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鹿易吉，不是路易吉

　　白发白须的塞拉菲尼在我对面坐下来：“Hello， I’m Luigi.”他举起手指作犄角状，摆在脑门上晃：“Lu， a deer.”
　　通常，意大利名Luigi被翻译为路易吉，但鹿易吉·塞拉菲尼（Luigi Serafini）不愿意。他跟中国出版商强调，一定要印“鹿”，而不是“路”。我问为什么，他笑得狡黠：“你看我更像鹿，还是更像路？”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什么时候知道，在遥远的中国，这两个字义的区别。就像他记不清楚，他什么时候知道了8和6是中国人的幸运数字。他的脑瓜里，总是塞满了细碎的有趣东西。
　　被问到过去66年里他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把答案给了面前堆着的大书《塞拉菲尼抄本》。

　　1976年9月的一天，27岁的年轻设计师塞拉菲尼，在罗马圣安德列德拉弗雷特路30号破旧的顶楼，开始绘制他无人能懂的百科全书。他还不知道这本书将会被称为“世界十大神秘天书”之首。绘制的感觉来得“突然而不由自主”，许多年后他解释：“对我来说它成了必需品，我必须去做这件事。”他感到自己恍恍惚惚，卷入其中，根本停不下来，除非完成它。直到现在，他依然以这种方式工作，哪怕是做工业设计，他也并不着重于规划。他说：“事实上，我不是在工作，我只是在放空自己，想法自会跟着需要而实现。”
　　绘制《塞拉菲尼抄本》的过程持续了近三年，塞拉菲尼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杜绝了社交，整天坐在两扇窗之间的桌子前描绘着他的幻想世界。惟一陪伴他的是一只白猫。他一连三天在罗马街头遇见它，便把它带回了家。白猫常爬在他的肩膀上，蜷着呼呼入睡，尾巴垂到他胸前，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有时还会随着梦境动弹一下。许多年后，他仍会想起这只白猫，在文章里调侃“白猫才是抄本的真正作者，而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抄写员”。
　　1981年，《塞拉菲尼抄本》在威尼斯首次出版，限量4000套，每套分两卷。第一卷关于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畸胎学、化学、物理学和机械学），第二卷关于人文科学（解剖学、人种学、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烹饪、游戏、时尚和建筑等）。这开启了神秘世界的大门，塞拉菲尼有了来自全世界的拥趸。三十多年间，《塞拉菲尼抄本》共出版了6次，授权给7种语言。现在，在AbeBooks、eBay等可交易旧书的网站上，初版的《塞拉菲尼抄本》价格高达4000-8000美元。
　　塞拉菲尼回答问题的风格天马行空，基本很少正面回答。难得一次，他直接提到了“金钱”。他说：“如今艺术家这个词包含了很重的金钱暗示，好像你的作品开始卖到了百万欧元，你才被认为是一个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艺术’这个词感觉不是很好，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诗人，这个词还没被金钱层层包围。”

秋千哲学

　　塞拉菲尼迷恋变形，迷恋不同事物间交集的部分。正如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给《塞拉菲尼抄本》的评论里所说：“像奥维德和他的《变形记》一样，塞拉菲尼相信，在所有存在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的关联性。”
　　塞拉菲尼记得童年时在伯父的图书馆里翻到的东方游记中，有一只植物上长出的小羊，这让他着迷。他现在还可以随手画出它来。《塞拉菲尼抄本》里：指甲的末端是钢笔头;双腿安在一对轮子上;树木从土中拔出根来逃跑，游泳去新的地方;鞋带是一条小蛇，会咬人一口;一片森林的幼苗从人的脑袋上冒出，顺着双腿蜿蜒，掌心被草原覆盖;最著名的一组图是，一对情侣在床垫上做爱，渐渐地合成了一只鳄鱼。
　　他在随身带的小笔记本上写下“秋千”两个汉字，这是他刚刚学会的汉字。他说：“这是我的哲学。”2008年，塞拉菲尼在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的小城参加艺术会议，两国交界处有墙相隔。他在墙边建了一架秋千，白红相间的框架上顶着《塞拉菲尼抄本》里出现的小人儿。两块秋千坐板上，一块印着瑞士国旗，一块印着意大利国旗。“荡到这边就是瑞士，荡到那边就是意大利。这是我的哲学。每一个领域之间都会有一些交集。”塞拉菲尼说。

　　他喜爱的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秋千，因为“鹿的角每年都会掉落，再生长。虽然是动物，但感觉像植物一样。鹿就相当于植物和动物间的秋千”。
　　中文版的《塞拉菲尼抄本》被要求在意大利本土印刷，再运往中国。塞拉菲尼说，这不是因为担心印刷质量，而是他喜欢那种荡秋千一样的交流感觉。意大利印刷的书登上大船，去往北京，“漂洋过海，鱼一样，来到中国，像丝绸之路。这个是纸张之路。”他甚至想到了太平洋中间的那个垃圾岛，比整个德克萨斯州都大，来自全世界的垃圾经过洋流聚集在那里。“这些书可能会从这些垃圾中经过，多有意思。”塞拉菲尼翻开抄本，指着其中一页，上面画着戴面罩的鱼：“鱼可能这样才能活下来，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原来，他的天马行空里不仅有幻想的世界，还有一点现实的担忧。
　　塞拉菲尼并不愿意详细谈论，抄本成书后的三十多年里，他还做了些什么。实际上，他做展览，做实验室，为著名的照明品牌设计灯具，为著名的芭蕾舞者设计舞台和戏装，他还参与制作了著名导演费里尼的最后一部电影《月吟》。他不愿评论，除了《塞拉菲尼抄本》外，他生活中的哪一部分更为有趣，因为他喜欢所有，“要说哪一个最有意思的话，很不公平。”

孩子们在教我们读这本书

　　6月，来到北京，塞拉菲尼牵挂着要去的地方是利玛窦墓。但到那却遇上铁栅围绕、铁门紧闭。突然，草丛里走出一只白猫，就像三十多年前罗马街头的那只白猫。塞拉菲尼开心地跑过去和白猫打招呼，他喜欢这样的巧遇。没多久，一行人遇上墓地看管人，又是巧合。看管人拿出钥匙，带大家进入墓地，讲解墓碑上每一个图腾的意味，讲述利玛窦在中国的故事。
　　塞拉菲尼喜欢讲述巧合和偶然。比如《塞拉菲尼抄本》的首版出版商弗朗哥·马里亚·里奇（Franco Maria Ricci）是利玛窦的后人，而塞拉菲尼的故乡就在离利马窦出生地马切拉塔很近的地方。再比如，《塞拉菲尼抄本》的中国出版商韩志生于1976年10月，正是塞拉菲尼开始绘制抄本的时候。而韩志的父亲，正与塞拉菲尼同龄。
　　塞拉菲尼还喜欢提起弗朗哥·马里亚·里奇的迷宫。这位意大利著名的出版商退休后，花十几年时间在帕尔马自己的家族故地建造了一座由12万棵竹子组成的八角星形迷宫，今年刚刚完成。迷宫占地近7万平方米，里面还包含着一座里奇家族图书馆，除了各种奇异藏品，还收藏里奇出版过的所有图书。塞拉菲尼在中国几次讲起这个故事，讲起竹子作为东方元素，讲起这像他作品的来源：“像一棵树，一株植物，突然就盛开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植物一样，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土地当中去，回到我们的背景当中去。”
　　他罩着普通T恤和外套，面料柔软，有些起皱。初看简单，细看却有小奥秘。T恤领角和胸口印着《塞拉菲尼抄本》里的独特符号。天色暗下来，它们就开始绿莹莹发光。原来，这些衣服是相恋11年的女朋友每年找同一个裁缝定制的特别礼物。
　　塞拉菲尼最常被问到，他写下的那些符号是什么意义。甚至有语言学家专门研究它们。出版很多年后，保加利亚的语言学家宣布，破解了《塞拉菲尼抄本》里的数字系统。塞拉菲尼笑着说：“数字当时是有意义的，但我写完后就忘记了，语言学家破解后，我才想起来那些规则。其他文字是没有意义的，靠感觉写下。”
　　听说塞拉菲尼到了中国，话剧导演孟京辉专门赶来参加活动，就为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孟京辉太喜欢《塞拉菲尼抄本》，小心翼翼献宝贝般，拿给9岁的儿子看。儿子一看，平淡地说很好。“对小朋友来说，这很正常，他觉得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大人来说，这个酷，这个不一样，有一些晕眩的东西。”
　　讨论会上，一位老师询问塞拉菲尼：“那些图案小朋友很喜欢，但那些文字，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他们解释。我不想错过每一页的信息。我应该怎么去给小孩子们讲述那几篇文字呢？”塞拉菲尼回答：“你应该让孩子们自己当老师，而不是你去教他们。我觉得倾听这些孩子的理解是最好的理解这些文字的机会。这些孩子知道如何去理解，如何去想象，某种程度上，是孩子们在教我们读这本书。所以这次让孩子们承担他们的责任吧！”
　　抄本的最后一页，所有文字四散逃逸，脱离纸张，化成堆在墙角的尘埃，写字的手骨散落其中。似乎调子一下悲凉起来。但塞拉菲尼解释：“其实并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些小昆虫，蹦来蹦去的，象征着新的生命循环又开始了。”