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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武汉成了人们最盼望春暖花开的城市，而口罩、酒精、防护服则是最紧缺的物资。
“1月31日我落地伦敦，立刻开始着手采买，同时也开始对接国内外的物流渠道……那时候在国外口罩比我想象的要难找很多但我依然幸运地买到了2，400个N95口罩。”这是模特项碟婧Cici第一次以个人身份组织捐赠，她和团队需要每人身兼多职，完成“筹钱、记录明细、采买校对物资记录物资明细、国际物流填写各种可能需要的清关表格，寻找国内物流、对接医院内部人员确认收货、公示明细”等复杂流程。
“而捐赠这件事必须是明细、清晰的，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容出错，所以大家必须万分仔细，所有数据和订单都核对很多遍，确保无误。”一周多的时间里，Cici和同事们几乎没有休息，“幸好有两位好友一直在帮忙，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Cici在海外募集的防护服都“定点捐赠到武汉各个医院，包括协和医院、武昌医院、儿童医院、中南医院，还有一批防护服定向捐赠给湖南湘雅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被问到为什么组织捐赠，她回答：“此刻别人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而我就是你。”
在这场战役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但无人不置身其中，觉得“至少能做点什么”。我们采访了Cici、可佳羚羊等六位女性，记录她们在这次疫情中的行动与生活。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又与大多数人相似：柔韧、坚强、独立，充满力量。
1月24日凌晨2：26，可佳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出一篇辟谣文章《武汉封城第一天身在武汉的我想说的》。她没敢发在自己的动态里，“怕爸妈问我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短短几小时，文章的阅读量达到了八九千，链接在她的朋友圈里刷了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转，连几个我特别崇拜的老师都转了。”今年20岁的李可佳是中央美术设计学院的学生，注册公众号本打算用来发布自己的作品，没想到一下子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在文章中，她用身边的例子解释着网络上关于武汉的问题：武汉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武汉的现状应该由疫控制度背锅吗？在信息有限的状况下，任何情绪发泄式指认都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我始终认为我们必须全面且客观地看待，并且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也不是怀疑、抱怨和责怪，因为这些根本无济于事。”
可佳住在汉口硚口路，距离疫情的主战场同济与协和医院仅仅两站路.而在武汉中建三局负责工作的妈妈使她与疫区前线有了更紧密的联系。1月24日傍晚，可佳跟着母亲来到“蔡甸临时医院”，即后来的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连续几日稀密的小雨让武汉冬天的傍晚格外阴冷潮湿，“有个工作人员穿得挺单薄就来上工了，我妈让他回去换了衣服再来。有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头痛，时不时按着头缓着。”进入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扫除了湿漉漉的寒气。每个人都在忙碌，没有人抱怨，也没有时间抱怨。“工程分给了几个局属单位同时建设，几乎是一声令下，四方相应。离得近的，从家里赶来;离得远的，从武汉周边城市穿了无数条小路进城。”可佳在工地上小范围地转了几圈，用手机和相机拍下眼前的画面。母亲的同事忙着为工地采购物资，跑遍了几乎所有的商场。除夕夜，单位给每个人都包一个红包，即便把所有的花色都买下也只凑了几百个，只好把“壳子收回来明天再发一次”。
从工地回到家里，她与学院社会设计方向的老师聊了很久。可佳希望能通过设计为武汉做些什么，回应、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不会上网的老人如何求助？不会开车的人怎样出行？城市药房关门，医院腾空，除肺炎外的其他病人要如何继续医疗？“城市如何在‘ 封城’的大语境下继续运行，这些都非常需要统筹整个城市，站在‘ 社会设计’去给出相应的应急方案。”
可佳的方向是数字媒体，社会设计并非她的本业。在父母的影响下，她一直对社会保持关切，觉得对事实的认知离不开切身体验，看问题需要设身处地。“这次去火神山工地也是妈妈提出来的，她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她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真实，去实践而不是空想。
在老师指导下，一个名为“武汉计划”的社会设计课题迅速成立。通过反复商议，她与同学们决定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把应急之外的可能出现的长期问题纳入视野。课题第一组以“口罩的替代品”为主题，力图为更多缺乏口罩的人寻找防护方法;第二组则关注疫情下封闭的家庭空间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很多年轻人‘被迫’与最熟悉的陌生人相处，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第三组则着眼社区和家庭交互，希望能通过小程序的设计让无法出门的人们实现更真切的交流与联动。
计划开展二十多天来，疫情的压力、他人的质疑，以及设计与现实之间方枘圆凿的诸多问题给同学们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大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坚持要做下去，“实践的过程本来就是不断推翻再重来。”疫情有一天会结束，但它给可佳带来的成长与思考，会和“武汉计划”一起深入和延续。
直到深夜11点多，志愿者伍杨才有空与记者通话.电话里的她声音沙哑，语速很快，却热情满满。“太忙了，每天！中午饭都是下午三四点吃！晚上一两点钟休息，早上八点钟就出门。”最忙的一天是2月13日晚，伍杨在天河机场几乎熬到凌晨一点多才离开。这天她和小伙伴帮硚口区政府接收七省市七个医疗队七次航班，共计1600人次，140吨货物。两个小时组织了35辆货车，30多个搬运工志愿者。她很骄傲，“为了医护人员晚上能顺利拿到行李，早点休息投入战斗，我们就算是喘着粗气也是值得的。”这成了伍杨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集体度過2020年情人节的特别方式。
2月13日晚，伍杨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为武汉市硚口区政府接收七省市来支援武汉的七支医疗队
伍杨和一家人特地搬回了大房子，本打算好好过一个居家春节。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天她就闲不住了，和平时一起做公益的朋友加入“武汉抗疫志愿者联盟”。没有办公地点，她把自己的美容院“捐”出来做大本营，温馨的粉红色房间里很快堆满了纸板箱和大瓶大瓶的消毒水。伍杨主要负责物资的登记和发放，但实际上哪里需要她就出现在哪里。“其实吧，我做志愿者没什么特别的，大多数时候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搬运啊，跑腿啊。我今儿晚上就是开车帮一个护士从汉口送药到她汉阳的家里，再开车回汉口的家，是普通的药，但她忙，没空。”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伍杨坦言做志愿者会有“中招”的心理压力，她怕把病毒带回家，每天进门前要在门口消毒半个小时，喷消毒水，换衣服。白天在外手总是不停地消毒，冷风吹着，两手就冻伤了。“哎呀，哪个女人不爱惜自己的手呢，我又是做美容的。简直是摧残。”她有时会抱怨劳累，但一投入工作，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小太阳”。“每天大家都在朋友圈里等着我的“ 战报’我也在给足不出户的他们鼓劲儿。”
她享受着这样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做公益是我的生活常态，从初中的时候班上集体与孤儿院孩子交朋友的活动开始就一直没停。我之前在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做义工，去年七月底的时候，我们还去红安贫困山区帮忙扶贫和义诊。”在伍杨发来的照片里，她穿着黄色的T恤帮老乡们量血压，医生们的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做，和我喜欢和朋友们一道去唱歌、吃好吃的一样。”
武汉之外，葛兰、王陵也和伍杨一样忙碌着.葛兰和中欧基金的十几位员工共同发起了募捐，公司全体员工筹到260万，他们周围的朋友又捐了近40万。“李文亮医生的去世，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我做医疗基金，知道医生的不容易，我也认识很多医生朋友，从全国各地去驰援.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和考虑，我们就想直接以最简单的形式捐款。 而蝶亿时尚集团创始，人、总裁王陵则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帮忙对接资源，转发信息，建立“武汉湖北妇联海外后援群”。“群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洛杉矶华美银行私人银行总裁Agnes也积极将海外爱心人士捐赠物资不断对接给湖北妇联主席，并且提供了跨境电商海外采购资源和南航免费货运资源，帮助了很多捐赠企业在海外采购医用物资和运输到国内。”她们筹集的款项与物资，也许在某一天来到伍杨的手上，通过志愿者联盟的货车派送转运出去。
王陵说：“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心变得很柔软。尤其看到武汉发生的那些悲伤无助的故事，我会流泪，觉得每个做母亲的都会在这个时候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为那些遭遇不幸的母亲和孩子们，也更愿意努力为自己孩子的未来创造一个温暖的世界。”
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她们”，而是竭尽所能的战疫力量，哪怕只是“做点什么”。疫情惊扰了我们的生活，却无法阻挡人们找到自己的节奏继续走下去。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不同色彩的生命在其中生长、壮大，一如既往。
除了捐款、募集物资这些一线支援，将整个疫情记錄下来，为这段历史留下见证和警示，则是另外一种贡献。
年三十晚上，封城的第二天，羚羊被困在装修未完I的房子中。她用有限的食材给自己做了几个简单的菜，开开一瓶红酒，准备认真地过一个新年。“哪怕我什么都没有，但凡我还有一瓶我自己比较喜欢喝的红酒，就觉得是一种盛大。它是内心的一种东西，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它不需要展示给别人，因为仪式是对自己内心、对自己生命的那种礼赞。”
这间位于常青花园社区的公寓在羚羊到厦门经营客栈的八年中一直空置着。去年11月，她开始着手装修.工人们在小年时已经回家，她每日来做一些收尾工作，准备春节入住。关于疫情她此前有所警觉，早早戴上口罩，也在1月初就拒绝了外地友人的一切来访。只是封城来得猝不及防。旧屋与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火车站几乎紧挨着，物资短缺和附近小区确诊人数的上升加深了她的担忧，她决定收拾起几件行李， 步行三公里到东西湖区的女儿家暂住。
这是一间空屋，一切仍然是临时的。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每天定时与母亲通三次电话，羚羊开始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封城日记。仅从照片上看来，她的封城生活似乎富足而惬意，甚至有时岁月静好：搭配合理、色香俱全的一日三餐，新绿洋溢的露台，还有阳光、书籍和三只猫咪。图片的配文里透着不安、忧虑等复杂情绪，她给自己做了炖汤、土豆烧鸡、紫米饭甚至烤蛋挞。其实羚羊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食欲，但她努力弓引起自己想吃的欲望，尽力满足身体的一切需要，给自己打气。“它是一个生命的象征，因为我每天看到有那么多人的病痛倒下死去，这种对比你知道吗？健康的活着简直太幸运了。活着你;才想吃，我要活着。”她楼下的住户刚刚确诊不久，小区里确诊15人、疑似40人，而这还是十天前的数据，此前的社区已经沦陷。每日更博不仅是为了报平安，更是一种纾解和守望。她在评论里仔细地和同在武汉的人分享在生鲜APP上抢购的经验，询问者在求助的评论里发来“大哭”的表情，似乎终于在网上找到救命秘笈。
羚羊从事了几十年的出版发行，在本地小有名气。零几年左右，她渐渐离开曾经主流的生活，走向“八千里路云和月”，开始发起徒步旅，行，“藏羚羊”这个名字正是是去西藏时起的。她把行迹写成系列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坚持更新了13年。她也打算把这次疫情与自己的生活连接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一个见证。
在自己的家，羚羊执意突破常规，保留了一扇红窗。“新的一年要更‘冷’与‘酷’一些，要更自由地做选择，坚持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羚羊决定在疫情结束之后，要回到那扇红色窗下拍一张新头像。
“1月31日我落地伦敦，立刻开始着手采买，同时也开始对接国内外的物流渠道……那时候在国外口罩比我想象的要难找很多但我依然幸运地买到了2，400个N95口罩。”这是模特项碟婧Cici第一次以个人身份组织捐赠，她和团队需要每人身兼多职，完成“筹钱、记录明细、采买校对物资记录物资明细、国际物流填写各种可能需要的清关表格，寻找国内物流、对接医院内部人员确认收货、公示明细”等复杂流程。
“而捐赠这件事必须是明细、清晰的，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容出错，所以大家必须万分仔细，所有数据和订单都核对很多遍，确保无误。”一周多的时间里，Cici和同事们几乎没有休息，“幸好有两位好友一直在帮忙，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Cici在海外募集的防护服都“定点捐赠到武汉各个医院，包括协和医院、武昌医院、儿童医院、中南医院，还有一批防护服定向捐赠给湖南湘雅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被问到为什么组织捐赠，她回答：“此刻别人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而我就是你。”
在这场战役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但无人不置身其中，觉得“至少能做点什么”。我们采访了Cici、可佳羚羊等六位女性，记录她们在这次疫情中的行动与生活。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又与大多数人相似：柔韧、坚强、独立，充满力量。
“我希望保持真实”
1月24日凌晨2：26，可佳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出一篇辟谣文章《武汉封城第一天身在武汉的我想说的》。她没敢发在自己的动态里，“怕爸妈问我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短短几小时，文章的阅读量达到了八九千，链接在她的朋友圈里刷了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转，连几个我特别崇拜的老师都转了。”今年20岁的李可佳是中央美术设计学院的学生，注册公众号本打算用来发布自己的作品，没想到一下子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在文章中，她用身边的例子解释着网络上关于武汉的问题：武汉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武汉的现状应该由疫控制度背锅吗？在信息有限的状况下，任何情绪发泄式指认都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我始终认为我们必须全面且客观地看待，并且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也不是怀疑、抱怨和责怪，因为这些根本无济于事。”
可佳住在汉口硚口路，距离疫情的主战场同济与协和医院仅仅两站路.而在武汉中建三局负责工作的妈妈使她与疫区前线有了更紧密的联系。1月24日傍晚，可佳跟着母亲来到“蔡甸临时医院”，即后来的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连续几日稀密的小雨让武汉冬天的傍晚格外阴冷潮湿，“有个工作人员穿得挺单薄就来上工了，我妈让他回去换了衣服再来。有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头痛，时不时按着头缓着。”进入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扫除了湿漉漉的寒气。每个人都在忙碌，没有人抱怨，也没有时间抱怨。“工程分给了几个局属单位同时建设，几乎是一声令下，四方相应。离得近的，从家里赶来;离得远的，从武汉周边城市穿了无数条小路进城。”可佳在工地上小范围地转了几圈，用手机和相机拍下眼前的画面。母亲的同事忙着为工地采购物资，跑遍了几乎所有的商场。除夕夜，单位给每个人都包一个红包，即便把所有的花色都买下也只凑了几百个，只好把“壳子收回来明天再发一次”。
从工地回到家里，她与学院社会设计方向的老师聊了很久。可佳希望能通过设计为武汉做些什么，回应、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不会上网的老人如何求助？不会开车的人怎样出行？城市药房关门，医院腾空，除肺炎外的其他病人要如何继续医疗？“城市如何在‘ 封城’的大语境下继续运行，这些都非常需要统筹整个城市，站在‘ 社会设计’去给出相应的应急方案。”
可佳的方向是数字媒体，社会设计并非她的本业。在父母的影响下，她一直对社会保持关切，觉得对事实的认知离不开切身体验，看问题需要设身处地。“这次去火神山工地也是妈妈提出来的，她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她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真实，去实践而不是空想。
在老师指导下，一个名为“武汉计划”的社会设计课题迅速成立。通过反复商议，她与同学们决定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把应急之外的可能出现的长期问题纳入视野。课题第一组以“口罩的替代品”为主题，力图为更多缺乏口罩的人寻找防护方法;第二组则关注疫情下封闭的家庭空间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很多年轻人‘被迫’与最熟悉的陌生人相处，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第三组则着眼社区和家庭交互，希望能通过小程序的设计让无法出门的人们实现更真切的交流与联动。
计划开展二十多天来，疫情的压力、他人的质疑，以及设计与现实之间方枘圆凿的诸多问题给同学们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大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坚持要做下去，“实践的过程本来就是不断推翻再重来。”疫情有一天会结束，但它给可佳带来的成长与思考，会和“武汉计划”一起深入和延续。
“公益是我的生活常态”
直到深夜11点多，志愿者伍杨才有空与记者通话.电话里的她声音沙哑，语速很快，却热情满满。“太忙了，每天！中午饭都是下午三四点吃！晚上一两点钟休息，早上八点钟就出门。”最忙的一天是2月13日晚，伍杨在天河机场几乎熬到凌晨一点多才离开。这天她和小伙伴帮硚口区政府接收七省市七个医疗队七次航班，共计1600人次，140吨货物。两个小时组织了35辆货车，30多个搬运工志愿者。她很骄傲，“为了医护人员晚上能顺利拿到行李，早点休息投入战斗，我们就算是喘着粗气也是值得的。”这成了伍杨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集体度過2020年情人节的特别方式。
2月13日晚，伍杨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为武汉市硚口区政府接收七省市来支援武汉的七支医疗队
伍杨和一家人特地搬回了大房子，本打算好好过一个居家春节。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天她就闲不住了，和平时一起做公益的朋友加入“武汉抗疫志愿者联盟”。没有办公地点，她把自己的美容院“捐”出来做大本营，温馨的粉红色房间里很快堆满了纸板箱和大瓶大瓶的消毒水。伍杨主要负责物资的登记和发放，但实际上哪里需要她就出现在哪里。“其实吧，我做志愿者没什么特别的，大多数时候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搬运啊，跑腿啊。我今儿晚上就是开车帮一个护士从汉口送药到她汉阳的家里，再开车回汉口的家，是普通的药，但她忙，没空。”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伍杨坦言做志愿者会有“中招”的心理压力，她怕把病毒带回家，每天进门前要在门口消毒半个小时，喷消毒水，换衣服。白天在外手总是不停地消毒，冷风吹着，两手就冻伤了。“哎呀，哪个女人不爱惜自己的手呢，我又是做美容的。简直是摧残。”她有时会抱怨劳累，但一投入工作，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小太阳”。“每天大家都在朋友圈里等着我的“ 战报’我也在给足不出户的他们鼓劲儿。”
她享受着这样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做公益是我的生活常态，从初中的时候班上集体与孤儿院孩子交朋友的活动开始就一直没停。我之前在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做义工，去年七月底的时候，我们还去红安贫困山区帮忙扶贫和义诊。”在伍杨发来的照片里，她穿着黄色的T恤帮老乡们量血压，医生们的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做，和我喜欢和朋友们一道去唱歌、吃好吃的一样。”
武汉之外，葛兰、王陵也和伍杨一样忙碌着.葛兰和中欧基金的十几位员工共同发起了募捐，公司全体员工筹到260万，他们周围的朋友又捐了近40万。“李文亮医生的去世，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我做医疗基金，知道医生的不容易，我也认识很多医生朋友，从全国各地去驰援.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和考虑，我们就想直接以最简单的形式捐款。 而蝶亿时尚集团创始，人、总裁王陵则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帮忙对接资源，转发信息，建立“武汉湖北妇联海外后援群”。“群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洛杉矶华美银行私人银行总裁Agnes也积极将海外爱心人士捐赠物资不断对接给湖北妇联主席，并且提供了跨境电商海外采购资源和南航免费货运资源，帮助了很多捐赠企业在海外采购医用物资和运输到国内。”她们筹集的款项与物资，也许在某一天来到伍杨的手上，通过志愿者联盟的货车派送转运出去。
王陵说：“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心变得很柔软。尤其看到武汉发生的那些悲伤无助的故事，我会流泪，觉得每个做母亲的都会在这个时候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为那些遭遇不幸的母亲和孩子们，也更愿意努力为自己孩子的未来创造一个温暖的世界。”
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她们”，而是竭尽所能的战疫力量，哪怕只是“做点什么”。疫情惊扰了我们的生活，却无法阻挡人们找到自己的节奏继续走下去。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不同色彩的生命在其中生长、壮大，一如既往。
“只有一瓶红酒，也是一种盛大”
除了捐款、募集物资这些一线支援，将整个疫情记錄下来，为这段历史留下见证和警示，则是另外一种贡献。
年三十晚上，封城的第二天，羚羊被困在装修未完I的房子中。她用有限的食材给自己做了几个简单的菜，开开一瓶红酒，准备认真地过一个新年。“哪怕我什么都没有，但凡我还有一瓶我自己比较喜欢喝的红酒，就觉得是一种盛大。它是内心的一种东西，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它不需要展示给别人，因为仪式是对自己内心、对自己生命的那种礼赞。”
这间位于常青花园社区的公寓在羚羊到厦门经营客栈的八年中一直空置着。去年11月，她开始着手装修.工人们在小年时已经回家，她每日来做一些收尾工作，准备春节入住。关于疫情她此前有所警觉，早早戴上口罩，也在1月初就拒绝了外地友人的一切来访。只是封城来得猝不及防。旧屋与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火车站几乎紧挨着，物资短缺和附近小区确诊人数的上升加深了她的担忧，她决定收拾起几件行李， 步行三公里到东西湖区的女儿家暂住。
这是一间空屋，一切仍然是临时的。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每天定时与母亲通三次电话，羚羊开始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封城日记。仅从照片上看来，她的封城生活似乎富足而惬意，甚至有时岁月静好：搭配合理、色香俱全的一日三餐，新绿洋溢的露台，还有阳光、书籍和三只猫咪。图片的配文里透着不安、忧虑等复杂情绪，她给自己做了炖汤、土豆烧鸡、紫米饭甚至烤蛋挞。其实羚羊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食欲，但她努力弓引起自己想吃的欲望，尽力满足身体的一切需要，给自己打气。“它是一个生命的象征，因为我每天看到有那么多人的病痛倒下死去，这种对比你知道吗？健康的活着简直太幸运了。活着你;才想吃，我要活着。”她楼下的住户刚刚确诊不久，小区里确诊15人、疑似40人，而这还是十天前的数据，此前的社区已经沦陷。每日更博不仅是为了报平安，更是一种纾解和守望。她在评论里仔细地和同在武汉的人分享在生鲜APP上抢购的经验，询问者在求助的评论里发来“大哭”的表情，似乎终于在网上找到救命秘笈。
羚羊从事了几十年的出版发行，在本地小有名气。零几年左右，她渐渐离开曾经主流的生活，走向“八千里路云和月”，开始发起徒步旅，行，“藏羚羊”这个名字正是是去西藏时起的。她把行迹写成系列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坚持更新了13年。她也打算把这次疫情与自己的生活连接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一个见证。
在自己的家，羚羊执意突破常规，保留了一扇红窗。“新的一年要更‘冷’与‘酷’一些，要更自由地做选择，坚持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羚羊决定在疫情结束之后，要回到那扇红色窗下拍一张新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