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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讨论消费问题在当前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更有其重要意义。近些年,中国消费增长较快,但投资增长得更快。以今年1—5月为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9%,出口下降21.8%。2001—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6%,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1%,出口额年均增长24.4%。正是由于投资增速明显快于消费的增速,导致投资率持续提高,而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投资与消费失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由于投资过大,生产能力增长过快,国内消费不足,便加大出口。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外需急剧下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一、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
消费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扩大消费有利于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投资的目的也在于扩大消费,因此,处理好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阶段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要看到,由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直接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78至2008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到43.5%。消费率从62.1%下降到48.6%。特别是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迅速。2000—2008年,投资率累计上升了8.2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则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虽然日本、韩国等国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当时的水平,持续的时间也明显长于这两个国家。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有较大的消费空间。但如果生产的增长不能与扩大居民消费同步,生产的目的和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二、促进消费应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主要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居民消费是消费的主体。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稳定,而居民消费占比下降幅度较大,因此,要促进消费应着力扩大居民消费。1978—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至35.3%,政府消费率虽也有一定波动,但基本维持在13—15%左右。从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最新数据,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4%,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0%,中低收入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为41%。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直接限制了国内市场规模,影响内部需求增长。
三、分配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发展阶段、消费能力、消费环境、消费意愿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环节。分配是消费的前提,分配决定了各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则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5年,我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9.5%下降到59.4%,累计下降了10.1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以后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占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提高了7.2个百分点。根据推算,2006、2007年仍然延续了这一趋势。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而企业所得、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相比,直接用于最终消费的较少,从而推高了投资率,制约了消费率。
四、居民收入差距直接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由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比重较高,但是缺乏消费意愿,广大中低收入者虽具有消费意愿但缺乏消费能力,必然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3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城乡、地区、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对居民消费倾向不无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由最高时的0.93和0.89下降到2008年的0.71和0.77。2008年,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89和0.78,远高于高收入户0.64的消费倾向。从城乡来看,2008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高6个百分点,但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0%左右。可见,中国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非常广阔的,但由于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城乡居民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五、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居民收入比重偏低,既造成我国消费率偏低,也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因此有必要对国民收入结构进行调整,使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这也是扩大消费、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长久之策。当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来逐步解决,重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积极扩大就业,增加广大劳动者获取收入的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充分利用这一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持中小企业。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调发展。
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这又与城乡二元化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在工业化的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要继续加大支农惠农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工资决定制度。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推算,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构成中的比重达65%左右。应进一步加强对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四是健全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扶低帮困机制。
五是加强财政税收制度的再分配调节作用。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等改革,增强税收的再分配调节功能。
一、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
消费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扩大消费有利于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投资的目的也在于扩大消费,因此,处理好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阶段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要看到,由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直接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78至2008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到43.5%。消费率从62.1%下降到48.6%。特别是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迅速。2000—2008年,投资率累计上升了8.2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则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虽然日本、韩国等国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当时的水平,持续的时间也明显长于这两个国家。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有较大的消费空间。但如果生产的增长不能与扩大居民消费同步,生产的目的和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二、促进消费应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主要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居民消费是消费的主体。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稳定,而居民消费占比下降幅度较大,因此,要促进消费应着力扩大居民消费。1978—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至35.3%,政府消费率虽也有一定波动,但基本维持在13—15%左右。从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最新数据,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4%,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0%,中低收入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为41%。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直接限制了国内市场规模,影响内部需求增长。
三、分配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发展阶段、消费能力、消费环境、消费意愿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环节。分配是消费的前提,分配决定了各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则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5年,我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9.5%下降到59.4%,累计下降了10.1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以后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占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提高了7.2个百分点。根据推算,2006、2007年仍然延续了这一趋势。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而企业所得、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相比,直接用于最终消费的较少,从而推高了投资率,制约了消费率。
四、居民收入差距直接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由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比重较高,但是缺乏消费意愿,广大中低收入者虽具有消费意愿但缺乏消费能力,必然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3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城乡、地区、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对居民消费倾向不无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由最高时的0.93和0.89下降到2008年的0.71和0.77。2008年,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89和0.78,远高于高收入户0.64的消费倾向。从城乡来看,2008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高6个百分点,但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0%左右。可见,中国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非常广阔的,但由于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城乡居民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五、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居民收入比重偏低,既造成我国消费率偏低,也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因此有必要对国民收入结构进行调整,使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这也是扩大消费、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长久之策。当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来逐步解决,重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积极扩大就业,增加广大劳动者获取收入的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充分利用这一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持中小企业。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调发展。
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这又与城乡二元化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在工业化的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要继续加大支农惠农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工资决定制度。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推算,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构成中的比重达65%左右。应进一步加强对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四是健全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扶低帮困机制。
五是加强财政税收制度的再分配调节作用。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等改革,增强税收的再分配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