环境的管理者主体。
“在这一结构内，政府的职责是管理与执法，而不是市容环境卫生的负责人。”皮定均主任解释说，“过去有一种理念，周末清洁日市长带头示范扫大街，这是政府加强社会服务管理的体现。实际上这是和法律责任主体理念相违背的。明确责任主体，是朝阳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
第二个方面，即社会服务管理结构，则是存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小三角关系”（服务管理主体、执法主体和监督主体）。
传统体制是“小社会、大政府；大执法，小管理”，“东城模式”在政府内部开创性地增加了监督主体。“朝阳模式”则是积极推进“大社会、小政府；大管理，小执法”，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同时执法归位、管理到位。也就是说，在东城区的基础上，朝阳区将监督机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
“朝阳模式”和传统体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体的变化。”皮定均的一句话展示了朝阳区社会化管理模式的基本理念。
在他看来，朝阳区的评价体系选择在各个社区公示，是为了表明社区就是主体。如果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做到位了，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就能实现了。
“大城管”趋势的全方位展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人口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以及各地加速推进“大部制”改革等特点，原建设部推广的“数字城管”模式已不能满足如今城市管理发展的新需求。经过研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大城管”概念。
现在看来，“朝阳模式”系统本身就是“大城管”理念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展望未来，朝阳区对运用新模式推进主体结构的科学化，提出了“三个目标”。
“近期目标”是逐步完善符合朝阳特点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即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为组织者的管理体系。所谓常设机构就是居委会，由居民代表大会选出。形成以全体居民和全体社区单位共同参与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合作的现代社会服务管理模式。让政府由“划船式政府”向“掌舵式政府”转型，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型。
“中期目标”是逐步实现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覆盖。
“长期目标”是建立在科学计划基础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充分利用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的成果，逐步完善在现代数据管理体系基础上政府科学决策的支持结构，努力推进宏观经济社会管理的数量化、精细化，积极促进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步加大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和必要资源的配置，逐步建立在科学计划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模式。
目前，朝阳区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已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建设：2005年7月启动“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2007年10月开始实行“数字化为民服务”，2009年10月正式推进文明城区建设。以“数字化服务管理”为重心的第四阶段也于2010年7月开始推进。
通过几年努力，“朝阳模式”也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效：一，形成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二，城市治理的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三，城市治理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城市环境面貌达到了奥运会举办以来的最好水平，基本实现了“朝阳永远干净”的目标；四，人口管理基本步入常态化管理阶段；五，单位管理方面大有提高，消防安全达到100%。
如此显著的成绩，以“朝阳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基本理论，被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城市管理专业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
关于数字城管的未来趋势，专家认为具体有三个方面的体现：
第一，由小城管转变为大城管，即从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市容环境管理转变为城市的综合管理。在大城管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城市运行的控制管理。
第二，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即由政府管理转变为公共治理，公众、社会单位与政府共同治理。只有参与管理的主体发生变化，真正的社会化才能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各项问题。
第三，数字化城市管理将形成一种横向联合，也就是应急管理与常态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复用。在节约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有序、有效、数字化管理。
看来，“朝阳模式”不仅仅是现代城市管理办法的改革，更是一种体制的改革。在朝阳区未来的发展建设中，这种体制框架内逐步的变更带来的将是一片全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