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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做出新的重大政治判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得出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全面准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对科学制定国家方针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的这种属性决定矛盾双方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事物发生转化。社会是在矛盾运动当中前进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对他的认识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和阶段性特征，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直观体现的晴雨表。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经过以下几次重要转变：
（一）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党首次系统地提出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家工业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客观现实。
（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在历经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左倾冒进主义和十年文革浩劫之后，重新将社会主要矛盾回归到八大所确定的正确轨道。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整体落后，因而，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发展中心，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36年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变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总结，深刻揭示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对我国社会发展方略的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转变，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互有区别的发展特点，但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质变”。
二、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为人们理解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个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组织，想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满足个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只能通过劳动这一“生产”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的“生产”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着，而动物则是出于本能，不具备社会性和创造性。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人们总是在既有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着再生产活动，这体现着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同时，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彼此交往和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就明确提出了作为自然生命存在的个人与其所联系的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的“需要”与“供给”关系，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做了进一步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最后创立了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唯物史观是在研究人类历史中最根本、最本质、最普遍的活动，即人的需要和生产供给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和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的，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从需要和供给的关系入手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总体方法论框架。正如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通过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我们研究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当社会供给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时，矛盾便会产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社会供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不适应不匹配的矛盾关系，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合理性。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特点的实质内涵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对国情认识的基础上，关于制约该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并起支配作用的矛盾的判断和概括。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化，由此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实现了在基本国情保持不变前提下的“阶段性质变”。此前的社会主要矛盾阐述已经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阐释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重新论证。 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是我国主要矛盾转变的最主要动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从工业生产来看，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从粮食生产来看，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时的1981年，粮食产量为3.25亿吨，2016年达到6.16亿吨，此前已实现粮食产量连续12年增长，真正实现了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在了自己手里；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我国从1978年的3678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0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组织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我国在高铁、航天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生产水平甚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这说明继续沿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形式已经与事实严重脱离，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具体实际。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加速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2020年将要实现全面小康。生产方式从此前过于注重“量”的增长转变为更加关注“质”的提高，人民群眾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广泛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这是在温饱和小康阶段之后，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但目前我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际收入分配之间和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可承受力之间的诸多差距。
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导致一定时空范围内地区之间在资源开发、产业组织和结构优化等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活动中出现失衡状态。由于历史上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优惠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长期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显著。为缩小地区间差距，《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倡议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有效举措。
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版。主要体现为农村的物质生活、人均收入、养老服务、精神文化、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在一些城乡差距较强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欧美的城市、非洲的乡村”等极端现象。而以户籍制度为主要障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持久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突出原因，亟需作出相应调整。《报告》当中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出的最新药方，并且把始终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人际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同行不同岗等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而且还表现在财产占有数量的差距日益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处于0.3-0.4之间意味着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0.5之间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目前已超出0.4的警戒线。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甚至比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还要严重。这表明，如果不能及时改变人际收入分配差距显著的现状，将直接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提升，激化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大局的保持。
针对收入不平衡问题，《报告》指出“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可承受力之间的不平衡，反映了以经济至上为准则的发展模式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却忽略了民族国家永续发展的长远规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虽然早已被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在实际贯彻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和自觉的环保意识。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经济成果日益丰硕，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凸显出来。事实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最佳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的提问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诠释了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体现了一位政治家深邃地辩证智慧和使命担当。《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二）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发展尚未达到预计期望值，未能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是很高，社会生产与创新能力、发展效率还有待提升。发展不充分的领域除了传统的实体经济之外，还包括创新能力、民生保障、权利享有等方面。
实体经济指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国民经济产业，具体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显示了我国产业结构性失衡没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具体而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钢铁、煤炭和水泥等领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问题，而以生产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则存在严重缺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以实体经济为重心。 创新能力不充分制约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基本要求是敢于尝试，突破常规并有所发现。鉴于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加速增长、人口红利渐趋消失的客观实际，提高创新能力成为破解瓶颈难题，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以解决创新能力不充分的问题。
民生领域是距离人民群众最密切、也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发展经济是民生改善的基础，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在“效率”提升的同时，并未使应有的“公平”同步推进，出现民生保障的不充分问题。《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表现了机会均等的进步思想。但我国由于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居民在基本民生服务领域不能享受均等的待遇。高房价、看病贵就医难、教育不公、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严峻，社会保障体系急需完善，真正使人民能够过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幸福生活，还应在许多方面做出切实改进。
权利享有不充分推迟了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法治社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全社会对法治普遍信仰；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和普遍遵从；社会依法规范运行；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体现；权利救济及时充分。同社会发展需要相比，我国法治不充分主要体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现象依然存在；执法司法不透明、不科学、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群众维权成本高，依法维权积极性减弱。权利享有不充分表明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还需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仍然在路上。
我國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能通过继续发展得以解决，因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和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以解决主要矛盾作为行动指南，围绕聚焦主要矛盾，而不能偏离背弃这一矛盾。与此同时，应秉持正确的发展观，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问题，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富裕。
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彰显新时代的开启
事物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动或矛盾主要方面的飞跃性发展。新时代之所以成为新的历史阶段，最主要的依据和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全新的认识。但这个新认识，不是对过去认识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以往认识的深化和总结。《报告》提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治理重大战略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方向标，开启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全体中华儿女勤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责任编辑 刘祖琼]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的这种属性决定矛盾双方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事物发生转化。社会是在矛盾运动当中前进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对他的认识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和阶段性特征，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直观体现的晴雨表。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经过以下几次重要转变：
（一）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党首次系统地提出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家工业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客观现实。
（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在历经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左倾冒进主义和十年文革浩劫之后，重新将社会主要矛盾回归到八大所确定的正确轨道。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整体落后，因而，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发展中心，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36年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变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总结，深刻揭示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对我国社会发展方略的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转变，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互有区别的发展特点，但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质变”。
二、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为人们理解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个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组织，想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满足个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只能通过劳动这一“生产”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的“生产”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着，而动物则是出于本能，不具备社会性和创造性。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人们总是在既有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着再生产活动，这体现着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同时，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彼此交往和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就明确提出了作为自然生命存在的个人与其所联系的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的“需要”与“供给”关系，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做了进一步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最后创立了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唯物史观是在研究人类历史中最根本、最本质、最普遍的活动，即人的需要和生产供给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和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的，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从需要和供给的关系入手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总体方法论框架。正如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通过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我们研究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当社会供给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时，矛盾便会产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社会供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不适应不匹配的矛盾关系，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合理性。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特点的实质内涵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对国情认识的基础上，关于制约该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并起支配作用的矛盾的判断和概括。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化，由此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实现了在基本国情保持不变前提下的“阶段性质变”。此前的社会主要矛盾阐述已经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阐释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重新论证。 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是我国主要矛盾转变的最主要动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从工业生产来看，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从粮食生产来看，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时的1981年，粮食产量为3.25亿吨，2016年达到6.16亿吨，此前已实现粮食产量连续12年增长，真正实现了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在了自己手里；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我国从1978年的3678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0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组织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我国在高铁、航天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生产水平甚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这说明继续沿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形式已经与事实严重脱离，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具体实际。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加速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2020年将要实现全面小康。生产方式从此前过于注重“量”的增长转变为更加关注“质”的提高，人民群眾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广泛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这是在温饱和小康阶段之后，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但目前我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际收入分配之间和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可承受力之间的诸多差距。
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导致一定时空范围内地区之间在资源开发、产业组织和结构优化等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活动中出现失衡状态。由于历史上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优惠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长期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显著。为缩小地区间差距，《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倡议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有效举措。
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版。主要体现为农村的物质生活、人均收入、养老服务、精神文化、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在一些城乡差距较强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欧美的城市、非洲的乡村”等极端现象。而以户籍制度为主要障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持久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突出原因，亟需作出相应调整。《报告》当中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出的最新药方，并且把始终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人际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同行不同岗等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而且还表现在财产占有数量的差距日益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处于0.3-0.4之间意味着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0.5之间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目前已超出0.4的警戒线。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甚至比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还要严重。这表明，如果不能及时改变人际收入分配差距显著的现状，将直接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提升，激化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大局的保持。
针对收入不平衡问题，《报告》指出“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可承受力之间的不平衡，反映了以经济至上为准则的发展模式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却忽略了民族国家永续发展的长远规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虽然早已被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在实际贯彻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和自觉的环保意识。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经济成果日益丰硕，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凸显出来。事实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最佳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的提问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诠释了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体现了一位政治家深邃地辩证智慧和使命担当。《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二）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发展尚未达到预计期望值，未能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是很高，社会生产与创新能力、发展效率还有待提升。发展不充分的领域除了传统的实体经济之外，还包括创新能力、民生保障、权利享有等方面。
实体经济指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国民经济产业，具体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显示了我国产业结构性失衡没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具体而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钢铁、煤炭和水泥等领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问题，而以生产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则存在严重缺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以实体经济为重心。 创新能力不充分制约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基本要求是敢于尝试，突破常规并有所发现。鉴于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加速增长、人口红利渐趋消失的客观实际，提高创新能力成为破解瓶颈难题，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以解决创新能力不充分的问题。
民生领域是距离人民群众最密切、也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发展经济是民生改善的基础，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在“效率”提升的同时，并未使应有的“公平”同步推进，出现民生保障的不充分问题。《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表现了机会均等的进步思想。但我国由于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居民在基本民生服务领域不能享受均等的待遇。高房价、看病贵就医难、教育不公、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严峻，社会保障体系急需完善，真正使人民能够过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幸福生活，还应在许多方面做出切实改进。
权利享有不充分推迟了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法治社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全社会对法治普遍信仰；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和普遍遵从；社会依法规范运行；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体现；权利救济及时充分。同社会发展需要相比，我国法治不充分主要体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现象依然存在；执法司法不透明、不科学、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群众维权成本高，依法维权积极性减弱。权利享有不充分表明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还需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仍然在路上。
我國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能通过继续发展得以解决，因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和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以解决主要矛盾作为行动指南，围绕聚焦主要矛盾，而不能偏离背弃这一矛盾。与此同时，应秉持正确的发展观，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问题，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富裕。
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彰显新时代的开启
事物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动或矛盾主要方面的飞跃性发展。新时代之所以成为新的历史阶段，最主要的依据和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全新的认识。但这个新认识，不是对过去认识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以往认识的深化和总结。《报告》提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治理重大战略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方向标，开启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全体中华儿女勤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责任编辑 刘祖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